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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文人论兵”的兵学文化价值

时间:2023-02-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北宋文人士大夫谈兵论战的勃兴,促进了兵学研究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正如前辈学者的精辟判断一样,北宋文人所创造的兵学成就不仅在宋代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兵学史上也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2]一、兵学文化的繁荣与专制政治体制的调整相配套,赵宋统治者比较重视思想文化建设。(二)文人撰写了大量的、形式多样的兵书在“文人论兵”之风的影响下,朝野出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主的传统兵书注解高潮。
北宋“文人论兵”的兵学文化价值_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

北宋文人士大夫谈兵论战的勃兴,促进了兵学研究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这种成就的取得,既与当时民族、阶级矛盾的交织发展直接相关,也与宋朝辉煌的文明有密切关系。诚如邓广铭先生对宋代文明所做的精辟论断:“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1]正如前辈学者的精辟判断一样,北宋文人所创造的兵学成就不仅在宋代文明中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兵学史上也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2]

一、兵学文化的繁荣

与专制政治体制的调整相配套,赵宋统治者比较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宋初,太祖利用统一战争的机会,将地方割据势力的大量图书送到开封,并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同时,他鼓励民间献书,并给予功名、钱财的奖赏,掀起了文人的献书高潮。乾德四年(966年),朝廷“诏求亡书”的同时,规定“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3]。随着北宋“重文抑武”政策的推行和贯彻,朝廷虽然继续鼓励民间献书,但却收紧了献书种类。雍熙元年(984年),太宗谓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原,苟非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贮书数虽不少,比之开元,则遗逸尚多,宜广求访。”[4]这说明太宗深深懂得,要想巩固政权,除了凭借武力外,还必须重视“文治”。因此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北宋王朝的“文治”建设为他们积极地谈兵论战奠定了基础,有助于兵学研究的繁荣,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即兵书数量多,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化,参与的人多,覆盖范围广,风气浓厚。下面拟就北宋兵学研究的特点加以考察。

(一)朝廷组织文人士大夫整理兵书的成绩显著

朝廷对兵书的解禁,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宋太祖发动陈桥驿兵变上台后,对任何与兵事相关的事情(前面章节已谈,在此不再赘述)都持忌惮和谨慎的态度,这在兵书的整理和使用方面也有所反映。宋初,朝廷将兵书、天文、阴阳奇术等列为禁书,一直束之高阁,绝不允许他人窥探。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诏修《太平御览》,其兵部就达九十卷之多,但也仅供自己“御览”。太宗明确地说:“朕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宁有倦耶?”[5]可见,太宗真正爱好的书籍,唯有文史类,而不是兵书系列。

随着“重文抑武”政策的执行和贯彻,朝野上下对兵书过于忌惮,甚至到了谈兵色变的地步。到了中期,宋军对夏作战中败多胜少,暴露出“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6]等弊病,迫使宋廷一时充满了危机感,开始对兵书的整理和校勘工作重视起来。宝元年间,宋仁宗鉴于“群帅昧于古今之学”,任命王洙编纂《武经圣略》十二卷。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曾公亮、丁度等人编纂大型军事丛书《武经总要》,以供将领学习。由于这套军事丛书的编纂人员如曾公亮、杨惟德等人并非谙熟军事,因而《武经总要》带有明显的缺陷,但其开创的兵书编纂体例,在兵学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7],其“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亦有足资考证者”[8]。嘉祐六年(1061年)四月,朝廷任命大理寺丞郭固编校秘阁所藏兵书,抄成黄本一百七十二册[9]。朝廷组织学者整理兵书,却不允许其对外传播,故而兵书仍沉睡在秘阁之中。宋神宗即位后,颇想有一番作为,在他的支持下进行的“熙丰变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培养高素质的将领。熙宁三年(1070年),朝廷任命馆阁校勘王存、杜纮、顾临等同编修《武经要略》等兵书。此外,宋神宗对唐《李靖兵法》颇为推崇,时常与王安石等人在朝堂上讨论其优劣及运用方法。熙宁八年(1075年),神宗以“唐李靖兵法,世无完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10]为由,任命王震、曾旼、王白及郭逢原等人整理唐代的《李靖兵法》。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一日,宋神宗任命武学教授朱服、何去非等人校定《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三略》《尉缭子》《唐李问对》等七部兵书,正式颁为武学教科书,又统称“武学七经”。在整理七部兵书时,朱服等人取曹注《孙子》本:《卫公问对》者,出阮逸家,盖逸依仿杜氏所载靖兵法为之,非靖成书也。

朝廷组织整理和校勘兵书等举措不但推动了宋代兵学研究的繁荣,而且产生了一大批专门研究或熟悉兵学的学者,如丁度、郭固、王震、曾旼、王白、郭逢原、朱服、何去非、顾临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丁度(字公雅,开封人),大中祥符年间,丁度登服勤词学科,历任大理评事、知制浩、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务,著有《龟鉴精义》《备边要览》《庆历兵录》《庆历缮边录》等兵书[11]。又如,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自直坟典传训、系史子记,以至天文、地理、阴阳、时数、山川、虫鱼、草木、诡异之说,莫不诵晓。”[12]元丰五年(1082年),何去非因对策“词理优瞻,长于论兵”入仕,在任职武学教授期间,撰成军事人物和事件评论集《何博士备论》[13]。再如,顾临自少“好谈兵”,“以孙武、诸葛为师法,时人咸谓才堪将帅”[14]。师从胡瑗,通经学,长于训诂学。仁宗皇佑年间,他举说书科,任职国子监,迁馆阁校勘,提举常平司,后改同判武学,累迁直龙图阁、河东转运使等职。由于宋神宗对顾临的才华颇为赏识,任命其参与编纂《武经要略》,且一遇到军事问题,召见顾临“问兵,对曰:兵以仁义为本,动静之机,安危所系,不可轻也。因条十事以献”[15]。宋神宗主持西北拓边时,许多文人士大夫向朝廷献计献策,只有顾临“深藏远引,默默若无能者,知兵之未可用也。已而师出无效,子敦之智益明”[16]。像丁度、顾临这样懂兵的学者在北宋并不少见,但是其他学者的著作没有多少能够流传下来。

