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历史轨迹

第一节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历史轨迹

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过程基本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崛起的准备阶段、加速阶段和冲刺阶段。竞技体育崛起过程是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累积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准备阶段可以理解为一般的发展过程；加速阶段可以理解为自身实力迅速增长，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差距缩小的过程；冲刺阶段可理解为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争霸，并对世界竞技体育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过程。

一、准备阶段（1949—1978年）

在政治学上，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得到国际社会对其主权的广泛承认，那么它无论如何都无法进入崛起阶段。在国际竞技体育舞台上，中国如果不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就无法使中国竞技体育与世界竞技体育进行直接的碰撞与对抗，也就无法彰显中国的竞技体育实力。因此，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恢复，可以看做是国际体育界对中国竞技体育经过几十年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与综合实力的肯定。至此，中国才借助奥林匹克这个全球最大的竞技体育舞台与世界各国进行竞争，并不断取得辉煌成绩。因此，可以将1979年看做中国竞技体育进入加速阶段的起点，1979年以前则可以看做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准备阶段。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准备阶段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初建基业（1949—1956年）

1951年起，中国逐步建立起了一批中小型体育场馆，并对原来一些简陋的体育场馆进行了改造，在短短的几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一些可供竞技比赛和群体活动的场地，保证了竞技体育发展的需要。1954年中国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部级国家体育行政机关。该机构的成立，将中国竞技体育纳入全面的一体化管理体制之中。从此，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在国家体委的领导下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辖的地县一级政府也设立了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它们主要负责本行政区域有关的体育工作。国家体委成立以后，中国又迅速建立了许多单项体育协会组织。如中国乒乓球协会、中国举重协会、中国射击协会等。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建立的同时，在人民军队体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又借鉴了苏联等国的模式，逐渐建立起了新中国的竞技体育体制，即主要是由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和省级、国家级常设运动队构成的训练体制和以全国运动会为核心的竞赛体制。1956年，国家体委公布了《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他们是国家优秀运动员的主要人才资源培养和储备基地。^[1]

在一系列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在党和国家各级政府的关怀下，广大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励精图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群策群力，同心同德，开创了中国竞技体育新局面。1956年1月11日，国家体委公布了1955年的102项全国纪录，其中78项是在1955年创造的，18项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其他年份创造的，只有6项是解放以前创造的。^[2]

2.曲折前进（1957—1976年）

1956年以后的十年间，中国开始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竞技体育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迎来了中国竞技体育的春天。1959年，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荣国团荣获男子单打冠军，这是在乒乓球运动，也是中国体育史上获得的第一个世界冠军。^[3]1960年，中国登山健儿取道北峰，克服艰难险阻，成功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紧接着，1961年，中国乒乓健儿在第26届世乒赛上获得三项世界冠军，从此开始称霸体坛，长盛不衰。然而，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一些教练员和运动员受到不公正对待，使得竞技体育的发展受到极大影响。而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助长了体育的浮夸风，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极不利于运动训练，竞技体育发展曲折。1961年12月5日至12日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指出，体育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为经济基础所决定，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必须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不能超越生产所许可的限度，必须依据人民生产和生活情况不断加以调整。^[4]1962年，遵循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竞技体育采取了缩短战线、确保重点的工作路线转移，适当收缩了竞技体育的规模，减少了竞赛活动，把工作重点放在运动训练上，并且将优秀运动员集中，为竞技体育未来的发展积蓄了力量。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调整，随着中国国民经济逐渐好转，国家体委加强了竞技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和训练技术、方法的革新，竞技体育进入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的高潮。在第2届全运会上，有24名选手10次打破9项世界纪录，331名运动员496次打破130项全国纪录，有数以千计的选手打破各省市纪录。^[5]然而，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良好局面刚开始不久，就遭遇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空前的历史浩劫给中国体育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使刚刚恢复的中国竞技体育遭到严重摧残。1968年，“5・12”命令全盘否定了17年来体育事业取得的成就，诋毁国家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6]。“四人帮”打着“批修”的幌子，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统统污蔑为“修正主义货色”加以废止。尽管当时在广大体育工作者奋发努力下，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1970年倪志钦以2.29米的成绩打破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但总的说来，1965年以来出现的体育蓬勃发展的局面被扼杀了，体育事业一度处于停滞状态，竞技体育跌入低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竞技体育经过拨乱反正，对国家体委的领导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选派了一批业务水平高和能力强的人充实到领导集体中。同时，县级以上各级体委重新建立或健全，全国体育总会、地方分会和单项运动协会等社会体育组织，也自上而下地得到迅速恢复。在此基础上，国家体委开始恢复、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各类体育比赛活动迅速恢复。从1977年到1978年底短短两年的时间中，运动成绩和竞赛水平很快走出低谷，开始回升。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间中国共获得10个世界冠军，而1977到1978年两年间中国就获得了8个世界冠军，由此可见一斑。

