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惠玲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理论构建，有待于许多重要而基础性理论问题的廓清。其中，政治传播中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就需要特别深入地研究。本文就这个问题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方。
政治话语对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
考量现在学术界对政治话语的研究，多数是从语言学、符号学、传播学等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界定和分析，也有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进行研究。从社会符号学角度研究政治话语的学者将政治话语界定为“由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政党、政治家、政治社团或机构）发起的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各种语类，如政治演讲、政治访谈、政党宣言、政治辩论、社论、外交评论、政府新闻发布会、政府各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或文件、政治广告、政治脱口秀节目、政治新闻报道等，这些话语活动在国家进程中有明确的目的和功能，政治语言研究紧紧围绕政治活动展开。”[1]可以看出，这样的界定，比较清楚地把握了话语中谁在说（政治活动参与者）和如何说（各种政治传播形式）的重要环节，但是“说什么”这个重要的环节似乎被忽略了。然而，在政治话语中，“说什么”恰恰是最不能忽略的问题。有人认为政治“话语体系的背后，实质上是执政姿态与执政理念的反映。”[2]这实际上说到了政治话语的本质。在政治话语中关于“说什么”的问题上，英国文化批评主义的代表人物汤普森关于意识形态和话语关系的观点，值得我们特别借鉴。汤普森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在“现代文化传媒化”这样一个历史语境中，“意义”的发挥和效果“越来越经过大众传播的机制和机构所媒介”，转换为话语体系并调节日常生活，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中心特征”。[3]也就是说，为权力关系服务的意识形态经各种媒介产生、传输和接收不再单纯是反映日常生活的一种思想体系，而是表现为一种话语体系，它“借助于话语，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会被再生产出来。”[4]
从政治传播来看，一定政治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往往经过媒介形成政治话语体系得以发挥效果，即在这一转换过程中，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得到建构或重构。不仅如此，我们还在这种转换中看到政治话语实质上表现或隐喻了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和权力的紧密关系。这种深刻而微妙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一步解读。
第一，政治话语由意识形态程式所规定。一定的话语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程式中形成并由意识形态程式所规定的。它直接就是意识形态程式的一个部分。[5]意识形态程式对话语的规定性，在于其与权力的紧密关系。在意识形态程式中，某些话语是可以表达的，而某些话语是不能被表达的。即使是表达的话语也是意识形态的程式迫使人们去表达这些话语，这就如同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把个体质询为主体一样，人们会把表达的话语看作是自主选择的，遗忘了意识形态程式中权力统摄话语表达的作用。特定组织、特定机构范围内的霸权、某个社会层面上的霸权，都是借话语表现出来，也是在话语中体现争夺和得到改变的。语言和非语言的话语符号象征系统都能够使得政治行为合法化或者相反。在政治传播中，意识形态作为政治话语，不仅通过语言的词汇语法的选择和使用得以体现，也可以通过非语言的如图像等其他符号象征系统中的资源的选择和使用来体现，因而，“一个音调、一个代词、一个标题、一个话题、一个词组、一个隐喻、一种颜色、一个摄像机镜头等话语符号，都会同社会权力关系中笼统抽象的事物联系在一起”[6]，可以说，在政治传播中，意识形态被媒介化为政治话语无处不在，强有力地影响甚至操控着受众。
第二，政治话语表达实现着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英国学者费尔克拉夫认为，政治话语具有三个方面的建构效果：身份功能（identity function）、关系功能（relational function）和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7]身份功能是社会身份得以在话语中确立的方式，有助于某些有着不同称呼的东西的建构，诸如“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ies），社会“主体”（subjects）的“主体地位”（subject positions），各种类型的“自我”（self）；关系功能关涉话语参与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被制定和协商，有助于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观念功能则是文本等说明这个世界及其过程、实体和关系的途径，有助于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设。它们共存于所有的话语之中，也在所有的话语之中发生相互作用。政治话语的这三个功能的实现，即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功效，对社会权力关系的建构尤其是对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通过政治传播中政治话语的表达，使受众一方面接受和认同现实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又使人们把这种权力关系误认为一种非权力关系。在此意义上，当政治话语被用来建构或者重构权力关系时，就发挥或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功效。[8]费尔克拉夫认为，政治话语所实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功效，不仅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体系和信仰体系），也有助于改变社会。因为在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不仅涉及话语的实践，而且涉及变化方向的各种尝试也越来越包括改变话语实践的努力，并被构筑到了一种富于新的意义的高度。话语在社会变化中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与对控制话语的关注是相吻合的：即在话语实践中造就出来的各种变化，使之成为有关社会变化的设计过程的组成部分。[9]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话语传播就是政治话语实现意识形态功效的经典案例。关于三中全会的政治话语虽不说绝对一致，但基本形成了万众一心期待改革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在这种直接表达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中，领导人是改革的“顶层设计”主导者，因而也是话语的发出者和引领者，他们的政治话语直接表达主导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政府机构智囊团尤其是那些参与“顶层设计”的智囊团，频频以集体、机构的名义在主流媒体上发声，他们更注重改革的内容和具体的细节，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383方案”。