(二)文人撰写了大量的、形式多样的兵书

在“文人论兵”之风的影响下,朝野出现了以《孙子兵法》为主的传统兵书注解高潮。据载,“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孙武书者,大抵皆当时人也”[17]。除了《十家注孙子》主要注家梅尧臣、王晳、何氏、张预外,[18]还有不少其他兵法注家。沈起生平喜谈兵,“著《吴武子》三篇以自见”[19]。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知制诰王益柔言:“将作监主簿麻皓年尝注《孙》《吴》二书及唐《李靖对问》,颇得古人意旨,兼自撰《临机兵法》,甚精当。”[20]元丰元年(1078年)闰正月十二日,大名府元城县主簿吴璋上所注《司马穰苴兵法》三卷[21]吕惠卿撰《三略素书解》一卷[22],张商英注《素书》[23],张载注解《尉缭子》一卷[24]。应当指出,这些文人学习兵书极为认真,尤其他们对兵书中的注解往往一字一句抠得仔细,讲解词义,分析内容,注意将其中冷僻不顺的字句改得通俗易懂。

就现存史料看,文人撰写了大量有关北宋边事的兵书,主要有以下著作:景德二年(1005年),许洞向朝廷献上所著《虎钤经》;高士宁著《阃外书》;张田“性质端劲,文艺赅博,周知河朔之事,尝著《边说》七篇,词理切直,深究时病”,包拯称赞他“学术精深,志虑宏远,能穷边琐,善启忠规,文成七篇,说通三训,虽杜牧之注《孙子》,臧嘉猷之集《羽书》,会粹研覃,曾不是过也”[25]。并州乡贡进士刘廱,撰成《边议》十卷,司马光称其“援据古今,指陈得失,用意甚勤,论理颇多”[26]。天圣五年(1027年)十二月,秘书监致仕胡旦撰《将帅要略》五十三卷[27]。康定元年(1040年)九月四日,前渭州军事推官魏庭坚撰《四夷龟鉴》三十卷;殿中丞充武胜军院伴读王琥献《平戎万略》。康定元年(1040年)十二月,通判滑州秘书丞蔡亶撰《通志论》十三篇,“备言攻守之策,如其可采,乞于陕西缘边任使”[28]。庆历元年(1041年),雄州赵珣撰写了《五阵图》和《兵事》十余篇及《聚米图经》五卷,被执政者称赞“用兵以来,策士之言以万数,无如珣者”[29]。皇祐四年(1052年),殿中丞、通判信安军张田,“周知河朔之事,尝著《边说》七篇”[30]。皇祐五年(1053年)十一月,管勾司天监公事周琮上《军中占》三卷,诏送秘阁[31]。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定州乡贡进士赵肃上《兵民总论》十卷[32]。布衣邵亢应制举,曾经献《康定兵说》十篇[33]。庆历年间,张纮向朝廷献上所著《御戎策》三十篇[34]。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国子博士赵至忠献《契丹蕃汉兵马机密事》十册及《契丹出猎图》。嘉祐年间,苏洵著《权书》;通判潮州滕甫《孙威敏征南录》一卷,“言平南之功,皆本孙沔元规,狄青之至,莫能出其右者。余靖归美于青,非实也”。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三日,虞部郎中赵至忠上“虏廷伪主宗族、蕃汉仪制、文物宪章、命将出师、攻城野战次第,兵众户口、州城钱粟都数,四至邻国、远近地里、山河古迹等,共十一册,并戎主阅习武艺,于四季出猎射虎等图,各二副,外有戎主登位仪制图、拜木叶山图,并入国人使宴图”[35]。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十三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上《平蛮杂议》十篇,诏送安南招讨使。[36]元丰元年(1078年)五月,前守化州文学赵世卿进《安南边说》五篇[37]。观文殿学士王韶撰《熙宁收复熙河阵法》三卷[38]。天章阁侍讲王洙撰《三朝经武圣略》十五卷。金部员外郎知凤翔府家安国撰《元丰平蛮录》三卷。直龙图阁京兆游师雄撰《元祐分疆录》二卷。清河张预集《百将传》十卷,“每传必以《孙子兵法》断之”[39]。监察御史新安朱安国注《阴符玄机》一卷即《阴符经》,“此书本出於李筌,云得於骊山老姥,旧志皆列於道家。安国以为兵书之祖,要之非古书也”[40]。陈瓘编纂王安石《日录》,“编类其语,得六十五段,厘为八门:一曰圣训,二曰论道,三曰献替,四曰理财,五曰边机,六曰论兵,七曰处己,八曰寓言”[41]。李清臣《平蛮书》,“言汉以来用事于南者上之”[42]。以上这些著作,真正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堪称优秀作品的更是少之又少。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现存兵书目录或评价中看出,这些兵书涉及北宋的方方面面,尤以敌情、军事技术、战略战术、御将及治军等为主。从编纂内容看,宋文人擅长系统地整理历代战例,总结战争经验教训,其主要目的是让读者看得懂,接受自己的思想。我们也要看到,虽然他们研究的问题不一定具有较高的军事价值,却激发了人们研究兵学的热情。

