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理论的诠释

人际理论的诠释_当代体育社会心理探索：从理论到实践

7.4　人际理论的诠释

在研究的早期，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运动员的运动成绩表现，甚至会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但对运动员与教练之间的关系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来支持研究。直到1995年以后才开始逐渐出现一些直接针对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研究。起初，相关的研究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一些基础理论（如“社会交换理论”等）来分析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并尝试建立互动模式。但研究人员很快发现，事实上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关系要受到价值观、情感和道德规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这一关系过程的研究显然仅仅运用社会互动来解释是不够的。所以，有的研究也尝试从个性特征的角度建立教练员与运动员的人际关系模型。只是缺乏完整有效的理论结构，许多具体的现象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解释。

随着“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研究视角增多，观察的问题逐渐深入，在理论上基本形成了两个同时产生，并交互作用的动力学关系构架。例如，从教练员的角度，领导（leadership）、道德行为准则（code of ethics and conduct）、社会能力（social competence）被作为影响关系的教练员因素；而从运动员的角度来看，满意度（satisfaction）、感知（perception）和运动表现（athletic performance）是影响关系的运动员因素。而且，这种基本的理论框架正在不断地派生出新的解释理论。以下我们着重讨论几个可能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

情景领导理论

情景领导理论主要是早期研究针对教练员指导行为而发展过来的一种解释“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假说。主要以Blanchard等在1985年提出的“情景领导模型II”（situational leadershipⅡmodel）为核心内容。该模型强调教练员领导行为的方式应该与运动员的技能发展水平相匹配。而这种匹配是通过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沟通来实现的，进而根据情景变化来调整行为方式，以促进领导的最优化，最终提升运动员的情感满意度。有关应用的研究表明，为了实现领导行为的有效性，教练员在面对不同的情景时，适时调整自己的领导行为方式，有利于帮助运动员达到竞技水平的高峰。例如，Vilani等在2005年以巴西国家乒乓球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该模式的理论指标构架，对运动员满意度和教练员的领导行为进行了观察，旨在了解训练和管理工作中“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情况。研究发现教练员的领导行为不仅会影响运动员对其的看法，还会影响运动员的训练满意度，以及与教练员的关系。而且，研究还发现适合的多元化领导方式会提高工作的效率，改善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关系。但是，遗憾的是，该研究只是运用了理论模式进行调查，并没有对该模式进行数据验证。对于一个只是在领导理论中流行却又很少得到研究验证的模式来说，要运用到探索“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地完善，但其作为一个新观点的尝试也是值得引起关注的。所以，后续的验证性研究还有待于开发。以此来说明该理论模式的实用价值。

当然，该理论模式也存在着不足。其主要之点是领导形式的调整过于依赖情景的变化。这种“唯情景论”实际上忽略了一些个体差异特征的非情景因素。这样，在实际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中许多情况都无法解释。例如，运动员由于个体差异引起的认知和情感，在构建相互关系中可能并不受教练员的领导行为的影响（如某个运动员对教练员的崇拜，可能会接受其任何行为）。所以，在运用该理论时，应该结合具体情况，考虑加入非情景因素。特别是我国训练体制下“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运动员很容易对教练员产生崇拜心理，以及情感抑制也时有发生等。这些都可能使该理论模式在实际运用中的结构效度和信度下降。

多样化理论

“多样化理论”（diversifying theory）是“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在方法学上的改进，主要由Poczwardowskia等在2006年提出。他们认为“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未来的领域，应该像“地形”（topographic）板层结构那样来探索分析。具体地讲，分析人际关系应该运用多元变化单位（diversifying units of analysis）和复层单位（multip le units of analysis）；改变过去那种只是关注个体行为，而是从方法学和概念学上以个体互动为单位来进行分析。该理论框架主要吸取了Chelladurai等提出的领导“多维模型”（multidimensional model）和Smoll等提出的“调解模型”（mediational model）内容，并从研究思路上发展了他们的理论框架。具体地讲是把领导行为分解成需要的（required）、偏好的（preferred）和实际的（actual）三种情景层面，并以教练员的行为表现和运动员的满意度作为其结果变量。建议和谐的“教练员—运动员关系”构建应更多地关注运动员的兴趣与努力、情感的强化、技术指导与纠错指导，避免采取惩罚性的技术指导和强制性行为。研究证明，这些教练指导行为可以激励积极的行为和心理效应，减少摩擦，提升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感知水平。总之，“多样化理论”模型的结构主要基于情感、认知、体验等多个维度，关注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可感知行为，以及具体的行为过程，旨在通过测量和调节个体间的感知与行为，促进双方关系的和谐发展。