他们代表着仅次于高层的话语权威，构成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部分；专家、学者在某一学科领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在所擅长的专业领域解读三中全会的改革细节。他们的政治话语传递出高层改革的勇气、智慧和决心，直接彰显了意识形态的功效；主流媒体既发挥传播平台的作用，同时也是重要的话语主体。它们遵循宣传纪律，竭尽全力地展示和传递高层、智囊团和专家、学者的声音，在议程设置上动脑子、下功夫，营造了“万众所向”的期待改革的社会氛围；广大民众，虽然主要是受众角色，但他们也根据自己对政治的判断，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积极传播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可以看出，政治传播中政治话语对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再造社会、改变着社会。
政治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呈现
在现实具体的政治传播过程中，从整体上说，政治话语与主导意识形态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即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直接表达，会形成政治话语的同质化，例如前面我们所举的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的例子。但是，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新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政治话语获得了表达不同意识形态倾向的条件和机会，进而政治话语本身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状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话语不再简单地直接表达意识形态，政治话语本身由于呈现和折射多种政治思想、政治主张、政治思潮而成为意识形态“场域”。这种场域的空间性特质使政治话语从同质化向多样性转变。
目前已经有学者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10]如杨伯溆等人在2009年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强国论坛”和“猫眼看人”这两个BBS论坛进行的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描绘了网络BBS论坛政治讨论中派别划分的全貌，他们由此得出的重要结论：（1）网络政治讨论中可以划分为左中右三个政治派别，不同的政治派别关涉到的意识形态不同。（2）网络左右派论坛的存在，反映了网络政治讨论中的意识形态有朝群体间分化和群体内同质化发展的倾向。此外，在网络政治讨论中不仅已经出现派别分化，甚至容易出现态度极化。[11]这些研究结论在近几年所谓的“网络政治”中均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事实上，在当下的中国政治传播中，网络新媒体所营造的公共空间（如微博和微信等）也传播着不同的政治话语。这些政治话语呈多元化和多样化趋势，不同的政治话语表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及其争论。这种事实在理论上证明政治话语的多样化和多元化与意识形态的争论具有正相关关系。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当下中国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出现一种主流媒体政治话语高度同质化与网络媒介政治话语多样性并存的复杂情势。或许是因为报刊、电视等媒体在中国基本上受到知识精英、党团机构组织的控制，属于主流媒体，因而那些与此不同的政治话语就借助其他的形式如社交媒体来表达。究其深因，当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阶层。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政治诉求，自然也就有不同的政治声音。
在理论上，我们需要正确认识政治话语同质化与其多元化的关系及其作用。一般而论，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必然要求由其意识形态所支撑的政治话语的一致性或同质性，但是话语过度的“同质化”也会有其弊端：第一，不能及时和准确地反映现实社会利益分化的真实状况[12]，“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讨论就会从有关社会冲突的严重现实问题上转移出去，而成为一种大而无当的泛泛之论”[13]；第二，不利于公共舆论的形成，而“自我中心的舆论不足以成就良好统治”[14]；第三，不利于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实质是一种实现有目的变迁能力，因为稳定意味着在对付变迁着的情况时的一种适应能力。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政治不稳定则意味着这样一种公共政策，它要么过于僵硬呆板无法促成社会中各种价值的动态平衡，要么就过于游移不定无法向一种目标前进。”[15]如果我们这样认识社会政治的稳定与不稳定，那么多样化的政治话语尽管内在蕴含着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冲突，但恰好是起到了多种价值诉求之间的平衡作用。这样的平衡在现实社会中“更多地调和了左派和右派各自主张的政策之间的分歧，而不是将其扩大。”[16]多样化政治话语的传播不仅表达多元利益群体的诉求，也能使民众分清什么是“蛊惑人心的与什么是切实可行的”[17]，从而有效地训练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为民主政治中的理性提供必要的基础。
从现实的情况看，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媒体，是当下中国民众多样化政治话语表达最为集中的公共空间或重要渠道。这业已成为我国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学者杨伯溆等实证研究显示：不同的政治话语虽然表现了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和冲突，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动。比如，“左派论坛更偏好‘民生福利’和‘社会平等’等议题，右派论坛更偏好‘自由民主’议题。”左右两派“在内容类型和议题上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二者同作为时政论坛的定位仍具有共同特点，如在‘政治’和‘社会’类的话题中都表现出高度关注。”“国家政策与政府效能评价”是两派共同关心的议题。[18]也就是说，在当下中国网络公共空间中表达的不同政治话语之间既有分化、对立，又有互动和共同性，而不仅仅是分化和对立，这恰好就为公共政策、公共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也使能够表达、传播多样化政治话语的网络新媒体具有了民主政治渠道的重要意义。
