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体育社会心理学起源问题

2.1　再论体育社会心理学起源问题

实际上，体育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1981年，A lbert V.Carron出版了第一本以体育社会心理学命名的专著，取名为《体育社会心理学：一个经验的方法》（Social Psychology of Sport：An Experiential Approach）；1986年，Seppo E. Iso-Ahola和Brad Hatfield合作出版了《运动心理学：一个社会心理的方法》（Psychology of Sports：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这两本书在当时是较为系统地把体育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集中在一本书里来讨论的范例，成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形成的雏形。

国内一些观点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的1898年Norman Triplett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领骑与竞赛的动力发生因素》（The Dynamogenic Factors in Pacemaking and Competition）。其实，这是由于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一直把Triplett的研究列为该学科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所导致的误区。1997年，新西兰社会心理学家Graham Vaughan和Bernard Guerin在《国际体育史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被忽略的运动心理学发明者：罗曼·曲彼特与竞技运动的早期历史》（A Neglected Innovator in Sport Psychology：Norman Triplett and the Early History of Competitive Performance）的文章。Vaughan等在这篇文章中质疑了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的研究起源提法。他们通过分析Triplett的研究，以及他本人的学术成长，认为无论是Triplett研究问题的实质，还是个人成长经历都不应把其归属到社会心理学领域。确切地说，应该把其归属到运动心理学的源头。

1912年，Ruckmick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1890—1910年期间美国出现了心理学研究热，1/3的大学建立了心理实验室，而在此之前全国仅有5个实验室。在这种形势下，Norman Triplett进入了较早拥有心理实验室的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年37岁的Triplett从事过自行车运动，拥有竞技比赛的经验，在完成硕士论文后，他把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两年后，Triplett又在Clark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学习。毕业以后，他在麻省的M t Holyoke学校当了一年的教育辅导员后，去了堪萨斯州立师范学校任教。Triplett工作后只发表过3篇心理学论文，其余都是与教育学有关的论文。最后，他成为一名教育家，在堪萨斯州立大学以教授和系主任的身份退休。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生，Triplett在当时美国条件较好的两个心理实验室先后完成了自己硕士和博士学习（印地安那大学和Clark大学），而他的两位博士生导师正是被誉为“发展心理学之父”的G.Stanley Hall和教育心理学家William Burnham。这对他后来从运动心理学转为教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Vaughan等认为，从Triplett的个人经历看，其职业生涯表明其并不是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他本人也没有打算成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

图2-1　改进前的老式自行车

从Triplett的硕士研究分析，Vaughan等指出，由于Triplett的工作主要是把“念动反应”（Ideo-motor Response）的理论运用到竞赛情境中，解释自行车运动员在有竞争和没有竞争情况下的运动表现，其关注的重点是竞赛中的“动力发生”机制，而不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问题。所以，也不应该归类为社会心理学研究。那么，为什么社会心理学家普遍认为Triplett的研究应该属于本学科领域的成果呢？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简单地讲，Triplett的文章发表在19世纪末期。当时的工业革命热潮也带来了自行车结构的改进（主要是大小不同的前后轮改变为两轮一致，见图2-1）。这种结构的改进使得自行车行驶的安全度大为改善。由此引起一个自行车热的社会现象。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项革新使原有的自行车比赛变得更加具有竞争性和精彩性，运动比赛的成绩大幅度提高，纪录不断地被刷新。从而增加了自行车运动的观赏性，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而且，这种热度一直延续到1903年汽车的流行。例如，在1897年7－12月的《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上，有3个专栏用于自行车比赛和破纪录的新闻报道，而当时美国最流行的棒球运动也只占有两个专栏的新闻报道。用如此多的头条新闻来报道自行车比赛和破纪录的情况，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关注的程度。然而，媒体的好奇心希望解释这种不断刷新纪录的现象。这样，在Triplett的研究发表以后，他们找到了答案，以一条“竞赛中领骑手无用”（Pacemakers in Racing Are Useless）的头条新闻告诉了社会。由此可见，Triplett的研究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后来，到1954年社会心理学家G.W.Allport在他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把Triplett的研究列为第一个科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但是，Vaughan等指出这种结论是有误的。同时，他们也认为Allport的误解可能是来自Triplett的博士导师Burnham。因为Triplett的原意是运用“念动反应”到比赛中，寻找“动力发生”的因素，从而解释当时媒体频频报道的竞赛破纪录的现象。对于Triplett的研究表述，Bumham曾在1910年把“做同一任务的他人呈现”（the presence of others doing the same task）简化为“他人呈现”（the presence of others）。Vaughan等认为，正是因为这个“简化”才引起研究问题的混乱。