该理论模型结构试图克服以往从单一维度观察关系变化时出现的不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主要力求在方法上尽可能多地包括关系影响的要素。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求多的思路在具体问题上的探讨不可能深入，使研究结论更倾向于反映宏观的趋势。而且，由于研究方法比较复杂，数据收集有一定的难度，在关系预测方面难以做到高精确。但是也要看到该方法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反映“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动力学原理。作为宏观关系的管理非常适合，特别是运动队风险管理在“教练员—运动员关系”评估方面，该理论方法有其独到之处。

动机理论模型

在训练过程中，动机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随着“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研究朝着理论化和结构化的方向发展，动机理论逐渐被引入用于解释关系构建中的认知评估。“动机模型”（motivational model）由Mageau等在2003年提出，主要组合了Deci等在1980年提出的“认知评估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和Vallerand等在2000年提出的“内、外动机分层模式”（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该理论认为教练员的动机强度是基于个体朝向的指导、指导操作的背景和对运动员行为的认知来进行排序的。这个综合的动机反过来又影响教练员的行为。另外，教练员表现出的自主支持行为（autonomy-supportive behaviors）、投入程度、规范性会强化运动员的自主性（autonomy）、能力（competence）和关联感（relatedness），从而激发运动员的内部动机和自我决定的动机。在研究过程中，教练员—运动员动机模型解释了自主性、能力和关联感三个中介变量对内部动机和自我决定动机产生的影响。教练员通过行为直接影响运动员的这三项基本心理要素，达到激励运动员动机的目的，最后促进和谐关系的建立。

该理论对我们现阶段研究的指导意义在于，考察“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问题，双方的动机是不可忽略的要素。然而，在我们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以后，很遗憾地发现多数研究都没有考虑到这一要素。对于该理论的应用在实践中的指导意义是，教练员应考虑通过这些要素来激发运动员的动机，而不是抑制其动机。当然，动机模型的提出还不是很完善，目前主要的研究支持是来自教育领域的应用。所以，仍然需要通过大量研究数据来进一步支持该模型在体育领域的适用性。

3C理论

在“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研究中，3C理论是我国科研人员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理论。早期的研究认为，从运动心理学的角度讲，运动员的成绩发挥取决于两个要素：一个是个体内部因素；另一个是人际因素。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协调作用，使运动员的比赛和训练处在最佳状态。这些观点促进了“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研究领域的发展。但怎样研究这一课题仍是个问题。Aron等建议人际关系理论应该有助于理解人们行动的动因，以及关注人们的想法和感受。所以，相关的研究应该考虑动机、认知和情感的成分。同时，Aron等认为研究要把握住个体的现象。基于这些考虑，Jowett等通过一系列定性的个案研究，归纳出了“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特征。并将这种具体人际情景下教练员—运动员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相互有机地连接起来，提出人际结构中的“责任感”（commitment）、“亲密性”（closeness）和“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三个要素（简称3C理论），分别解释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在Jowett等的研究中，原本提炼的三要素之一的是“相互定向”（co-orientation），表示教练员和运动员在目标、价值观和信念等方面的观点交换，是双方良好沟通发展的结果。但Jowett等认为这种“相互定向”具有动态特征，不易从概念上操作。因此，采用相近的“责任感”替代了这一变量，主要指教练员和运动员长时间维持相互间关系的意愿，代表了认知因素。“亲密性”是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情感纽带，反映双方接近的情感程度。另外，“互补性”则反映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互动或合作，特别是在训练过程中的交流行为。