从另一方面来看，微博、微信等互联网新媒体上政治话语的多元化，也表明传统的政治话语正在发生变化。政治话语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部分和表征。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很多事件都与互联网上新媒体传播的政治话语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引起了执政党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性的审查机制的压制和管控，而是要在有效规范的同时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技术特征和传播功能，促进政治话语表达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对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能把多样化的政治话语表达或意识形态的争论看作是社会分裂的象征和表现；二是区分公共舆论和政治话语的同质化；三是不能片面地追求政治话语的单一性，由此造成虚假的社会和谐和统一；四是民族国家的认同不能完全诉诸民族情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也需要通过不同政治话语的表达或争论达成理性共识。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注释】
[1]唐青叶：《话语政治的分析框架及其意义》，《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3期。
[2]陈宝生：《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2日。
[3]〔英〕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
[4]〔英〕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郭世平译，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
[5]在汤普森那里，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用话语形式表达出来的，话语不同于言语和语言，话语是与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话语是意识形态程式中的一个部分。为此，话语分析不能局限于句子或文本，而必须扩展到文本之外。（〔英〕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郭世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
[6]毛浩然、徐赳赳：《话语、权力与操纵》，《外国语》2009年第5期。
[7]〔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8]勒夫特认为：“意识形态的独特性质在于，它就蕴含在需要掩饰的那种社会分裂之中；这就是说，分裂既在社会世界之中被表示出来又在其中被隐藏起来。”（转引自〔英〕汤普森：《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郭世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虽然本文没有具体讨论什么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但不言而喻，这里意识形态的内涵已经十分明确：实际上是对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进行辩护。因此，当人们用话语来解释行动时，人们会为权力关系辩护。
[9]〔英〕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10]如北京大学的杨伯溆、乐媛等在《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一文认为：在网络话语中，出现了诸如小左、右愤、五毛和网特等群体身份标签。小左和右愤顾名思义，不难理解；五毛被网友认为是政府雇佣的网评员，试图引导网络舆论或话语，据说一帖能得人民币五毛，故得此贬称；网特是网络特务的简称，被网友用来指称受雇于境外反华势力的网络活跃分子，以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形象为目的，频繁发帖子旨在引导网络舆论。以上各种身份标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民对于政治意识形态角力的敏感度。（《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4期）。许纪霖、唐小兵等在《公共舆论的历史、现实与反思》一文中认为，十年来的网络时代，从过去的BBS、博客，然后到现在的微博，作为公共舆论生产的主要空间，其变化对公共舆论生产所产生的影响，恰恰是需要研究的。微博改变了中国公共舆论的生态，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媒体。今天的微博舆论所展现的，同样是话语竞争的场域（《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12期）。
[11]杨伯溆、乐媛：《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4期。
[12]派伊认为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使“政治作为一个过程，其中互相冲突的利益能够公开表达，并由此可以做出调整从而使各派利益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政治传播的功能正是表达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的话语，由此才能够综合形成公共政策。参阅〔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胡伟编，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
[13]如果人们接触到的都是言过其实的空谈、没有实质含义的承诺，以及感情用事的呼吁，总是看到政治家回避现实问题和逻辑推理，这样就会导致一种对政治的潜在力量的普遍怀疑。派伊认为，对夸大其词的政治语言持怀疑态度的公共经历未能出现在大多数转型社会里，因为政治家之间很少有公开的竞争。从事政治表达的人总是采用一种共同的态度而非不同的观点，以及基于公众观点的不同政策组合。在这种情况下，表达的政治技巧就与分离然后综合各种价值和问题的敏感性和艺术性无关了。其结果又是一种回避以实际存在的问题来解决问题的要求，以及强调压制公众感情的技巧的倾向。由于在公共事务中缺乏竞争手段，结果就导致人们不是以一种怀疑的精神进行挑选和选择，而是对政治事务持一种全然不论或淡然蔑视的态度，放弃一切进行理性判断的努力，而只是感情用事的对一个同权力说话的人的认同中寻求满足。参阅〔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胡伟编，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101页。
[14]〔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23页。
[15]〔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胡伟编，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16]〔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11页。
[17]〔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胡伟编，任晓、王元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18]杨伯溆、乐媛：《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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