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人论兵”对宋代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在论兵过程中,文人士大夫具有批判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践精神,对宋学构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自先秦以来就有“儒者不言兵”的说法,以至于不少文人士大夫形成了一种儒家崇礼不谈兵的思维。到北宋时期,一些论兵文人逐渐开始批评这种观点。苏洵曾公开批判“儒者不言兵”的观点,他在《权书》中说:“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也。”[1]可见,苏洵所谈“儒者不言兵”,不只是为自己谈兵论战辩护,更是批评那些否定儒家不论兵的人。李昭玘在批评那些以“俎豆之事常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为由的学人同时,又赞扬了一些文武兼备的儒家学者,“武侯八阵之美,以谨后世之武备,而又辟鱼丽、鹳鹅之属,以终孔子俎豆之意焉”[2]。甚至有人把文人不论兵看作是愧对圣人孔子的行为,说:“夫奇正之变,虽不可胜穷,而要其归宿,不过沈幾伐谋、因敌制胜两科而已。厥有深得,悉著于篇,毋使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徒为空言,以愧吾夫子。”[3]从上述论兵文辞中可以看出,文人士大夫认为孔子不但学习军事知识,而且懂得一些军旅、战阵之事,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儒家“修仁德以王天下”的思想,实现“仁者无敌于天下”的治国理念。
除了论证儒家论兵外,他们还构建了儒家人物谱系,把不少著名兵家人物纳入进来,借此扩大儒家思想的影响力。程颐在评判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时,也千方百计地将其纳入儒家谱系内。在他与弟子们的谈话之中:
问:“文中子谓‘诸葛亮无死,礼乐其有兴乎!’诸葛亮可以当此否?”先生曰:“礼乐则未敢望他,只是诸葛已近王佐。”……
张良亦是个儒者,进退间极有道理。人道汉高祖能用张良,却不知是张良能用高祖。良计谋不妄发,发必中。[4]
通过驳斥“儒家不言兵”的言论,文人士大夫吸收了不少传统的兵学智慧,推动了宋学的发展。毕仲游不但引用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思想,而且也吸取了道家老子的“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5]等智慧来论述其兵学思想。有些懂儒学的僧人也在其学说中引入兵家思想。著名僧人契嵩以儒家口吻高谈兵学,阐释儒兵诸家相互贯通的道理。《问兵》就是他糅合儒佛兵诸家学说的代表作。
客以论兵问,而叟愀然曰:“何是问之相属也?叟,野人也,安知兵乎?”客曰:“谓子其学兼儒,儒之道具于文武。兵也者,武之效也,不知兵,孰谓之道?”曰:“道也者何?真兵亦仁义而已矣。”客不达,且引去,叟介然谓席人曰:“兵者刑也,发于仁而主于义也。”发于仁,以仁而悯乱也;主于义,以义而止暴也。以义而止暴,故相正而不相乱;以仁而悯乱,故图生而不图杀。是故五帝之兵谓之正刑,三王之兵谓之义征。义征举而天下莫不怀也,正刑行而天下莫不顺也。炎帝之后不逞,而轩辕氏陈于涿鹿,兵未接而其人已服。……夫兵,逆事也,无已则君子用之。是故圣人尚德而不尚兵,所以明兵者不可专造天下也。榖梁子曰:“被甲婴胄,非所以兴国也,则以诛暴乱也。”文中子曰:“亡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仁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圣王无以尚,可以仁义为,故曰仁义而已矣。孤虚诈力之兵而君子不与,吾其与乎?席人咨嗟曰:“未之闻也。”罗拜而罢。[6]
在宋学的疑古风潮之下,兵书的神秘感和权威性受到了质疑,这在客观上降低了文人进入兵学领域的门槛,使得儒家思想对兵学的影响日益突出,促进了兵学研究的儒学化进程。文彦博《仲尼学文武之道论》一文,阐释了兵儒融合的必然性:
今言学者,盖由垂世立教,化民成俗,大圣兼该,故文武并用。若夫唐虞之兴化,本由文武之道;姬旦之致治,盖拘文武之迹。若俾仲尼以文武之道致文武之变,夫何难矣。则知礼乐征伐出于天下之道者,非圣人达于极挚,孰能备矣![7]
著名理学家邵雍也赋诗:“既为文士,必有武备。文武之道,皆吾家事。”[8]可见,他们不但对文武之道深入钻研,而且对文事与武备不可偏废有充分认识,这从客观上对“以儒统兵”的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兵学文化广泛地渗透到北宋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在占卜方面,范仲淹知苏州时曾担忧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可能发生叛乱,故请擅长《易经》及“六壬遁甲”术的徐复占卜,得出“西方用师,起某年月,盛其年月”的结论。事实证明,徐复所占卜的事情一一应验。仁宗也跟徐复咨询兵事,曰:“今岁值小过,刚失位而不中,惟强君德乃可济事”“与(徐)复同时者又有郭京,亦通术数,好言兵而任侠不伦,故不显。”[9]在战歌创作方面,北宋的诗集中提到了凯歌,如沈括的《鄜延凯歌》五首,等等。沈括在《梦溪笔记》中谈到当时创作战歌的情况。“边兵每得胜回,则连队抗声凯歌,乃古之遗音也。凯歌词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语。余在鄜延时,制数十曲,令士卒歌之。”[10]以下战歌为沈括所创作:
