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创意指数的总体框架和指标体系构建

宁波创意指数的总体框架和指标体系构建_创意产业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以宁波为例

4.2　宁波创意指数的总体框架和指标体系构建

4.2.1　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

指标的选取是创意指数建立的基础，也是决定其优劣的关键环节。要建构一个系统化、逻辑清晰、结构严谨的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引导性原则

科学性要求既要在理论上有根据、实践上又切实可行，即需要依据创意产业理论、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统计学理论等，对创意产业的要素构成和运行机制进行正确的认识，以保证所设计的指标涵义明确、口径统一、测算方式标准、统计方法规范，充分反映创意产业的内涵和目标的实现程度。

指标评价的目的不是简单评定优劣，而是引导被评价对象向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发展。因此，指标设计时应从不同的层面对创意资源、机制、环境、产出等概念加以阐释和细分，让人们清楚地了解杭州市创意产业建设的程度、所处阶段、与其他城市的差距等状况，以及未来的目标。

2.动态发展性原则

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财富的创造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也非短期活动所能一蹴而就。因此，指标的选取既要从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出发，保持相对稳定，又要根据新的国内外形势与环境的变化以及创意产业的发展趋势，做出相应的调整，力求每一指标都能反映创意产业发展的本质特征、时代特点和未来取向。

3.产业特征性原则

为避免主次不分、掩盖主要矛盾，应结合创意产业的特性和宁波文化、社会、政策制度、行业、民生特质等实际情况，选取最为关键的典型指标，避免选入意义相近、重复、关联性过强或具有导出关系的指标，力求突出宁波创意产业成长的根本动力及其对宁波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发展贡献和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要考虑尽可能设置凸显宁波特质的指标，展现宁波独特的文化创意魅力。

4.操作可比性原则

操作可比性原则体现为“层次性”和“量化性”。“层次性”是指指标主体层次要鲜明，各有侧重、又相互映衬。这就要求指标体系不仅应逐层细化，下一级指标尽可能完整表达上一级的涵义，而且每一级指标本身也应具备良好的层次结构，越基层的越具体，越高层的综合性越强。

“量化性”则意味着指标体系既能适用于产业发展不同时期的纵向比较，又能与国内外其他相关城市进行横向比较。因此，在指标选取时需注意：（1）考虑引进更多的国际指数；（2）尽量多采用相对指标，少采用绝对指标；（3）对于某些无法直接精确度量的指标（如居民友好度等），尽可能通过适当的层级或程度进行划分，转变成可被量化的指标。

4.2.2　宁波创意指数构建的理论模型

在梳理国内外相关创意指数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宁波的实际情况加以整合和调整，建立宁波文化创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模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该模型由若干独立的组分构成，各组分共同组成一个整体，组分与组分之间以及组分与整体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形成思路如下。

1.结合我国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

目前，创意产业在我国城市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国内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青岛、杭州、深圳等都围绕着各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并就建设创意园区形成了政策驱动的产业集聚发展的态势。我们有必要选取相应的指标对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作出反应，因此，“整体创新能力”构成理论模型的一个组分。

2.综合国内外的共同研究成果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影响创意产业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出现了很多的重叠和相似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替换。例如，国内外研究中都强调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对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尽管具体的名称存在差异，但还是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社会资本在影响创意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本文采用“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模型的一个组分。

3.借鉴香港的研究成果

在香港创意指数中，结构/制度、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本这些决定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累积效应是以创意成果或产出为表现形式的，这是香港创意指数的一个特色。作者认为，创意成果是创意产业的产出形式，可直接反映创意产业的发展，该因素不但重要而且必不可少，本文吸收了香港创意指数的这一优点，以“创意成果/产出”作为模型的组分之一，并且将其作为衡量宁波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组分。其他的两个组分通过对创意成果这一核心组分的影响，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创意产业的发展。在创意成果这一核心组分的作用下，该模型的各独立组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组成宁波创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模型，如图4-1所示。

图4-1　宁波创意指数理论模型

4.2.3　宁波文化创意指数指标体系构建

1.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的三大内涵

构建科学规范的城市创意指数指标体系，根本目的在于客观评价各个区域城市的创意经济竞争力。而创意产业竞争力既有与一般产业诸如制造业、种植业等相同的共性，也有自身作用于社会凝聚力、国家创新力、国际影响等的巨大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性。因此，根据宁波创意产业发展的特点，把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概括为三大能力：

（1）整体创新能力，即创意产业在创意产品内容、产品外在形式及技术手段，包括企业组织结构、营销推广模式等方面的整体创新能力。由于在整个创意产业价值生成系统中，创意产业的核心价值是具有原创性的产品内容，而产品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创意是影响社会公众的价值观，赢得社会公众认可，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根本要素，也是决定着创意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内涵。与其他知识含量低的行业相比，创意产业更依赖于内在的创新能力。因此，可以说整体创新能力是城市创意经济竞争力最核心的能力，至于衡量整体创新能力水平可通过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经济资本等相关指标得以体现。

（2）可持续发展能力，即创意产业与周边相关人文、社会、自然生态环境或资源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从创意产业价值生成系统中可以看出，创意产业并不是一个自我维持、独立运转的封闭系统，相反其需要不断获得周边人文资源、自然资源、智力资源、技术、资金等的支持。因此，创意产业的发展不宜过多消耗甚至破坏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而应通过智力资源等这些软件要素的不断投入和优化整合，推动创意产业扩大再生产，实现价值最大化。至于可持续发展能力水平可通过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等相关指标来衡量。