(三)文人士大夫撰写了大量的、形式多样的兵论

这些兵论主要以评论、阐发传统兵书和古人兵学思想为要旨,服务于北宋的军事斗争需要。如李觏的《强兵策十首》;石介的《贵谋》《兵制》;张方平的《武备论》;苏轼的《孙武》《管仲》《魏武帝论》《策别》;秦观的《将帅》《奇兵》《谋主》《兵法》等篇。其中,李廌的《兵法奇正论》与秦观之文相类似。李廌简化兵法,使武将易懂,并说:“今夫以武为业,动累亿万,斗力勇而已,鲜知兵之法;学兵之法,动累数千,分行阵而已,鲜知兵之理;穷兵之理,动累数十,分强弱而已,鲜知奇正。借或有人,但能知奇为奇,知正为正而已,鲜知奇正之变,臣故曰兵法贵胜。”[4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李廌之论:其议论奇伟,尤多可取,固与促辕下者异焉。这些论兵之文既有对待周边战略、防守或进攻战术的记载,也对论用人、治军之道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除了评论、阐发传统兵书思想外,文人士大夫还要面对周边民族军事的侵扰和军事改革的实际问题,故其论兵的主旨不同于传统兵书的注解与思想的阐发,而是侧重于就北宋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如王禹偁的《上太宗答诏论边事》;田锡的《上太宗答诏论边事》;张齐贤的《上真宗论陕西事宜》;赵安仁的《上真宗答诏论边事》;钱若水的《上真宗论备边之要有五》;王济的《备边策》;孙何的《上真宗论御戎画一利害》;寇凖的《上真宗议澶渊事宜》;范仲淹的《上仁宗攻守二策》《上仁宗再议攻守》;庞籍的《上仁宗论范仲淹攻守之策》;宋祁的《和戎论》《御戎论》;贾昌朝的《上仁宗备边六事》;田况的《上仁宗兵策十四事》《上仁宗论和守攻备策》;欧阳修的《上仁宗论庙算三事》;富弼的《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尹洙的《叙燕》《息戍》《兵制》;张方平的《平戎十策及表》中的《攻心》《伐交》《专胜》《以夷狄攻夷狄》等篇;仲讷的《议御戎》;胡瑗的《请兴武学疏》;王安石的《省兵》;苏辙的《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私试武学策问二首》等;刘挚的《以备契丹》;曾巩的《本朝政要策》有《训兵》《添兵》《兵器》《城垒》《侦探》《军赏罚》诸篇;孙觉的《上神宗治边之略》;李清臣的《议兵策》《议戎策》;侯溥的《将臣论》;张舜民的《论河北备边五事》;许将的《治兵议》;黄裳的《择将》《御戎》;华镇的《论兵》《论边事》《论御戎》《主帅论》;晁补之的《兵法》《上皇帝论北事书》;张耒的《将论》《择将篇》《审战篇》;陈瓘的《论治虏之术奏》;杨时的《上时事札子》中的《边事》《军制》《择将》;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文人士大夫往往站在统治集团的立场,普遍援引兵法作为论兵的依据,致力于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如关于战争观的问题,司马光援引“兵者,国之大事,废兴存亡于是乎在”的思想,反对神宗的开拓战争。[44]李觏继承和发扬了“兵者,国之大事”的思想,既主张有兵,又强调足兵的作用。他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人知之矣。然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后世有兵而尝足矣。”在“慎战”方面,李觏认为,“兵盖不祥之器,学者未得其千一,而志气已壮。”[45]与此相比,王安石将“慎战”理解成了反战,“佳兵者,坚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为不祥之器。”“兵者,凶器,动则万物尚恶,故有道者必无处此。”[46]“庄子曰:‘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勇于敢,以不必必之,故多兵而杀。勇于不敢,以必不必,故无兵而活。”[47]对于备战问题,包拯、尹洙、欧阳修、张方平、王安石、陈师道等人均引《孙子》中“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等原则为论兵的依据。[48]在用兵作战方面,晁补之“读《孙子》,至所谓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得间之实”[49]的分析认为,“仁义之兵”能起到“无术而自胜”的效果。

二、“论兵”形式的多样化

由于地位、学识及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北宋文人士大夫的论兵方式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他们的论兵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儒家经义论兵

北宋士大夫以复兴儒道为己任,在博采众家所长的基础上,重视对儒家经典著作的直接探求,发挥义理,其中也包含不少对兵学知识的解读。如许多文人经常引用《左传》厨邑大夫说过的话“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以待其衰”作为论兵的依据,即指先发制人可以摧毁敌人意志,后发制人要等到敌人士气衰竭,何不趁他们疲劳且立足未稳时进攻他们,否则一切都晚了。苏辙对《春秋》中相关军事的问题也有注解:“《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吾仲孙怒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50]

当然,士大夫还援引《春秋》中的语句解释北宋的具体战争、战略战术问题。田锡说,“今交州未下,战士无功,《春秋》所谓‘老师费财’者是也”[51]。张舜民《论进筑非便奏》:“窃按《春秋》之法,凡称城者,谓既得其土地人民,然后城之,以宅人民耳。”[52]事实上,士大夫们在吸取唐末五代的历史教训的同时,也借助《春秋》中的战争道理来阐发尊王大义,期待为北宋专制体制建设提供理论基础和历史依据。有学者说,“以孙复为代表的北宋士大夫普遍利用《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大谈尊王攘夷,意在尊奉现实社会的宋朝皇帝”[53]

此外,士大夫继承和发扬了前人“以易演兵”的传统,多数解语均选用《易经》作为理论依据。苏轼以《易经》注解为依据,反对《孙子》“兵者,诡道”的思想,如“《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君子方其未发也,介然如石之坚,若将终身焉者;及其发也,不终日而作。故曰:‘不役于利,则其见之也明。见之也明,则其发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论则不然,曰:‘兵者,诡道也。’非贪无以取,非勇无以得,非诈无以成。廉静而信者,无用于兵者也”[54]。夏竦则以《易》来阐发将领应该灵活处理紧急情况,“《易》曰:‘自强不息。’《书》曰:‘明作哲。’盖强者临机而有断,明者遭事而不惑”[55]。对于将领来说,《易经》是他们成为名将必要阅读的重要兵书。种氏将门子弟因继承与发展了种放的易学,均成为北宋名将。同样,“郭逵以将帅显,而其后兼山、白云皆明《易》。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也”[56]。对于文人来说,《易》还成为他们与帝王谈兵论战的理论依据。据载,“康定中,仁宗命讲《易》《乾》《坤》《既济》《未济》。又问:‘今岁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徐)复对:‘岁直《小过》而太一守中宫,兵宜内不宜外。’仁宗嘉其言”[57]。可见,他根据《易经》中的阴阳思想来预测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及程度,帮助帝王做出相应的决策。

