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构与构连

◇许同文

自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普通大众分享自身经历和新闻的平台。自媒体传播场域是传播场域中的一个亚场域。公众自媒体话语权包含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两个部分。话语权利属于言论自由权的范畴，而话语权力则属于权力场域的范畴。场域是布尔迪厄后现代主义理论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隐喻，是一个由社会关系网所组成的一个抽象的空间概念。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行动者的力量关系组成了一个结构化的场域。本文试图在自媒体传播场域内部，结合作为场域活动主体实践工具的资本，分析自媒体传播场域中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的内容与关系，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公民自媒体话语权实现的可能性路径。

话语权即边界：自媒体传播场域里的技术赋权与资本理性

“现代新闻体系并不是单个国家的馈赠，它是人民进行的传播努力不断演变的现今阶段的产物，这种演变遍及各大洲，历史至少一万年。”^[1]话语权的发展同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话语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话语权的不平等便出现了。社会统治阶层依据自己资本类型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占据着话语权的中心位置。而被统治阶级则处于话语权的边陲地带，在统治阶级话语权的作用下生产、生活。以欧洲为例，在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罗马教廷依靠基督教教义控制着欧洲话语权的中心。在中世纪中后期，随着教育的发展，特别是纸张、印刷术的出现，罗马教廷对圣经的垄断被打破，精英阶层和大众传播对罗马教廷的话语权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资产阶级的话语权得以确立。不同大众媒介样式的出现，为资产阶级话语的表达及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路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早期，资产阶级为了确立自身的话语权，都以法律的形式对言论自由作了规定。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君主是话语权的核心，人民是君主话语的执行者。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言论自由被写入宪法，成为公民权利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今日，言论自由已经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但这种意见的自由市场只存在于概念、法律条文当中，因为媒介话语的传播是以媒介为基础的，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是由其把关人决定的。从文字的发明、印刷术的出现、电报的产生，再到互联网的普及，人类社会“出现了四次传播革命”。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对传播时间和空间进行了突破，都为公众话语的公开表达提供了实践工具，都是一场“技术赋权”的革命。自媒体是第四次传播革命的重要成果。自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传播场域中话语权被独占的现象，这是自媒体场域区别于传播场域中其他亚场域的最显著特征。在自媒体传播场域中，话语权从以前公众的“奢侈品”，变为现在“日用品”。公众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权利从概念变为现实。“当公民拥有传播权力的时候，就彻底颠覆了原先的传播格局，而传播格局的改变又改变了政治权力的运行，重塑社会结构，重塑商业模式。”^[2]

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得到的媒介接近权、使用权、传播权并非完全均等的。在封建社会，书籍、邸报等印刷媒体为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士所拥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媒介被掌握在媒介大亨手中。自媒体传播场域也并非公众话语的乌托邦，其仍然受到政治、经济权力的影响。究其原因，我们发现这是一种资本理性的必然结果。

资本是话语权的重要来源，资本只有在场域中才有意义。资本和场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场域制约着资本，资本也制约着场域”^[3]。场域中的行动者依靠所占有的资本，行使策略，确定位置。具体到自媒体传播场域中，自媒体场域中的行动者依据资本，确定传播策略，产生传播行为，达到传播目的。“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内在规律的一种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博弈区别于简单的碰运气。”^[4]“所谓资本的逻辑主要是指资本的理性化，也就是资本的计算能力，即资本以‘投入—产出’为计算方式，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5]资本理性是资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逻辑，其表现了资本的趋利化倾向，追求资本主体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当中往往产生人的异化。资本是场域内部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在自媒体传播场域，资本的重新分配及其不均的格局，对其中不同传播主体的话语权力和话语权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具体到自媒体传播场域来说，政治组织运用政治资本追求政治利益、经济组织通过经济资本追求经济利益、文化主体通过文化资本追求一种文化价值，草根阶层虽然拥有较少的传播资本，但其仍然希望通过话语获得其所诉求的利益。在资本的斗争过程中，往往是占据多数资本的群体获得胜利。这是资本理性的结果。

