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

中医学发源于先秦，其学术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到春秋时代，对疾病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了，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为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黄帝内经》的问世。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它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该书以医学为中心，并结合天文、历法、气象、物候、数学、生物、地理和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医学科学综合到一起进行整体地、统一地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预防等内容，使长期积累的医药知识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建立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药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

《难经》，又名《黄帝八十一难经》，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重要古典医籍，相传系秦越人（扁鹊）所著，成书于汉之前。该书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病证、治疗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有关脉法理论具有创造性，从某些方面补充了《黄帝内经》之不足，成为后世指导临床实践的理论基础。

西汉时期，中国医药学有着显著的进步和发展。公元3世纪左右，东汉著名医学家张机，字仲景（公元150—219年）在《内经》《难经》等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后人将《伤寒杂病论》重新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中《伤寒论》主要以六经辨证方法，论治外感疾病；《金匮要略》则主要以脏腑辨证方法，论治内伤杂病；从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法则，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药物学的知识有了新的积累和发展，《神农本草经》集东汉以前药物学研究之大成，是我国现存最早药物学专著。该书收载药物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和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提出了单行、相须、相使、相恶、相畏、相反、相杀“七情和合”的药物配伍理论，奠定了中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因而，《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被誉为中医学的“四大经典”著作。

在《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历代医家均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药理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金元四大家就是典型的代表。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力倡“六气皆从火化”之说，用药多主寒凉，被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传河间之学，认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主张“邪去则正安”，治当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称之为“攻下派”。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内伤学说，治疗重在升补脾阳，被称之为“补土派”。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治病应滋阴降火为主，被称之为“养阴派”。总之，刘、张、李、朱四家之说不同，各有创见，在理论和治疗上各有独到之处，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到了明清时代，温病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传染病学的高度发展。吴有性著《温疫论》，叶桂口述《温热论》，吴瑭著《温病条辨》，王士雄著《温热经纬》等，明确地提出了“戾气”致病的新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温病学在因证脉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说对完善中医学理论体系，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此外，清代医学家王清任，著《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发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论，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代由于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大量传入我国，从而促进了中西汇通和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技术研究中医药。在中西医汇通方面，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极力倡导中西医学相结合。

中国医药学，就是这样经过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步地形成了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

哲学是人们对世界（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任何一门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必然地要接受哲学思想的支配。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毫无例外地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始终贯穿着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

中医学认为生命是物质的，生命是物质的运动，是人体脏腑机能活动的综合。精气是构成人体的原始物质。“人之生也，必合阴阳之气，媾父母之精，两精相抟，形神乃成。”（《类经》）说明父母之精相合，“以母为基，以父为楯”（《灵枢·天年》），形成胚胎，产生了形与神皆俱的人体。

形与神的关系，实际上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中医学吸取了古代唯物主义的思想精华，结合临床实践，正确地分析了形体和精神的关系。它一方面指出“精者身之本也”（《素问·金匮真言论》），肯定物质的“精气”是生命的根本，是第一性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平人绝谷》），明确指出精神是由物质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人的意识、思维、情志等精神活动，并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东西，而是客观事物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再经过头脑加工的产物。形乃神之宅，神乃形之主。有形体才有生命，有生命才产生精神活动和具体的生理功能。而人的形体又须依靠摄取自然界一定的物质才能生存，所以说“血气者，人之神”（《素问·八正神明论》）。神的物质基础是气血，气血又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而人体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以及气血的营运，又必须受神的主宰，这种“形与神”二者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关系。无神则形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附，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中医学理论中的形神统一观，是养生防病，延年益寿，以及诊断治疗的重要理论根据。

中医学对疾病的发生，不但从自然界去寻找致病根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机体内部去寻找致病根源，说明病理变化，从而对生命、疾病和健康的内在联系作出了唯物主义说明。它认为病邪侵犯人体，首先破坏阴阳的协调平衡，使阴阳失调而发病。但发病的关键在于人体正气的强弱，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刺法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同时，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为主的思想。

中医学理论不仅包含着唯物论观点，而且还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它贯穿于中医学的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各个方面。

中医学认为，阴阳是自然界运动发展的根本规律，生命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高度发展，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生命的本质就是机体内部“阳化气”与“阴成形”的对立统一，以及机体与周围环境的矛盾统一。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就是人体的阴阳对立双方，在不断地矛盾运动中取得统一的过程。整个自然界、整个人体，都是永恒运动着的。其运动形式为升、降、出、入。故曰“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六微旨大论》）。人体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在动态的相对平衡之中，显示出人体生命过程的生、长、壮、老、已的各个阶段来。

中医生理学的辩证观认为，人体生命活动虽以五脏为中心，但脏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气血津液等生命活动的物质与脏腑生理功能，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之间都是辩证的统一。

中医病理学的辩证观认为，邪气伤人，非常则变，既注意内因，又不排斥外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调内因在发病学中重要意义。五脏相通，病变互传，移皆有次，注重病理学的整体联系。

中医诊断学的辩证观认为，疾病的发生，是机体各系统脏腑器官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平衡协调、对立统一的生命过程遭到破坏的结果。因此，在诊断疾病时，不是把人体疾病孤立起来就病论病，而是将疾病的形成、发展、变化与人体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当作是一个整体来考察。主张明天道地理，识社会人事，通过事物的相互关系来诊察疾病，认识疾病的本质，从而作出正确的诊断。

中医防治学的辩证观认为，疾病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因而强调既病防变，未病先防，主张扶正祛邪，调整阴阳；根据普遍联系的观点，因时因地制宜，注意个体差异而因人施治。治疗上强调“异病同治”“同病异治”，整体与局部并重，外治与内治结合统一。证变治亦变，承认疾病的阶段性和治病的灵活性，故辨证论治则是辩证法思想在诊断和治疗上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