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朋
导论：中西方传统的动员政治的特点
法国政治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说：“（信仰）它们的理性价值微乎其微，但它们却塑造着历史，为各民族提供凝聚力或力量，使他们不再成为一盘散沙。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宗教和信仰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引导自己的行为，至今还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替代它们。”[1]能否赋予本国民众一种政治上可以运用的信仰，直接关涉到统治者的权威和国家的实力。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上，频繁遭遇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封建王朝始终未能（也似乎不能）系统运用宣传力量动员其庞大的人力资源进行抵抗，而主要是依赖王朝自身和地主豪强的力量。面对突破关隘山川之后，进入平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所拥有的机动灵活的军事优势，历代王朝都疲于应付。当然，封建王朝也并非全然未能与民众运动相结合，例如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反抗西方列强，后来迅速转变为镇压。
总结来看，巨大人力动能的优势和无力动员的劣势的矛盾在传统中国始终未被破解，而近代之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等西方观念和思想流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从而颠覆了原有的中国政治活动的状态，大众动员发生根本变革。各方面均较为落后羸弱的中国，凭借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在结束内战之后以强国身份出现。
这不等于传统中国没有动员和宣传，许多朝代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常常动员各地的官僚和地主，比如东汉末的各地地主武装镇压黄巾军、唐末各藩镇直接募兵镇压黄巢武装，更加为世人熟知的清末咸丰年间动员南方地主募兵对抗太平天国。这种动员的最终结果是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和统治力，造就了随后的各类地方割据。
西方历史在动员上有其自身特点，与中国大不相同。在近代之前的动员，往往求助于宗教和个人或家族荣誉。比如斯巴达监察官斯提尼拉伊达为了动员斯巴达人投票支持对雅典开战，他的号召是这样的：“斯巴达人啊，表决吧！为了斯巴达的光荣！为着战争！不要让雅典的势力更加强大了！不要完全出卖我们的同盟者！诸神保佑，我们前进，和侵略者会战吧！”[2]无论是王朝内的战争还是对外的战争，宗教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著名的是十字军东征。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是伊斯兰扩张征服。通过个人或家族荣誉进行对内动员战争，比如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近代之后，宗教退出了政治领域，西方国家的动员多数雷同，以和平、民主等政治理念或价值观为依托。
到了“彻底”的革命主义力量共产主义出现之后，呈现了最大规模的革命场景，以至于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世界大国在内都惶恐本国民众被这些共产主义者动员起来革命。
中国有王朝诞生，就伴随着政府通过动员来获取政治支持的行动。不过，王朝动员的对象、形式和内容都大有局限，这使之规模极小。在漫长的历史中，民众起义和抗争的频率也非常多，尽管其中的动员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式动员，但是对这些历史的概貌性研究能够有助于揭示后代革命主义动员能量异常强大的原因。近现代从同盟会、国民党到中共，动员越来越深入，最终展示了大众动员的巨大历史能量。
王朝动员：昭告天下和儒家伦理
夏朝实行兵民合一的体制，因此每次出征都要进行大众动员，主要采取誓师的形式告知因何而战。到了商朝，比较重视祭天和占卜的神秘仪式，无论统治者是否相信这些仪式及占卜的结果，这个过程客观上造成了大众动员的过程。有时候，这些仪式的结果并不能决定是否发动战争，也就是说，动员这一战略方式服从于是否发动战争这一政治，例如，史载姜尚发动灭商之战前占卜不利，但他说“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力劝武王用兵。[3]
春秋战国时，战争频仍，各国之间的动员频繁，动员宣传也受到重视，尤其是《孙子兵法》明确加以强调，“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放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4]，“上下同欲者胜”[5]。不仅如此，孔子、老子、管子、尉缭子、孟子、孙膑、商鞅、荀子、墨子也都谈到了争取民心的重要性。[6]韩非子的《心度》篇对此有集中的论述。[7]
从秦汉开始，政府的战争动员基本采用了相对固定的模式，主要就是征兵制和募兵制，三国主要为世兵制，但具体的形式和制度很不一样。历史上的动员还谈不上大众动员，更很难说大众动员宣传，比较常见的行为是将征兵代替动员、将命令代替宣传，所谓动员，它充其量也就是贵族地主动员。
王朝动员宣传常常以昭告天下和檄文的方式进行，如《隋文帝伐陈檄》《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南下告示》。《隋文帝伐陈檄》曾写了3000份，在江南地区广为散发。[8]但是很多檄文和告示面向的对象是有实力的王公贵族或地主豪强。王勃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直接就点明其宣传的对象是李唐官僚贵族：“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公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裂山河。”[9]而且就文学化的檄文本身而言，这种宣传对象一开始就限定在了统治集团或文人士绅的阅读圈内。