Jowett等基于对现象的观察和大量的个案研究，构建了三要素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教练员和运动员在关系上表现出的情感、认知和行动，并发展测量问卷，增加了理论的可操作性。最近，我国科研人员通过对该问卷的跨文化检验，也认为可以运用到我国的相关研究。这无疑为我国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又增添了可用的测试工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3C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个案现象的提炼，很少考虑它的理论结构，因此基于我国的国情，研究人员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小心慎用。例如，大多数西方国家运动员的常规训练是基于与教练员的雇佣合同，加之西方的人际文化强调“平等”关系，所以，教练员与运动员很容易接近，构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亲密性特征。所以，“亲密性”构成了国外“教练员—运动员关系”可观察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我国情形下其要素影响未必是这样。由于我国人际文化强调的是尊老爱幼的“等级”关系，加之训练关系又是非雇佣合同的形式，因此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亲密性”可能只是表现在个性人格方面的“投缘”，而“亲密性”未必是关系构建过程中内在真实心理情感状态的一种普遍现象。另外，在“责任感”方面，Jowett解释为教练员和运动员希望保持一种长期的关系而表现出的认知状态。但是，在我国的训练体制下，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双方关系的“责任感”可能更多的是理解为对自己事业的延长。因此，“责任感”也可能并不是体现我国“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关键要素。最后，关于3C理论的其他文化问题，姒刚彦等也进行了讨论，这里就不重复了。总之，我们认为，3C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仍需要国内的个案研究来验证，以确认该理论在结构方面的效度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根据我国的国情加以修改和完善。

逆理论

到目前为止，逆理论很少用于体育心理学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中，虽然它已用于体育和运动的其他研究中。举例来说，先前的逆理论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的方法，主要集中研究精英体育（比如男子国际激流赛艇比赛，职业男子高尔夫，高水平橄榄球选手，职业男子标枪运动员，奥运会资格赛中女子曲棍球选手，以及运动的影响，等等）。但是，通过拓展原有的理论和为未来研究提供一种体系化的框架，逆理论能加强对体育运动中人际关系的理解。以下将着重探讨逆理论在研究体育运动中人际关系的功效。

20世纪70年代末，Apter和儿童精神病医生Ken Smith一起在英国实施了一项儿童指导研究。逆理论中，心理学逆转的基本观点最初便来源于针对这次项目的结果。得益于模控学的学术背景，Apter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逐渐将这些最原始的思想发展成了一种成熟的心理学理论。迄今为止，这种理论已经催生了大量涵盖心理学所有领域的专著、研究以及论文。

逆理论是建立在结构现象学基础之上的，强调一种方式，比如，一个运动员运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和表达自身的动机和情绪。根据该理论，这些体验是基于对两两对应的情感和可变动性动机状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可相互转换的稳定状态，这些对称的状态并存于双重稳定的体系中。人们也会在两种相对的状态之间不断地进行变化。目前存在四对可相对变动性动机状态（目的型—无目的型、服从型—叛逆型、控制型—协作型、自我中心型—他人中心型）。各种不同的状态拥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见表7-1）。目的型—无目的型和叛逆型—服从型这两对可变动性动机状态主要被视为身体的状态，与个体对“自我唤起”的理解有关。而控制型—协作型和自我中心型—他人中心型这两对可变性动机状态则被视为情感交易的状态。情感交易状态的一个重要变量就是“感觉到交易的结果”，运动员用来衡量自身在与他人交易过程中收获或损失的程度。

表7-1　逆理论中四对可变性动机状态的特性

在逆理论被应用于人际关系研究的过程中，这四对状态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例如，当一个排球运动员感到自己能够与队员相互适应、彼此合作时，他就可能处于协作状态。而当一个足球队的射门能手一味关注自己的成功却忽视团队的荣誉时，他就可能表现出自我中心型的状态。一个处于他人中心状态的教练就会强调贴近自己的团队，分享大家的成功，共同担当失败的失落。进一步来说，在逆理论中，体育运动中的人际关系，例如，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取决于：（1）教练和运动员直接的交流习惯（例如，他们是如何关注彼此，如何进行言语沟通，以及如何运用手势和肢体语言）与控制型—协作型情感变动有关。（2）教练和运动员关系的程度（例如，正式的或亲密的；开放的或保守的；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则与自我中心型—他人中心型情感变动有关。

