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创意指数的比较研究

4.1　国内外创意指数的比较研究

4.1.1　创意指数的内涵

在经济学和统计分析中，指数是一种表明社会经济现象变动程度的动态相对数，主要用于测定不能直接相加或不能直接对比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综合变动程度，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变动中各种因素变动的影响程度，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变化发展的趋势。

知识经济和全球创意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经济评价指标，以综合衡量国家或地区创意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传统的衡量经济环境和发展的工具，如国民生产总值、年经济增长、外汇储备、失业率等已不能揭示目前创意经济发展所依赖的驱动力——知识﹑信息和创意等无形资产。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致力于分析创意经济的内涵及运行机制，创意经济的要素构成和决定创意竞争力的因素等，研究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综合性和可比性的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更好地评估各城市及地区的创意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创意经济的发展。

而创意指数是衡量创意产业竞争力的一种指数，用以度量一个国家、区域或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决定创意产业增长的各种影响因素，评估创意产业的竞争力水平，并用于比较与邻近国家、区域或城市的文化创意活力。相比单纯的指数，利用创意指数可提供创意产业正确、科学的发展导向，突出创意产业的整合性和独特性特征，以动态发展视角和可测量、可量化比较的操作特征对一个国家、区域或城市的创意水平进行科学评估。

目前较成熟的创意指数有：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和教科文组织的《针对文化和发展的全球性报告：建立文化数据和指数》（1997年）；贝克（Baeker）的《地区文化发展的衡量和指数》（2002年）；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及他与艾琳・泰内格莉（Irene Tinagli）合著的《创意时代的欧洲》（European the Creative Age）等。其中，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和泰内格莉（Irene Tinagli）构建的“欧洲创意指数”（ECI）被国际尤其是亚洲国家普遍接受。香港和上海也推出了各自的创意指数，成为亚洲和国内的首创。

4.1.2　国外对创意指数的研究

1.理查德・佛罗里达的“3Ts”评价指数

2003年，美国卡耐基大学教授、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对美国的城市进行了创意评估与排名的研究，提出了美国创意评估体系的架构，即所谓的“3Ts”理论，以此来反映美国城市的创新能力。3Ts模型对经济发展的评估是通过一整套指数具体实现的，这些指数反映了高科技产业和创意阶层在地区的相对集中度，体现了地区的开放性和多样性。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技术指数包含了创新指数和高科技指数两项。创新指数选择了人均申请专利数作为衡量的标准；而高科技指数对地区与高科技相关产业的规模和集中度进行衡量，如软件业、电子业、生物医学产品和工程服务。

第二，人才指数是参照一个地区拥有学士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来反映创意产业人力资源情况，包括从事与创意产业相关工作的人口数量。

第三，包容性指数是根据综合多样化指数，并参照同性恋指数、波希米亚指数和人口混杂指数而提出的。同性恋指数（Gay Index）是通过同性恋人口作为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依据；波希米亚指数（Bohemia Index）是指从事艺术创作的相对人口，作为该地区艺术财富创造者规模的直接依据；人口混杂指数是统计一个地区内外来人口的比重，反映了该地区对外来人员及移民的开放度。

佛罗里达运用“3Ts”理论，依据平权原则，对美国的城市进行了评估与排名的研究，前四名分别是旧金山、奥斯丁、圣地亚哥和波士顿。在研究中，他揭示了创意经济的崛起和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变化使1950—2000年美国社会发生的转型，指出一些地区创意阶层区域性集中的现象。他认为，创意阶层可能成为经济优胜者，促进高端就业和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增强区域竞争优势。研究表明，在美国有创造力的人喜欢住在技术（Technology）、人的才能（Talent）和包容性（Tolerance）三个指标排名很高的城市。