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别分子将打衙头。回看秦塞低如马,渐见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黄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其三: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其四: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尽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11]
又如,“银袍校艺观勃敌,玉帐收工听凯歌”[12]“前军已胜后兵继,唱罢凯歌毡帐睡”[13]“凯歌声动天颜喜,金虎三珠拟报功”[14]。
在弈棋游戏方面,文人展现了兵法运用的魅力。程颢《象戏》诗:“大都博奕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尚存周战法,偏裨兼备汉宫名,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却凭纹楸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15]他把下象棋比作布阵作战一样奇妙,高深莫测。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晁补之《广象戏图序》阐释了象棋名称的来源和其研究的原因:
象戏,戏兵也。黄帝之战,驱猛兽以阵,象,兽之雄也,故戏兵而以象戏名之。余为儿时,无他弄,见设局布棋为此戏者,纵横出奇,愕然莫测,以为小道可喜也。稍长,观诸家阵法,虽画地而守,规矩有截,而变化舒卷,出入无倪,其说亦可喜。[16]
可见,他认为下弈棋如同用兵打仗一样,变幻无穷。又,曾巩以弈棋为例,说明将领军事指挥水平如同善于下棋者,随敌应变,应付自如。“夫将之于兵,犹弈之于棋。”[17]
在语言艺术方面,文人表现出兵学灵活灵用的能力。论兵成为社会文人茶余饭后的谈资。顾临因好论兵,被人称为“顾将军”[18]。又如,彭几(字渊材)好论兵,常常语出惊人,成为时人话题。绍圣初,他与友人一起吃饭,却没钱结账。彭几调侃道:“兵计将安出。”用手捋一下胡须,径自从后门逃跑。他健步如飞,很快把追债人甩开,等“予与奴杨照追逐二相公庙,渊材乃敢回顾,喘立,面无人色,曰:编虎头,撩虎须,几不免于虎口哉!予又戏曰:在兵法何如?渊材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无独有偶,有位知潭州官员与客人聊天,谈到宋军对侬智高的叛乱无计可施。客人感叹道:“此皆士卒素不练习行阵,一旦用以应敌,宜有折北。”官员说:“此何异‘欧’市人以战也。”原来《汉书》作“欧”字,音驱,而官员不认识,误读为殴打字,这令在座客人“皆忍笑不禁”[20]。在医药文化方面,文人把吃药形容为“用兵”作战。再如,邵雍《又五首》:
用药似交兵,兵交岂有宁。求安安未得,去病病还生。汤剂未全补,甘肥又却争。何由能寿考,瑞应老人星。[21]
从上述来看,兵学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也对宋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文人“以兵论政”的方式对北宋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北宋“内忧外患”的形势下,许多士大夫重操守、崇道义、讲忠心,以施展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当时,士大夫们在政治上欲有所进取,亟须借鉴兵学中的治国经验及教训,故而他们很重视与帝王“以兵论政”的交流方式。对文人来说,他们把这种交流方式看作影响帝王思想的重要途径。而对帝王来说,这是他们推行文治的重要举措。据载,宋神宗与大臣们经常谈论司马、孙、吴及李靖等的兵法:
王安石曰:古论兵无如孙武者,以其粗见道故也。如日有长短,月有死生,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奇正之变不可胜穷。盖粗能见道,故其言有及于此。
上曰:能知奇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而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
安石曰:诚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则所谓神也。神故能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也。
……[22]
从表面上看,君臣们在朝堂上一问一答,显得气氛比较融洽,将兵法道理融入治国方略里面。实际上,君臣们论兵的背后隐藏着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倾轧。
随着北宋政争、党争的残酷倾轧,许多文人士大夫把原本具有救国图存功用的论兵方式,转换为云谲波诡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工具。诚如韩琦所说:“虏边计则冒朋党之疑。”[23]庆历时期,范仲淹为打消仁宗对君子朋党说的疑虑,利用主战或主和派之说来辩解:“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24]他的解释虽然不断地强调其竭力忠君爱国,但是这种观点也有点牵强。政敌贾昌朝善谈兵,“作相,当范韩兴废之时,而朋党倾坏,皆其力焉;至于事业,则未闻能践此言,何也?”[25]可见,他们所谓的论兵多流于形式,其目的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元丰四年(1081年),张舜民随从高遵裕大军出征西夏,遭到大败而归。张舜民因《兵论》中有“白骨似山沙似雪”“官军砍受降城柳为薪”之句,得罪了朝廷,被贬郴州。据载,张舜民“坐进《兵论》,世言‘白骨似山沙似雪’之诗,此特一事耳。《兵论》近于不逊矣”[26]。可见,文人士大夫的论兵行为已转变成党争、政争的重要工具。
二、“文人论兵”对后世兵学的影响
