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璐
何为政治传播？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针对现实的多，反观历史的少。白文刚的新著《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恰恰以中国古代的政治历史与经验回答了这一问题。在导论中，作者明确表示该书之主旨即“自觉地以政治传播的学科意识对中国古代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政治传播现象展开比较系统的初步研究”“展现其面相、揭示其特点”“总结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启示”“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历史资源，为中国当代的政治传播实践提供经验借鉴”。[1]可以说，该书是将政治传播拓展于中国古代的开创之作，其意义不仅是内容上的拓展，而在于解答了如下问题：政治传播这一范畴是否适用于古代中国？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在政治传播领域留下哪些遗产？基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与经验将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构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
中西之辩：政治传播之适用性
政治传播这一范畴源自西方，其理论的经验基础乃是西方民主政治尤其是竞选政治，而中国的政治经验则大有不同，“许多问题并不是按照西方建构的学术理论逻辑显现出来，而必须依据中国现实国情和社会主义政治传播实践需要的迫切程度才能显现出来”。[2]将这一范畴应用于古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则更大，本书作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其一，以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经验厘清政治传播这一范畴的核心内涵。在书中，作者并非仅为完成其专著的论证逻辑而首先对政治传播下一工作定义，而是在梳理中西学界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政治传播的实质是政治信息的交流”。[3]作者通过分析指出，西方学者对政治传播的研究往往把自己身处的政治环境当作了恒定的政治，把政治传播主要局限于对选举政治中媒介作用考察，而政治的本质在于权力，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以前现代的纯粹性使我们更清晰地看清楚了这一本质。[4]正是通过将政治传播之范畴拓展于古代中国的王朝政治，才有助于剥离一些关于政治传播的现象描述进而探讨其本质，现代民主政治、选举仅仅是政治传播在现代政治中的表征或语境，而非其实质；对于传播主体与受众之间的平等预设也只是应然的理论预设，远非历史真实。
其二，在论证的过程中对政治传播这一范畴的适用性保持警醒。作者特别强调，古代中国在王朝的天命建构、君主圣德形象的塑造与王朝的正统辩护之中，政治传播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以王朝政治为核心而进行的，其目的在于维持现有秩序而不是动员民众。比如“禅让”神话以及恩赦仪式，其政治传播作用的发挥并不像一般现代传播理论所言距离越短媒介具有的互动功能越好，传播效果越好，专制体制下（尽管其并不完全赞同对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概括）民众深受传播条件及体制的限制，无法全面观察和监督帝王，而民众所关心的又往往是帝王轻傜薄赋的德政，并不在意及时了解真相等，由此造就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播距离感之美。[5]再比如，论及“邸报”时，作者对中国新闻学界某些基于西方新闻传播学视角的结论保持警醒，基于“邸报”产生的历史情境及其流变，探讨其作为特殊的中央信息输出媒介之作用。[6]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之渴望与译介，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语境下常常有种如甘阳所言的“病态心理”。[7]时至今日，中西之碰撞已经时过境迁，然而学术研究常遭遇如何以西方视角理解中国，或以中国视角理解西方的“适用性”问题，以源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回顾梳理中国古代历史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实际上，笔者此处概言“中”与“西”又何尝不是以固有的符号化的标签去探讨问题呢？[8]由此，反观作者的努力，他在论证过程中所保有的对于西方概念范畴之警醒，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与经验的审慎检视，可谓社会科学的诚意之作。
古今之维：政治传播与王朝政治遗产
作者开篇即提出本书之主旨在于“总结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现代启示”，并且以“从历史的视角来观照和思考一下政治传播”为结语，[9]作者以四章内容，以王朝政治为核心，从合法性建构、教化、政治运行以及对“外”的朝贡体系建构诸方面，以其现实关切回答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在政治传播领域留下哪些遗产这一问题。
著名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在阐述其历史理论时，特别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因为历史之书写是一种“当代”的精神活动。[10]于是常有学者以客观公正自居追求历史之还原，以期日趋接近这显然“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另外亦常有学者承认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产生勾连，于是以“资政”为己任，力求为现实政治出谋划策。前者往往将自己的历史叙述当作那已经过去的历史，而忘了自己的主观精神活动参与其中；后者则往往以现实关切将历史剪裁为具有简单因果关系的线性逻辑链条。其实，二者都未尝明白何为克罗齐所言“真历史”。作者不曾讳言其现实关切，从其结语之启示来看，实为从“真历史”所得真知灼见。比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控制论的政治传播”即单一的官僚科层制信息传播体系，最值得我们深思的不是这套信息传播体系如何高效和成功，而是其如何失效乃至崩溃，其致命的缺陷就在于其单一性，而改变之法就是建立多元的信息传播体制。[11]可以说这是本书作者借古言今的政治思考。
