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研究策略的选择
在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当提出研究问题后,就要选择怎样来回答问题的方法,并确定解决问题的策略。然而,在选择研究策略以前,我们需要清楚问题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问题形式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地选择研究的策略。实际上,研究问题的形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解释事物是“什么”组成的问题;第二类是由解释事物“为什么”组成的问题;第三类是由解释事物“怎样”组成的问题。对于这三类问题有不同的回答策略。通常情况下,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要比回答事物“为什么”和“怎样”的问题更容易些。因为这类问题的回答主要是通过适合的观察和测试,也就是收集适合的数据,然后基于数据进行描述。当然,也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在开始描述以前,观察人员作为活动的参与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概念与分类的运用,所以,需要作出许多决策。
回答事物“为什么”的问题,要求我们寻找有关的理论,并运用理论来解释和理解事物的现象;回答事物是“怎样”的一类问题,要求不同的描述。首先,必须描述事物状态的可能性,同时提供解释形成的过程。一般地讲,这类问题通常要求回答相关的事物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不仅要求依据本身的研究,而且还要包括前人的研究。在这个层次上的描述通常不仅更复杂,而且需要选择。
回答问题的选择是多样的。例如,是通过收集数据并从中归纳,还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理论提供一个假设并验证?是寻找发生机制,还是寻找社会行为的含义并描述?然而,这些众多“研究策略”的选择要取决于最初解决问题的目的。图3-4表示研究策略选择模式,包括研究背景、核心成分、选择。研究背景为我们提供开始研究的条件,如已掌握的文献、理论等,还考虑到研究有关的限制,如社会行为的政策限制,研究对象、可行性效度的限制等,以及可适用于社会行为研究的范式和方法等。研究策略模式的核心成分反映决策的选择,主要依据研究的问题和目的,同时还要考虑怎样组合和构建概念、理论、假设、模式等。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以后,研究策略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四种方案:即“演绎”(deduction)、“归纳”(induction)、“逆推”(retroduction)和“溯因”(abduction)。在这里,所谓“研究策略”尤指研究的逻辑思路,在回答事物是“什么”、“为什么”、“怎样”的问题时,它提供研究从哪里开始,并往哪里去才能获得最佳的答案。所以,在研究的过程中,策略的选择总是核心成分。
从科学的逻辑过程看,研究策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的路径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回答问题的具体起点、步骤和结束点,研究策略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例如,“归纳的策略”以数据收集和分析为起点,然后通过进一步普遍化的验证,使发展的观点成为可用于解释社会生活的理论。“演绎的策略”则是以一个相反顺序,开始于需要解释的可观察规则,收集或构建临时的理论,并推理出假设,最后通过收集适合的数据来验证。“逆推的策略”与“演绎的策略”大致相同,从可观察到的规则开始,但要基于可能产生该规则的结构或机制假设模式的构建。通过观察与实验,寻求是解释结构存在,还是机制存在。“溯因策略”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语言,探索社会行为知识和现象的解释,主要基于日常生活中社会科学的解释和可能的常规解释的再描述。表3-3具体描述了这四种研究策略基于研究目的、起点与终点的区别。
图3-4 研究策略选择模式
表3-3 四种研究策略的区别
其实,每种策略都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源,而且有自己关于真实属性的“本体论”假设和探索真实的“认识论”假设。例如,“归纳法”(induction)是基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逻辑,分别由Bacon在1620年,Mill在1879年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提出的。后来,由Durkheim等进一步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演绎法”(deduction)的哲学基础与“实证主义”不同,源于“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ism)的逻辑,由Popper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而“逆推法”(retroduction)是超越经验的逻辑(或“科学写实主义”的逻辑,scientific realism),由Bhaskar和Harre作为演绎和归纳的一种变化形式而倡导的,被认为是科学策略的开始。“溯因法”(abduction)与古老的解释学和社会现象学有关的多种哲学发生联系,主要基于“解释主义”(interpretivism)的多种分支,具体由Schutz和Giddens提出。“解释主义”的逻辑除了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外,它还不回避发展的可能性和理论的可测性,并承认理论具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研究策略的构建,是为了逻辑地运用这些策略,避免相互矛盾的情况。当然,这样做并不排除不同策略之间具有共享一般“本体论”假设的可能性。例如,Harre和Secord在1972年就认为“归纳的策略”和“演绎的策略”具有共同“本体论”假设,而“逆推的策略”和“溯因的策略”具有同一个“本体论”。所以,在实际中,这些策略是可以相互组合的。许多研究人员都曾尝试过把“溯因的策略”代替“归纳的策略”与“演绎的策略”进行组合(见Wallace在1971年、1983年的研究;DeVaus在1995年的研究)。