自媒体传播场域话语权斗争的实质是技术赋权与资本理性之间的斗争，并最终以资本理性的胜利，技术赋权的失败而告终。自媒体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其存在于元场域之中，元场域是权力斗争的场域，自媒体传播是各种场域斗争的一种手段，深深地渗透着资本斗争的逻辑。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民主政治的进步，这种资本控制传播的方式往往是隐蔽性的，而非直接的、暴力的。“处于权力支配地位的一方，为了消减和消除对于被支配一方施加影响时的副作用、避免对抗情绪而采取的隐藏权力支配方，间接暗示，以请求的方式发出命令、各种礼貌方式等语言策略。被支配方往往不知不觉落入对方的话语陷阱。”^[6]在自媒体传播场域，技术赋权与资本理性共同存在并相互作用，社会各个阶层自此基础上重新划分了话语权的边界。这使得自媒体传播场域相对于传统媒体传播场域来说既有颠覆的一面，又有同构的一面。

颠覆：自媒体传播场域中话语权的大众化转向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存在着三种场域策略：保守、继承、颠覆。这三种策略反映了场域不同阶层依据资本及资本变动的行动方式。采用保守策略的大多数是最先进入场域、且在场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这一群体占据着场域内丰富的资本。继承策略的采用者往往是场域中新参加的成员所采用的一种策略类型。采用继承策略的群体试图通过这一策略，进入统治阶层，获得进入场域中支配地位的一种准入权。“颠覆的策略则被那些不那么期望从统治群体获得什么的人采用。颠覆策略通过挑战统治者界定场域标准的合法性采取了多少有些激进的决裂形式。”^[7]在自媒体传播场域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类似的阶层和策略。政治机构、经济团体和媒体机构等在传统媒体场域中是占据话语权主导地位的传播群体，在进入自媒体传播场域之后，大多采取保守的政策，这表现在报道内容和传播策略的保守性两个方面。其在内容和策略上倾向于正面、中性信息，负面信息相对较少。在自媒体传播场域中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是场域中新进入者的颠覆策略。在自媒体场域中这种颠覆策略的执行者，是一部分的精英群体和众多的草根群体。因为传播资本的再分配，技术赋权的革命使这两个群体获得了媒介的接近、使用权，从而颠覆了以往的媒介话语权范式。其颠覆策略表现在表达权利的行使、主动传递信息、主动表达诉求等方面。这种颠覆策略也引起了自媒体场域相对于传统媒体传播场域的一种颠覆性，这种颠覆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话语主体的颠覆，使话语权利走向实践。随着资本的重新分配，技术赋权的革命对场域内部行动者的位置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自媒体平台产生之前，传播资本的稀缺性决定了其必然掌握在拥有较多政治、经济、权力资本的行动者手中。从Web2．0时代开始，网络自媒体平台开始出现，草根阶层可以通过自媒体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到Web3．0时代，媒介话语呈现出全媒体的传播局面，草根个体话语得以充分的释放。自媒体传播平台的出现颠覆了以往传播场域中政治、经济、部分精英掌控媒介话语的局面，呈现出了社会各个阶层共享媒介话语、共同行使媒介话语权利的局面。

第二，话语内容的颠覆，表达了话语权力的指向。媒介话语内容的颠覆与媒介传播主体的颠覆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是前者的原因。话语内容的颠覆表现在：（1）内容的丰富性。社会各个团体，无论资本贫富，都可以通过自媒体传播观点与诉求。（2）内容的批判性。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从自媒体出现之日起，自媒体便与“揭黑”“反腐”等内容相联系，具有较强的批判性。（3）内容的直接性。自媒体平台生动展现了草根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内容，民间影像得以在自媒体上自我呈现，改写了以往由他者呈现的局面。（4）传播内容的碎片化。“这里的碎片，更多的是指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观察视角的分散化、信息文本的零散性和信息要素的不完整性。”以及“意见的异质性、分裂性。”^[8]

第三，话语传播模式的颠覆，提供了话语权利的实践路径。在自媒体传播出现之前，传播模式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类：直线传播模式、控制论传播模式、系统论传播模式。但这些传播模式并不完全适合于自媒体传播场域的传播现象。自媒体传播场域的传播模式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资本的重新分配使以往话语权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出现了共享媒介话语权的局面。（2）传播内容的“小叙事化”。“大叙事”凸显主流意识形态，从宏观出发，体现统治者话语。“小叙事”关注局部，用碎片化的形式组成“大叙事”。（3）传播渠道的聚合性。自媒体平台聚合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传播途径，可以实现随时随地发送信息。（4）受众的模糊性与异质性。（5）传播效果的多元化。原有的价值体系被解构，呈现出多样的价值观样式，在文本传播方面呈现出一种狂欢式的表达，崇尚消费文化和解构主义。

