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变迁与传播

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变迁与传播

◇佟德志

我们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政治话语体系基本来自西方。比如，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甚至我们国名中的“共和”，这些都是政治话语最核心的关键词；没有这些词语，我们没法讲政治学。这个结论不是崇洋媚外，而是一个事实。如果回到1840年前，我刚才说的这些概念，中国人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使用。即便是那时的最饱学之士，也会感到奇怪。现在呢？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专家学者，都在使用这些概念，且已经习以为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早在晚清同治时期的1872年，李鸿章曾经讲中国正面临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现在，从政治实践角度来看，这个变局已经完成了。通过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艰苦卓绝的努力，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描述我国走过的这条道路呢？尤其是，我国的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如何匹配？这应该是我们政治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围绕政治话语变迁及其传播，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民主、权利、革命等概念的发展演变，然后总结中国的政治话语理论体系以及中国政治话语的传播。

关于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统计发现，在1864年前，人们只有两次使用“民主”，基本上都是指“皇帝”。到了19世纪末，国人开始大量使用“民主”。分析这些民主概念的使用，基本上指四个方面的内涵：“民之主”“民主之”“民主之国”“民主国家”。到了20世纪，意思越来越明确。虽然仍然有很多意思，但一些基本的内涵，比如，多数决定、人民当家做主等意义逐渐确定下来。中国人是如何看待民主的？有调查发现，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分布如下：第一个，民主就是有权利，占33%；第二个，认为民主是自由，占28%；第三个，认为民主是平等和公正，占到了23%；其他的各种说法占到了16%。我们看到民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的影响。

关于权利概念的演变。中国古代的权利观念非常淡漠；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一种儒家的权利观念。这种儒家的权利观念是没有个人的。鲁迅在1907年曾经说过，个人的观念传到中国之后，被当时“识时之士”所诟病，将个人视为“民贼”。近代以来，西方的权利观念被引入，传统的儒家权利观开始逐渐退回到私人领域。现当代中国的权利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复合的结果，其主流还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比如，不再主张抽象的人权，而是谈具体的人性，突出权利的阶级性等。一些西方学者，包括部分中国学者，不承认当代中国权利话语体系中的生存权、发展权，甚至认为这不是一种权利。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在中国公民接受的教育当中，生存权、发展权一直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去跟普通中国人谈人权，他们大多还是会认为，人权包括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观念和学术界的争论是不一样的。

关于革命话语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传统上对革命多为贬义，以至于孙中山听说日本人说他是革命党还很吃惊。现在呢？情况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中的多数提到法国大革命这个词的时候，常常心潮澎湃、心向往之；反而对英国光荣革命恨铁不成钢，认为直接废除了君主才好。在革命话语形成的过程中，西方话语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影响。包括英国、美国与法国的影响，尤其是法国的大革命。实际上，中国人的革命观念是非常复杂的，这里面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有人专门考证过革命这一概念如何受到日本的影响。当然，对中国革命话语影响最大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莫属。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国人关于革命的观念，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总的来讲，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空前巨大的转换，这与中国传统、世界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有治道、和谐的观念，这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话语逐渐发生变化，更多引入了西方话语，包括我们刚刚讲过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在政治学界，也有如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当代西方政治科学话语的融入。这个话语体系的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为主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话语，比如，国家、政党、阶级、革命、民族等，我称之为“老五论”，很多话语是融入国人血液中的。尽管相关的研究还没有深入，有很多内容需要充实进来，但是政治话语的“新五论”也在不断发展。

通过对这一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影响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变迁的是一种合力。西方话语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包括政治科学中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这些具有较强西方色彩的概念，并不是按照西方的意思被引入的，而是经过本土化的改造而逐渐融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话语体系也是经过中国化才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需要重视的是，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一些重要的本土化贡献，比如，政治改革、国家治理等话语，值得更进一步研究和充实，从而充实和丰富政治话语体系。总的来看，这套政治话语体系表现出极强的复合性，既创造性地转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借鉴性地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作为主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指导作用。

那么，政治话语的传播又有怎样的特征呢？目前看来，政治话语传播的途径空前丰富。传统的官方媒体仍然占据主流，但高校课堂和著述作为政治话语发生地的角色不可小觑。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互联网革命带来的新媒体革命使得来自普通公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新的信息通讯技术使得网络时代的政治传播实现了以公民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政治传播的中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传统媒体环境下，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以党的宣传部门为中心的，官方媒体起到了主流作用。比如说《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这些官方媒体影响面广，影响度深，起到了主流作用。然而，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新媒体环境下，逐渐出现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政治传播模式。在以公民为中心的传播模式下，公民接受信息的内容更加个性化，途径更加丰富。公民不仅可以选择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接受政治主张，甚至可以自我甄别这种或那种政治主张。

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比如，官方媒体、高校课堂、著述和民间媒体之间在政治话语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有的时候，甚至可能会产生矛盾。就政治传播的一般过程来讲，这里面有一个从科研到教学，再到政治宣传的过程。一般来讲，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常常是学界长期研究的结果，在学界能够基本达成共识。这些知识进入到课堂之后，会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人，最终形成中国人的观念。这一进程与政治宣传的话语体系在时间上、内容上如何合理分工、互相配合？发挥作用的机制如何？这不是一个想当然的问题，而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荆学民教授所提“无缝对接”观念非常有意义。就政治传播而言，中国道路要与中国话语实现“无缝对接”；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要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实现“无缝对接”。那么，到底该怎样实现“无缝对接”，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