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的研究结果

不幸的是，关于犯罪和暴力对于受众的实际影响的确定性研究并不多。现有的数据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我们要考虑针对暴力呈现带给儿童的情感反应的研究结果。然后，我们将研究这样的呈现带给儿童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面的影响。目前几乎没有关于媒体暴力对成人影响的研究，仅在儿童研究中提到成人对这些影像资料带给儿童的影响深感忧虑。

不同暴力类型的即时情绪效果

除了长期、广泛的关切，没有什么数据能够表明儿童对于媒体暴力内容有即时反应。有一些关于人体反射的研究（这些研究大部分在25年前进行）显示，某些电影内容会对儿童的神经系统产生至少暂时的影响，［26］但是没有人对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原始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研究。

最近一次由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可被称为此项课题的先驱。调查者们没有将他们的问卷局限于犯罪和暴力，而是进行了广泛的、非常深入的“电视施加于青年人的影响的经验性研究”。［27］此项研究将在下文频繁引用，因此需要先对这项研究的设计进行简要描述。

在他们的“主调查”中，［28］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研究了1854名10—11岁和13—14岁的儿童，将他们分为“家里有电视的观众组”和“家里没有电视并且也不经常去别人家看电视的控制组”。两组中的个体按照“性别、年龄、智力和社会背景”进行一一配对，并且“尽可能从同一个班级中选取配对成员”。［29］为了判断两组之间的区别是看电视之后形成的还是原本就存在的，调查人员在“主调查”之外又搭配了一个调查前后的对比。几乎所有诺维奇市10—11岁和13—14岁的学生在该地区引入电视前都参加了测试，一年后家里有电视的孩子和家里没有电视的孩子进行了对比（N＝370）。在“主调查”和诺维奇研究中，调查者们都采用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包括孩子们完成的日记和调查问卷，以及“教师对于孩子们行为和性格的打分”。调查者们同时还进行了11项“特殊研究……以检验本项调查未涵盖的群体，以及需要其他方法来解决的问题”。这些研究基本上覆盖一个较小的群体，有时“有赖于……通过长期、非正式采访而获得的观察性的定性数据”。［30］他们通过这两个调查问卷和11项特殊研究对电视内容可能带来的效果开展了极其广泛的研究。

关于犯罪和暴力内容的即时效果，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发现少数人（但是绝对数量并不少）很明显地受到了“惊吓”。“在直接问答中……四分之一的男孩和三分之一的女孩……承认害怕电视上看到的奇怪的东西。”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比年龄小的孩子受到的惊吓更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很清楚，但是研究者们认为“年龄大些的孩子因为更加成熟，（也许）使他们能够对更多的场景产生共鸣，对动机和行为均作出反应”。［31］当被问到他们是否认为“电视上有不应该给孩子们看的东西”时，略少于五分之一的孩子们回答有。最常被提到的包括谋杀、恐怖片和“吓得不敢睡觉”的可怕的东西。［32］

继续调查到底是什么样的暴力吓到了孩子们，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很常见的刻板印象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33］例如，“在某一个节目里开枪的次数或者打斗场景的数量”实际上远不如“暴力发生的场景……其呈现的方式，以及所刻画的争斗双方的复杂性”来得重要。［34］

我们可以从这份研究报告中筛选出有关这个问题的四个具体发现：

（1）孩子们受到影响的程度似乎与伤害产生的方式相关。

开枪或者地面战斗不是什么问题，但是用小刀或者匕首刺杀却会引起强烈的不安。刀剑和其他武器的影响居中。［35］

（2）遵循传统模式并且可预测结果的暴力显然只对少数儿童产生了影响。“1000个孩子当中只有7个在被问及‘电视上是否有什么吓到你？’［36］时提到了一部西部片”，其中五个是智力低于平均值的女孩。类似的研究发现，犯罪和侦探节目很少有或者仅有很小的刺激性。在谈及三种节目类型时，研究指出：“它的模式（显然）已经为观众所熟知从而不会产生多少紧张感……因为孩子们知道结局会是大团圆，英雄不会受伤害，所以暴力没有什么关系。”［37］这些节目被证实比电视版的《简·爱》（1984）和另两个科幻节目的影响小，因为后者的暴力模式并不为年轻观众所熟知。

研究者们还认为，传统西部片模式应对刚观看过影片的儿童产生后续紧张感负责，即使这种负面影响会得到消除。

研究者们对一组6－10岁的孩子放映了一集《思科小子》（Cisco Kid），并且观察了孩子们对于西部片的反应。结果表明，孩子们在观赏过程中高度代入，在放映结束后压力完全得到释放……后续的紧张感会在玩耍中消失……但这不仅仅只是游戏，因为关于追逐和被追逐的游戏早在电视出现前就已存在，比如印第安牛仔、警察和小偷。影片中的内容表达出了孩子们根深蒂固的对于游戏规则的喜爱和将善恶清晰划分的倾向。［38］

