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国际国内环境

第三节　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国际国内环境

“体育从它成熟和形成的那时起，就是相对独立的人类文化形态，有它独特的带有规定性的内涵和本质，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轨迹，从而与其他文化形态和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相区别。但体育的存在与发展也绝非是孤立的……它必然要受到相应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其他文化形态、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的影响、渗透和制约。”^[27]作为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竞技体育的诞生与发展也并非处于“真空”之中。它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密切联系，受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制约。总而言之，竞技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竞技体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与社会大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发生各种各样的有机联系。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过程，同样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以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与作用，它们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外部保障条件。

一、国际环境

1.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由“冷战”走向和平，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彻底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敌视、孤立、颠覆的政策，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给新生的中国带来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苏联结盟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威胁。然而1954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以“体育与政治无关”为借口，搞起了“两个中国”的把戏，甚至称台湾过去“不属于中国”。在国际体育界反华势力的纵容下，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陆续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接纳了台湾的体育组织，允许它们占据中国的合法席位。为了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中国奥委会在提出抗议无效后，1958年8月19日，全国体总和有关单项体育运动协会发表了《关于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28]。中国被迫关起门来发展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发展缓慢，技术水平不高。

历史前进的车轮终究不是以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的意志为转移的。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出现了美、日、欧三足鼎立的局面。欧洲共同体的建立，西欧联合自强趋势的加强，法国戴高乐主义的提出，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出笼，以及日本在推行“经济外交”的同时要求在对外关系方面有更多的自主权利，如此等等，都表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政治关系日益分化，再也不是铁板一块。从总体上来讲，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形势是苏攻美守。为了扭转同苏联争霸的不利局面，美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利益伙伴，对抗来自西欧，特别是前苏联的压力。1969年苏军挑起珍宝岛武装冲突，向中国边境增兵百万，威胁中国的安全。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由20世纪50年代“一边倒”的方针转向相互对峙。中国为了抵抗苏联的压力，也需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出于双方利益的考虑，“小球终于转动了地球”，中美关系开始恢复正常。由此，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由东西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开始走向和平。“乒乓外交”开启了竞技体育其他项目与外界隔断了五年之久的大门，中国的国际体育交往开始恢复。1972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开始恢复，随着外部国际政治环境进一步缓解，中国竞技体育开始了新时期快速的发展过程。从1970年前后中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超创世界纪录可见一斑（见表7）。

表7　1969—1973年中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超创世界纪录一览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558.

世界格局由“冷战”走向和平，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崛起提供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政治环境的转变，为中国不久之后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竞技体育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竞技体育被“孤立”的局面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的改善而终结，中国重返国际体坛。1973年11月，中国在亚联理事会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在1974年第7届亚运会期间，亚洲各单项运动协会先后承认了中国各运动协会的合法席位。^[29]从此，中国全面走上了亚洲体坛，并开始了“冲出亚洲”的辉煌历史。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初登国际体坛的中国选手的成绩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一系列的活动却开创了中国体育的新局面，为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30]

2.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恢复加速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进程

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恢复，使得中国登上国际体坛，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各国广泛交流，彻底摆脱了孤立、隔离的局面，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崛起创造了条件。

“文革”结束后，运动技术水平落后已成为体育事业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多数项目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有的达不到奥运会的报名标准，有的还冲不出亚洲。^[31]而参加1980年夏季奥运会又迫在眉睫，因此，1980年的全国体工会议在肯定了1979年确定的省一级以上体委继续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部署，并提出了力争“在80年代根本改变中国运动技术水平的落后状况，使中国体育在全世界大放异彩”^[32]。按照这样的思路，从1980年开始，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经过了较大范围的调整与部署。这主要体现在：按照有利于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的原则，对运动项目的布局进行了调整，确立了一些全国重点项目；常设国家队；根据“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原则，调整了全运会设项，从第5届全运会开始，基本按照奥运会的项目要求设项；为增强竞技体育发展后劲，还对优秀运动队、业余体校和学校运动队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基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为保证国家能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抓提高，强调动员社会力量办体育，减轻体委的压力和负担。经过以上调整，保证了竞技体育在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中有一定的超前性，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开始全面复苏，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至今天中国竞技体育水平的持续大幅度提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恢复，使得中国重返国际竞技体育舞台，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大大激发了中国发展竞技体育的信心与热情。重返国际舞台带来的巨大历史机遇，促使了中国对体育工作进行巨大战略调整，侧重抓提高，才由此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也正因此，中国竞技体育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冠军。特别是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金牌总数列第四位，开创了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崭新时代，为祖国赢得了巨大荣誉。

3.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大发展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崛起注入强大动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奥林匹克运动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把世界上不同肤色、种族、信仰、语言、贫富的人们都吸引了进来。奥运会是世界竞技体育的典型代表，尽管《奥林匹克宪章》中明确指出，奥运会是运动员之间的比赛，不是国家间的比赛，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体系中，脱离于民族性和游离于国家政府管辖之外的个人，是无法存在的。人们更多地把运动员之间的竞争看成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不可避免地与其国家和民族的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民族与国家的象征意义，在奥运会上取得较好成绩就被赋予了较强的政治色彩。基于此，许多国家都对在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异常重视。而奥运会项目的特点，如时间、距离、高度、速度、重量、准确性及通过评分、胜负、输赢这样的直接方式来判别一个民族的优劣，这种民族价值的认同在和平年代大概除了竞技体育之外找不出第二种文化现象可以替代。^[33]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重返国际舞台之际，借助于奥林匹克的国际赛场，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破除“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鼓舞全国人民勇攀高峰。