研究人员把研究策略称之为研究逻辑,依据回答问题是“什么”或“为什么”的含义来提供研究的起始点和步骤。这种逻辑的策略选择主要有以下特征:
●“本体论”(ontology)的假设;
●开始点;
●步骤与逻辑;
●运用的概念与理论;
●解释与理解的方式;
●事物的状态。
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策略的基本功能进行讨论。
归纳的研究策略
作为科学研究的常规观点,归纳主要反映了从具体事例到一般原理的逻辑思路,或从具体因素、实证数据到理论的原因解释。根据这一观点,科学的探索需要精确的、客观的观察和测试,并包括谨慎和正确的数据分析。从实证主义的观点看,只有可观察到的、可体验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当然,也是值得科学关注的。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假设”认为,有序的宇宙是由离散的、可观察的物质组成的。这一观点运用宇宙命题来表示事物的有序性,是概念之间关系的概括。根据“实证本体论”的观点,社会的真实性被认为是事物间复杂的因果关系的组合,通常由概念间关系的显性网络来表示。社会行为的原因与个体有关。
从归纳的认识论根源分析,知识是运用人类的感知觉,凭借实验和比较的分析形成的。感知觉产生观察和数据,其中关系的概念和内容表述反映了具体观察的总结。另外,认识论的观点认为,经过训练的人类有能力获得客观的数据。通过运用客观的观察过程,真实存在的事物是可以被正确记录的。正是基于此,客观观察的记录与被观察的事物之间的相符性是存在的。所以,基于客观观察的描述则成为在真实世界中关于秩序性的理论描述。从这个角度讲,归纳的研究策略主要由三条基本原则组成:积聚、归纳、实例举证。首先,科学的知识是由精心建立的规律组成,而这一过程必须基于大量数据的积聚。进一步,普适性的规律通常是通过对精心积聚的观察和经验数据运用逻辑概括而产生的。最后,任何具有普适性规律的建立都是需要大量的实例来支持的。所以,实际中,研究人员需要从建立一般事物预想开始,运用客观的方法,着手进行数据的收集。然后,基于获得的数据,运用归纳的逻辑进行概括模式和规律。逻辑上讲,观察到的规律实例越多,对于真实世界规律概括的信心就越大。
归纳策略一般可分为以下阶段:
●无选择重点的普遍观察和记录所有事实阶段;
●在无假设的情况下,分析、比较并归类这些数据事实;
●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归纳概括数据事实间的关系;
●这些概括的结论被作为进一步测试的题目。
然而,许多学者也对归纳策略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概念的运用提出质疑(Blaikie,1993,2000;Popper,1959,1961;Medawar,1969;Hindess,1977;Chalmers,1982)。这些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了归纳的策略存在的不足:
●在客观的观察过程中,预念通常会被忽略;
●“相关”的观察通常没有目的指导;
●“归纳”分析容易陷入机械主义的过程;
●普适性的结论常常会基于有限的观察;
●建立规律缺乏必要的解释。
基于前人讨论的这些不足,我们考虑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当今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首先,在进行社会体育行为观察以前,明确预想的概念和理论。通过预先决定概念和定义的选择来弥补数据收集的盲目性。对于研究人员来说,应该从预计的概念开始,选择需要观察的内容。尽管这一过程突破了归纳研究策略的原始要求,但如果概念的定义清晰,研究的结论就可以通过概念来评估,并且其他研究人员也可以验证这些结论。
基于这种改进,归纳的策略主要可用于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寻求探索和描述事物,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例如,描述现象、建立需要解释的规律;二是寻求探索目标,例如,发现规则、修改可以用于解释观察现象的普适性规律等。这些目的的应用突出了解释形式被认为是“规范性解释”(pattern explanation)。
除了用于从积聚的数据中进行特征的概括,经过修改的归纳逻辑还可以用于纵向研究。这种纵向研究的重复性可以概括延伸的特征和方式。Cook曾在1998年建议,构建原因解释的概论必须依赖归纳法。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自变量随机选择的过程,或者实验设计的随机分配,通常会受到选择样本定义的限制。这种同样的限制还会发生在分析单元、概念测试、地点、时间等方面。为了克服这些限制,我们可以运用归纳的逻辑,从众多不同研究的结果中概括出一致的结论。
由于归纳策略在逻辑上并不是“完美”的,试图概括离不开假设。也就是说,一致的发现可以支持一个结论,但不能证明其结论的真实性。所以,尽管研究中归纳策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运用归纳策略产生的知识却总是被列为修改的对象。这样,基于假设的演绎策略也同时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关注。