宣传的基本逻辑也是遵循封建王朝的伦理，无不采用儒家传统观念加以辩护，尤其围绕“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展开宣传。
如宋濂为朱元璋写的《北伐檄》，利用了天道、纲常、仁德等封建政治伦理道德加以宣传：
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礼仪者御世之大防，……失君臣之道，……实乃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
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今一纪于兹，未闻有治世安民者，徒使尔等战战兢兢，处于朝秦暮楚之地，诚可矜闵。
……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式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目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民人未知，反为我仇，絜家北走，陷溺犹深，故先逾告：兵至，民人勿避。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10]
甚至为封建帝国扩张服务的经典动员宣传文献——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也采用了使“未化蛮夷”文明化的政治使命这一宣传战略。[11]此后的中央帝国扩张屡屡打出文化蛮夷的旗号。
中国王朝的统治者和士绅精英几千年来采取厚中华、轻“蛮夷”的态度，在与北方草原民族的对抗中，大力宣扬华夏的文化道德优势，不肯将草原民族视为平等或值得尊重的实体，从而造成了政治动员的道德文化动员传统。[12]
这种对待草原民族的观念完全依赖于对草原民族的无知甚至不屑了解，而单纯依赖于本就不确切的传统典籍。阿瑟·沃尔德伦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人中的这种观念。“满腹文墨才华和道德文章的学者们出生和成长在非常精致的环境里，从未见过任何‘蛮子’，只是从已经过时千年的典籍中知其一二，就是这些人愈加复兴起一种煽情和排外的爱国高调，它在被用来反对朝廷里的温和派的时候证明非常有效。此类舆论有力地促成了糟糕的政策。”[13]这些文人学士，往往以清流自居，加之对传统典籍不加鉴别的援引，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对草原民族看法和舆论的不切实际。春秋大义和贾谊的言论[14]成为很多文人士大夫展示自己悲天悯国情感的重要依据，但是，这里面所隐含的对“蛮夷”的蔑视和无知，却甚少被提及。[15]这种言论展示的一种王朝忠诚和那个时代的“爱国情怀”在政策辩论中颇具感召力。贾谊等儒家学者和官僚的言论充满了中原王朝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文人士大夫阅读和信奉的典籍中不断被阅读和强化。尽管典籍和文人对草原民族的各种偏离实际的“描绘”，就动员和宣传而言有直观的效果，但就决策而言，这种效果恰恰破坏了决策的审慎。
只是到了近代，中国被更加远离华夏文化的西方“蛮夷”屡屡轻易击败后，中国的这种传统和文化傲慢才彻底改观。
传统的农民造反：偶然和蒙昧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抗争是重要的接近“革命主义”重大行动。
农民起义往往以大众动员开始，起义的领导者通常的方式都是反复模仿秦末农民起义的方式，将自身的领导者宣传为“天命”所归。
陈胜、吴广首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其带来的抗争和反叛色彩，影响了秦末以及后世不甘苦难的下层民众。不过，这一革命色彩的口号，尽管从动员宣传的角度来看包含了诉求“平等”的政治理想，比较容易鼓动起大众的反抗热情。但是，农民起义的一个固有特点是缺少系统的政治理论，因此他们提不出能够进行系统宣传和动员的战略。“大楚兴、陈胜王”的鬼狐伎俩充分说明了农民起义动员宣传的偶然性和蒙昧性。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总是会想出一两个鲜明的口号来做动员宣传。比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迎闯王，不纳粮”。这些口号一方面有吸引人的成分，但又包含了难以改天换地的农民抗争的基本逻辑。这些口号，只是迎合了民众的呼声，也注定是临时策略。这些起义缺少建立大众动员系统的基本条件——系统的革命理论或理想。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农民造反动员宣传通过了神秘主义的范式，追求的恰恰是动员宣传的技术效果而不是它长期的政治效果，这反映了农民抗争的蒙昧性。
在诸多中国传统的檄文中，多数出自文人学士或官僚贵族，因为文辞讲究，天道伦理是必然要诉诸的对象。而农民造反运动，也往往是在接受地主知识分子的全番改造之后，才得以具有动员地主豪强支持新王朝建立的可能。李自成的《剿兵安民檄》是一篇反映农民造反者朴实精神的动员文本，李自成自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16]。从其文风，可以判断这绝非出自儒生，这篇檄文丝毫看不到一种封建天命观，而后者常常是儒家知识分子动员文本最基本的行动依据。且这种檄文虽对于底层民众而言便于理解，有影响力，但未必符合豪强地主的希望，他们可能更加看重统治者的传统政治伦理观，这一点上，取代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满清贵族理解得更加透彻。