在学术文化方面,文人借助《易经》注解谈兵,来批判对方的学术漏洞。程颢、程颐不赞同王安石注解《易》兵论的内容,并指出:“介甫以武王观兵为九四,大无义理,兼观兵之说,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绝,则今日便是独夫,岂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绝,便是君也,为人臣子岂可以兵胁其君?安有此义?又纣鸷狠若此,太史公谓有七十万众,未知是否;然书亦自云,纣之众若林。三年之中,岂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太誓》一篇前序云:‘十有一年’,后面正经便说‘惟十有三年’,先儒误妄,遂转为观兵之说。先王无观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错却,便是后面正经三字错却。”[58]可见,文人的论兵内容中糅合了儒家义理思想的做法,且贯彻得更为深入,使兵学研究走向了开阔的境地。

(二)借助灾异事件论兵,讽喻及影射朝廷的军政事务

北宋时期战争频仍,自然灾害严重,再加上受《老子》“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的灾异说影响,人们往往选择流落他乡、打杀劫掠或攻陷城池,从而引起周边民族政权窥视中原地区的野心。在这种情形下,文人士大夫每遇到灾异事件,就会提醒朝廷做好防范北方民族铁骑入侵中原的准备。宝元元年(1038年)十二月,胥偃《忻州地震奏》:“地震,阴之盛。今朝廷政令,不专上出,而后宫外戚,恩泽日蕃,此阳不胜阴之效也。加之边寇内侮,宜选将练师,以防侵轶。”[59]包拯《论地震》:“近闻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镇阳、雄州五月朔日地震,北京、贝州诸处蝗蝻虫生,皆天意先事示变,必不虚发也。……顷岁并、代地震,寻以昊贼拒命;近者广南英、连等州亦震,而蛮寇内侵,皆必然已应之兆耳。”[60]嘉祐五年(1060年)五月,范师道《论灾异疏》引用“汉、晋《天文志》:天狗所下,为破军杀将,伏尸流血。《甘氏图》:天狗移,大贼起”的谶语,警告朝廷“虽有将帅,不老则愚,士卒虽多,劲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盗贼何”[61]。庆历五年(1045年)四月,李京《论定襄地震孟雷未发声奏》:“自宝元初,定襄地震,坏城郭,覆庐舍,压死者数万人,殆今十年,震动不已,岂非西北二虏有窥中国之意乎!……愿陛下饬边臣备夷狄,戒辅臣谨出命,以厌祸于未形。”[62]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唐询《请严边备奏》:“近者京师雨雹、地震,此阴盛阳微、夷狄侵侮中国之象。今朝廷以西北讲和,寖弛二边之备,臣常默以为忧。愿下圣诏,申饬守边之臣,其于兵防敢有慢隳者,以军法论。”[63]神宗时期,郑獬援引灾异之说抵制武将种谔的拓边活动,如“臣以太白经天,四方地震,皆为兵象,切恐兵祸起于横山之议,今见其端矣”[64]。在儒家经义里面,阴阳失调可能带来灾难,而这种灾难往往由朝廷失道所引起的。陈舜俞分析“阴阳”与“甲兵”在一起的后果,希望引起统治者对“内忧外患”的警惕,并说:“阴之为物也,为甲兵,为阴谋,为强臣,为夷狄,为宦官宫妾。或者天以其类大为动摇以告陛下,亦惟陛下深思远虑,忧患而预防之。”[65]可见,这些论兵之文往往以灾异事件为由,期待统治者做出相应的举措,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

(三)以史论兵,运用历史上战争的经验与教训论证和阐明一些道理

北宋时期,许多士大夫缺乏真正的实战经历,只能从历史经验教训中获取相关的兵学知识,作为自己的谈兵依据。诚如张方平所言:“军旅之事,虽未之学,历代史册所著得失成败,亦可言之矣。”[66]在兵书编纂方面,曾公亮在编纂《武经总要》中明确表示,“今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于篇”[67]。张预《百将传》所依据的材料是“观历代史书,上下千余载间,将兵者所以成、所以败……凡史辞泛漫而不切于兵者,一皆删去之;或非兵略而可以资人之智虑者,间亦存焉”[68]

在论兵之文方面,钱若水借鉴周世宗讨伐北汉的经验,为宋统治者的征战提供了历史依据。他说:“臣尝读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刘崇结敌入寇,敌遣其将杨衮领骑兵数万,随崇至高平。当时懦将樊爱能、何徽等临敌不战,世宗大陈宴会,斩爱能等,拔偏将十余人,分兵击太原。刘崇闻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后收淮甸,下秦、凤,平关南,特席卷尔。以陛下之神武。岂让世宗乎?此今日御敌之奇策也。”[69]与钱若水一样,张方平在《武备论》中谈到,“今所论著,皆参校前史旧迹得失之状可施于世者,冀上赞庙堂之余论焉”[70]。可见,他们在论兵中以古为鉴的历史意识极其鲜明,这也为他们措置边事提供了历史依据。诚如罗炳良先生说:“一个人所具有的历史知识越丰富,借鉴历史的素养越高,那么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处理的能力就越强。”[71]