演绎的研究策略
演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时代。在当时被称之为“变造主义”(falsificationism)的思维,后来又叫“假设演绎方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演绎的研究策略是由Popper发展而来的,其哲学基础来源于批判理性主义。它的发展是试图克服实证主义的归纳策略所表现出来的不足。其发展的理由是,当观察不能为科学提供可信的功能,同时归纳的逻辑又不能补救时,研究探索就需要有一种不同的逻辑思维来发展理论。
“演绎”解决问题的思路是,接受所有选择的数据,通过观察和论证解释,发展一个与实证主义相反的适合逻辑。演绎策略的理论认为,演绎反映了批判的理性过程。具体地讲,观察者通过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产生预想,构建一定的观点,然后界定观察的假设概念。在这过程中,为了收集有用的数据,观察者必须预先设立回答事物“为什么”问题的假设答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这些假设的建立主要基于一定的理论,并为收集数据提供一个指导方向。收集数据的目的在于观察比较数据是否与假设一致。从这里可以看出,演绎与归纳完全不同。在归纳策略中,数据只用于积聚举证。而在演绎策略中,数据是用于假设的验证。根据Popper的观点,由于真实性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研究人员可以做的是,努力用数据来满足理论的解释。所以,研究所能发展的只是不断地接近真实的理论。
演绎的研究策略在本体论上与归纳的策略具有共同的假设,但拒绝归纳策略的认识论假设。演绎的本体论认为,自然与社会生活都具有一致性,即事物的形式。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这些一致性,找到宇宙的真实描述,以及自然特征的准确状态和事物可观察状态的描述。但是,在探索这些真实现象的过程中,感知觉不具有科学理论的权威性。
批判的理性主义认为,观察解释与理论解释并无差异。所有的观察都被认为是依赖理论而进行的,并且是根据预念进行的。具体地讲,数据的收集包含了理论的构思,其概念总是与理论相吻合,并依赖一定期望的背景,有力地解释行为为什么或怎样存在。
以这种思维方式看待新知识的概括,数据主要是用于演绎推理,并且发明的理论主要是用于解释观察,而不是来源于观察。科学家不是被动地等待自然来展示规律,而是通过尝试错误的过程,不断地运用数据来拒绝假的理论,并修正改进解释自然的理论。这样,理论在批判的过程中被暂时接受,但这并不证明其是真实的。所有的知识都是以假设的形式存在,其目的是要进行批判性评估。
在演绎策略中,观察与数据收集都伴随着不同的逻辑思维。Popper认为,科学的目的应该是对构建的假设理论进行反驳。具体地讲,归纳思维表现为研究主要是寻求支持结论的确认证据(称之为“辩护主义”,justificationism)。然而,追求事物真实性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能够把握住它。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数据展示假设与真实的拟合程度,并不断地调整假设来降低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理论。在调整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地放弃假的理论,纯净真的理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测试比较中存活下来的理论并不证明是真实的,因为它们仍然需要经过寻找非确认的证据来进一步验证。在不断的验证过程中,假设理论可能被修改,也可能被重新构建,甚至可能被放弃。所以,科学是在一个推测与反驳、尝试与错误的过程中,不断构建假设理论,然后又努力展示假设错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拟合最好的理论才能存活下来。所以,根据Popper的观点,演绎的逻辑思维大致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
●自然与社会都具有一致性;
●科学的目的是构建与这些一致性相适应的解释理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构建的理论就是真实正确的;
●研究所要做的就是减少非正确的理论,使其更加接近真实的理论;
●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何时可以获得真实的理论;
●所以,测试存活下来的理论仍然保留了假设的成分;它们或许会被不断产生的更好的理论所代替。
从这个角度分析,演绎的策略具有以下几个步骤:
●以一个假设的观点、推测和理论开始;
●借助前人接受的假设,或将该假设放在具体的条件下演绎出希望的结论;
●测试该结论,并逻辑地论证其产生的过程,在理解基础上运用存在的理论比较其构成是否合理;
●如果满足了论证,则进行必要的观察或实验,收集适合的数据来测试结论;
●如果数据与原有的推测不吻合,则被拒绝;
●如果结论通过了测试,也就是说,数据与结论一致,则理论暂时被支持,表示被“确证”,但不意味着是真实的。
当然,批评的理性主义的演绎观点也受到学者的质疑。其中主要的问题是:
●如果观察者是描述者,而我们又永远不能直接观察到真实,那我们将怎样确定地建立规律和反驳理论;
●一个未反驳理论的假设接受仍需要一些归纳的支持;
●假设的理论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构建的并不重要;
●科学需要更多的探索,而不只是逻辑;
●过多地关注逻辑可能会抑制科学的创造;
●理论的接受和拒绝过程涉及社会和心理的过程,并不只是逻辑。