逆理论认为相比于其他的状态，某些状态可能表现得不是很显著，但是在任何时候，每对状态中的一种状态都在起着作用。它使得可变性状态组合会不断地发生变动（例如，无目的型—叛逆型—自我中心型—控制型）。此外，人们处于任一状态的时间长短很可能有变化。针对每种状态中的其中之一，每个人都会存在一种内在的偏见，这就是可变性主导动机状态。不同类型的可变性主导动机状态构成了一个运动员的动机风格。逆理论认为，主导动机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生改变，并存在一种发展的衔接和联系（例如，相比于成年人，孩子更趋向于无目的型）。

此外，在诸如运动环境中的一些事件会存在某些诱导因素，这些诱导因素有可能引发逆转，从而导致临时的变化。这些因素主要是：（1）沮丧（当正处于某种可变性动态中的运动员的需要未满足时）。（2）饱和（运动员处于某种可变性动机状态中保持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有可能转向另一种可变性动机状态）。

身体状态和交易状态的可变性动机之间的不同组合会产生16种重要的体验。而每一类体验分别存在4种愉快的情绪和4种不愉快的情绪。身体状态的愉快情绪包括放松、兴奋、平静和鼓动；不愉快的情绪则有焦虑、厌倦、愤怒和阴沉。交易状态的愉快情绪有自豪、感激、谦虚和美德；不愉快的情绪则有耻辱、愤怒、羞愧和罪恶。这些观念式的梳理促成了一种平衡的、广泛的、有序的情感体验模式（见表7-2）。

逆理论还融合了压力的观念。这一理论包含了两种类型的压力。压力是由期望和唤起与交易结果的落差引发的，这就是以不愉快的情绪出现的“紧张压力”。然而，压力被认为不仅来源于内部的身体因素，还产生于外部的因素（尤其对于一个运动员或教练来说）。当紧张压力出现时，它会引发“奋斗”的压力，因为运动员总是尝试一些补偿行为来降低紧张的压力和不愉快的情绪。当人际关系发生问题时，极有可能发生交易型紧张压力。这种紧张压力将在人际关系中往消极的方向转变，甚至陷入崩溃。运动员的感觉则是，在与自己的教练或父母的交流中，他们会有所损失。一旦消极后果形成，交易型紧张压力将表现为4种不愉快的情绪，这4种不愉快的情绪为：耻辱（自我中心型—控制型），愤怒（自我中心型—协作型），羞愧（他人中心型—控制型）和罪恶（他人中心型和协作型）。

表7-2　身体状态和交易状态之间的不同组合会产生16种重要的情绪

逆理论对理解运动中人际关系的形成过程有着直接的寓意。这些关系包括个体项目中教练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团体项目中教练与运动员、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运动员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和运动员与其他重要相关人员的人际关系。在逆理论中，一种心理健康的关系可以允许关系主体，例如运动员和父母存在以下几个特征：（1）基于常规充分体验可变性动机中的各种状态的特有魅力，而非长期地沉溺于某一种状态。（2）在适当的时期显示适当的状态。（3）在每种状态中，自然地实行适当的互动。如果运动员和父母能建立一种允许他们体验上面三个特征的多样性和弹性的可变性动机关系，那么他们将极有可能形成一种成功的、有价值的关系。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运用逆理论来剖析人际问题中的典型案例。

对于某一状态的天然偏好被称为“主导动机”。然而，这并非一个固定的特性。可变性动机的顽固和不和谐以主导型动机形式出现，这也将导致人际交往中的问题。举例来说，在一个目的型主导动机的篮球教练与一个无目的型主导动机的运动员之间，由于这个教练是极度有目的型的，所以他总会认为这个队员没有充分重视训练或认真地参与训练，于是冲突便相继产生了。当预期的目标未达到时，压力往往以焦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时，教练会感到持续的“唤醒”。这也在发展理论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同时，这些调查也显示，目的型主导动机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强。这也给那些与儿童运动员或青年运动员共事的教练一些暗示和警戒。

当教练与运动员之间在可变性主导动机状态存在显著差异时，其他三组可变性动机状态也会产生类似的冲突。Tacon和Abner曾用叛逆型主导动机量表对1400名25～65岁的加拿大人进行了调研。被调查者来自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研究者们宣称，随着年龄的增长叛逆性递减，在穷困社会经济群体中叛逆动机更盛行。由于体育比赛通常被认为是在规则下来进行活动的，有着大量的微妙期望和礼仪，所以在一个高度顺从型教练与一个叛逆型青年运动员之间很有可能存在冲突。篮球运动员丹尼斯·罗德曼特别喜欢违反规则和社会期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种行为对教练带来了挑战。