在“文人论兵”的潮流中,不少学者逐渐脱离了历史事实而主观地评判军事人物,形成了“好议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72]的不良风气。尤其是他们发挥儒家的义理思想,对历史人物仅做道德评判,而不顾及史实,导致了兵书或论兵存在差异。苏轼评价先秦燕国名将乐毅伐齐的战例时,推翻了前人所论燕惠王临阵换将,致使燕军大败的结论。他认为名将乐毅屯兵即墨城下数年围而不攻,想以仁义感化齐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然而,这种战法却为庸将骑劫的失败埋下了隐患,即“以百万之师,相持而不决,此固所以使齐人得徐而为之谋也”[73]。程颐批评时人对军事人物缺乏客观评价,“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惜科,韩信与项羽,诸葛亮与司马仲达,不曾合战。更得这两个战得几陈,不妨有可观”[74]。从上述来看,文人士大夫的史论虽然充满了儒家的义理空疏,但从侧面看,他们具有独立的学术意识和批判精神,形成了不惧权威、大胆怀疑与敢于创新的观念。

(四)借助各种文学体裁论兵

北宋文人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以文载道”的传统,借助文学体裁,既把兵学人物、思想或话题描绘得惟妙惟肖,又将儒家义理思想、文学浪漫化的色彩体现出来。

1.散文

许多文人的兵书或论兵之文既是军事著作,又是古典散文优秀的代表。著名文学家苏洵《权书》中的《六国论》一文,就是为时人所传颂的论兵名作。文章开头就点明主题: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立,故曰弊在赂秦也。与此相应的,有些文人争辉相映,炫奇斗胜,评价对方的文学水平往往犹如用兵作战一样。晁补之曾经刻苦撰写文章,仍没有超越苏轼的文学才华,于是感叹道:“盖天才能驱驾,如孙吴用兵,虽市井乌合,亦皆为我臂指,左右前却,在我顾盼间,莫不听顺也。”[75]

2.诗歌领域

关注兵家人物与兵法的诗歌虽然犹如凤毛麟角,却对兵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76]石介《过魏东郊》赞美友人:“帐下立孙吴,罇前坐伊吕。笑谈韬钤间,出入经纶务。匈奴恨未灭,献策言可虏。幽州恨未复,上书言可取。”[77]可见,他把友人论兵的形象勾勒成了孙子、吴起等兵家一起商讨军国大事、为国出谋划策的非凡情景。梅尧臣在《依韵和李君读余注孙子》诗中讲述了自己在国难当头时,不得不“唯余兵家说,自昔罕所论”。他积极地注解《孙子》,并从宋夏实战要求出发,摒弃了前辈所注不切实战的繁琐语言,删繁就简,阐幽发微,增强了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如“庙堂盛夔契,正议灭乌孙,吾徒诚合进,尚念有亲尊”。他还肯定了《孙子》的重要军事作用,如“将为文者备,岂必握武贲,终资仁义师,焉愧道德藩”[78]。又如司马光《读武士策》:“汉家求猛士,云集示央宫。天外朝星淡,山西将种空。奇谋纷并进,壮节凛生风。八阵纵横势,依然见目中。”[79]曾巩在《冬暮感怀》诗中描述:“六军骑皆骏,争先雪中登。天时倾人意,踊跃士气增。大义虽不杀,四方慑兵棱。”今者此种气势不复存。“今此效安在?东南塞犹乘。将帅色凋槁,蚍蜉势趫腾。”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惨错天运内,止戈信谁能?”[80]弦外之音是,朝廷不能采取“以和止戈”的方式,应该着手整军备战,恢复王者气势,威慑敌人。祖无择《送孟湘虞部赴阙》借诗抒情:“科名拾芥职三虞,落落雄才与众殊。为政人惊今遂霸,论兵自比古孙吴。倚庐已见因心著,结绶还陪辩色趋。不似冯唐空白首,汉皇今正渴嘉谟。”[81]可见,祖无择借送别朋友的场合,称赞友人的论兵水平堪与著名兵家孙武、吴起相媲美。

3.笔记小说

文人士大夫记载了许多战争事例,并对有些军事问题做出了评价。魏泰的《东轩笔录》在评价历代战争战例成败的同时,也对“以夷制夷”之策的结果表示怀疑,“世人每见夷狄自相攻讨,以为中国之利,不知其先绝后顾之患,然后悉力犯我,此知兵者所宜察也。诸葛亮岂乐为渡泸之役,而矜能于孟获辈哉?亦欲先绝后患,而专意于中原也”[82]。又,魏泰在评价鄜州战役时,对将领的作战水平产生了质疑,“嘉祐中,麟州之役,谅祚二年间连以兵屯窟野河,进逼边界,聚而复散。故武戡、郭思习以为常,轻兵而出,至忽里堆,伏发而兵败。然则敌人出没聚散,盖将有谋,知兵机者宜深察也”[83]

应当指出的是,宋以前颇有价值的兵书,仍受到文人的普遍重视。这些文人除了注解文字、串讲大意外,还利用古代战例和先秦兵家言论来印证自己的思想,大有儒家“六经注我”的气势。文人还对兵书体裁进行创新。如,在《虎钤经》中经常见到许洞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释问题。据《虎钤经》记载:

或曰:彼得天时,讵可破乎?许洞曰:天之所祐,正也。怙天时而戾军政,与天违也。天人相违,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顺应顺也。顺而逆应之,必凶之兆也。或曰:军乘天时,跨有地利,将吏骄怠,谋划不精,军阵散乱,如之何?洞曰:可击也。……许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后攻之,必克敌也。[84]

这种体裁在北宋现存兵书中是比较少见的,它不仅适合谙熟兵法者谈兵、论将及破阵,而且对于未经历战场的文人来说,使用起来也比较得心应手,能将兵学演化得比较生动。因此,文人士大夫在体例编纂、经世致用等方面既承袭了传统优秀兵书的思想,又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发展与补充,进而推动了兵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三、宋人兵学研究的价值