而一些起义，尤其是黄巾军、白莲教和太平天国的起义，某种程度上还有红巾军的起义，都带有了强烈的宗教色彩，采用了宗教作为动员宣传的战略。太平天国在进入湘南后，杨秀清在檄文中称“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贯盈，黄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盖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17]。不过，由于这些宗教未能有广泛的影响力，领导者也未能对这种宗教或神秘主义加以政治化的改良，结果导致动员宣传的效能降低。“定都天京之后，尤其到了后期，洪秀全没有能够随着斗争的深化而提高认识水平……这非但不能再很好地起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反而贻误大局。”[18]更加重要的是，反抗行为本身和支持反抗的革命理论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根本上缺少替代王朝政治的政治前景，因此，这些宗教在实际的动员和起义中，逐渐由动员战略的作用转变为了策略性的作用，并进一步被工具化，这尤其反映在了太平天国的动员宣传中。这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的兴起完全不同，穆罕穆德的伊斯兰教不仅成为抗争的政治学说根源，也成为建立宗教国家的政治蓝图，伊斯兰教的兴起采用的宗教动员宣传不仅仅是战略性的，也是政治的本身。
近现代革命：从教育国民到动员人民
孙中山的政治建国的方式并未将动员放到第一位，在他看来，优先进行革命，然后在建立以党治国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大众教育，从而实现制度化的政治。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党治国家，以使新的大众民主政治风格，亦即大众“感化”的政治走向制度化。[19]孙中山的大众宣传是一种感化宣传或者说教育宣传，而非动员宣传，这大大不同于毛泽东。毛泽东的动员宣传一定是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明确目标，因而更好执行。孙中山的感化宣传和教育宣传因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所以常常不好执行且费时费力。这与孙中山的个人特点类似，“他太真诚，所以不做一个简单的机会主义者；他又是太实际，所以不执着于一种意识形态。”[20]他的个性太不像一个革命家了，反而像一个典型的中国士大夫。但中国革命的大趋势已经给孙中山的方式留不下时间了。内外交困的中国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缓慢的大众教育。共产国际的代表不满孙中山对待大众宣传的态度。“马林（1923年）5月宣称，只有通过民众宣传，国民党才有望领导一场民族革命。国民党的注意力曾经过于狭隘地集中在‘政客议员秘密的计划’上，今后应重新回到‘有力的、有系统的宣传事业’上来。”[21]
在中国迈入近代国家的进程中，国民党从苏联和共产党那里学到了动员、宣传的必要性和重大价值，始终试图仿效，但限于国民党不是一个真正“革命主义”的政党，这种仿效未能够成功。
国民党的动员与共产党的动员对象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反映了二者在政治理念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区别反映在了“国民”和“人民”使用上，在国民党看来，中国的国民几乎全部都是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在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宣传，民族革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事业，因为全体中国人都是爱国者（至少，当他们在国民党人训导下最终觉醒过来时，他们将变成爱国者）。所以革命在国内的唯一敌人，很可能存在于残留的满清失意军人和官僚当中。”[22]而毛泽东的人民总是随革命目标的不同而有所调整，但是他使用“人民”一词主要是为了与大众中的“敌人”相区分，虽然他们是少数。毛泽东的人民的基本构成总是包含着工人和雇农，他们构成了中国人的多数。
毛泽东的“人民”与孙中山、蒋介石的“国民”存在地位上的显著不同。在毛泽东眼中，共产党人要向人民学习，从人民中总结然后上升为理论，人民的生活和实践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孙中山、蒋介石则不同，他们看待国民从一种外国人尤其是西方标准的参照中来看待国民，尽管他们努力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民的尊严，但是这种争取的目标仍是参照于西方标准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建议国人培养个人美德，目的在于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展开竞争，而他们的建议中又隐含了对殖民的种族主义表示敬意。的确，在他们眼中，中国人应当有赎罪感，成为新民，这一点与欧洲种族主义对中国人的缺陷的表达不无关系，这揭示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核心之处的一个悖论。”[23]而毛泽东则完全没有，他眼中的人民不仅是革命的力量，还是革命者的老师，他认为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他对从事动员宣传的人讲“群众比你们强”。[24]人民不需要进步，他们本身就是最先进者，如果需要的话，就是尽可能地动员他们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则不再强调动员民众，甚至是反对动员民众的。[25]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革命：一种全新的政治动员模式