“文人论兵”之所以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后世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后世文人对于兵家价值、地位的认定,仍沿袭着北宋“文人论兵”的基本思路。一是在传统兵书方面,后世文人秉承了宋人的学说。梅尧臣标榜儒家身份,为其注《孙子》辩解:“我世本儒术,所谈圣人篇,圣篇辟乎道,信谓天地根。众贤发蕴奥,授业称专门,传笺与注解,璨璨今犹存。始欲沿其学,陈迹不可言,唯余兵家说,自昔罕所论。”[27]欧阳修高度称赞他以儒论兵的水平:“吾知此书当与三家并传,而后世取其说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圣俞为人谨质温恭,仁厚而明,衣冠进趋,眇然儒者也。后世之视其书者,与太史公疑张子房为壮夫何异。”[28]苏轼认为,“今夫孙、吴之书,其读之者,未必能战也。多言之士,喜论兵者,未必能用也”[29]。何去非对《六韬》《唐李问对》等兵书的真伪产生了质疑,据何去非之子说:“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亦非是。后为徐州教授,与陈无己为交代,陈云,尝见东坡先生言,世传王氏《元画》《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也。”[30]他们质疑传统兵家的观点,为后世文人所继承与发展。如南宋罗泌承袭了北宋《六韬》的伪作说,明确指出此书是战国诸家集成之作,其依据是班固《汉书》目录找不到,他说:
《六韬》之书,顾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权谋不见其书,《志》虽有《太公兵谋》,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弢》六篇,则又周史所作,定襄时人或曰显王之世。故崇文自谓汉世无有。今观其言,盖杂出于春秋战国兵家之说尔。自墨翟来,以太公于文王为午合,而孙武之徒谓之用间,故权谋者每并缘以自见,盖以尝职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为说。骑战之法,著于武灵之伐,而今书首列其说,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掇,岂其本哉?君子于此,其可不审所取,而谰说之是狥耶![31]
南宋王应麟、黄震、明代焦竑、清代张萱等人均认定《六韬》是伪作[32]。
除《六韬》外,明清学者继承了北宋文人尊崇《孙子》的立场。明代学者梅国桢说:“古今兵法,亡虑数十百家,世所尊为经者七,而首《孙子》。”[33]清代学者夏振翼说:“自古谈兵者不可胜数,有不权舆于孙、吴、司马诸兵书者乎?”[34]从研究内容看,北宋文人研究兵学的思想对后世渗透日益广泛。北宋《武经七书》颁布后,不但作为武学的教科书,而且成为后世文人推动兵学儒学化的工具。如武经中《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明人刘寅将这种思想阐释为“道者,仁义、礼乐、孝悌、忠信之谓。为君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维持之以礼乐,教之以孝悌、忠信,使民亲其上,死其长,故为君同心同德,上下一意,可与之同死同生,虽有危难而不畏惧也”[35]。
(一)在宋人撰作兵书方面,后世士大夫也产生了质疑
如明清学者对《何博士备论》一书产生了不同的观点。
(何)去非本以对策论兵得官,故是编皆评论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去苏氏父子为近。苏洵作《六国论》,咎六国之赂秦;苏辙作《六国论》,咎四国之不救。去非所论,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轼屡称之。卷首惟载轼荐状二篇,所以志是书之缘起也。卷末有明归有光《跋》,深讥是论之谬。且以元符、政和之败,归祸本于去非。夫北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有光不咎宋之溃乱由士大夫不知兵,而转咎去非之谈兵。明代通儒所见如是,明所由亦以弱亡欤![36]
可以看出,清代学者对《何博士备论》《六国论》的主旨分析,推翻了明代学者的观点。
(二)后世兵学家继承和发扬了北宋文人谈兵的精神
北宋士大夫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之气去谈兵论战,就是对士人积极立功精神的最好表述。诚如张耒所说:“近世之士大夫,其雄俊辨博好立武事而以将帅自许者,则尝窃疑之,以谓用兵者,果无事于古人之绪余,而一切自己出也。”[37]而这种文人谈兵论战的精神在以后的历史中也得到了传承。与北宋一样,明代多以文臣兼任军事统帅,从而使军事问题成为当时儒家学人关注乃至必须参与的领域。尤其在明中期后,朝廷腐败,外患加剧,社会动荡不安,使兵学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明清学人继承北宋“文人论兵”的衣钵,将兵学汇入儒学体系之中。[38]如王阳明、戚继光、陈子龙、颜元、李贽、顾祖禹、林则徐、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本质上都是儒家学者。
鸦片战争惨败后,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同时,为了抵御这些打上门来的千古未遇之外敌,他们纷纷著书立说,研究防海御侮之策,[39]从而推动了文人谈兵论战的复兴。到了抗战时期,许多文人继承和发扬了谈兵论战的优良传统,影响极大。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有的文人为学者宿儒,有的文人为新闻工作者,有的文人为文艺工作者,有的文人为军事教育家,诸如此类的人甚多。他们勇担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凭借其所掌握的文化知识,竭力唤起民众的抗战意志,发展和壮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他们冷静客观地分析了抗战军事形势,大胆积极地提出抗战军事方略,为全国军民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0]