所以,我们在运用演绎的策略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它的限制。通过演绎与归纳的组合来发挥它们的最大功效。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在研究中,归纳与演绎实际上表现为逻辑论证的过程,两者在研究过程中完全可以组合成有效的探索方法。
如图3-5所示,以实例来讨论组合过程。研究人员从“社会促进理论”推导出“肯定支持将有助于运动员成绩”的假设(Hj)。为了验证这一假设,首先需要演绎假设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特定的假设来说,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能够作用运动背景吗?为了考察该假设,以选择观察篮球联赛为例,研究人员系统地记录教练员给予鼓励、批评,以及没有指导时的团队成绩。赛季完成后,将三组成绩进行比较来测试原假设Hj。如果比较表明给予鼓励时成绩具有统计意义地优于其他情况,则原假设Hj被接受。然而,这一结果并不意味观察原假设结束了。因为新的、不同的“结果”仍可能从Hj中归纳出来。也就是说,假设可能被放到不同的运动项目、不同的比赛、不同的群体中去测试。如果这其中的一些测试不支持H j,那么原假设就会被修改,而用Hj+1假设来代替。有关Hj+1的假设经过下一回合的测试很快又会被Hj+2假设所代替。以这种方式,科学轮保持不断的滚动,原假设的限制条件被不断地剔除,形成较完整的理论。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演绎过程表示由假设到结果的论证,归纳过程表示由结论到假设的论证。所不同的是,演绎的假设是原假设,而归纳的假设是改进的假设。
图3-5 研究过程中,演绎与归纳的运用过程
逆推的研究策略
逆推策略是一个与科学现实主义哲学有关的推理逻辑,更具体地说,是Bhaskar的“超越经验的现实主义”(transcendental realism)与Harre的“构建的现实主义”(constructivist realism)的综合。这些学者对实证主义和批判的理性主义都非常挑剔,表现了他们对“本位论”的理解,并提出了“科学现实主义”(scientific realism)。
科学的现实主义在具体“本位论”上不同于其他社会研究的策略,主张把经验领域、实际领域、真实领域三者进行区别。具体地讲,经验领域构成可被观察到的事物,实际领域构成能否被观察的事物,而真实领域构成事物产生的结构和机制。这是关于非观察结构和机制的“本位论”,主要区别观察的概念、理论和法则。这些非观察的结构和机制主要对可观察的成分产生作用,所以,是自然中存在的事物的真实本质。
社会现实被认为以两种可能中的一种形式存在,即或者是由社会成员带来的认知资源产物构成的世界(Harre,1977),或者是由社会关系的非观察结构组成资料产品的社会秩序(Bhaskar,1979)。现实主义科学的目的是通过参考结构和机制来解释可观察的现象。
现实主义的认识论是基于原理模式的构建。以一种假设的方法,即如果事物存在且活动,那么,它们应该可以被解释为可测的现象。模式作为认知机制的方式,以假设的描述来进行表达。也就是说,这些机制只有通过构建的思路才能被认知。当我们可以表述事物的趋势时,就是对规律的认识。这与强调实物连接的实证主义正好相反。
Bhaskar拒绝了实证主义的形式模型的解释,不赞同在现象中或事物之间建立规则、内容连接就可以获得解释。Bhaskar和Harre都认为,建立规则只是过程的开始。后续的工作需要具体到产生这些形式和关系的结构和机制。因为这些结构和机制是以一种具体的方式表现事物的力度和趋势的,而显示事物力度和趋势的能力取决于环境是否适合。这种因果关系的观点使一些相互矛盾的机制,甚至被认为是放弃的机制,即使在观察无变化的情况下,也能显示出操作的状态(例如,相对静止的物体可以解释为是受了相对作用力的结果)。所以,一个事物的独立性和相关结构或机制是可以被展示的。
基于Bhaskar的现实主义认识,主要可以体现以下几个观点:
●对科学的观察与非观察目标进行了区别。观察目标是理解和解释真实方面的概念、理论和模式。而非观察目标是真实的本质,其关系由自然和社会组成。
●真实被分成三个水平或领域:经验、实际、真实。
●因果关系是关于事物力度或趋势的描述,可以通过关系的作用预测事物发生的可能性和观测的可能性。社会法则不具有普遍性,只表示认识到的趋势,起因不一定是关于事物结果的连接,这一观点与实证主义相反。
●在真实的领域,概念的定义是关于一些实体或结构的基本属性的描述,既不是观察到的总结,也不是概念具体应用的规定。
●真实领域中解释机制是假设的,研究的任务就是试图展示它的存在。
逆推策略的逻辑与演绎策略有些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不同点。相同处是它们都认为可观察的规律需要解释。Harre把逆推的研究过程分为两个思路:第一种思路为“实证研究”,既包含“发现”,又包含“实验”的过程。“发现”过程主要是通过一般的观察来延伸我们已经知道的知识。而“实验”过程主要是批评地验证已知的真实性。在“发现”过程中,研究人员可能已有探索方向的思路,但并不清晰希望得到什么。这时可以运用第二种思路,称为“理论研究”,主要考虑运用经验研究构建规律的解释过程。这些解释旨在提炼概括产生规律的机制。
一旦结构和机制是新构建的,就会作为假设的真实被提出。研究人员通常是首先构建一个可预测特征的假设模式。这种模式的建立过程是一个创造活动,要求运用科学的想象,以及“类推法”(analogy)和“隐喻法”(metaphors)。如果创立的机制存在,并以预想的方式活动,则它能够解释规律(Bhaskar,1979)。简单地说,研究人员的任务就是确认机制是否存在。而这一确认过程主要基于假设存在的机制来测试其预见性,或设计新的可以观察到机制的方法来确认。假设模式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研究方向。在这一过程中,与演绎的策略不同,逆推的策略是探寻事物。许多寻求解释的机制都不成功,或者只是部分地成功。在自然科学中,成功的典型案例是发现太阳系行星的椭圆轨迹,以及原子、中子和病毒的存在。这些发现都是以科学家的想象和积累的数据开始,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结构或机制存在的假设,然后验证它。