2.欧洲创意指数和全球创意指数

2004年，Florida与Irene Tinagli合作，将3Ts框架应用于欧洲，在《创意时代的欧洲》一书中对欧洲14个国家的创意经济发展要素与美国的情况做了比较，最后Florida在报告中对3Ts指标体系进行修订，建立了欧洲创意指数（European Creativity Index，简称ECI），包括欧洲人才指数、欧洲技术指数、欧洲宽容度指数，其中欧洲宽容度指数的衡量基于Michgan大学的Ronald Inglehart组织的“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1995—1998年，65个国家的数据）的价值观和态度的结果。在欧洲创意指数的研究基础上，Florida和Tinagli又建立了全球创意指数（GlobalCreativityIndex，简称GCI），包括人才指数、技术指数和宽容度指数。该指数体系测算了45个国家包括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主要的亚洲国家如中国及印度的创意指数。欧洲创意指数和全球创意指数共同点在于都是基于Florida的3Ts构建的指数。这两个指数都包括欧洲人才指数、欧洲科技指数和欧洲包容指数三部分。如表4-1所示。

表4-1　欧洲/全球创意指数

资料来源：Richard Florida，Irene Tinagli，2001。

Florida和Tinagli通过比较美国与14个欧洲国家的创意关系，得出结论：瑞典是最有创意的国家，美国第二。欧洲创意指数的评估是在美国创意城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尽管采取的指标不尽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是一致的，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吸引、保留和发展创意人才的能力。

作为一项开创性的工程，欧洲创意指数无疑对研究创意生产力、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动态关系贡献巨大，对全球创意比较研究也有着指导作用和深远意义。但不容置疑的是，“欧洲创意指数”的指标体系在中国的运用存在适用性的问题，因为“欧洲创意指数”是建立在美国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之下，美国的创意产业主要是依托其高度发达的版权产业，这与我国规定以及各地正在实践的创意产业内涵有着显著的差异；其次，有些二级指标等细化指标明显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如衡量“包容性（Tolerance）”的“综合多样性指数”，就选择了同性恋指数，这在目前的中国是无法被接受的。

3.Charles Landry《创意城市》中的创意指标

Landry可以说是当代“创意城市”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其代表性著作《创意城市：都市创新的工具书》一书是关于创意城市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之一。Landry（2000）认为，创意城市的基础是建立在下列七大因素上：（1）人员品质；（2）意志与领导素质；（3）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4）组织文化；（5）地方认同；（6）都市空间与设施；（7）网络动力关系。他提出了城市活力与生命力两个重要概念。城市活力是城市天然的力量和源泉；生命力指的是长期的自足、永续性、适应能力和自我再生。

他认为创意城市的活力与生命力，可以根据九项指标来进行评估：关键大众、多样性、接触性、安全和保障、身份认同与差异、革新、联盟和综效、竞争力和组织能力，在此研究基础上，他提出了城市创新资源构成矩阵。它由硬件和软件两大类组成，并且每一类，他都采用客观指标或者主观描述的方法来介绍。

4.1.3　国内对创意指数的研究

1.香港创意指数研究

2004年，香港特区政府委托香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为香港创意指数设计框架，用以评估香港的创意产业竞争力，并比较香港与邻近区域如珠江三角洲和亚洲主要城市的创意活力，有关成果于2005年以《香港创意指数研究》为题发表。香港创意指数被称为“5C模型”，“5C”代表5种要素，即创意的成果、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其中，后四种资本形式是创意增长的决定因素，它们相互作用的累积效应则表现为“创意的成果”。该模型具体内容如下：

（1）创意的成果指数：创意产出不仅仅是以业绩指标（如GDP增值、贸易额等）来衡量的经济效益，还在老百姓之间产生了可以彼此分享和传达的创意成果。创意成果有“经济贡献”、“经济领域的创意活动”和“非经济收益”等指标。在该框架中所选择的指标涵盖了以下广泛的领域：一是创意产业的经济贡献；二是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规模；三是创意产业的交易额；四是中小型企业的企业精神；五是电子商务的经济贡献；六是商业领域的创造能力；七是与专利申请相关的创新活动；八是创意部门和文化艺术领域的创新活动（非经济指标）。

（2）结构或制度资本指数：结构或制度资本指数是指社会从事创意活动所需的基础设施和制度条件，它不仅为创意活动提供背景条件，也决定着其他资本形式的使用和分配环境。该指数界定了六种社会条件，即“法律制度”、“言论自由”、“国际上对于文化发展的投入”、“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基础建设”、“社会和文化基础架构”和“企业精神和金融结构”。