甘阳曾言，当代中国三种传统并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以及中国数千年文明形成的传统。[12]思考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恐怕也逃不出这数千年文明形成的传统，这也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探讨当代中国往往离不开革命与现代化的话语之争，而更为深重地影响到当代人思考方式、行为逻辑以及价值判断的因素还沉淀于数千年的传统之中。[13]本书作者亦回顾了数千年的王朝政治历史经验，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历代王朝在为自身的合法性辩护时议题的设定与象征符号选择的思路”，这就是根源于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普遍而根深蒂固的社会信仰和政治文化核心概念。[14]从古代中国新朝的天命、帝王的圣德与本朝的正统性的论证，到近代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为号、孙中山接过朱元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些修辞与仪式之所以发挥作用，就在于其形塑了我们的历史记忆与话语，在于其植根于更深厚的古代王朝政治当中国家与社会精英普遍认同的政治文化之中。反观今日之中国，2011年1月《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报广场大屏播放、完成于2013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走红，这风光背后除却技术上的成熟，是否形成了可谓政治传播之根基的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政治文化了呢？
学术相济：政治传播的研究旨趣
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崇高的价值追求。正如花50年时间写下11卷《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中这样描述“历史学”：“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15]那么政治传播如果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崇高价值追求是什么？如何可以成为与传统学科并立的新科学？这是作者贯穿于全书，却并未给出确解的问题，但作者的学术追求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纠正政治传播学界偏于媒介与选举之“术”的研究倾向，通过中国古代王朝政治文明的深入探讨，提升研究品质，为其上升到“学”创造条件。荆学民教授自觉且鲜明地基于对政治与传播之间关系的体用性理解，提出“政治是基础”“传播是着力点”“政治统摄传播”等观点，从而一定程度地纠正了以媒介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传播学本位论的学科“褊狭”。[16]那么为何要追溯至中国古代的王朝政治，这又能够为政治传播这一新兴学科提供什么呢？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以其王朝更替之历史经验，而不仅仅是技术与制度的成熟程度，使我们更清晰地看清楚了政治传播的本质：政治统治者通过操控政治信息来建构与维持自身统治与政治秩序的一种手段。[17]
其二，以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历史与经验为构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经验案例和理论来源。曾以西方“道德自主性”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历史学家黄进兴认为，“今日研究中国文化难免有借诸外来文化的地方，但借外债必须要有偿还的能力，如是方才有自力更生的可能，否则永远成为别人的附属品”。[18]荆学民教授与其所见略同，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形态“必须超越西方那种热衷于政治活动的技术层面”“增强对中国价值的观照”。[19]因此，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之历史与经验，应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理论来源，由此才可能真正使“政治传播”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有安身立命之所在。
其三，作者的学科意识还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关切，正如其后记中所言，他所希望的是后辈“能够在更好的政治传播环境中自由、平等地参与政治沟通，行使民主权利”“包括政治传播在内的中国政治文明一直在向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前进……正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者的价值追求所在！”[20]本书作者曾专列一节论述中国古代政治批评者的士大夫精神，盛赞这一“既是协助帝王治理天下的臣属，又是普通民众代言人”的群体，在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意义上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的政治环境中，开展持续的政治批评活动，其中所展现的风骨与气节，“构筑了中国历史值得后人为之骄傲的一脉”。[21]其实，作者何尝不是以此“士大夫精神”自勉呢？