(三)北宋文人所取得的论兵成就对后世的兵学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形式的复杂化,后世兵书研究日趋成熟。北宋产生的一系列兵学著作为后世的兵书编纂提供了范式。南宋吕祖谦所撰《历代兵制详说》中专列兵制一门,陈傅良的《历代兵制》一书、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专列了兵目,以及大型类书如王应麟的《玉海》、章如愚的《山堂考索》等都新辟兵制一门,这些均以欧阳修等撰《新唐史》专辟兵志一目为依据,后代的史书也大多沿用此方式办理。[41]此外,明代尹宾商的《兵垒》、揭暄的《兵经百篇》继承了《百战奇法》的编纂体例和基本思想,其对兵学范畴的探讨是相当深刻的。如明代何乔新的《续百将》、赵光裕对《百将传》的批评本,张澡的节评本,以及经陈元素、黄道周等多次增删评注而成的《广名将传》,均是张预的《百将传》的后续之作。
当然,在北宋文人编纂的兵书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武经七书》。明代对兵书释、评、批、注最多的就是《武经七书》。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何守法注《武经七书》二十八卷、郑廷鹄注《武经七书》四十卷、陈玖学的《新镌增补标题武经七书》七卷、陈元素的《标题评释武经七书》十卷、赵光裕注《新镌武经标题正义》八卷、王守仁批《武经七书》、周亮辅的《增补武经讲意备旨》、张居正的《增订武经七书直解》、李贽的《七书参同》等等。[42]清代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大量服务于武举、武学的《孙子》讲义则是《施氏七书讲义》。康熙帝也对此评价道:
《武经七书》,朕俱阅过,其书甚杂,未必皆合于正。所言火攻水战,皆是虚文。若依其言行之,断无胜理。且有符咒占验风云等说,适足启小人邪心。昔平三逆,取台湾,平定蒙古,朕料理军务甚多,亦曾亲身征讨,深知用兵之道。七书之言,岂可全用?[43]
以上现象也与清代贬抑传统兵书、强调实战的思想有关。但总体上看,北宋“文人论兵”之风的兴起,促进了兵学向系统化、体系化方向发展。同时,他们的论兵又出现脱离实际、不重视总结实战经验等问题,给后世兵学研究带来了消极影响。
总之,尽管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兵学研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无损其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对后世兵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故而在中国古代兵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注释】
[1](宋)苏洵:《嘉祐集笺注》卷2《权书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2]李昭玘:《八阵图论》,《全宋文》卷2612,第12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7~201页。
[3]邹浩:《策问四五》,《全宋文》卷2839,第13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3页。
[4](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9《伊川先生语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2~ 263页。
[5](宋)毕仲游:《论兵制疏》,《全宋文》卷2390,第11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229页。
[6](宋)契嵩:《问兵》,《全宋文》卷774,第3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3~264页。
[7](宋)文彦博:《仲尼学文武之道论》,《全宋文》卷658,第3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5~47页。
[8](宋)邵雍:《邵雍集》卷15《文武吟》,郭彧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27页。
[9](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675页。
[10](宋)沈括:《新校证梦溪笔谈》卷5《乐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页。
[11](宋)沈括:《新校证梦溪笔谈》卷5《乐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12](宋)张耒:《张耒集》卷65《同文唱和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48页。
[13](宋)徐积:《节孝集》卷7《戏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23页。
[14](宋)李复:《潏水集》卷16《赠张万户征闽凯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第149页。