具体地讲，Triplett是在印地安那州完成该研究的。当时的自行车运动发展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数据资源，使他得以探索法国人提出的“动力发生”（dynamogenesis）原理。Triplett的研究实际上包括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Triplett讨论了1897年赛季的美国自行车联赛的成绩（主要选取了3名选手：Michael，Senn，Lesna）。结果显示，尽管个体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总体上看，领先赛（领骑）和争先赛的成绩要好于个人赛（单骑）。遗憾的是，Triplett当时只观察了3名职业选手，并没有群组数据。Triplett在解释这些结果时，指出由于个人赛表现为单骑，选手显得动力不足。而竞争条件可以产生心理的动力，激励运动员保持旺盛的精力。另外，运用焦虑理论解释，前面的领骑手可能会担心自己被超过。这种担心无形中会产生“自动行为”（automatic behaviour）来加快速度，使整体的运动成绩提高。对于领骑选手获胜较少的现象，Triplett认为，自行车运动员实际上相信追骑的选手比领骑的选手更“省力”，这样，对于追骑的选手来说，比赛获胜的信心会更大。这种观点近似于现在的“社会懈怠”（social loafing）理论，解释追骑的选手可以运用各种条件付出更少的努力，从而存积能量用于最后的冲刺。例如，追骑的选手可以借助领骑选手的身体减少风的阻力，使自己节省能量等。在分析联赛的成绩时，Triplett还指出，选手一般不是参加领骑训练，就是参加单骑训练，不可能两者都参加。所以，领骑赛中经过训练的选手可能学会了利用对手的呈现来发挥技术。而这种解释与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不同。例如，现代理论中的社会激励、社会比较、社会制约的效应，Triplett都没有提及。而且，根据“社会助长”的模式，对于简单的任务来说，观众的呈现应该有助于成绩的发挥。与Triplett的解释相悖的是，由于领骑赛的任务难度大于个人赛，在领骑条件下，选手的“自动行为”会导致对难度较大任务的干扰。这样，Triplett运用的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团队运动理论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之处。Triplett之所以回避了这些问题，是因为他的关注点在于竞赛中“动力发生”的因素。其“动力发生”与“社会助长”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动力发生”理论解释他人的呈现刺激了“竞争本能”的唤醒水平。强调的是“竞争效应”（effect of competitions），不属于“社会助长”的研究领域。

●他人的呈现引起“神经能量”的释放。此概念是关于唤醒水平假说的理论解释。

●“动力发生”的来源是法国人Fere的“念动”行为理论。

所以，Triplett的研究实际上与现代心理学有关的仅仅是“自动限制”（automatic imitation），或“认知的自动增强”（perceptual automatic reinforcers），以及“念动”概念，而不是“社会助长”。