因此，当孩子们被问及有什么电视节目是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时，他们通常会提到成人恐怖片，而不是西部片。因为西部片不会对儿童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39］

（3）儿童显然对于“口头上的交锋比身体上的争斗更敏感”。［40］在被问及电视上什么样的暴力行为让他们最“不喜欢”时，不到6%的儿童提及开枪，19%－23%的儿童提及“用其他武器打斗”，但是23%－30%的儿童提到“当警长因为好牛仔没有迅速抓到坏人而责骂他时”，“当有人因为不是他的错误而受到责骂时”，以及“当大人们互相埋怨对方而大喊大叫时”。［41］这样的研究发现显然对于长期思考媒体暴力传播效果的人来说是个意外。据笔者所知，儿童对于语言暴力比行为暴力更敏感，但这一可能性从来没有在任何学术文章中提到过。

（4）与虚构电视节目相比，真正的暴力是不会恐吓到儿童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暴力更容易使儿童产生厌恶情绪。

当被问及是否在电视上看到过任何吓到他们的节目时，只有14个孩子提到了纪实节目；一些孩子提到了在新闻上看到的洪水和火灾，一些提到了医院的场景；相对于大约200个孩子提到被虚构节目吓到而言，这个比例非常小。［42］

然而，当孩子们被问及是否“喜欢”或“不喜欢”各种节目内容时，情况却大不相同。只有9%和6%的孩子不喜欢西部片或者侦探故事里面的“拳脚相加”，而当同样的内容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时，有25%的孩子表示不喜欢。18%－21%的孩子不喜欢“剧中”的灾难，而23%－29%的孩子不喜欢新闻中的灾难。［43］对于“语言暴力……电视智力竞赛节目中出现的怒火和粗鲁最不受欢迎”。［44］

这些研究发现的精确意义还不清楚。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就他们自己的研究评论道，研究中他们使用的方法“不能将不喜欢的程度区分开来……不能解释儿童观众不喜欢或产生矛盾心态的原因……不能将不喜欢与忧虑或打扰等同起来”。［45］这三位作者还提出儿童喜不喜欢一个电视节目取决于内容是否能与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并不取决于内容是否虚构。［46］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研究的意义和内涵被清楚解释时，我们会对“不喜欢”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说明由媒体造成的恐慌现象。比如，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恐慌的持续时间以及它对儿童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及早期有关儿童对暴力电影反应的研究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47］虽然这些研究列举的作用是瞬息即逝的，但是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它们是否能够造成长期影响，这包括：受干扰的睡眠、噩梦等。［48］在精神病学文献中，极少的病理报告证实长期的精神创伤与受众使用媒体的习惯相关联，但是这样的精神创伤早在儿童接触媒体前就已发生。这些极端负面影响甚至作用于正常儿童身上。［49］

有限的数据不完整地描述了媒体暴力内容对受众的情感影响，并且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也没有得到检验。现有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儿童不会被媒体暴力内容恐吓到，但是约有五分之一的儿童会受影响；更多的儿童是“不喜欢”这些暴力内容。一些暴力内容更容易使受众不安或使受众厌恶，但是现有的数据还不足以证明此点。最后，前文已经提到过，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由媒体暴力内容造成的心理创伤的持续时间及相关意义。

传播情境的影响

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提供的两组单独数据证明了非内容性传播因素与心理恐慌之间的关系。在全部是质化材料的基础上［50］——这包括直接观察、讨论和家长日记，研究结果发现，当儿童独自观看电视或是与同伴一起观看电视时会比有成人陪伴更容易产生恐慌心理；另外，恐慌心理更容易在完全漆黑的房间里产生。［51］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在类似的数据中，调查者们获得了更有趣的发现：同视觉效果一样，声音效果也能使儿童观众产生恐慌心理。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写道，除了经常提及的电视音效，许多广播听众在收听有关谋杀剧情的节目时也会产生恐慌心理。［52］

除了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对电视的研究之外，还没有以传播特点、媒介和传播情境为出发点来探讨媒体暴力内容对受众心理影响的任何颇具规模的系统研究。虽然格拉夫斯（1954）开展了恐怖连环漫画中非言语技巧与受众恐慌心理之间关系的问卷调查，但是他并没有验证不同的内容呈现方法会带来哪些不同的恐慌心理。此外，有关电影或广播对受众恐慌心理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出现在公众范围内。