第四，传播致效路径的颠覆，提供了话语权力实现的范式。在传统媒体传播场域，信息是自上而下传播的，传播效果的产生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但在自媒体场域中，这种信息致效的范式被重新书写。在自媒体场域，信息是自下而上或横向传播的，传播致效的过程是由下而上，进而再由上而下的过程。在自媒体场域中，呈网状分布的个体是自媒体传播网络中的结点，信息的传播从某一个结点出发，传播开来的。这些媒介话语会在横向传播的同时，自下而上地传播，影响传统媒体的报道议程和政府的工作。经传统媒体和政府等机构采纳的议题，会反过来自上而下地影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议程。如“微博打拐”事件，2011年1月17日，杨伟鑫的母亲恳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帮忙发微博寻找被拐卖的孩子。微博发出后，由于于建嵘作为大V的巨大的粉丝量，立刻引起了网友关注和热议，最终母子团圆。于建嵘受此事启发，随后在新浪微博开设“随手拍照解救拐卖儿童”的微博，引发众多网友的参与。随后公安机关和各大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了重视和报道，从而又助推了这一事件在自媒体平台上的开展和影响力。

自媒体传播场域中话语权的颠覆源于技术赋权的革命，其产生了诸如自媒体假新闻、谣言、暴力、民粹主义等消极影响，但同时其影响更表现出积极的一面：第一，公众话语权利得以实现。自媒体的出现，传播资本的重新分配，使社会的公共领域得以初步形成。第二，从话语权利到话语权力的转化。与自媒体场域中话语权利的实现伴随而来的是话语权力的影响力。在我国，自媒体平台为社会底层群众提供了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这些诉求在自媒体传播场域被热议、广泛关注后，会倒逼政府机构对这些诉求作出回应，从而使话语权利转变成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实际上是福柯的微观权力的一种体现，借助这种微观权力，实现了“权力—抵抗”之间的平衡。

同构：自媒体传播场域话语权的传统范式

自媒体传播场域是传播场域中的一个亚场域，传播场域在社会元场域中运行。场域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其形成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格局，在这种“镇压与抵抗”的平衡中，场域中的资本富足者占据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从传统媒体场域一直延伸到自媒体传播场域，使二者之间形成同构。在分析场域“结构对应性”时，布尔迪厄认为在各种场域中，个体场域位置的同构性意味着“在一个场域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常常在别的场域中也同样处于从属地位”。^[9]

场域之间同构的原因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资本的相对稳定性，源于资本逻辑和资本理性。资本的相对稳定性和“兑换率”决定了场域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策略的相似性，这也就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惯习”。场域的同构性与场域中行动者的惯习密切相关。“权力场域发挥着类似元场域的功能，在所有的场域中起着分化与斗争的组织原则的作用。”^[10]在元场域中的各个场域受权力场域的影响，进而产生场域间的同构。自媒体传播场域同时存在于传播场域和元场域之内，这种有限的独立性以及资本理性使得自媒体传播场域对传统媒体传播场域的颠覆是有限的，从而形成了场域间的同构。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把关。自媒体的出现使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突破了重重把关的限制，摆脱了一定的束缚。但我们在自媒体传播场域中依然可以看到把关的影子。根据传播主体的不同，对于把关的突破程度也有一定的差异：公众个体的信息传播行为对传统把关程序的突破较大，而个体以外的自媒体传播行为对传统把关程序的突破则较小，特别是政治、经济、媒介等官方组织。自媒体传播场域中的信息把关可以分为“事前把关”和“事后把关”两种：“事前把关”是指信息在传播之前的把关，把关人主要是传者自身；“事后把关”是指信息传播之后的一种把关活动，把关人是自媒体平台的各级管理者，如论坛中的版主、贴吧中的吧主，以及自媒体平台的管理者对传播内容是否符合规范的审查。