[15](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3《象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79页。
[16](宋)晁补之:《广象戏图序》,《全宋文》卷2722,第12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114页。
[17](宋)曾巩:《曾巩集》卷30《请减五路城保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3页。
[18](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5页。
[19]转引自(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9《三十六计走为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3页。
[20]转引自(宋)魏泰:《东轩笔录》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6页。
[21](宋)邵雍:《邵雍集》卷17《又五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54页。
[22]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56页。
[23](宋)韩琦:《谢扬州表》,《全宋文》卷833,第3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页。
[24]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80页。
[25]转引自(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8《皇朝文鉴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18页。
[26](宋)佚名:《道山清话》,《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41页。
[27](宋)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0《依韵和李君读余注孙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
[28](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42《孙子后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06页。
[29](宋)苏轼:《苏轼文集》卷9《策别训兵旅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4页。
[30](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张明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
[31](宋)罗泌:《路史》卷32《论太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2页。
[32]解文超、崔宏艳:《<六韬>真伪考》,《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74页。
[33](明)梅国桢:《李温陵外纪》卷3《孙子参同契序》,《四库禁毁丛刊补编(9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34页。
[34](清)夏振翼:《增补武经三子体注·原序》,清康熙庚子三多斋刊本。
[35](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卷上《始计》,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中国兵书集成》,第10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第110~111页。
[3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9《兵家类·何博士备论》,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848页。
[37](宋)张耒:《张耒集》卷44《审战篇》,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12~713页。
[38]参见张亭立:《明代兵儒合流与<陈忠裕公兵垣奏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9]参见毛振发、刘庆:《中国近代兵书概论》,《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70页。
[40]参见赵欣:《全面抗战时期文人论兵的群体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
[41]参见张云勋:《中国历代军事哲学概论》第8章《宋元时期的军事哲学》,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42]参见范中义:《明代兵书概论》,张中正主编:《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明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414页。
[43]《清实录》第6册《圣祖实录》,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41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