毛泽东相信，民众是政治的根本力量，而动员民众是聚集这种力量的唯一方法。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毛泽东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26]正是基于这一根本的政治理念，毛泽东一生都认为和强调“放手发动群众”[27]。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深信民众的力量，在1919年7—8月，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为题先后在《湘江评论》上三次发表文章，他直言“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28]抗战时期，毛泽东多次批评蒋介石不动员民众的错误思路。[29]毛泽东认为：“……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30]扎根于中国实际国情的毛泽东创造性地掘出了深藏于中国这个巨型国家的人力资源，通过大众动员的方式，制造了人民战争的革命方式。“研究毛泽东战争方式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战略与他的西方对手所采用的理论背道而驰，最后，毛泽东的中国式的战争道路取得了胜利。”[31]
与列宁的革命鼓动不同，毛泽东眼中的大众动员宣传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简单互动的，而是学习式的，重要的不仅是将方针政策向大众宣传，更是从大众中发现妥当的政策方法，进而广泛加以宣传。从大众中学习是这种宣传动员方式的核心。毛泽东在阐述他眼中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时，也诠释了他认可的大众动员宣传的基本模式：首先从群众中来，而后再到群众中去，这是不断循环的过程。[32]
毛泽东的动员思想将革命者作为了群众的教师和学生，革命者并不是一切发明创造者，动员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共产党员又应当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33]毛泽东将革命主义的宣传理解为双向互动的过程，来源于群众，并回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的基本宣传思路。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和骨干的作用尤其重要，毛泽东认为，党员的领导保证了群众的积极性得以持久，保证了方向的正确性，也为这种积极性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提供了可能。但是，毛泽东认为，这样的党员和骨干不是天生的，而是从群众中形成的，他实际上再次强调了群众智慧优先于有力的党员和骨干。[34]
毛泽东一直在谋求一种革命宣传的纪律化的目的感[35]，毛泽东的大众动员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党内的意识形态统一，每次大众动员的展开都先进行一次党内的政治讨论和思想统一行动，也就是党内动员，然后将党内动员的效果向大众开展。这点毛泽东不同于国民党人，国民党人的大众动员尽管也进行得很努力，但是国民党的动员始终不是一个清晰统一的战略目标、运作连贯协调的方式。这与国民党的政治不统一的先天缺陷有关。“国民党远非铁板一块。它在军队、政府和各级党组织中的各种个宣传机构，既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在说话，也是在为各自说话；它们之间的种种差异，常常反映了更广阔的民族主义范围内部的各种分歧。”[36]
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的制度和体系建立，以及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得这种革命宣传的纪律得以最大化的实现，但是这种革命化的宣传纪律却日益变得由上而下。一切来源于民众的毛泽东理念与之恰好矛盾。毛泽东试图打破这一点，掀起了“文化大革命”，但却制造了混乱的政治，从而破坏了宣传战略取得成效的前提条件——政府运作的系统统一，党内高层不断出现动荡的人事变化和观点变化，纪律化则完全丢失掉。不同于历史上的大众动员，毛泽东大众动员是以革命主义并结合民族主义为先导的，毛泽东的大众动员强调向大众解释，争取个人的独立和摆脱压迫一定要使国家和阶级独立和摆脱压迫，因此，个人要谋求自身的利益，首先就要参加到为民族和国家奋斗的大的革命事业中来，从而最终实现个人的利益。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口号无论多么诱人，如“王后将相，宁有种乎”“均田地”“不纳粮”都是直接求助于唤起大众个人的利益快速实现，并没有包含整个大众本身的内涵，因此这种动员往往能达到“揭竿而起”的快速效果，但是却无法实现长期和大规模的动员，因为起义者的利益一旦实现，往往丧失进一步前进的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农民起义很快就会转变为王朝战争，即新王朝与旧王朝的战争，而不是新政治与旧政治的斗争。可以这么认为，毛泽东的革命主义宣传将个人利益整合进了远大的革命奋斗目标之中，这种革命的动员更能持久，使追随者将革命理想化，变成一种信仰，从而实现了动员宣传的强化。
总之，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与历史上的王朝、农民军以及近代的各种力量大不相同，他们在革命时期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民众动员，而且一扫之前农民动员的蒙昧状态，绝不求助于神明，而是更加革命化、激情化，完全采取否定神明的观念，相信群众宣传和教育，从根本上将自身调整到为群众利益服务，保持党与民众利益的一致性上来，从而颠覆性地造成了新形式的群众反抗运动。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系助理研究员）
【注释】
[1]〔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2]〔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9页。
[3]范晓光主编：《中国古代战争动员》，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4]参见《孙子兵法》，计篇。
[5]参见《孙子兵法》，谋攻篇。
[6]范晓光主编：《中国古代战争动员》，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51、68、81、82－86页。
[7]史学家尚不能确定该篇是否是韩非子所撰，但基本认同该文是对韩非子思想的体现。