二、加速阶段（1979—1992年）

搭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中国竞技体育一扫“文革”阴霾，开始加速发展，不断取得卓越成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体委于1979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工会议，会议认为，必须及时、果断地从过去集中抓政治运动转到抓体育业务工作上来，转到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上来，实现体育工作重点的转移，把注意力集中放在高速度发展体育事业上。1980年初，全国体工会议在总结了30年来体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在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将加速提高中国运动技术的整体水平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从1980年开始，按照以上指导思想，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和竞赛进行了前面的调整。首先，是按照有利于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原则，对运动项目的布局进行了调整。根据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和金牌分布，将当时技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在国内受到群众的广泛爱好和国际影响较大的乒乓球、羽毛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举重、足篮排球、射击、射箭、速度滑冰共13个项目列为全国重点项目。其次，按照“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原则，调整全运会设项。第三，为了增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后劲，从1980年开始，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对优秀运动队、业余体校和学校运动队按照一、二、三线运动队进行了调整，逐渐建立和健全了按比例发展、层层衔接的训练网络。第四，强调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办体育，减轻体委的压力和负担。从1980年开始，体委加强了同教育、卫生、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解放军等部门的分工合作，切实发挥全国体总及单项运动协会和基层体育协会等群众体育社团的积极作用，使竞技体育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支撑点和动力。^[7]

经过以上一系列调整，中国竞技技术水平迅速从“文革”的低谷中走了出来，步入快速腾飞的道路。1979年第四届全运会上，共有5人5次破5项世界纪录，2人3次破3项世界青年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36对203人376次破102项全国纪录。^[8]同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至此，中国竞技体育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竞争。1982年，中国选手在第9届亚洲运动会上，获得61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总数与奖牌总数第一的佳绩，中国竞技体育从此成为亚洲强国。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取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的骄人成绩，金牌总数名列第4位。其中，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本届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实现了中国自1932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金牌“零”的突破，也奏响了中国体育冲击世界高峰的序曲。中国体育迅速完成了由“冲出亚洲”到“走向世界”的历史性跨越。其水平上升之快、成绩提高之多，让世界瞠目，让国人振奋。

1988年的汉城（现称首尔）奥运会，中国共获得5枚金牌、11枚银牌和12枚铜牌。“从总体看，这次比赛的结果还是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竞技运动的实力。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充分肯定中国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所做的一切努力。”^[9]并且，中央鼓励“体育战线同心同德，再接再厉，加紧建设体育强国的步伐，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10]。汉城（现称首尔）奥运会的成绩，使得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总结汉城奥运会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在中央领导对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所付出的努力进行肯定的情形下，中国健儿奋力拼搏，在1992年的第25届奥运会上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6枚铜牌的佳绩，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4位。同时，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在游泳、田径两个项目上实现了奥运史上金牌“零”的突破。外电称，“中国以其在奥运会上的成绩给世界一个震惊”，“中国体育的黄金时代开始了”。^[11]

三、冲刺阶段（1993年—）

1993年，在总结20世纪80年代体育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着眼于体育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加速新旧体制的转轨进程，国家体委制定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中国体育改革的总目标与总任务，明确提出了进行体育社会化改革，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1994年和1997年国家体委分两次改革了内部机构，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建立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初步形成了体委宏观管理，运动项目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实施专项管理的新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由此，为中国竞技体育在已有基础上实现快速腾飞注入了强大动力。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共获得奖牌50枚，有2人4次创4项世界纪录，3人6次创6项奥运会纪录，6人13次创12项亚洲纪录。“在规模日益庞大、强手如云、竞争激烈、奖牌分流和困难较多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均位列奥运奖牌榜第4位，证明中国竞技体育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12]进入新世纪，中国竞技体育继续高歌猛奏，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历史成绩。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共夺得金牌28枚，银牌16枚，铜牌15枚，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名列第三。这是中国首次名列奥运金牌榜前三名，进入奥运会金牌第一集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13]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全民振奋。2002年2月，在美国盐湖城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杨扬夺取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的冠军，之后她又在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比赛中再夺金牌。中国运动员终于实现了冬季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这届冬奥会成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4]，也是中国奥运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继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的辉煌成绩之后，中国体育战线进一步总结竞技体育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针对中国在奥运会比赛夺金点上趋于饱和的现状，提出了“119”项目发展构想，即加大力度发展水上项目与田径项目。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健儿不负众望，“119”工程取得初步成效，夺得水上项目皮划艇金牌1枚，刘翔勇夺110米栏金牌，实现了中国竞技体育新的历史性突破。学者田麦久认为，雅典奥运会的竞技结果表明，在国际竞技体育格局中，中国已经是第一集团当之无愧的重要成员了。^[15]2004年9月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雅典奥运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时表示：中国体育健儿在雅典奥运会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优异成绩，实现了中国竞技体育在历史上新的突破。^[16]中国已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列，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在世界竞技体育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