（2）规训。话语在自媒体传播场域仍然受到种种规训，其目的在于使信息传播行为合乎规范，符合社会中占有较多资本的集团的利益。规训是福柯微观权力的基本形式，为的是恢复一个被削弱的力量、被取消及技能、被遗忘的道德。具体到传播场域来说这种规训体现在传播规则的设定、新闻检查以及违规的惩罚等方面。此外还包括政治、经济集团与媒介之间的“潜规则”以及记者、编辑等的价值观。自媒体传播场域依然存在规训，只不过这种规制的形态更为隐蔽、更不易被发现。具体来说，其包括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规章，此外还包括公众个体在运用自媒体平台时与自媒体平台的提供者之间达成的协议，比较典型的是用户在注册自媒体账号时需要阅读相关协议，并在同意之后才能完成注册、发布信息。从新闻信息检查的角度来说，自媒体传播场域中对于新闻信息的检查大都是“事后检查”，在传播行为发生之后。在某些自媒体平台，如百度贴吧中，帖子的发布需经过管理员的审核，只有审核通过之后，信息才能出现在公众面前。从对传播违规的惩罚来说，在自媒体传播场域中这种惩罚力度较小，一般是删帖，或查封账号、拉入黑名单等，但也有法律层面的惩罚，这一般是传播信息违犯国家相关法律，或话语侵犯个人或团体相关利益。

（3）中心化。自媒体传播场域对于传统媒体传播场域的一个重要的颠覆性表现在去中心化方面。但在去中心化的同时，自媒体传播场域又开始了再中心化的过程，是一个“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过程。自媒体传播场域和传统媒体传播场域在话语传播和话语权实现的过程中都具有中心化的特征，这种中心化的特征使二者之间形成同构。传播的中心化是以资本为前提的话语权行动的一种结果。传统媒体场域中的话语中心在自媒体场域中延续了其传播的范围，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以微博为例，政府、媒体等微博，因为其具有官方的性质，且掌握着一定的信息资源，因此在传播过程中权威性较高，影响力也相对较大。此外自媒体传播场域另一个重要的传播中心就是“新意见领袖”^[11]。

自媒体传播场域中话语权的同构性，对自媒体传播场域话语权的运行路径和运行范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同构性虽然维持了自媒体传播场域的传播秩序，避免了自媒体传播场域的传播失范，但同时也对公众的话语权产生了威胁：第一，不充分的话语权利。对话语表达的限制，如设置敏感词语，对敏感词语自动屏蔽、删帖、查封账号等；对不符合传播规则的传播行为进行惩罚。如重庆“不正常”青年任建宇因为在网上浏览转发评论了一百多条负面信息，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两年等事件。这种同构性影响了公民在自媒体场域的话语权利。第二，有限的话语权力。话语权力是以话语权利为基础的，话语权利的不充分使公众的话语权力受到了限制。公众的话语权力受制于权力场域的领导阶层，在与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受其领导和控制。

构连：自媒体传播场域话语权的可能性路径

自媒体传播场域的颠覆性是技术赋权的结果，而其同构性则是资本理性的使然。自媒体传播场域话语权斗争的实质是技术赋权与资本理性之间的斗争，并最终以资本理性的胜利，技术赋权的失败而告终。自媒体传播场域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其存在于传播场域及元场域之中，自媒体传播是各种资本场域斗争的一种手段，深深地渗透着资本斗争的逻辑。在现代社会中，由于民主政治的进步，这种资本控制传播的方式往往是隐蔽的，而非直接的、暴力的。话语权的资本倾向性决定了公众试图单枪匹马，通过自媒体践行话语权利，从而使话语权力发生效力，最终解决现实困境的途径是行不通的。普通公众的话语权力要想在自媒体场域得以实现，必须寻求合作，从而实现共赢。

互动是个人与社会、不同场域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在互动中个人走向群体、走向不同场域。社会互动是一个意义内涵较为丰富的概念，包括了社会中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之间、群体与组织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可以说人类的任何传播活动都是社会互动的一种表现。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个人与社会、场域与场域之间便形成了构连（Articulation），从主体间性过渡到场域间性，进而在互动合作中寻求进步和发展。在斯图尔特·霍尔看来“‘构连’就是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个不同的元素，连接成一个统合体的结合形式，这种结合的环扣并不是永远必然的、被决定的、绝对的、本质的；一个话语的‘统合体’实际上是不同的、相异的元素的构连，因为这些元素并无绝对的归属。”“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性是一个构连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它是在差异中求统一的过程。”^[12]以此来观照自媒体场域中的话语权。我们发现，无论是自媒体内部的亚场域之间，还是与自媒体传播场域类同的其他传播场域之间，其差异性是绝对的。这种差异性是资本占有的结果，草根阶层无法与其他资本富有者平分资本，更不能与之共享权力。因此，草根阶层的话语权力欲想实现，必须和其他传播场域之间形成互动，在互动中需找主体间性，进而从主体间性过渡到场域间性，从而使自媒体传播场域内部、内部与外部间构连，形成一个话语可以互相流通的“统合体”、话语权可以相互借力的“构连体”。其构连的可能性路径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第一，草根内部的构连。草根阶层欲想通过自媒体助推自身话语权的实现，首先需要具有权利和权力意识，关注社会问题，以新闻现场“第一个记者”的身份在自媒体平台进行揭露报道。对于自媒体平台中揭露的社会问题，在冷静思考的前提下要给予援助，从而助推自媒体场域舆论热点的形成。

