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这一现状的外因分析

三、形成这一现状的外因分析

跨国公司来到中国以后,多少都会遇到因资本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地理环境、社会意识、企业管理制度和商业习惯等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的问题。中国和日本地理上接近,人种相似,历史、文化上关系密切,社会、文化和国民特性又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整体上的许多共同特征,使得中国人看日本人或日本人看中国人带有“连带性思考”的特点,从而妨碍了双方之间更深一步的了解,而其实,中日两国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

(一)政治因素

中日两国政府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以及与之连带的能源问题、围绕台湾地区的日美安保强化问题等诸多事项上具有分歧,其中的关键性环节就是历史问题。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历史认识问题;二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三是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问题);四是历史根源问题。人们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主要指历史认识问题。

在历史问题上,以新生代政治家为核心的政治家保守派,与学术保守派、媒体保守派、原军人保守派、右翼团体、企业利益集团等势力形成右翼保守势力,共同推动日本社会思潮向否认侵略战争历史、推卸战争责任的方向发展^[14]。在这股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影响下,日本首相虽然口头上表示深刻的反省和道歉,但在行动上却频频出现问题,严重刺激和伤害了中国公众的感情,直接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两国间摩擦不断、关系冷却,为中国公众客观评价日资企业的声誉埋下了隐患。而这一特殊的心理情结是日资企业在其母国进行传播时不会遭遇到的一个现实问题。

(二)经济因素

近代以前,中日关系的格局一直是中国强日本弱。甲午战争使日本人意识到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中国,从此开始蔑视中国,把目光投向西方,近代的中日关系是日强中弱。新中国成立使中国重新崛起有了可能,而改革开放正在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近10多年来,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1:10缩小到近1:3^[15]。中国的高速发展是日本所始料不及的,它在精神心理上给日本人以不小的冲击。尤其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日本经济却长期处于低迷之中。这种反差更加强了日本的危机感,为保守势力的抬头创造了土壤。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东亚的中心,自视为泱泱“天朝大邦”,周围国家都被认为是“蛮夷之地”。中国的再次日益强大也使得中国公众的民族自信心逐渐增强,甚至带来一部分人自负心理的膨胀。经济实力的变化对社会心理造成的影响也在无形中加强了日资企业所面临的舆论压力。

(三)文化因素

中国和日本虽然同属于东亚文化圈,但两国的地理条件存在着天壤之别。一个国家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对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自然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及社会发展基础。

作为一个被大海四面包围的国家,如果本土被侵略或者发生内部争斗,岛上的居民都无法逃走,只有坚持“和”,才能避免灭亡的命运,因此日本的文化核心是“和”。再加上日本99%为大和民族,文化同质性高。在“以和为贵”的思维前提下,日本人在表达感情和传递信息方面,喜爱含蓄、间接、隐晦的方式,说话留有余地,剩下的部分就是要让对方自己去体会说话者未表达出来的意见和想法,以避免因语言过于直白而给对方产生“强加于人”或“勉为其难”的感觉。

中国的国土总面积达到960万平方公里,约是日本的25倍,人口13亿,约是日本的10倍,汉族占到全国人口的94%。在这片广阔的国土上,不仅各地的气候、地理条件相差很大,而且即使同是汉族,南方与北方,城市与农村的人之间在语言、价值观、生活习惯、经济状况和思考方式等各个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中国除了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除了由汉民族统治的朝代以外,还有蒙古族统治下的元朝和满族统治下的清朝,因此中国文化是兼容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形态的典型性代表。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广阔的疆域使得中国人善于同各种各样具有异质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所以中国人在判断事物时喜欢清晰、简洁的表现,人际交往中也倾向于直来直去,不太喜欢绕圈子,自我表现性较强。

另外,日本人的集体主义以非血缘关系缔结方式为主,呈纵式结构,具有强烈的等级秩序意识。为了维护集团中的和谐关系,在集团中日本人一般态度和善、服从上级、善于与别人配合,团结性和协调性都很高,并强调对个人情感的克制,在他人面前不表现属于个人的喜怒哀乐,也不喜与人争论,不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从而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沟通方式,即把“本意”(本音)和“原则”(建前)明确分离。

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以血缘关系缔结方式为主,更强调横向联系,受到个人所属的家庭、出身地等因素影响强烈,并将老乡、同学、熟人、朋友等关系泛亲属化,以形成一个由家人、亲戚、熟人、朋友等构成的相互信赖、相互依赖的“拟亲属网络”,习惯把自己和所谓的“自家人”视为一体,以区别于自家人以外的其他团体和陌生人。这个网络共享很多资源,人与人之间不喜欢有距离,不喜欢“说得太清爽”,因为这样显得不够“义气”,自己有困难时可以无条件地依赖对方,对方也可以无条件地依赖自己。

总之,这种界限不同的人际关系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他人的心理距离比日本人要小。“中国人讲话,喜欢讲理论、讲主张,日本人不大适应。”^[16]而日本人间接、含蓄的表达方式在一般中国人眼里也显得缺乏坦白、直率和鲜明;其对情感流露的高度克制也令中国人觉得日本人高深莫测、狡猾、老谋深算和居高临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