（3）创意输出能力，创意的经济产出（如GDP增值、贸易额、就业人数等）代表了创意经济的增长及其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而非经济产出（如专利申请量等）表现创意活动的一般前景、生命力和活跃性。这两个方面共同描绘了社会创造力所达到的程度。

2.宁波创意产业评价指标分解

围绕着上述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的三大核心能力，选择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并考虑到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评价的原则，结合前文各专家和国际机构关于城市创意指数评价体系的研究成果，来构建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的测评指标，通过剔除一些不必要的指标和定性指标，合并一些重复的指标，以及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指数的层次指标体系，如表4-3所示。其中经济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制度资本和创意成果/产出7个二级指标构成了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指数指标体系的七大板块，6个资本的融合和相互作用促成了创意成果/产出的产生，是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要素。

表4-3　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1）经济资本。作为一种高端产业形态，只有当城市的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方能孕育出创意产业。该类指标主要反映城市创意产业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基础，以及创意产业集聚状况。此外，创意产品的消费是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带动因素，创意产品的对外贸易则从国际竞争力角度反映了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

（2）技术资本。技术资本是创意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成长性要素。创意产业的活力主要体现在产品研发创新方面，而弱势的创意产业往往是由于创新活力的缺失，进而进入到模仿跟随的境地。因此，创意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应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能力、资源汇聚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最核心的是该区域城市技术进步贡献率、获得发明专利的数量。

（3）人力资本。创意产生于人的思维过程中，人才是创意不竭的源泉。人本经济学家舒尔茨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在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源是最大的驱动因素；Jacobs认为城市培育和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创新型人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王志成等提出，城市经济在人才教育水平、科技人才比例、管理人才比例等方面所具备的水准决定了创意产业的发展空间大小。人力资本是创意产业整体创新能力的基础。由于发展创意产业不仅需要资本、自然资源等硬性资源，也需要城市所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大众消费者等，因此发展创意产业所需的产业资源，不仅可选择自然资源的存量和一些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度指标来反映，还应考虑该地区技术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居民的教育水平等等。

（4）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前提。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结果，是产业结构的主动性调整和升级，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则有赖于城市社会环境健全和群众文化水平提升。厉无畏指出，世界发达国家创意经济之所以兴盛，与其拥有强大的“创意性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reativity）作为支撑不无关系。信任、互惠意识、信息化和社会网络间的合作都有助于形成集体福利意识、加强社会表达意识和增强社会参与性，同时帮助私人或集体创意的发展。Florida也指出，创意阶层拥有高收入，强调工作的灵活性与生活的安定性，对于城市生活的舒适和便利程度要求都高于其他阶层。

（5）文化资本。文化是创意的基础，因此文化资源是创意的天然资源。创意中的文化资源，既包括传统文化资源，也包括商业文化资源。传统文化资源为创意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商业文化资源反映在企业文化中，可用商标予以集中体现。创意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为最重要资源，个人思想与社会文化状况之间合理的互动产生创意。根据胡晓鹏的观点，按照创意性质和文化应用的区别可以把创意产业分为两个大类，即通过赋予历史文化某种新的内涵从而给予产品或服务以艺术想象力的消费性创意产业；以及探索适合本土文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创新或企业经济体制、管理模式应用创新的生产性创意产业。正因为与本土或历史文化有关，创意的文化属性导致不同地区产生各有特色的创意经济。创意的文化属性特征还不仅局限在表现方式上。T.Miller（2001）在剖析美国签订《伯尔尼公约》的过程后认为创意经济的文化属性导致了其在同文化平台上的非排他性，因此必须运用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完成内置于“作品里的创意”的商业转化。每个创意工作者都可以在植根文化的基础上将个人对产品的理解和创意冲动倾注于创作中。正因为与本土或历史文化有关，创意的文化属性才导致各个地区产生不同特色的创意产业，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创意产业的一个独特优势。香港创意指数的研究也利用了“文化资本”来反映更为具体的创意活动、日常文化以及艺术和创意的具体特点。

（6）制度资本。制度资本是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因为任何产业的发展必然要在一定的体制和机制背景下进行，同样文化体制和机制是创意产业得以运行的法律性和制度性框架，也是培育创意经济竞争力的规则性平台。其中体制具有刚性特点，具体包括创意产业投资体制、市场体制和管理体制；机制则具有柔性特点，是由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等组成的运作规则。两者相互交叉运作，对创意经济竞争力形成了长期而根本的影响。

政府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政府有责任营造一个适宜产业发展和企业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相继颁布了创意经济发展战略，确立了创意经济发展的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通过政府协调和规划引导来促进创意经济的发展。此外，科技研发是创意经济的灵魂，而政府又是推动创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政府有责任投入科研经费，提高创意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含量。

（7）创意成果/产出。香港创意指数研究中，在对创意成果和产出衡量时提取了许多创意产业代表性行业的发展数据，诸如博物馆的数量，影片的出版数，旅游收入等。创意的经济产出（如GDP增值、贸易额、就业人数等）代表了创意经济的增长及其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而非经济产出（如专利申请量等）表现创意活动的一般前景、生命力和活跃性。这两个方面共同描绘了社会创造力所达到的程度。本文吸收了香港创意指数的这一优点，以“创意成果/产出”作为衡量宁波创意产业竞争力核心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