（3）人力资本指数：把文化发展和研究支出、发展和研究人员数量以及高学历人口数量作为表现社区创意投资和人力资本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此外，指数还另外增加了一些指标以反映“人力资本”的多个层面。其中之一是参加“终生学习”的工作人口的数量。这个指标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尺度来衡量工作人口为持续发展技能所进行的投资，同时还设置了一系列关于人口流动的指标，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较高的人口流动性会促进文化交流、技能和知识的传播以及新概念的普及，有助于涌出更多更好的创意成果。

（4）社会资本指数：社会资本是指包含特定地方人群的社会网络。香港创意指数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形式等方面来衡量香港人的价值和规范，尤其收集、建立了以下几方面的数据和指数：一是概括性信任（Generalized Trust）；二是制度性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三是互惠意识；四是功效意识；五是合作；六是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七是对新观念的支持度；八是自我表达；九是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包括志愿者工作、参与社会活动的障碍、俱乐部和组织成员以及社会人际接触强度等。这些结果不仅对建立具有香港特色的宽容指数有帮助，而且能够反映香港和国际竞争对手之间的情况。

（5）文化资本指数：香港创意指数的研究也利用了“文化资本”来反映更为具体的创意活动、日常文化以及艺术和创意的具体特点。该指数首先通过衡量文化领域中的公共支出和企业捐赠来检测公共部门、企业支持艺术和文化发展的资源；其次，因为目前尚无法掌握个人可处置的艺术和文化收入的情况，香港创意指数使用“家庭在选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领域的支出”作为替代品，来反映社区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投资；而对于文化规范和价值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创意的态度以及对艺术、艺术教育和人权保护方面的重视程度。

香港创意指数不仅涵盖整个产业链以评估创意产业的经济贡献度，而且摒弃将创意产业视为一般产业的传统观念，设置了如法律制度、社会价值与规范、文化参与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基础与公众利益的指标，为其他国家或地区尤其亚洲创意产业的测评提供了一个较为科学全面的参考体系。

2.上海创意指数研究

上海市创意经济中心于2006年7月，借鉴美国、欧洲及香港创意指数的成功经验和创意产业发展的特点，根据《上海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确定的创意产业内涵与分类，利用《上海统计年鉴》中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内地首次建立了城市创意指数。其特点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指数框架结构上借鉴香港创意指数框架结构的核心理念，采用了类似香港5C创意指数模型的结构，使上海创意指数更具有国际化的价值。二是在统计指标上选取了影响上海创意产业发展因素作为评价指标。三是数据来源上取自政府统计部门，确保了数据的正确性，从而保证了上海创意指数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上海创意指数不仅可以准确地动态反映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进程和不足，也能较好地实现上海创意指数与香港创意指数的比较。

上海创意指数的框架包含五个部分：一是产业规模。包括创意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市的增加值的百分比和人均GDP两个指标。二是科技研发。共有6项指标，主要有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每10万人发明专利数、每10万人专利申请量等。三是文化环境。包括9项指标，分别有公共图书馆每百万人拥有数、人均报纸数量、人均期刊数量、举办国际会展项目数量等。四是人力资源。由七项指标组成，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高等学校在学、因私入境人数、外省市来沪旅游人数等。五是社会环境。由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安全指数、每千人国际互联网用户、宽带接入用户数等九项指标组成。

上海创意指数的各项权重由如下方法决定：对影响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五大因素，即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和社会环境，根据各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权重，结果产业规模指数为30％，科技研发指数为20％，文化环境指数为20％，人力资源指数为15％，社会环境指数为15％。对每项因素中所包括的多个具体指标，按照具体指标的个数平均分配权重。

3.北京文化创意指数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2006年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创意产业分类标准》，在此基础上研究建立了北京创意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和北京文化创意指数，分别由文化创意贡献指数、文化创意成果指数、文化创意环境指数、文化创意投入指数、文化创意人才指数五个部分构成。