这两组交易的状态（即自我中心型—他人中心型和控制型—协作型），顾名思义，都与社会境遇中的事件存在紧密联系。这里不和谐对任何关系都有影响。一个过分“自我中心型—控制型”导向的教练很有可能被描绘成一个自私的、善于利用运动员为个人牟利的人。同样的，拥有这种倾向的父母则会被看成是依靠子女成功过活，在决策中占主导地位，并优先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类人。据Kerr报告，女子网球队就存在这种例子。对此，逆理论认为，为了满足运动员精神和情感的需要，让运动员感到自己是活动的中心，而不是用以实现他人目标的工具，那么教练和父母将往往需要处于“他人中心型—协作型”状态中。

由于所感知的情感变量水平与要求产生积极情感的水平不协调，可变性主导动机可能导致问题，从而形成紧张压力。如果需要一方对此负责，不满的关系将会随之而来。然而，因为可变性动机状态不是单独起作用的，我们应该将个体看成永远完整的可变性主导动机的状态。而这将能反映出个体在所有4种可变性动机状态中的偏好或倾向。逆理论假定，个体除了处于某一种主导动机以外，还可能感到自身在各种状态中所存在的一种偏好或倾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一个教练独断专权，并将胜利置于运动员的个人兴趣之上，那么他就会被描述成是一个目的型—自我中心型—控制型导向的教练。逆理论认为主导型状态是研究教练和运动员的一种研究范式。它是建立在体育运动中教练和运动员人际关系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上的。早期的范式从个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它结合了近年来体育运动中人际关系研究动机理论中的许多核心思想。尤其是被Duda和Balaguer用来提炼中介模型要素的目标理论。同样的，Mageau和Vallerand已经提出了一种基于热值评估理论的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的动机模型，以及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的层次结构模型。

近年来，关注点的变化更是支持Jowett和其同事的研究。Jowett和同事认为运动员和教练的关系中，教练和运动员的情感、认知以及行为等各方面相互左右、互为因果的。所以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基本关系要素或特点是通过亲近、忠诚和赞美关系的构建来发挥作用的。近期还有其他独立的研究，包括Wellman的模式，以及Poczwardowski，Barott和Henschen的努力。其中，后者的研究在于强调人际关系中的双向互动的影响。

如果说逆理论是为人际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的话，那么，它应该考虑理论性和概念性的方法。尽管到目前为止，这样的结合还非常有限，但是，某些学者已经开始指出逆理论与其他理论（例如目的论、认识论）之间存在的一些根本差异。总而言之，得益于各种新兴理论在关系课题研究中的应用，这将更有效地比较各种方法各自的优势。

总之，早期的方法通过对更广阔的环境中持久稳定的要素的评估，逆理论可以也确实是建立在这些早期方法的基础之上。它将运动员与教练员（目的型）的目标、观念和内在愉悦表达的渴望（无目的型）结合起来。此外，逆理论涵盖了个体的顺从偏好（顺从型—叛逆型）、个体将自我置于体验中心的程度（自我中心型—他人中心型），以及他们体验比赛过程的方式（控制型—协作型）。因此，它的确为考察人际关系中更为稳定的维度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理论形式。

虽然逆理论可以为在主导型层次上研究人际关系提供很多帮助，但是它在状态层面上具备更深入理解人际关系问题的潜力，这种潜力是研究中最有启发意义的。目前，许多传统方法在结构和性情方面来考察人际关系，暗示人的性情会保持一致性，但是它们忽略了个体不断变化的感受。逆理论认为，个体经常会在相同的环境和情况中却有着不同的感受。因此，即使对某一特别的状态有着强烈的偏好的个人也将毫无例外地体验到非主导类型的情感状态，至少在某些时候是这样。Apter和Heskin认为，人类体验的动态本质特征把逆理论从任何一种特征中区分开来。这并不只是直觉，而是从几个经验研究中得到了支持。

Kerr既强调了定性研究又强调了定量研究，这两种类型的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运动员通常在自己偏爱的可变性动机状态中表现得最好。然而，运动员应该保持心理方面的弹性，充分准备应付相反的状态，这种相反的状态随时可能出现。”这意味着，一个运动员需要了解不同的状态，而教练员则努力地营造不同状态的氛围。