媒体暴力内容、个人价值和犯罪行为

通过前文，我们亦可发现，关于媒体犯罪暴力传播对受众情感影响的研究是比较匮乏的。对此，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相关研究数据不足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媒体影响的固有担忧，即大部分人是害怕媒体的，并且不少人还会嘲弄、讽刺由媒体产生的直接影响。但现阶段并不缺乏关于媒体犯罪暴力传播对受众价值观和行为影响的研究。媒体的传播内容更像是皮下注射中使用的血清；它被推测能对大众价值观和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抑或没有任何影响。

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得知大众传播很少成为改变受众意见、态度的力量。这样的研究结果也暗示大众传播与受众的暴力、犯罪行为没有直接联系。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媒体传播的暴力犯罪内容并不直接决定受众的行为、态度。另一方面，这些研究结果还显示媒体暴力内容对已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产生了特殊作用。

斯拉舍（1949）引述了美国犯罪学家克雷西的两项早期研究，并表明：通过大量的细心观察，我们可得知，即使在犯罪滋生地区，暴力电影也不会促使观看者产生暴力行为。［53］

少数调查者还将频繁接触媒体暴力内容的受众与一般接触者的犯罪倾向进行了对比研究。

比如，里卡蒂（1951）以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市3125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了收听广播是否会对青少年的学习成绩、个人和社会能力及对法律的态度产生影响。结果显示，经常收听预防犯罪节目的学生，智商普遍略低于同伴，且学习成绩也不如同伴，常具有挑衅行为；经常收听冒险节目的学生，个人幸福感、社会能力和学习成绩略低于标准水平。另外，里卡蒂通过30%的补充样本对学生的紧张习惯、恐惧感、日常走神频率和受挫反应进行了翔实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频繁收听广播犯罪节目的学生与一般学生在价值观和行为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对此，即使某一特定主题的广播内容（比如预防犯罪节目和冒险节目）会对某些具有特定性格的受众群体产生无法定义的功能，我们依然推测媒体暴力内容对个人态度和行为不起决定作用。

勒温（1953）证实了里卡蒂的部分研究结果。依据对漫画的喜好程度，勒温将260名12—13岁处于平均智力水平的纽约男孩进行了分组对比研究。其中，勒温将对漫画最感兴趣的25名男孩与对漫画最不感兴趣的25名男孩就暴力行为倾向、上学出勤率、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进行了进一步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组学生的实验结果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即使在18个月之后的重新测试中依然如此。

上文详细描述的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的研究也大体支持里卡蒂和勒温的观点。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发现，经常观看电视的英国儿童观众并不会产生更多的挑衅、反社会或暴力行为。［54］

贝林（1959）对626名来自波士顿近郊公立学校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就“大众媒体……的观看习惯和认知作用”［55］展开了详尽的调查。贝林以问卷、访谈和实验的方式调查了学生使用大众传播媒介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特征及思考习惯之间的关系。调查重点集中在儿童受众使用“图画媒介”（pictorial media）的习惯上，包括电视、电影和漫画书，以及这些媒介中包含的“好斗英雄材料”对儿童受众的影响。在这些材料中，英雄通常使用武力或被迫使用武力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56］贝林发现，这些内容通常是男孩（而非女孩）的“特别偏爱”，经常接触这些内容的男孩通常呈现出一定的心理特征，并且存在大量与自身、家庭和朋友有关的心理问题，或总是将困难原因归咎于他人而不是自己。贝林将这些因素归总为“反叛性独立”（rebellious independence），［57］并认为这并不完全受到“好斗英雄”材料的影响。贝林认为，这种高频率接触媒体暴力内容与缺乏家长监督和低智商有关。根据贝林的观点，男孩的这些心理特征从逻辑上来讲并不是由于他们频繁接触媒体暴力内容而产生的，［58］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男孩也会呈现这样的心理特征。此外，贝林发现上述因素会导致男孩频繁接触其他相关的“好斗英雄”材料，但她并不认为上述心理特征等同于媒体暴力内容对儿童受众产生的不良影响。

贝林同时注意到，特别喜爱“好斗英雄”材料的男孩所呈现的心理特征与之前格卢克夫妇（Glueck and Glueck）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认为，这些心理特征与犯罪倾向之间有着因果关系。［59］然而，贝林指出，这些特征的不同与接触媒体暴力内容的频率没有直接关联，只有当那些已经呈现出上述心理特征的男孩在频繁接触暴力内容后才会具有暴力倾向。