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以历史学融合政治传播的视野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历史与经验，可谓极具学术眼光和开拓创新之勇气。作为开山之作，本书明确以社会科学之规范自我要求，史料丰富且逻辑严谨，在宏大叙述之中不乏恰当的例证，可谓后学研究不可绕过的奠基之作。然其主题之宏大、时段之悠久，不可避免地留下诸多空隙待后学者填补，比如古代政治文明之中普遍公认的核心价值有哪些？在古代政治传播的实践当中，发挥教化作用并勇于直谏的士人的精神生活如何？民间的心态又如何？如何以历史的丰富性呈现出政治传播的动态性？笔者仅是晚学后辈，学科不同，学养不足，在此仅以个人感想理解本书及作者的用心，难免有吹毛求疵之妄言，最后摘录陈寅恪所撰“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之中一句“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22]，谨此自勉。
（原书作者白文刚系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副教授；书评作者张露璐，系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1]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3]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4]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285页。
[5]同上，第82－83页。
[6]同上，第210－212页。
[7]甘阳和刘小枫把阅读西方的病态心理描述为“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随后吴冠军以文反击，认为甘、刘之观点应自反性地指向自身，以使自己时刻警醒自身阅读与写作中的诸种局限、进而反思那根本性地框束自身视界的符号性坐标；而非使之仅仅成为一句用来自抬身份、确立己说之（伪）真理性的“狂客”口号。笔者在此更倾向于吴冠军先生之说法，在已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中西之概论的语境下，阅读者或书写者更需对这种思维定式时刻保持警醒。甘阳、刘小枫：《重新阅读西方》，《南方周末》2006年1月12日第D30阅读版；吴冠军：《“阅读西方”：为何又要“重新”？——与甘阳、刘小枫二先生商榷》，《二十一世纪》2006年8月号。
[8]关于“中”与“西”的符号化的思维定式，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仅举近代史上一例：人力车。罗志田在其《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中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西之间的胶着与倒置，其中人力车即是一例。人力车在当时被当作中国之传统而受到主张西学的知识人攻击，“但其流入中国，却是由先在日本的西方传教士带到中国来的。其最初的乘坐者，也多是租界里的洋人”。由此，罗志田指出，19世纪的“西潮”其实已成为20世纪的“中国”之一部分。因此，今日言“中国传统”，实应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内。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2页。
[9]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第281页。
[10]〔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11]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297页。
[12]甘阳：《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页。
[13]传统的延续并不是本文主题，在此仅举两例说明，传统与现代往往并非简单的除旧布新之关系。比如，林毓生曾将“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归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这一激烈反传统的方法恰是秦以来根深蒂固的为儒家各派所公认的思维模式。再比如，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 Jr．）认为，保甲制度是中国传统的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但它不仅借助了上海沦陷时期的非常状态在现代都市社会中复活，而且也是国共两党都寻求的控制都市基层社会的方式。张济顺在对1950年上海的研究中继续探讨了保甲制度的延续与改造的问题。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穆善培译，苏国勋、崔之元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0－341页；〔美〕魏斐德：《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芮传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详见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3－82页。
[14]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页。
[15]〔美〕威尔·杜兰特、阿里尔·杜兰特：《历史的教训》，倪玉萍、张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16]荆学民：《政治传播活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6页。另参见李智：《政治传播：一种思辨式解读——评〈政治传播活动论〉》，http：／／pcc．cuc．edu．cn／news／19／2014－12／963．html。
[17]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
[18]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19]荆学民、苏颖：《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现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20]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
[21]同上，第232－236页。
[22]王子舟：《陈寅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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