构建机制的模式要求运用类推法。所谓类推法,是指从熟悉的不同的领域中提炼出思路,并移植出原理到研究领域。例如,在自然科学中,早期理解电的过程就是从水在管子中流动过程类推过来的。在社会科学中,许多理论都运用医学中的“组织”概念类推出表述社会的形态。类推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经验,所以有一定争议。如最初运用的“组织学”类推很流行,但人们很快发现其对事物理解存在很多限制。逆推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通过寻求适合的结构和机制,解释可观察的现象和规律。
●事物的结构和机制通常是不可观察到的,所以需要构建有关的模式,而这一过程主要基于已具有熟悉的资源。
●模式表示解释引起现象的结构和机制。
●模式被作为假设的真实存在和关系的描述来进行测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推出模式的进一步结果。也就是说,除解释现象以外,可测试性也是必要的。
●如果测试是成功的,就有理由相信该结构和机制是存在的。
●通过发展和运用适合的方法,可能会更直接地获得假设存在的验证。
●为了解释已经发现的结构和机制,可以通过全过程模式的重复建立来实现。
然而,逆推的策略仅仅限于机制的探索是不够的。机制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表现出规律。也就是说,只有满足条件才能概括出规律。但是,社会环境中发生的事件,或社会群体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参与者活动的结果。这意味着社会行为可能较少地反映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解释机制,或者说在社会活动中很少产生规律的结构。也许有许多原因限制了逆推策略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科学的机制特征不同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逆推用于寻求未知的、更基本的现象。正是由于真实的领域处在被探索之中,其机制是隐含的。而社会科学中,探索机制的属性是已知的,研究的任务成为寻求一个具体规律的多种可能性解释机制。探索的机制主要构成规则、计划、约定、意象,以及人们运用它们指导的行为。所以,自然科学中假设模型的构建似乎并不能很好地移植到社会科学中。如果社会科学中的机制与社会构建有关,那么,其“隐含”特征则应该是研究人员不能直接观察的事实。这样,社会科学中机制的探索需要更复杂的,有时是非常规的过程。尽管这些过程有一定的难度,但仍有许多可能的社会机制知识可以运用。例如,Pawson和Tilley在1997年曾将逆推策略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他们认为,解释既不是通过自变量活动对因变量作用来获取的,也不是通过干预变量的操作来获取的,更不是通过这些变量的反应链来获取的,而是在社会背景下,来自活动机制理解的社会法则、评价、关联、结果、方式。Pawson和Tilley建议,所有社会规则都随着社会现实的不同层次,植入了一个更宽泛领域的社会过程。例如,运动员与教练员在运动场上产生的相互作用,具有一个地域背景的特征反映在训练和竞赛过程中。为了理解在运动竞赛中成功的方式,这些相互作用必须被关注。
当运用逆推策略测试模式时,通常容易与演绎策略测试理论发生混淆。它们的区别是,演绎策略关注事物或变量间的关系测试,而“逆推策略”则试图建立机制的存在性;演绎策略中的解释是通过演绎论证概念间关系的含义来获得的,而“逆推策略”则相反,解释是通过建立可观察规律的机制或结构的存在性。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关于预测的运用。在演绎策略中,科学的预测被认为通过演绎论证的运用是可能的,并且也是测试的一部分;而在逆推策略中,社会科学的预测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社会系统具有不确定性。
溯因的研究策略
溯因研究,是指从一般社会生活行为观念中概括出社会的科学描述过程。由于此策略主要以描述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揭示,所以仅限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们将其引入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旨在发挥其社会学研究的优势,弥补体育社会心理学其他研究策略达不到的研究目的。从理论方法的策略学看,与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观点不同的是,溯因的描述主义观点主张关注社会人赋予行为的含义和动机的研究,并认为虽然“统计的方式”和“关系的研究”可以提高研究的信、效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Power),但欠缺社会行为的解释度。这是因为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容易忽略含义、动机、意向,以及人们日常生活有关行为的描述。溯因的描述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其成员“内在”体验和描述构成的现实。社会研究的任务是通过描述来发现和解释这些“内在”观点和理念,而不只是停留在“外显”关系的论证上。
描述的社会科学观是通过揭示潜规则、社会知识、系统理念、社会动机和社会法则来解释社会人为什么会以自己的方式行为。在社会学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以关注社会知识开始,因为社会知识反映了社会活动中人类的基本经验,具有社会的共性特征。这些具有共性的社会知识主要用于连接解释和描述一些非共性的社会知识。所以,共性的社会知识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解释依据来描述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观点和行为理念。根据溯因策略的观点,为了理解社会的真实性,研究人员需要把社会人行为和语言作为考察的对象,以社会活动为研究背景,分析嵌入在其中的主观含义。尽管这些主观的含义可能来源于社会个体活动或语言,但这并不意味着私有意识,而是社会意识的个体表现。