在Triplett研究的第二部分中，包含了一个系列的实验测试。Triplet根据“另一个骑手的身体呈现，产生对该骑手的一种刺激，从而激发起竞争本能”的“动力发生”理论，十分仔细地设计了一个其他理论不会发挥显著作用的任务。该任务需要通过一个实验装置来完成。具体地讲，实验装置由两个钓鱼竿式的卷线轴分别固定在一个2米长的Y型支架上的一端，即为A、B两个操作点，使操作者可以同时操作，并且互不干扰。支架的另一端安置了同样两个线轴，各带有一个标记的丝线形成一个环形装置用来记录成绩。该支架被固定在一个很重的桌上。被试的任务是尽可能快地转动线轴，将一根16米长的丝线（相当自行车轮走4圈）卷完（实验装置见图2-2）。操作时间用秒表记录。另外，该装置还附带了一个波动曲线记录器，将速度状态通过铁针的摆动轨迹记录在转动的鼓上。轨迹曲线越短、越直，说明被试的速度越快。由于曲线状态反映了被试转动轴线的即刻变化情况，数据应该提供有关“竞争力度”（the force of competition），“不利刺激的效应”（the effects of adverse stimulation），“疲劳”（fatigue），以及其他现象的信息。

图2-2　Triplett的实验仪器装置

在该实验中，Triplett测试225个不同年龄的被试。但最终的报告数据是40名8～17岁的被试。这些被试被分成两组，每组20人。所有被试在竞争和非竞争的条件下完成该任务，总共完成6次。表2-1显示了两组的6个试验的平均时间。如表中显示的，竞争条件下完成任务的平均时间“显著”少于独自一个人操作的时间。但是，把两组合起来，最后一组的竞争与非竞争比较，并没有显示出竞争效应，两组T检验为t（39）＝1. 27，p＜0. 21。关于这个结果，Triplett运用“动力发生”因素来解释。然而，在他的第二个实验中，仍然发现了竞争的效应。在各组间竞争的效应也有所不同。有的被试由于过于追求获胜，竞争状况使他们变得过度兴奋，表现出呼吸吃力，脸红，手臂肌肉僵硬。虽然不清楚Triplett是怎样通过轨迹图说明被试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表现得难以忍受精神的紧张，但他还是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测试中有10名被试表现出了“很少受竞争影响”，他（她）们的轨迹图几乎没有波动和不规则的线条，以及明显的疲劳曲线。由于这些被试比其他组的成绩更好，Triplett将他们与那些在个人赛中成绩好而在争先赛和竞争赛中又没有改进的自行车运动员作了比较，结果发现了性别存在差异。具体地讲，在竞争条件下，女子表现得比男子更好。

表2-1　Triplett的六组实验成绩比较

总的说来，Triplett的研究结论是，其他竞争者的身体呈现能释放竞争者平时很难发挥出的能量，从而提高运动成绩。但是，Triplett的研究并不完全满足这一结论，因为他还不清楚这种有益的效应是来自从事同一任务的竞争者，还是其他因素。或者说，身体呈现带来的有益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尝试通过一个小的描述性试验来观察接受刺激人的运动，了解其行为的变化。虽然这个表述性试验还不足以揭示身体呈现的效应，但是在对运动和竞赛的观察方面，Triplett尽了最大努力使结论更可靠、可信，这显示了他对科学的态度。事实上，Triplett的研究区分了两个问题：第一，竞赛、对抗、希望获胜的效应与从事同一任务的他人身体和声音呈现的效应之间的区别；第二，合作情景与观众情景的区别。在这两个问题上，Triplett仅仅关注的是从事同类任务时的“竞争效应”。但是，当Burnham在1910年综述这些情景时，用“他人身体和声音的呈现”替换了Triplett的“做同一任务的他人身体和声音的呈现”。而后，Zajonc在1965年依据Bumham的替换后的思路，证实了“观众效应”。这样，在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助长”研究领域中，Bumham就成了第一个使用“仅仅呈现”（mere presence）的人了。所以，在后来的历史考察回顾中，自然会联想到Bumham。从而追溯到Triplett的研究，并相信Triplett研究也是关于“社会助长”的问题。

虽然Triplett的研究主体并不是有关社会心理的问题，但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独创性和严谨的精神。当我们把他的实验与现今的一些运动心理学实验相比较时，在敬佩的同时，也引起了深刻的思考。在多少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仍能轻易地发现研究的漏洞并不少于当年Triplett的第一个试验。这意味我们的运动心理试验仍然在原地徘徊，或者说Triplett是一个百年难遇、大大超越他那个时代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