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跨文化传播的启示
根据“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了人的思维,也就决定了人对于客观世界的看法与信念,进而决定了文化的面貌。因此我们在研究跨文化传播时,可以从语言符号视角切入——当跨文化传播现象从语言现象的角度来考虑时,许多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正是由于汉语本身并不特别注重对时空概念的准确把握,所以中国文化也就相应的比较缺乏明确的时空观念。而由于典型的欧洲语言本身比较注重对时空概念的准确把握,所以欧洲文化也就相应的比较富有明确的时空观念。一句话,正因为语言有差异,所以,两种文化的时空观念——即如何思考和认知时空、如何对时空采取行动——就有差异。
从诗经的语言翻译角度说明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在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应用,如果脱离文学的领域,上升到更为抽象的社会文化层面,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启示。
一方面,因为汉语本身并不特别注重对时空概念的准确把握,所以中国人的思维从古至今便不由自主地带着某种“恍恍惚惚”的气质。正如一位新闻学学者曾断言的那样,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就是直观思维。[6]这种思维方式重直观经验,轻理论论证,看问题重整体,轻细节,不求甚解。
另一方面,因为典型的欧洲语言本身比较注重对时空概念的准确把握,所以欧洲人的思维便比较精确、刻板,从而也带有某种审视乃至控制的意味。在此无妨举一例,柏拉图不是提到过“哲学王”的概念吗?在他看来,哲学家的使命在于统治一个城邦:
苏格拉底:……在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之前,无论城邦还是公民个人都不能终止邪恶,我们用理想想象出来的制度也不能实现……[7]
与柏拉图几乎同时代的孔子,则对这样的生活表示由衷赞同: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8]
不难看到,孔子称赞的生活状态或曰人生境界不仅仅是哲学的境界,更是艺术的境界。而之所以如此,便回到了我们讨论的起点,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去时空感的、以艺术功能与美学功能为主的、不偏重对所观察客体进行准确描摹进而也就不以控制客体为目的的语言。如此的语言结构,方才造就了如此的思维方式与如此的文化类型。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推动着本民族的精神与文化活动,一方面又在某些方面限制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发展。正如恩格斯对自己的母语——德语的客观评价:
德语在日常生活中很笨拙,而在处理最困难的论题时却非常灵活——这是德国人在多数领域中都有了不起的代表人物,而德国人的大量产品却异常低劣的部分原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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