总体上讲,溯因研究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真实性是基于社会人构建的假设,反映了社会人行为的非独立性。具体地讲,社会真实性是社会人在一定的活动和背景中相互达成行为共识过程的产物,表现为复杂的社会构建知识状态,包括具体的行为理念、文化特征、社会规则等。从溯因研究的本体论观点看,社会真实性的概念更强调了社会的“相对性”,承认其表现形式是复杂的、可变的。溯因研究的本体论观点原则上拒绝社会真实的单一性,主张社会的真实性并非以独立的、自然的方式构建,而是相对于社会人构建的。依据这一观点,社会真实性的解释并非由不同方式描述的一些“事件”组成,而是解释的符号现实。所以,与自然科学的物理真实性不同,社会科学的真实性是可以预先被描述的。也就是说,在社会科学家开始描述之前,它就已经以日常生活通俗的观念形式被描述了。
从溯因研究的认识论观点看,社会科学的知识来自日常生活中的通识语言和概念形成的社会共性知识。为了获得这些社会构建的知识,研究人员需要深入实践。一方面,研究人员的社会描述是以科学的语言来反映社会人日常生活的行为理念;另一方面,这些重组的“描述”应体现进一步发展的、超过了日常生活知识的理论,并且要强调社会人没有意识到的条件。综合溯因研究的认识论观点,其策略运用主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社会真实属性的观点;
●关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
●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
从以上特征考虑,溯因研究策略的基本逻辑思路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任何一个社会的观察开始于社会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描述;
●这些提供给研究人员的描述应反映社会人通俗的生活活动状态,并以社会人生活的语言来表达,包括构建该社会含义的概念,以及社会人运用的“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描述的概念和“理论”在社会人看来并没有意识到,仅仅是以随意概括的方式产生的;
●社会学研究人员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描述,研究社会人的行为,解析社会生活,以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其中的含义和理论;
●把这些零碎的概念和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解释和预测社会活动的科学理论。
“溯因”的逻辑主要是基于Schutz在20世纪60年代的工作,到70年代经过Douglas、Rex和Giddens等人的不断完善,形成今天我们所运用的策略方法。在Schutz看来,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都是间接的。社会科学不能把人类理解为单元意识的生命个体,而是一种思想方式,存在于非情感影响的、人们体验不到的时空中。Schutz认为,社会科学家的思想方式应该来自社会成员构建的日常生活。Schutz的思想反映了社会生活从一般描述到技术描述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溯因策略涉及构建日常生活与活动的含义以及社会成员的语言的理论,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解释这些活动和内涵;第二阶段对基于问题的解释和理解进行分类和定义。
这两个阶段的关键区别在于构建的目的和背景不同。第一阶段是为了概括和解决社会问题,主要关注日常知识的具体社会结构。目的在于使社会互动对于其成员来说,成为不仅可能的而且可理解的描述。第二阶段的构建是运用知识的社会科学结构,设计处理社会的科学问题,目的主要是解释社会现象。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研究人员需要从日常生活的活动和含义中选择与目的有关的信息,并构建反映典型社会成员在典型情景中的典型动机和活动诱因的社会模式。
虽然Schutz并没有对溯因策略建议相关的原则或步骤,但从他的工作中可归纳出以下几点: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应把人类行为作为社会真实的前提来观察一定的事实或事件。
●从所观察的对象中构建典型的行为或诱因方式。
●提出假设行为模式的典型术语、建议、目标。
●运用系统的相关科学结构理论进行论证。
●论证应朝向构建日常生活的社会性模式。
●在此基础上,提出典型的科学结构的系统:逻辑一致的假设———注意每个层面上的逻辑清晰;观点描述性假设———关注人类行为的主观含义和结果;具有说服力的假设———运用理解性强的、典型的结构反映日常生活的真实性。
● 运用一定的条件预测论证,对结构和思路的方式进行修改。并通过预测论证的方法,发展变量间的相关解释状态。
