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

7.3　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

关于我国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状况，经过相关文献的查询，没有发现最近的调查数据。但程云峰等在2002年对13个运动项目的391名运动员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在个人运动项目中运动员与教练员保持融洽的关系占调查人数的93%；对于集体项目来说，问题相对要突出一些，不融洽的关系占到了27%；另有3%的运动员表示与教练员保持着中间关系。当然，由于调查被试量相对较小，作为一个类群现象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但基本上可以反映一个趋势。需要关注的是，在对教练员行为分析中发现，有38.25%的运动员反映曾遭到教练员的谩骂，甚至有15.6%的运动员报告教练员有打人行为。由于缺乏最近的数据，我们无法判断这种趋势是否有所下降。但是，近期的有关研究都提到了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问题，并对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现状进行了理性分析。例如，王迪等把目前的关系现状特点归纳为“目标统一性”、“不平衡性”、“运动成绩代偿性”和“需求差异性”。也就是说，首先，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是建立在竞赛训练之上的。然而，教练员占据优势地位。这种优势表现在教练员对运动员的支持上，不过要取决于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表现。教练员与运动员在需求上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教练员需要成绩，而运动员需要情感。另外，张晓东等在分析教练员角色的基础上，用“契约”来描述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现状。解释为由于教练员扮演了无法替代的角色，运动员只能选择某种默契来构建一个师徒关系。这与王广虎等在早期的讨论基本上一致。他们的研究从传统认识、关系标准、实质界限、感情回避、目标定向、社会层次等六方面论述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关系状况。然而，研究所提出的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是一类具有明显制度特征的社会关系结构的观点，还没有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寻找到双方关系和谐与冲突的根源。

虽然我国的相关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研究人员的观察和感性认识上，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对“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潜在非稳定性的把握。从实践的角度看，教练员需要了解这种动力学的关系。如果不能处理好尺度，人际关系的破裂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从研究的理论角度看，这似乎带有一定的文化性，反映了中国竞技训练体制下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特色。例如，刘鎏等、钟日升等的研究都显示了中国教练员的“体制痕迹”特征。然而，有趣的是这种文化特色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以至于在探索和观察“教练员—运动员关系”问题上更多地把教练员作为考察对象。经过相关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近两年的研究主要趋向探索一些教练员可以效仿操作的方法，以此来影响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在这些主题研究中，教练员的角色、领导行为、管理方式成了讨论的主要内容。从中我们领悟到，一方面运动员需要与教练员在情感上的交流，渴望沟通式的领导行为；另一方面却似乎引导教练员形成一些与之相脱离的行为方式。例如，杨毅等在通过对9个运动项目的167名运动员的调查发现，运动员对教练员的领导行为在形式上的认知是清晰的。通常“德行式”和“仁慈式”的领导方式会给运动员带来“亲密感”、“互补感”和“承诺感”；而“权威式”的领导并不会对和谐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产生影响。但是，更多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到运动员的这些情感需求，只是从教练员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讨论教练员应该是怎样角色、运用怎样的行为成为一名优秀的执教人员。例如，刘鎏等以32名教练员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收集到来自教练员观点的信息，构建了优秀教练员的模式指标，其中涉及知识、团队、权威、关怀等指标。进一步，谢毅等也对优秀教练员的选拔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指标的选取是基于研究人员对教练员的理解，提出了2个显性指标和7个隐性指标。另外，还有讨论教练员的威信对训练成效和运动员成长的作用，以此为教练员提供可用的建议。当然，也有的研究试图通过训练教练员的自我调节来满足运动员的需求，从而达到“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和谐。如李欣等的研究，通过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业务水平、个性和行为举止方面进行态度评分后，采用相关“矫正”干预的实验。然而，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从教练员的角度考虑问题，难免会忽略运动员的感受。作为一个关系的构建，其构成部分的互动双向性显得尤为重要。而且，这种互动的关系是呈动态特征的，不是单方面作用的。所以，我国的相关研究仍需要与运动员的对接探索。正如李欣等在他们的研究中也意识到，研究应该考虑运动员的个性心理和社会心理特征。这方面以运动员为对象的研究在我国并不多见。但是，最近的一项综述研究讨论了运动员对教练员训练的满意度。虽然该研究还没有具体涉及“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主题，但运动员的满意度能够直接影响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关系。可以作为研究思路的借鉴。

总之，我们认为我国有关“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走“偏”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研究缺乏理论的指导。正是因为我国的训练体制决定了教练员与运动员建立的关系具有文化的特征，很难完全照搬国外的相关理论。所以，在研究中自成体系，但不规范，缺乏研究的全面思考，导致随意性较强。因此，对有关理论的研究，并探索本土化可能性，是发展我国该领域研究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