逆理论假设，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表现和反应并不能准确地预测其可变性动机状态。潜在的矛盾和不一致在可变性动机状态中，时间是一个考虑的要素。举个例子，对于运动员而言，教练通常是被认为是处于强势的，所以运动员如果认为教练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叛逆型的，他就会有意识地隐藏自己真实的可变性动机状态。

在状态层面研究人际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但在现实中，个体感知社会反应时确实会随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满足感和水平的发挥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逆理论的确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这些交往关系的理论框架，并论证了大量的心理测试和定性研究范式。

运动员和教练的关系是变动的、多层的，也是纷繁复杂的。对于人际交往的深层理解并不能仅仅借助一次结果的衡量就被彻底地认知。Wylleman认为，导致研究不足的因素可能在于：（1）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人际关系的研究很难归属于任何一门心理学；（2）对于以教练为核心的研究过分依赖；（3）方法的复杂性；（4）许多体育心理学专家极大地关注运动员心理能力的发展，但是体育运动中的精神干预法却远未发展到足以激励运动员在人际方面形成功效的程度。他认为，一种可替代体育运动中人际研究的方法就是强调现象学手段的必要性。因而，人际关系被看成是由个人观念和个人对自身以及时间发生的环境的理解、感知来决定的，而并非取决于针对其他事的预设反应。逆理论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框架。这种结构性的框架结合了所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并且允许这些研究的课题在经验中被论证。

在理解人际关系研究的过程中，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个人的可变性动机状态能够直接影响关系另一方在现象学上的感受，并使之出现积极或消极的状态。举例来说，一个运动员的行为可能成为引发教练情感逆转的一个意外因素；而教练的反应将可能同样地导致运动员的情感逆转。一个处于目的型—服从型—自我中心型—控制型可变性动机状态的教练渐渐地对呈现强烈的无目的型—叛逆型—自我中心型—控制型可变性动机状态的运动员感到忧虑和沮丧。这也是现实中会发生的情况。而如果运动员突然受伤了，那么教练员则有可能会情绪逆转，从而对这个运动员（正处于目的型—顺从型—他人中心型—协作型状态中）表现出热切的关心，相应的，这也将改变运动员的感受。

当关系双方都成为彼此影响的主要变量时，他们可能具有一定的控制权。然而如果外部因素影响了关系主体之一，例如，当一个教练获得预算将被大量削减的消息时，可能就会逆转可变性动机状态，这种逆转会让运动员感到教练精力分散、不关注运动员的个人发展。运动员通常处于自我中心型—控制型可变性动机状态中，他们需要目标的高度实现来维持自豪感。一个处于他人中心型状态中的运动员渴望得到教练的关注。如果这些要求无法实现，那么这个运动员将会感到毫无成就感，甚至愤怒。而这与逆理论中的压力观念紧密相关。在压力环境中，处于特定状态下的积极或消极的感觉往往取决于影响这种状态的各要素。如果关系一方将对方归为压力的制造者，那么将会使得原本和谐的关系无法继续保持下去。当运动员采取积极的策略，试图化解这种不平衡时，反复出现的努力可能会对这种关系产生影响。

Kerr又再次考察了Jenny的案例。Jenny是一个滑雪健将，曾在世界杯比赛中取得过优异的成绩。“那一年，她在世界杯上的收获非常贫乏。尽管作为新人，她以前也曾是教练关注的核心。但是Jenny却强烈地意识到，教练正将大量的精力投注在一个18岁的队友上。于是她日益感到教练已经对自己失去了兴趣。她觉得自己非常孤立。”对此，逆理论推断，Jenny正陷入一种强烈的压力之中。而这证实情绪已变得非常消极。正如Kerr所指，Jenny的人际关系观念，不管对错与否，将极有可能恶化其他的不当逆转。此时Jenny可以被看成是高度的目标导向但又极度焦虑的人。当她开始抱怨裁判、软弱的竞赛组织和自身的厄运时，她表现出了向消极状态逆转的征兆。在逆理论中，这将是一种愤怒、焦虑的情绪。