在以上步骤中,应注意社会学的解释不同于自然科学,通常可能会出现多种描述的观点。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学家在观察现象时,其兴趣的不同所致。然而,所有这些不同应该只是反映在描述的方式上。无论研究人员采用什么方式来描述社会的真实性,都应该本着对社会生活真实性的解读。对于社会真实性的解读,许多学者认为,一个具体社会生活方式的社会学描述应允许保留其社会的语言。这主要基于两个理由:一是社会语言为科学的表述和评估提供了社会方式的解释依据;二是这种方式的解释反映了日常生活描述的真实成分。但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从科学的角度看,第一种理由的解释依据可能并非合适;对于第二种理由,有的学者也提出在此种情况下,生活描述的哪些成分可以被提炼为理论仍是个问题。总之,“描述的溯因”仍处在应用探索的阶段,需要进一步挖掘对这种研究策略的实质性理解。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尝试,这种研究策略无疑会给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探索注入新的活力。
研究策略的综合应用
我们讨论了以上四种研究策略,通过适当的选择,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题目所设的问题。当然,这些策略也可以有机地组合,解决更复杂的问题。但是,作为研究策略,需要注意可能会影响其发挥效率的重叠方面。例如,归纳和演绎的策略都基于现实主义的本体论观点,承认社会现象是独立于社会人和观察者而存在的。然而,在描述和解释社会的真实性问题上,虽然这两种策略拥有一致的本体论观点,但在认识论上却截然不同。在归纳的策略看来,社会的真实性是可以被认识到的,只要通过客观的观察过程,就可以达到对真实性的描述。但是,演绎的策略则认为,观察存在着局限,仅仅通过观察不可能知道理论是否是真实的,实际上任何社会理论都需要被测试和评估。另外,这两种策略在逻辑思路上也有所区别。运用归纳的策略概括事物规律时,是基于不同的层次来构建的,考虑低水平的“连接”和“相关”具有普遍性,而高水平的规律具有个性特征。所以,低水平的连接可解释高水平个案,但高水平规律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而演绎的策略则是通过推理的形式论证和寻求起因解释,并着重测试其发生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策略具有不同的问题解释功效。在选择这些策略时,必须理解它们的异同,才能根据研究的目的,正确地选用。
进一步,在运用逆推和溯因的策略时,也要充分理解它们的关键区别。逆推的策略把社会的真实性分为三个维度,并且在每个维度上提出了不同的本体论假设。这样,实际上逆推策略发展了两种观点:一种是“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真实”是“现实”领域的延伸。只有在“真实”的领域中结构和机制才能反映规律。这些结构和机制不仅会影响社会成员,而且是“真实”的描述。另一种是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现实”与“真实”的形式都是可观察的。“真实”是社会的结构,研究是探索机制,而不是结构。所以,逆推策略的认识论观点实际上在归纳的策略中是被拒绝的。而且,在真实领域中假设结构机制是怎样进行连接的问题上,逆推的策略与演绎的策略具有同样的假设。
溯因的策略在本体论上,主要基于结构主义的观点解释社会真实性,与归纳和演绎的策略完全不同。在认识论上也不同于其他三种策略。这些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的差异,可能会使运用遇到方法学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反映在数据与社会真实性的关系上。一般地讲,数据是通过研究人员在社会活动中获取的。根据归纳和演绎的策略,概念被用于解释社会的真实性。概念的测量是获取数据的主要方式。在逆推的策略中,概念同样也被用来描述社会的真实性。其中,结构和机制提供了真实的“未知”途径。而且,结构和机制的数据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来获取的。但是,在溯因的策略中,反映社会真实性的结构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并且这些语言的知识又是通过“渗入”分析来获取的。所以,在回答研究的问题时,很容易受到诸如研究人员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干扰,从而使研究的效度下降。
在研究的过程中,这四种策略提供了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每种策略对概括、解释现象的开始点、发展阶段和结束点都有自己的逻辑要求。其中,演绎的策略在解释、测试理论知识方面具有较好的表现。归纳策略虽然在回答“为什么”问题的方面功能较弱,但对于确认的概括描述具有时间和空间的优势。逆推策略对于机制构建解释具有较强的功能;而溯因策略可以较好地运用于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性描述。
归纳策略和溯因策略是唯一可以用来探索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但是,两者以不同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例如,在探索问题中,如果在本体论上是强调“现实”,而不是“相关”,那么则多运用归纳策略。不过,归纳策略在方法上也存在操作的局限。一般地讲,经典的操作主义观点认为,在探索地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上,要求在理论和操作两个水平上进行定义:即理论的定义描述概念的含义,操作的定义则解释概念是怎样被测量的。然而,由于归纳策略在探索性研究中倾向于概括论证,所以,概念的形成通常都是基于当前的知识状态,也就是说,其形成的过程仅仅限于概念的网络和可接受的概念。这样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成了理论假设的背景介绍,所有的概念描述仅仅涉及某些观点,使研究变成了纯粹的描述。
演绎和逆推的策略通常可以避免概念的问题。所以,特别适合用来回答事物“为什么”题材中衍生出来的“是什么”问题。许多情况下,溯因策略也具有演绎和逆推策略同样的这种功能。在回答事物是“什么”的问题时,当本体论的假设受到怀疑,运用这些策略的描述往往是研究最有效的开始点。