简而言之，研究（比如里卡蒂和贝林）发现习惯性接触和不经常接触媒体暴力内容的受众群体之间没有明显差别，并且大部分差别也不是由接触不同媒体内容造成的。因此，媒体不能成为受众行为倾向的决定因素。

两项研究确实发现有犯罪记录的受众普遍偏爱媒体暴力内容。布鲁默和豪瑟（1933）发现暴力电影特别受罪犯的欢迎。最近，霍尔特（1949）对两组青少年就漫画书的阅读习惯进行了对比研究。每组有235名男孩和女孩，且两组成员的性别比例、年龄、学校年级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都相匹配。一组已具有暴力倾向，而另一组则不具有暴力倾向。研究发现，已具有暴力倾向的成员经常阅读大量有关犯罪、暴力、惊奇探险的漫画书，但是不具有暴力倾向的另一组成员也有阅读暴力漫画的习惯。

霍尔特对于否认犯罪漫画和研究对象暴力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观点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思考这种关系。一方面，犯罪漫画会使受众产生犯罪欲望，并且这样的欲望促使受众阅读更多的漫画。然而，我们需要重申的一点是，媒体对犯罪行为是没有决定作用的。这样一来，我们有理由从另一方面推测犯罪漫画和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受众现有的心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对待媒体暴力内容的反应。

相关领域中的专家观点和研究结果更加证实了这种关系的可信度。其中，三位研究者的结果颇为有益。

麦科比分别对两组来自波士顿的五、六年级小学生进行了单词拼写测试。一组的测试内容为较简单的单词拼写，另一组为复杂单词拼写。［60］测试结束后，麦科比发现接受简单单词拼写测试的学生没有产生恼怒情绪，而接受复杂单词拼写测试的学生则产生了受挫感。随后，他安排两组学生观看具有挑衅行为的电影。电影观看结束后，没有产生恼怒情绪的学生比产生受挫感的学生更好地记住了电影的大致内容。但是，产生受挫感的学生记住的挑衅性电影情节却多于一般情节。［61］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解释清楚这种选择性记忆的作用，但是至少可以得知受挫情绪可使儿童受众对暴力内容十分敏感。换句话说，受众现有的观点、态度决定他们对媒体暴力内容的记忆程度。

赖利夫妇（1951）对来自纽约和新泽西的400名公立、私立学校五至七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运用社会测量法将这400名研究对象分成同龄群体和非同龄群体。结果显示，以暴力、动作、攻击为特征的电视广播节目在同龄群体成员中的受欢迎程度远低于只有家庭成员构成的群体。在同龄群体中，47%的男生和34%的女生喜欢暴力类节目；而在非同龄群体中，则有55%的男生和47%的女生喜欢。［62］这两组成员特定的节目偏好和观看、收听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同龄群体成员偏好预防犯罪类的节目和贴近生活、自然的题材。他们通常善于挖掘这类题材的社会属性，比如，以这些题材为基础开展团体游戏活动。另一方面，非同龄群体成员则偏好“独行侠”这类的电影主人公，并经常由此被激发出怪诞想法和逃避现实的幻想。

赖利夫妇继续推进他们的调查，并将年级较高的同龄群体分成两组：一组是小组成员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另一组是成员受家庭价值观影响颇深。结果显示，受家庭价值观影响颇深的小组成员比分享共同价值观的同龄小组成员更易于适应动作、暴力类节目，并且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父母的期望。简而言之，动作、暴力类节目在普遍感到受挫的儿童受众群体中更受欢迎。

赖利夫妇坚持用数据说话，而不是进行基于数据的推测。他们指出，家庭要求比同辈要求更易令人产生紧张感和受挫感。这样一来，受挫感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想要观看暴力节目的欲望相关联的。但是，赖利夫妇还不能只通过数据就得出动作、暴力节目内容的效果。此外，笔者还认为成员关系能够反映出个人适应能力和社会生活习惯。如果是这样的话，情感受挫群体成员比能良好适应社会生活的群体成员更偏向于收听或观看动作、暴力节目。

沃尔夫和菲斯克（1949）的研究也可就此问题提出补充说明。沃尔夫和菲斯克通过深度访谈来调查阅读漫画书对儿童读者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阅读品味的培养，并没有将暴力种类与其他种类的漫画书进行严格区分。因此，他们观察得出的儿童阅读品味只具有提示作用。能较好适应学校生活的学生在孩童时期都喜欢“超人vs．罪犯”这类题材的漫画，比如《超人》和《蜘蛛侠》，但当他们接受学校教育之后就会偏向于“写实”和“经典”漫画。然而，神经较为敏感的学生通常是不会出现这种转变的。另外，这类学生会经常幻想他们拥有超能力，或是幻想超人能帮他们逃离父母的掌控和去除令他们感到受挫的事物。简而言之，同赖利夫妇的研究结果一样，沃尔夫和菲斯克也认为有心理挫败感的学生更容易受超级英雄这类主人公的刺激而产生挑衅行为或是逃离现实的幻想。