第二，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的构连。在微博场域，草根具有影响力话语的一般传播模式为：草根发起——大V关注和传播——更多的公众关注和讨论——传统媒体跟进。在这一典型的自媒体传播过程中，精英阶层是整个传播活动的关键环节。这是“自媒体是精英的狂欢”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草根话语需借力于精英的社会资本，精英阶层要在自媒体场域中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第三，草根阶层与自媒体平台的管理者的构连。由于论坛等自媒体的结构性因素，自媒体管理员对于公众优先关注的信息文本具有事先设定权。受众浏览网页的顺序一般是自上而下、从一级页面到二级页面的，因此一级页面以及“置顶”“加精”等占据优势区位的帖子会被最先看到，传播效果也较好。因此，草根在自媒体平台上的话语要想被广泛关注和知晓，需要与自媒体平台的管理者之间形成构连。自媒体平台的管理者应具备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敢于呈现民间影像。

第四，自媒体传播场域与传统媒体传播场域间的构连。传统媒体在传播场域中依然占据着独特的媒介生态地位，在草根话语权的实现路径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喉舌媒介的传统媒体是权威的象征，其报道的事件影响大，往往能促进事件的进程与问题的解决。因此，草根在自媒体场域的诉求需要借力于传统媒体，利用传统媒体的象征资本及人才资源，对事件或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报道，进而进入政府的决策议程。

第五，自媒体传播场域与权力场域的构连。自媒体草根话语权的实现离不开与权力场域的互动，权力场域受政府机构的领导，制定了场域的运行规范。政府对草根话语权力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公众自媒体话语权力的最终实现要依靠权力场域，因为只有权力场域才能在实际上对社会结构作出调整，改变现状。权力场域应该关注草根在自媒体中的诉求，主动求变，推动事件和问题的解决。

在公众自媒体话语权的实践过程中，构连、互动是其必然选择。这种构连既存在于自媒体传播场域内部，亦存在于自媒体传播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这是不同群体、不同资本的一种联姻，是人的理性对资本理性的一种调整。充分构连后的自媒体话语能够自下而上自由流动，从而为公众话语权的实现提供有效路径。

结　语

自媒体传播场域中的话语权相对于传统媒体传播场域中的话语权而言，既有颠覆的一面，又有同构的一面。在自媒体场域，公众的话语权利虽然有了践行的平台，但在资本与权力的合谋过程中无论是草根的话语权力还是话语权利都是不充分的。可以这样说，在自媒体传播场域中，对于基于资本的话语权来说，虽然公众得以践行话语权利，但其话语权力依然具有天然的资本倾向，是受制于权力资本的。草根阶层的话语权要想得以充分实现，必须在不同的主体、场域间的主体间性、场域间性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与构连。草根内部、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草根阶层与自媒体平台管理者、自媒体传播场域与传统媒体传播场域、自媒体传播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要进行充分的互动和构连，最后形成一个话语可相互流通，话语权力可以相互借力的“构连体”，从而使自媒体传播场域公众话语权的力量最大化，促进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

（作者系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助教）

【注释】

[1]〔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李良荣：《透视人类社会第四次传播革命》，《新闻记者》2011年第2期。

[3]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页。

[4]〔法〕布尔迪厄：《资本的形式》，载薛晓源、曹荣湘主编：《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傅景亮：《东亚型资本政治：威权体制、资本理性与现代化》，《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4期。

[6]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7]〔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8]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今传媒》2011年第10期。

[9]〔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10]同上，第156页。

[11]李良荣、张莹：《新意见领袖——“新传播革命”研究之四》，《现代传播》2012年第6期。

[12]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