对于回答“怎样”的问题,需要基于前面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属性建立不同的描述方案。也就是说,回答“怎样”的问题需要事物期望状态的描述,以及从现状背景到期望背景过程和阶段的描述。所以,这些描述较复杂,要求大量的社会现象的知识和背景材料。这四种策略都可以用于解释和回答“怎样”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对四种策略进行组合可能会产生更佳的效果。
选择研究策略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回答研究问题最佳的过程。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应该运用不用的研究策略。例如,归纳策略可用于回答研究“是什么”的问题;演绎和逆推策略可用于回答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而溯因策略可用于回答研究“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但要取决于研究人员在该领域的工作。
为了选择最佳的研究策略,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每种策略的优点和缺点,而且要精通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学。回答研究的问题通常需要运用多种策略。例如,有关“体育锻炼活动的参与问题研究”———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理论,并在一定情景中进行测试(演绎的策略),或者试图通过某个人群(如大学生或老年人等)了解他(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体育活动参与的看法(溯因的策略)。这两种策略可能会在体育锻炼参与方面得出不同的描述。所以,我们需要决定哪种策略是最好的。理论上讲,选择的标准应该是考虑研究结论导致的干预有利于增加体育锻炼活动参与情况。然而,现实的情景总是复杂和多变的,干预的结论性结果的建立并不容易,所以,绝对的参照标准很难确定。但是,研究策略的选择也有一些判断方法。其中,最常用的就是一些相对认可的标准和个人优势。
一般来讲,许多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策略的选择。例如,当研究人员开始从事一项研究时,会决定运用自己曾经用过的研究策略。这主要是因为自己习惯采用熟悉的策略,运用起来比较有信心。另外,也可能是因为考虑到阅读研究结果报告的读者(如研究经费资助单位、期刊编辑、评审专家、公共读者等),这些读者的认知偏好也需要考虑。
另外,研究的时间、费用、仪器都可能成为影响的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应该更直接与研究方法有关,从而导致拒绝一个具体的研究策略。例如,运用溯因策略进行深入的访谈被试研究,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如果研究的时间无法保证,那这种策略只有放弃。
所有这些影响因素和四种研究策略用途似乎说明,要正确选择一个研究策略来回答问题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般来说,这种选择除了基于相关的专业知识外,对所选策略的“本位论”和“认识论”的理解也非常重要。另外,个人、社会和实践的因素也会从意识和结果方面来影响决策。
最后,我们来讨论研究的设计与策略的选择关系。研究的策略通常与研究的设计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策略的选择预先决定研究应用的方式。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研究策略更倾向于运用与之对应的研究类型。例如,归纳策略通常会用于调查研究,演绎策略通常建议实验研究,溯因策略倾向运用个案研究。当然,这也不是必然的联系。研究策略的选择与研究的设计运用主要还是基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基于研究的不同目的,策略的选择主要是考虑解决问题的效率。表3-4反映了不同研究目的条件下,研究策略解决问题的适合度。从表3-4中可以看出,以探索和描述为目的研究,归纳策略和溯因策略较合适。如果演绎策略和逆推策略需要描述作为起点,则只能依赖归纳策略和溯因策略了。然而,演绎策略和逆推策略主要是用于解释。尽管归纳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解释,但在研究中一般较少运用。研究希望达到预测的目的通常会采用演绎策略,但研究人员有时也会用到归纳策略。有的研究人员可能会运用溯因策略来作预测研究,但运用这种方法主要是偏重“厚重”的描述。对以解读事物为目的的研究,只有运用溯因策略。另外,有的研究人员会运用逆推策略和溯因策略来完成以改变事物的干预研究,特别是考虑“释放”效应时,更多地会运用这些策略。对于评估研究来说,这四种策略都可以运用,通常分为“定量”和“定性”的方法。社会效应的研究通常运用归纳策略,但也可以运用综合的策略。
表3-4 研究策略、目的和问题的关联
注:***=高适合度;**=中适合度;*=低适合度。适合度是基于研究目的与策略关联的权重来表示。引自Blaikie N. Designing Social Research(p.124).UK:Blackwell,2000。
另外,对于“定量”的研究范式,通常归纳策略和演绎策略是较为合适选择,而对于“定性”的研究范式,溯因策略则较为合适。但是,具体怎样的适度还是有一定的灵活性,选择的标准还是基于这些方法中“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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