就此，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得出的结论虽不够翔实，但却与麦科比、赖利夫妇及沃尔夫和菲斯克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通过多种定性数据分析，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提出：

儿童对大众传播内容的偏好不仅反映出他们的年龄、性别和智力差别，而且还体现出他们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兴趣爱好、焦虑和需求。［63］

另外，他们还认为绝大多数儿童整体上都不会：

……将电视情节等同于现实。在极个别例子中，持续观看暴力电视节目会使儿童产生极其强烈的挑衅欲望或是暴力行为……但这样的影响是十分微小的。实际上，仍然是儿童的心理情感状态和周围环境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我们和麦科比的研究结果都证明……这些暴力节目不会引发挑衅、反社会或暴力行为，但是它们却能协助表达。［64］

相似地，贝林（1959）也小心地否认了媒体暴力内容是受众蓄意行为的唯一根源。如同赖利夫妇（1951）、沃尔夫和菲斯克（1949）一样，贝林也发现暴力节目爱好者更易产生逃避现实的幻想（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阐述“逃避现实”这一概念）。［65］她还发现，这样的儿童比起同伴更倾向于相信这类事件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并经常对他人有着刻板印象的评价（我们将在稍后的章节中详细讨论“刻板印象”）。［66］贝林并没有提到暴力行为是否由暴力内容引起。甚至，贝林还小心翼翼地解释道，受众逃避现实行为的趋向不仅与习惯性地接触暴力内容有关，还与已有的心理问题有关，即“大众传播与受众蓄意行为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而是受到许多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67］

因此，传播学研究强烈表明大众媒体对犯罪、暴力的描写并不是受众形成不良行为的主要推动力。但是，这些内容却会增强这种行为趋势。对于能完全适应社会的受众来说，媒体暴力内容对他们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或者他们会选择性地认知不会对社会造成伤害的暴力内容。对于不能很好适应社会，特别是那些已具有暴力倾向和心理挫败感的受众来说，至少有一点，媒体暴力内容会刺激他们产生逃避现实的幻想，但是其他作用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许多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犯罪学家在1955年参议院下属委员会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表达的个人证词或委托证词也证实了上述观点。绝大多数出席作证的专家表达了他们的专业意见，而不是简单引用实际证据，其他同样具有良好声誉的专家也重申了他们关于流行文学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的担忧。［68］还有相当多的专家表明了他们的大致立场，即媒体能帮助青少年形成一定的性格倾向，但是不起决定作用。因此，媒体中的犯罪和暴力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取决于他们本身。相似的来自专家意见的调查问卷也显示，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媒体暴力内容并不是青少年产生犯罪的直接原因，但却有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或是刺激已有心理挫败感的青少年产生暴力行为。［69］

我们已回顾的研究也提到了上述观点。这些研究结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媒体中描述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对受众的影响，但是它们却回避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问题，即媒体中的暴力内容总体上对社会是否会造成不良影响。实际上，现有的研究表明，暴力内容对一些儿童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却会造成另一些儿童习惯性的病态思考和行为，只是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发生条件。贝林（1959）在她的研究中发现，经常接触图画媒介、偏好暴力漫画内容，并由此产生一种或多种暴力倾向心理特征的男生在她的样本中只占到12%（总样本的6%）；在她的样本中，只有3%的男生具有全部暴力倾向心理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像贝林这种详细陈述发生率的研究极其罕见；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在个别研究中针对特定心理特征进行讨论。

虽然我们希望受媒体暴力节目影响的儿童受众只占少数，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弄清楚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意义。根据现有的有限知识，笔者发现在受媒体暴力节目影响的儿童受众群体中，相当比重的成员是不受同龄群体价值观引导的；这些儿童因不同的原因而感到心理受挫，并且在许多无法说明的情况下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活。这样的儿童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只占少数；如果真的只占少数，我们也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就算受媒体暴力节目影响的儿童只占全国的1%，我们也要反思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并思考该如何改善这样的局面。

但上述问题并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因为本书本质上只是总结研究结果。结果显示，大众媒体绝不是造成儿童心理问题或暴力倾向的唯一原因。改善大众传播环境需要在更基础的层面上进行，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说教。如果有补救方法的话，这需要家庭、学校、组织机构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