北宋文人出于报国之心与救国之志,热衷于兵事的研究,不但对中国传统兵学进行了深入钻研,而且对北宋的整军备战、用兵之道等,多能以古喻今,古为今用。因此,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北宋兵学成就和贡献是很有意义的。究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兵学研究中的政治价值

文人士大夫挖掘历代、祖宗论兵的言行,为帝王处理军政事务提供了指南性的范本。他们通过对本朝故事、《宝训》与《圣政》的编纂、讲授,从圣哲、祖宗的思想武库中寻求济世良方,构建成一道维护北宋专制体制的防御工程。正因如此,士大夫热衷于编纂、整理历朝军政故事,并阐释其对主流政治文化的基本看法。[85]宋仁宗曾命富弼、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等人编纂《祖宗故事》,其侧重点、内容方式无不与指导帝王处理军政事务相关,如“三朝赏罚之权、威德之本、责任将帅之术、升黜官吏之法、息费强兵之制、御戎平寇之略”[86]等方面。此外,石介的《先朝政范》、张唐英的《仁宗君臣政要》、苏颂的《迩英要览》等书,均有“任将”“边鄙备御”“御戎”等门类,突出了为后世帝王按图索骥、针对性学习军政事务的主题。范祖禹选择前代材料中“补政治者”,以备仁宗观览[87]。据范祖禹《进故事》载:

从内容上看,范祖禹的《进故事》虽然模仿史家口吻,阐释历代帝王处理军事事务的案例意义,但是从侧面透露出这不是严格的史学记载,而是重在政治规范的“最高指示”。这说明士大夫能够满足论兵与政治导向的特殊要求,将兵学思想融入《进故事》中,向帝王灌输祖宗历朝积累的军政经验,从而产生了研究兵学的政治价值。

北宋时期,许多士大夫颇为推崇《孙子兵法》,经常借此为论兵的依据。王安石指出:“古论兵无如孙武者,以其粗见道故也。”[89]杨时说:“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孙武。”[90]晁补之也说:“天下之言兵曰微妙者祖孙、吴。”[91]不难看出,在部分士大夫的心目中,《孙子兵法》至高无上,包容万千。然而,北宋政治的云谲波诡,使《孙子兵法》时常成为一些士大夫抨击对手的话题。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重新创办武学教育。宋神宗派朱服等人整理和校勘《武经七书》。司马光、苏轼及何去非等保守派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大力怀疑、批评《孙子》兵学,讽喻改革派破坏祖宗家法。司马光的《将军行》,通过汉朝大将霍去病不喜兵法的形象,批评时人谈兵论战的风气,如“自言不喜读兵法,智略何必求孙吴”[92]。尤其苏轼讥讽孙子,“天子之兵,天下之势,武未及也”[93]。苏洵说过,“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为孙武之徒也。夫孙氏之言兵,为常言也。而我以此书为不得已而言之书也”[94]。与苏轼关系较近的何去非在《何博士备论》中对孙子更是无所不批评。他还将《管子》与《周礼》《司马法》等传统兵法做了细致比较,认为管仲兵法“载然而易晓矣”,而运用这种兵法犹“如贯绳,如画碁局,疏畅洞达,虽有智者无所施其巧”“简而直者”“而有所必胜矣”[95]。徐积也以贬低孙子等人,抬高管子之能,并说:

古之善为兵者,各以其书名家。而三家者最著:司马穰苴,兵之正者;孙武,兵之有术;吴起,兵之应变者也。三人者可谓能言,不可谓之已试矣。然其略亦有已试能取胜者乎?晚有晁错者,其学虽不说于兵,而善言兵事,故其大指盖若涉乎管子矣。管子者,可谓知兵也,其亦可谓必胜之将乎?[96]

(二)兵学研究中的文献学价值

文人士大夫在充分利用文献考辨、发扬疑古传统的基础上,重视校勘、义理辨析,体现了兵学研究中的文献学价值。在《孙子兵法》方面,士大夫经常以孙子兵学为基础,编纂兵书,如许洞的《虎钤经》、张预的《百将传》等。在《孙膑兵法》方面,自东汉以来,《孙膑兵法》虽已亡佚,但北宋文人的兵书或论兵之文仍保存了不少《孙膑兵法》的内容。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引用“孙膑亦曰”:

骑战之道,以虚实为主,变化为辅,地形为佐。又有十利八害焉。一、乘其未定。二、掩其不固。三、攻其不属。四、邀其粮道。五、绝其关梁。六、袭其不虑。七、乱其战器。八、陵其恐惰。九、掩其未装。十、追其奔散。此十利也。八害者:一、敌乘虚备,寇蹑其后。二、越阻追北,为敌所覆。三、往而无以返,入而无以出。四、所从入者隘,所由去者远。五、涧谷所在,地多林木。六、左右水火,前后山阜。七、地多汙泽,难以进退。八、地多沟坑,众草接茂。此八害者。皆骑士成败之机。将必习之,乃可从事焉。[97]

上述说明,宋人记载《孙膑兵法》的只言片语,给后世研究该兵法的亡佚轨迹提供了文献依据。

随着宋学疑古之风盛行,不少学者对宋以前兵书的版本、卷数与史料记载的出处,或对文辞高下差别及学术风格等进行研究,促进了宋代文献学的发展。元祐元年(1086)五月,程颐斥责武学教材中《三略》《六韬》《尉缭子》等“鄙浅无取”,并对其真伪性提出了怀疑。此外,刘恕怀疑《六韬》为后人附会姜太公所作的兵书,说:“今《六韬》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其言鄙俚烦杂,不类太公之语,盖后人伪托为之。”[98]李昭玘不赞成这种说法,“然此尚有可诿者,曰:‘六韬非圣人之书,盖战国相倾之士,借太公以为市者。’至于《诗》《书》为帝王之遗迹,岂复有可议者耶?”[99]这说明,文人士大夫虽然质疑兵书作者与文本的真实性、合法性等,但考辨者没有最终解决这些问题。陈师道认为有两种《司马兵法》,一种是齐威王命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一种是司马迁所论的司马穰苴兵法,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对此,他质疑司马迁的学说:

臣谨案传记所载《司马兵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又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此先王之政也,何所难乎?至其说曰:“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此穰苴之所知,秦汉之所行,迁之所见,而谓先王为之处。[100]

这反映了文人研究兵学的理论水平和学术见识较高。同时在论证方面,他们的材料来源有据可查,增强了其可信度,可以说在目录、校勘、辑佚、史料等方面均有较高的价值。

(三)在军制、作战指导及军事技术等领域有了重大发展

优秀的传统兵学思想、大量的战争实例和当时的战争经验教训,均为北宋文人士大夫总结兵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然,频繁的战争在要求兵学理论的同时,也推动了新兵法、军事技术的进步。一是在阵法方面,士大夫论述的阵法颇为独到。韩琦称赞郭固创造的车阵法,不仅“临阵遇敌,缓急易集”,而且在平原地带具有两点优势,“一则临陈以抑奔冲,二则下营以为寨脚”[101]。二是在兵战方面,文人士大夫寻找古战车的作战方式是有依据的。吴淑《古车战之法》论述了防御辽军骑兵的战法,[102]周士隆《论车战》论述了古车阵可以破解交趾象阵的战法。晁补之《阵法》“合诸家之术而修诸有司,农隙讲事”[103]。三是军制研究成果比较突出,超过了军事理论研究的其他方面。文人士大夫联系当时的政治研究军制,取得了积极成果。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开拓了正史的新体例,首创兵志一目,专门记载了唐代的军制。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以及苏洵、苏轼、苏辙都有专论军制的文章。王安石变法时,也曾大谈军制改革对富国强兵的意义,并提出保甲法和保马法等新制度[104]。四是文人开始重视火药兵器的军事用途。许洞《虎钤经》载,“飞火者,谓火炮、火箭之类矣也”。这是目前最早的记载燃烧性火器的兵书。五是在火药配置方面,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载了当时流行的三种火药配方:“毒药烟球”“火药法”“蒺藜火球”[105]等。此外,还有制作爆炸性武器“霹雳火球”的方法,即“用干竹两三节,径一寸半,无罅裂者,存节勿透,用薄瓷如铁钱三十片,和火药三四斤,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球外加傅药(火药外傅药,注具火球说)。若贼穿地道攻城,我则穴地迎之,用火锥烙球,开声如霹雳,然以竹扇簸其烟焰,以熏灼敌人(放球者合甘草)”[106]。这说明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火药的国家。从内容上看,这些论兵之文包括论兵法、论述引用兵法、论边事、论用人。六是文人重视地图绘制的军事作用。宋辽、宋夏交聘之时,许多士大夫将沿途的风土人情概貌记录下来,为朝廷制定对外战略提供参考。盛度参考“汉、唐故地,绘为《西域图》”。他还高度评价了该地图的军事作用,如“酒泉、张掖、武威、敦煌、金城五郡比复究寻,五郡之东南,自秦筑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碣,延袤万里。有郡、有军、有守襟带相属,烽火相望,其形势御备亦至矣。唐始置节度使,后又以宰相兼领,用非其人,有河山之险而不能固,有甲兵之利而不能御,岂不惜哉。今复绘其山川、道路、区聚、壁垒,为《河西陇右图》,愿备圣览上”[107]。尹洙也强调了军事地图的作用,说:“昨闻屯田员外郎刘复曾进西鄙地图,颇亦周备。平夏图谋,秘府及民间当有存者,伏望博加求访,命近臣参较同异,形于绘素,而颁之于边将,俾其见利则按图而出师,寇出则分兵而守险。”[108]沈括除精心策划边防事宜外,还潜心绘制出我国首例木质立体图,称之为“木图”[109]。他说:“予奉使按边(任鄜延路经略使),始为木图,图写其(鄜延路)山川道路。其初遍履山川,旋以麦(面)糊木屑写其形势于木案上,未几寒冻,木屑不可为,又熔蜡为之,皆欲其轻易资故也。至官所则以木刻上之。”[110]可见,沈括一丝不苟地绘制木质立体图,历尽艰难。上述兵学理论及技术无疑对古代兵学体系做了有益的补充。

【注释】

[1]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载氏著《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2]参见王瑞明:《宋儒风采》,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刘庆:《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个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3](宋)李焘:《长编》卷7,乾德四年闰八月附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8页。

[4]转引自(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34页。

[5]转引自(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祖宗圣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6](宋)李焘:《长编》卷204,治平二年正月癸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36页。

[7]参见姜勇:《<武经总要>纂修考》,《图书情报工作》2006年第11期,第133页。

[8](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兵家类·武经总要》,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38页。

[9]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0页。

[10]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戊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339页。

[11]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292《丁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761~9764页。

[12](宋)王洋:《东牟集》卷14《隐士何君墓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第512页。

[13]参见(宋)苏轼:《苏轼文集》卷29《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37页。

[14](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10《谈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页。

[15]转引自(清)黄宗羲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陈金生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页。

[16](宋)孔武仲:《送顾子敦使河北序》,《全宋文》卷2190,第10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5~256页。

[17](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4页。

[18]魏鸿已作了详细研究,《宋代孙子兵学研究》第2章《宋代孙子兵学发展轨迹》,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5页。

[19]沈括:《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全宋文》卷1696,第7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20]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52,熙宁七年三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138页。

[21]参见(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崇儒四》, 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 281页。参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徐小蛮、顾美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1页。 参见(宋)张商英:《素书·序》,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1页。参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8页。

[22]参见(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崇儒四》, 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 281页。参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徐小蛮、顾美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1页。 参见(宋)张商英:《素书·序》,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1页。参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8页。