文化创意贡献指数反映创意产业的经济社会贡献和发展规模。2005—2007年，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均达到10％以上，创意产业已发展成为北京市经济的重要支柱；从社会贡献来看，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市从业人员的比重由2004年8.8％提高到2007年的10.9％。创意产业不仅是首都经济增长的亮点，而且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文化创意成果指数反映北京市取得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创意成果，主要体现城市的创新能力。

文化创意环境指数反映产业发展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2005—2007年文化创意环境指数稳步提高，主要反映在信息化建设速度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升级，网民占全市人口的比重由2004年的26.9％增加到2007年的45.1％。文化服务环境进一步优化，市民在文化消费、文化体验方面参与度提高。

文化创意投入指数反映企业研发投入和政府在科学、教育方面的投入情况。2007年，北京文化创意投入指数比2005年提高了1.4倍，在五大类指数中增幅最高，北京市创意产业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型特征。

文化创意人才指数反映从事创意产业的大学及以上学历、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和科研人才拥有情况以及高等教育中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情况。

4.1.4　典型创意指数的特点分析

目前较成熟的3Ts指数、欧洲创意指数、香港创意指数、上海创意指数四大代表性创意指数应用于城市、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在其体系结构上有着明显的“传承与创新并举”的特点。

1.城市层面：上海创意指数

上海创意指数以香港创意指数为主要原型，只是在具体的“5C”要素表述上略有不同。第一，在总体系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对个别要素进行适当调整，如将“结构制度”归入“社会环境”要素中，把“科技研发”作为一项单独要素，以凸显创新能力考量的重要性。第二，在指标选取方面，尽量设置能充分反映上海特点的具体指标，如增设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数、举办国际展览会项目等。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能够适用香港创意指数的体系框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同根性，即拥有相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这也正是香港创意指数建立的基于亚洲视角的创意产业思维的价值体现，可为我国或亚洲其他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绩效的评估提供指导和借鉴。

2.区域层面：香港创意指数

由于香港与欧美文化的差异，香港创意指数无法直接照搬3Ts与欧洲创意指数，在汲取两者精华（如创意阶层数量、人力资本以及研发支出等指标）的基础上，参考众多具有国际前沿性创意标准的衡量基准，如城市竞争力指数，又综合香港特区产业、经济、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实际，创造性地融入了本土特色，最终改良形成自己的“5C模型”。

3.国家层面：3Ts创意指数与欧洲创意指数

源于相似的文化背景，欧洲创意指数基本沿用3Ts创意指数的体系框架，且秉承共同的研究宗旨，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关键在于其吸引、保留和发展创意人才的能力。但欧美在经济与社会环境方面毕竟存在着现实差异以及相关数据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欧洲创意指数在具体指标内容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把人们对新事物、新概念的态度、价值观等“软性”指标囊括进来。

4.1.5　典型创意指数的综合比较

通过对上述几大典型创意指数的内容及测评方法的进一步研究，表4-2从一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权重和数据标准化三个方面对几大典型创意指数进行了比较，并发现具有以下四方面特性。

1.从指标选取看，各有所长又各显局限性

通过对典型创意指数的一级指标的归纳，不难发现，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技术和文化，而这三要素就是Florida的3Ts理论的构成。

无论是3Ts指数、欧洲和香港创意指数，还是上海和北京创意指数，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研制者对创意产业“核心价值”的不同理解。比较而言，3Ts和欧洲创意指数更重视“人的因素”，其指标建构的用意在于利用数据去呈现一地区是否具备良好的环境氛围以促进创意阶级的成长；香港创意指数更强调“产业本身及资本因素”，从各个不同层面阐释其“5C”组成要素，以分别反映出不同资本形式和创意产量的现状与动态变化；上海创意指数更关注城市的“产业规模和环境因素”，认为创造力不断随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文化环境、人力资源以及社会环境的价值、观念、习惯和架构演变，并被规范。

表4-2　典型创意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陈颖、龚雪、高长春：《全球创意指数的比较与分析》，《软科学》2010年第12期。