全面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在奥运会上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发扬中华体育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维护民族凝聚力，是中国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强大动力之一。可以说，没有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大发展，中国竞技体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历史成绩。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大发展，促进了体育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各种先进的运动技术，因为电视转播开始逐渐被中国运动员熟悉和掌握；各种高科技体育器材以及医疗器械，陆续被购买进来，用于运动训练和康复医疗；各类优秀的体育教练员开始来到中国，为中国竞技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种先进的管理经验、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开始引进来，用于中国竞技运动训练实践。所有这一切，都对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崛起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二、国内环境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发展为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崛起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

体育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是体育发展的基础，经济状况对体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制约和促进体育的发展。”^[34]一个国家竞技运动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政治、文化、教育和体育等活动的基础。体育的产生与发展是以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基础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体育运动发展的水平和规模，取决于经济发展能为体育运动提供多少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35]“高水平竞技运动的发展，牵涉的因素众多，而经济实力无疑是其中最基本的一个。国家对竞技运动的支持，首先是经济力量的支持，而究竟能支持到何种程度，也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经济实力水平。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际高水平竞技运动的竞争，实际上是各国经济实力的竞争。”^[3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与中国社会同步发展。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国运盛、体育兴”，体育与祖国母亲的命运休戚相关，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作后盾，中国竞技体育就有了无穷的腾飞之力。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经济非常落后，当时国家财政没有经费支出，没有专门的体育队伍，全国体育场地近4900个。1953年全国体育事业经费不足1000万元，专门体育队伍不足2000人。1957—1976年经过20年的经济徘徊，也未能改变贫困的局面，国家财政支出的体育事业费始终停留在人均一毛钱的水平。^[3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与不断深入，中国经济平稳、飞速发展，1980—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的体育事业经费约60亿元。到2000年，全国体育场馆已超过62万个，体育专门队伍已达数十万人。^[38]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落后的经济制约了竞技运动，中国长期与世界冠军无缘。自1959年中国运动员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算起，到2004年底，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中，中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1798个，创造世界纪录1119次。^[39]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使得国家能够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发展竞技体育，从而使竞技体育的规模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可以说，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崛起，除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及广大教练员、运动员的顽强拼搏与不懈努力之外，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提供重要的经济基础。

2.社会政治稳定是中国竞技体育快速崛起的基本前提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在动乱中实现，必须以稳定为前提。以稳定为前提来治理国家是中国四代领导人的一贯思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不断改革和创新的过程，改革不仅会带来发展和利益，也会带来震动、错位和痛苦，这时候社会特别需要稳定。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备前提。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竞技体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屹立于世界竞技体坛，成为世界竞技体坛一颗耀眼、璀璨的明星。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使新中国开始的竞技体育良好局面遭受严重挫折；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浩劫，也给中国竞技体育带来巨大灾难，竞技运动技术水平陷入低谷。在“文革”初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一套竞技体育的管理制度被废止，整个训练和竞赛体系完全崩溃，各级专业运动队大多数被解散。直到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和干扰，中国竞技体育仍未能从总体上摆脱瘫痪半瘫痪的状况。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政治恢复稳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始了新的征程，竞技体育也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不断取得优异成绩。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获得9个世界冠军，而1979年一年，中国就获得了12个世界冠军。^[40]“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竞技体育技术水平的鲜明对比，充分表明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利于统一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能够真正形成“全国一盘棋”，做到“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运动训练刚从“文革”的破坏中开始恢复，各种体育资源极其有限，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就不可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优先发展竞技体育，竞技运动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与突破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社会政治稳定，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在此社会背景下，中国竞技体育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不断实现历史性突破。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第一次进入夏季奥运会金牌榜前3名；2001年，中国获得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2002年，中国实现了冬季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第一次赶超俄罗斯，位列金牌榜第2名，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对比“文化大革命”前后，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国竞技体育不断取得的巨大历史成绩，可以发现，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是中国竞技体育短时间内走出“文革”迫害，迅速崛起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

【注释】

[1]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52.

[2]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82.

[3]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5：354.

[4]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114.

[5]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510.

[6]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5：361.

[7]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69—273.

[8]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516.

[9]张彩珍.论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8：16.

[10]张彩珍.论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8：17.

[11]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445.

[12]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9：447.

[13]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8：407.

[14]任海.奥林匹克运动读本［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409.

[15]田麦久.国际竞技体育格局的“雅典重组”与中国竞技体育的科学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31（2）：1－7.

[16]胡锦涛高度评价中国雅典奥运健儿的优异表现［ER/OL］.http://www.chinanews.com.cn.2004-09-02.

[17]转引自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4.

[18]谷世权.中国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341.

[19]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11.

[20]冯文彬.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在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上的报告，新体育（创刊号）：8.

[21]熊晓正.中国体育.北京出版社，1995：87.转引自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11.

[22]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13.

[23]孙有中.国家形象的内涵及其功能［J］.国际论坛，2002（3）.

[24]周园.奥运报道和国家形象塑造［J］.青年记者，2007（7）.

[25]梁晓龙.当代中国体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之二——当代中国体育的基本理论和体育发展的基本经验［J］.体育文化导刊，2003（5）：5－9.

[26]梁晓龙.当代中国体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之二——当代中国体育的基本理论和体育发展的基本经验［J］.体育文化导刊，2003（5）：5－9.

[27]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192.

[28]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22－225.

[29]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47.

[30]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49.

[31]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270.

[32]国家体委.《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具体问题的请求报告》［R］.《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9－1981）：141.

[33]陈培德，凌平.举国体制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J］.体育文化导刊，2003（3）：6－9.

[34]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204.

[35]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204.

[36]高凤山，张占军，刘建中，等.战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与高水平竞技运动的发展——简论中国体育发展战略［J］.体育科学，1991（4）：7.

[37]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205.

[38]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205.

[39]刘鹏.在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的讲话［R］.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2005-02-07.

[40]伍绍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