逆理论从理论层面上解释了一个教练如何能够在一个特定的状况下和某一时期影响一个运动员的情感，并使之失意，甚至崩溃。而Jenny的例子则更加强调了逆理论在这一方面所具有的实力。然而，这一解释仍显得过于简略、苍白，尽管它的确为权威研究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启示。同时，Kerr还对一个基于上述现象的有趣观点进行了讨论。这个观点是由Braman对于逆理论的功效研究得出的，并被用于解释体育运动中的崩溃，以及崩溃与退出率的差异。

当运用逆理论来解释人际关系中的结构和运动机理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时，许多相关的研究仍值得注意。逆理论已经被应用于精神疗法的研究领域。最初作为一种家庭运动机理领域的全新观念，逆理论很快被验证可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应用于普遍研究。Murgatroyd对许多学者对这个理论只用于精神疗法这个状况很不满。他宣称，心理逆理论确实满足了研究者曾热心追求的期望，因为它为理论一致的折中疗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它是一种综合理论，并为心理帮助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框架。对逆理论的运用的批评却显得极其有限。这使得Murgatroyd得出结论，“多元的评论者都认为，这种方法呈现了发展的征兆，值得深入研究和发展”。

此外，Wilson和Wilson已经考察了已婚夫妇的关系，以及医患关系中大量的治疗学关系案例。案例研究方式证明，这些特殊的二元关系中潜伏着冲突。同时，它给出了一种建立在逆理论框架上的诊断策略和干涉措施。有趣的是，学者们认为一对已婚夫妇的关系和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存在相似性。恰如运动员对已有的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经验状况会呈现出欣喜或不满的反应，夫妻也会被引导，使得自己对现有的关系环境采取消极或积极的行动。O'Connor曾实施了一系列的实证调查。这些调查证明母子关系中存在着相容性。O'Connor尤其关注主导型研究范式中，目的型—无目的型和顺从型—叛逆型这两组的情况。当关系双方拥有相似或相异的主导类型时，是否会引起相容性的问题。对此，她进行了考察。通过运用目标主导型标准，O'Connor召集了三种类型的母亲群体，即高度目的型、高度可逆转型和高度无目的型。根据不同的风格，这些母亲得到了三个虚构的女儿的资料。随后，母亲们被要求测定自己对于每一个孩子的融合程度。O'Connor宣称，正如原来的假设预测一样，高度目的型的母亲与高度目的型的女儿更亲近。而高度无目的型的母亲则更倾向于高度无目的型的女儿。然而，她也的确得出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即三种不同类型的母亲都感到更加适应和亲近一个高度可逆转性的孩子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具有主导状态的孩子。这主要归因于，高度可逆转型的孩子拥有调适自我的能力。他“不会阻止、挫败或者反对他人的风格、样式”。换言之，面对潜在的冲突，高度可逆转型的人更能熟练地采取适应性的行动。此外，O'Connor还将相同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了顺从型—叛逆型的状况中。除这些高度叛逆型的母亲与高度叛逆型的孩子彼此难以适应以外，O'Connor仍得出了与上述相同的结论。而这也似乎毫无悬念。因为“叛逆模式的基本要素就是与要求背道而驰，即使这些要求本身是要求叛逆”。这呈现了一种有趣的研究范式。如果这种模式被拓展至其他可变性动机状态中，那么它可能会在主导型层面上为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提供一种有价值的视角。

逆理论研究者制定了大量的心理学调查问卷。为了定性研究，他们建立数种有效模式。显然，现在实施更广泛的研究是极有可能的。

针对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方面的改善，Apter和Carter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建议，这些建议同样适用于团队。许多教练员和团队过分强调对于他人的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会导致人际关系的困境。然而，Apter和Carter表示，在丰富不同动机的工作环境方面，每一种可变性状态都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因此，在所有的情况下，目的型动机状态有利于方向和焦点的确定；无目的型动机状态能够传达工作的快感；顺从型动机状态是规则的得力助手；叛逆型动机状态需要批评和创新；控制型动机状态萌生控制和职业精神；他人中心型动机状态树立团队精神。

为了强化关系和功能，教练员和运动员需要具备多种动机，并能经常地根据情形转换不同的动机状态。为了促进团队的努力，运动员需要学会利用适当的方法来表达和实现每一种情感变动应有的状态。其中，这些方法易于衍生出更多可有效促进团队功能的结构性途径。当个人只呈现了自身非常有限的可变性动机状态，并以消极的方法加以表达时，问题便会在这些人身上逐步形成。