相对优点，各创意指数同时存在不足。3Ts指数和欧洲创意指数研究的样本是以欧美发达国家或地区为基础的，而这些国家大都已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大都比发展中国家水平高，如果生搬硬套这些标准和指数，不但从统计数据可获取性来看比较困难，而且并不能够真实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

Florida对城市生活多样性的认识具有局限性。在构成多样性指标时，Florida用了同性恋人口比例，波西米亚比例，和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这其中，他特别强调了同性恋人口比例。同性恋人口比例的偏高，是有些城市对不同的性倾向人群给予接受，对外来者持宽容态度的标志。但是，Florida自己也承认，这样计算出来的多样性排除了其他一些弱势团体，比如说贫困的黑人人口。在多样性指标居上位的城市，几乎都是黑人人口较少的城市。由此来看，Florida的所谓的地区的多样性是新自由主义的多样性。

“香港创意指数”尽管设置了创意供给、需求、分配等各环节指标，但相互之间却缺乏有效衔接与有机联动因缺乏本地数据，现有的结构制度资本指数中没有包含知识产权的量度指标，不利于长远谋划，少数指标难以量化，可操作性不强。

“上海创意指数”以定量指标为主，缺少描述性的定性指标，难以表现创意产业或其产品的非量化特征没有充分调动“人的因素”，缺少对创意产业从业人员的量度社会环境指数的相关指标偏向“硬性”，关于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软性”考量几乎没有。

2.从指标权重看，各有不同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掌握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外计算创意指数的通用方法是权值法。一般来说，一级指标是根据各因素对创意产业影响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而二级指标则普遍采用平均分配法，除欧洲创意指数外。具体来说，3Ts指数、欧洲创意指数和香港创意指数采用了等权重的方式进行计算，而上海城市创意指数和北京文化创意指数对一级指标采取非等权重的方式分配比例。相关资料显示，北京文化创意指数中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采取国际通用的德尔菲法，由有关专家共同研究确定，具体数值未知。上海城市创意指数中则明确产业规模指数占30％，科技研发指数占20％，文化环境指数占20％，人力资源指数占15％，社会环境指数占15％。尽管这些创意指数在计算过程中都采用了主观赋权法，但相对而言，上海城市创意指数和北京文化创意指数更明确了一级指标的重要性差异。

3.从比较角度看，静动态考量差异

欧洲创意指数立足静态评比，如果放到一定的时间段内看各个指数的增长情况，即透过专利数、研发支出、创意阶层等的增长率，得出“欧洲创意趋势指数”。通过“欧洲创意指数”与“欧洲创意趋势指数”对比，可进一步得到欧洲各国创意发展的未来趋势图。

与欧洲创意指数的静态比较不同，“香港创意指数”将年创意指数的参考值设为100，1999—2004的数据用作标示局部或整体创意指数的增长模式；“上海创意指数”也把2004年作为基准年，由此展现每年创意产业的动态变化，如2005年上海创意指数为109.1，较2004年增幅达9.1％，其中科技研发指数增幅最大，成为拉动上海创意增长的主要力量。

简言之，如何设计一个科学、动态又具地区发展性的创意指数，显得更为重要和先进性。

4.从数据处理方法角度看，各有不同

通常情况下，创意指数体系包含量纲不同的指标，为了综合评价量纲不同的数据，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标准化（规范化）以使不同指标具有可比性。基于3Ts理论的创意指数计算过程中，Florida都通过线性转换法将各个国家的态度指数、价值观指数和自我表现指数转化到0～15标度。各个指标上表现最好的国家获得15分，其他国家的得分则根据其相对优劣而确定。规范化后的数据可以通过加权法进行综合评价，以获得各个国家的宽容度指数，其标度为0～1。而上海城市创意指数和北京文化创意指数的计算是依据基准年指标的数值进行纵向比较，确定各个分指数，然后进行加权。比如以2004年为基准年，2005—2007年上海的城市创意指数（定基指数）分别为109.1、119.27、137.48；2005—2007年北京文化创意指数分别为104.54、132.87和14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