[23]参见(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崇儒四》, 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 281页。参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徐小蛮、顾美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1页。 参见(宋)张商英:《素书·序》,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1页。参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8页。

[24]参见(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崇儒四》, 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 281页。参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徐小蛮、顾美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1页。 参见(宋)张商英:《素书·序》,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1页。参见(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8页。

[25](宋)包拯:《包拯集校注》卷4《赐信安军通判殿中丞张田敕》,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246页。

[26](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18《章奏三·荐刘廱》,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69页。

[27]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

[2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3~ 274页。

[29](宋)李焘:《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23页。

[30](宋)包拯:《包拯集校注》卷4《进张田边说状》,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245页。

[31]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32]参见上书,第277页。

[33]参见(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9页。

[34]参见宇文之邵:《宋故朝请郎守殿中丞骑都尉赐绯鱼袋张公墓志铭》,《全宋文》卷1647,第7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7页;又见《四川历代碑刻》,刁忠民整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3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0页。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36](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0页。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37]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四》,王云海、苗书梅等校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38]参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徐小蛮、顾美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2页。

[39](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2,徐小蛮、顾美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61页。

[40]同上。

[41]陈瓘:《四明尊尧集序》,《全宋文》卷2785,第1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42]晁补之:《资政殿大学士李公行状》,《全宋文》卷2741,第12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43]李廌:《兵法奇正论》,《全宋文》卷2852,第13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44]参见(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9《上哲宗论新法便民者存之病民者去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第1283页。

[45](宋)李觏:《李觏集》卷22《储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4页。

[46](宋)王安石著,容肇祖等辑:《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2~33页。

[47]转引自(宋)王安石:《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7页。

[48]参见魏鸿:《宋代孙子兵学研究》第2章《宋代孙子兵学的发展轨迹》,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69页。

[49]晁补之:《上皇帝论北事书》,《全宋文》卷2713,第12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332页。

[50](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4《春秋论》,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5页。

[51]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293《田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787页。

[52](宋)张舜民:《论进筑非便奏》,《全宋文》卷1813,第8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273页。

[53]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3辑,1966年,第109页。

[5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孙武论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2页。

[55](宋)夏竦:《将帅部强明篇序》,《全宋文》卷350,第1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145页。

[56](宋)王应麟著,(清)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卷1《易》,栾保群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8页。

[57](宋)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卷1《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58](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杨遵道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0页。

[59](宋)胥偃:《忻州地震奏》,《全宋文》卷358,第1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

[60](宋)包拯:《包拯集校注》卷2《论地震》,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92页。

[61](宋)范师道:《论灾异疏》,《全宋文》卷638,第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62]李京:《论定襄地震孟雷未发声奏》,《全宋文》卷639,第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8页。

[63](宋)唐询:《请严边备奏》,《全宋文》卷638,第3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64](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6《上神宗论种谔擅入西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30页。

[65](宋)陈舜俞:《上神宗皇帝言天变书》,《全宋文》卷1534,第7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66]王巩:《文定张公乐全先生行状》,《全宋文》卷1841,第8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373页。

[67](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后集序》,《全宋文》卷548,第2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86页。

[68](宋)张预:《百将传序》,《全宋文》卷2708,第12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

[69]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266《钱若水传》,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77年,第09167页。

[70](宋)张方平:《武备论》,《全宋文》卷812,第3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71]罗炳良:《范仲淹历史意识初探》,载氏著《宋史瞥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72](清)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释例》,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页

[7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4《乐毅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0页。

[74](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9《杨遵道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58页。

[75]转引自(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陈新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8页。

[76]参见阎盛国:《宋代诗人笔下的孙武与<孙子兵法>》,《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91页。

[77](宋)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2《过魏东郊》,陈植锷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页。

[78](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0《依韵和李君读余注孙子》,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第159页。

[79](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6《读武士策》,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423页。

[80](宋)曾巩:《曾巩集》卷1《冬暮感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9页。

[81]转引自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35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417页。

[82](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2页。

[83](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页。

[84](宋)何去非:《虎钤经》卷1《三才应变》,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6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14页。

[85]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5章《“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370页。

[86](宋)王应麟:《玉海》卷49《庆历三朝太平宝训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929页。

[87](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1《经籍考二八·史·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79页。

[88](宋)范祖禹:《进故事》,《全宋文》卷2146,第9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7~281页。

[89]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56页。

[90](宋)杨时:《上钦宗皇帝疏》,《全宋文》卷2675,第12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88页。

[91]晁补之:《上皇帝论北事书》,《全宋文》卷2713,第12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330页。

[92](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2《将军行》,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33页。

[93](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孙武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2页。

[94](宋)苏洵:《嘉祐集笺注》卷2《权书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95](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管仲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页。

[96]徐积:《策问八》,《全宋文》卷1618,第7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

[97](宋)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前集》卷4《用骑》,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第148页。

[98](宋)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1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3页。

[99]李昭玘:《八阵图论》,《全宋文》卷2612,第12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7~201页。

[100](宋)陈师道:《拟御试武举策》,《全宋文》卷2668,第12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345页。

[101]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78,至和二年二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306页。

[102]参见(宋)李焘:《长编》卷50,咸平四年十一月己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85页。

[103]转引自(宋)晁补之:《策问二·阵法》,《全宋文》卷2727,第12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104]参见张云勋:《中国历代军事哲学概论》第8章《宋元时期的军事哲学》,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105]吕变庭:《北宋科技思想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59页。

[106](宋)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12《守城》,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第643页。

[107](元)脱脱等:《宋史》卷292《盛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759页。

[108](宋)尹洙:《按地图议》,《全宋文》卷583,第2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8~299页。

[109]参见任树民:《沈括的边防筹策与他的边区木版立体图》,《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第115页。

[110](宋)沈括:《新校证梦溪笔谈》卷25《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9~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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