根据逆理论，如果运动员、教练员能够被激励去感受最大范围的可变性动机状态，如果他们能在恰当的时间体验到恰当的状态，如果他们在每种状态中都能实施适当的行为，那么，体育运动中的人际关系将会被大大地强化。考察这些现象和结论，Kerr认为，当逆理论为体育运动心理学的实践提供了框架时，它就应该持续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了支持这一观点，Kerr强调了Males的调查。从逆理论角度，并以个体不当逆转的视角，该调查探讨了四个运动员所出现的问题。最终，学者们为已使用的干预策略提出了一种解释，并阐述了结果。

从团队层次来说，借助于控制环境加强团队气氛来激励某种特定的可变性动机状态（例如：促使无目的型动机以突破训练的枯燥，允许运动员享受高水准比赛带来的快感）。逆理论可以为增强团队氛围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此外，通过提供领导机会来培养运动员建立一种兼具自我中心型—控制型的综合动机状态，对运动员参与决策的过程是非常有益的。虽然有些可逆转动机在理论上是不能自由控制的，但是某些环境还是会与特定的某种可变性动机状态相联系。这个假设的有效性需要未来继续研究。

作为一种理论框架，逆理论能够加强人际关系的研究。而逆理论的运用则显然仍处于初始阶段。然而，它将能够为这一领域的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尽管某些课题是迫切需要首先研究的，但是未来的研究机会非常广泛。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治疗方面对综合理论的要求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现今，广义的人际关系研究和体育运动中具体的人际关系研究都同样需要综合理论。考察不同方法的基本载体的研究将非常有价值。借助可变性主导动机状态，逆理论也能够考察以可变性主导动机状态形式表现的人类感受中稳定的方面。更值得一提的是，拓展O'Connor的对二元动机状态相容性的研究将非常有趣。这将极大地拓宽当前只是基于结构或者特质水平而进行的研究工作。对于特殊事件中某一关系的个案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运动员的常规既来自于运动员水平的结果又来源于人际关系的满意度，研究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或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随时变化的人际关系对运动员的成功非常关键，虽然研究的方法非常难。

不和谐的关系可以凭借一种逆理论的观点被检测到。而这种逆理论的观点关注的是所使用的策略模式。评估教练员的逆转抑制力或不当逆转，以及在一个特定模式中用以获得成功的策略，将能很好地提供一种对于人际关系问题的深层理解。这可以被拓宽到运动员、父母以及其他重要的范围中。Kerr认为，逆理论将是一种有效的框架，并能促使一个实践框架的创建。而这对研究逆理论普及化所具有的功效将会起到极大的增值作用。作为教练员和运动员训练项目的一部分，作为用以发展咨询工作的一种框架，逆理论应广为提倡。

总之，逆理论并非一个完整的或封闭的理论，尽管它的主要研究者已经建立了稳定的验证体系。它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它对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假设和方法论假设提出了挑战。它将个体的现象学感受置于研究方法的中心，它的确为理解现象学意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而这些现象学意义被个体深化到自身的感受、经历中。此外，逆理论构架了经验、情感和行动三者之间的联系。逆理论研究方法的核心在于它能解释现实中的矛盾现象和我们经常感受到的变化，即使是在最熟悉的环境中。

在消失了一段时间以后，对于体育运动中人际关系话题的兴趣再次被点燃，这是值得鼓舞的。概念模式和实证研究（定性的和定量的）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多样化程度上都取得了发展，来自于心理学各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纷纷开始被有效地加以运用。

逆理论作为一种综合理论性框架用来研究体育运动中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关系、运动员与运动员的关系，以及运动员与其他重要对象（如父母）的关系。因为能从一系列角度（如主导型层面和状态层面）来解释人际关系，逆理论完全有能力为人际关系研究作出更有价值的贡献。然而，采用这一框架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逆理论在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方面的应用，Lafreniere等是这样描述的：“一个独特而宏大的方式，因为它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模式和一种构建研究领域的新模式。同时，这一研究领域在许多方面都剔除了传统的分类体系。”相应地，类似的描述适用于逆理论在人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