[8]芮沃寿（Arthur F．Wright）：《隋朝意识形态的形成》（581—604年），载于〔美〕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郭晓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71页。
[9]《旧唐书》，卷六七《李
传》。
[10]《明太祖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二十六。
[11]时殷弘：《文明帝国主义的中国版本——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及其他》，《文化纵横》2011年第4期。
[12]阿瑟·沃尔德伦：《14至17世纪的中国战略》，载于〔美〕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94－96页。
[13]同上，第114页。
[14]贾谊说，“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汉书·贾谊传》
[15]儒家主要典籍《春秋》里有“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的看法。班固认为“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班固的这番言论，与其说是对汉代处理与草原民族关系的经验教训总结，不如说是对后世这类问题的误导。在这一点上，他的见识显然及不上司马迁。即便说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李世民，也认可了其大臣的观点，认为“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被视为王朝政治的官僚典范的魏徵说，“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这些人对草原民族的看法，对孔子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阐发，但这种政治态度极大地破坏了平等和实事求是的处理与草原民族及其他民族关系的理性政策讨论，如果不能够平等地看待草原民族，中原王朝就无法获得与草原民族交往中的妥当战略思维。
[16]〔清〕彭孙贻：《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页。
[17]《太平天国印书》，转引自范晓光主编：《中国古代战争动员》，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杨秀清：《奉天讨胡檄》，载于梁忠实编著：《檄文经典》，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186页。
[18]范晓光主编：《中国古代战争动员》，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
[19]〔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李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8页。
[20]〔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21]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载于《向导》1923年第24期，第5－6页。转引自〔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李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06页。
[22]〔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李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61页。
[23]同上，第157页。
[24]毛泽东：《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1页。
[25]〔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26]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27]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
[28]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29]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3－351页、第352－358页、第362－372页、第373－386页。
[30]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31]罗斯·斯特罗泽斯：《毛泽东：一个向历史学习的战略学家》，载于〔加〕阿兰·D·英格利施等著，王彦军、戴艳丽、白介民等译：《变化中的战争》，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32]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33]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34]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
[35]〔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李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页。
[36]〔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李霞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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