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表现及社会担忧

什么是“逃避现实”题材？

通常，“逃避现实”（escapist）一词在大众传播中的使用及被声称会产生的传播效果都带有几分误导作用。它所公认的意义既不包含评论者所抨击的内容，也没有指明接下来会具体产生的令人担心的负面效果。

“逃避现实”的字典释义为：

提供或打算提供逃离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的素材，比如非现实题材的戏剧和小说。［1］

很明显，以上解释不是基于逃避现实题材的内容提出的，而是对其作用的陈述。如果以此为标准的话，那么对于受众而言，任何题材都可能产生逃避现实的作用。比如，严肃音乐会使医生、研究人员的压力得到缓解；关于桥梁建筑的技术描述有可能会为会计师“枯燥乏味的现实生活”带来一丝生趣；相似地，数学论文也有可能为牙医或车间工人带来躲避现实生活压力的喘息。对此，默特（1947）质询道：

逃避现实有什么罪呢？究竟逃避了什么？显而易见地，逃避的是工作和担忧。为什么逃避呢？显而易见地，是为了休闲和乐趣。工作与娱乐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所包含的行为是出于强制职责，并且会耗损人们的新鲜感和新奇感；而后者则不具有强制性，反而具有吸引力，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的新奇感并不会被耗尽。因此，打猎运动依然很吸引人，尽管它难度很大且会使人疲惫不堪；而专业棒球运动对“选手”而言则只是一份工作，因为在这样的情境下，选手们不再享受棒球所带来的乐趣，而是把棒球看作一份能带来奖金、必须履行合约规定的职业。同理，当阅读成为一种要求和专业学习里的繁重任务时，它就不再是兴趣而是工作了。但是，如果把兴趣当作是阅读的出发点，那么阅读就是一种享受（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阅读都是基于兴趣）——不管阅读的内容是浪漫文学、探险小说还是科学论文、哲学。换句话说，所有的一般性阅读都能帮助人们逃避现实。［2］

但是，这样的逃避现实并不是社会评论者所担心的。他们担心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媒体素材可能造成的影响，即与现实生活不符的内容呈现所带来的影响。这样的媒体表现不仅包括幻想类作品，更重要的是那些声称反映真实生活的素材。这类题材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家庭喜剧，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媒体中；还有各类音乐真人秀节目、日间广播电视连续剧、轻度虚构的连载漫画、探险故事和大量被媒体机构认定的严肃戏剧。

逃避现实传播的推测效果

逃避现实题材的大众传播经常被严厉地指责会引起许多负面影响。比如，希普曼（1948）就发现：

大部分人都偏爱逃离现实。惰性使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成长和改变自己。广播使我们变得慵懒，减缓我们的成长速度。广播媒介的潜在危险就在于此。它会使人们沉迷于另一个世界，不会刺激人们认清现实问题、做出改变。［3］情故事和日间连续剧里的虚构情节来寻求安慰。［4］

塞尔德斯（1950）也猛烈抨击由大众传播带来的“神秘世界”，并担心：

沉迷于逃避现实题材内容的成人往往无法面对现实或是会选择逃避现实。他们可能会通过电影里的虚构爱

塞尔德斯认为，这样的媒体素材会使受众缺乏面对现实的能力，因为现实远不如虚构的电影世界那般美好。现实经历会使他们震惊，从而采取回避的方式。塞尔德斯相信，媒体不仅是“转变……更是欺骗……媒体内容不利于社区培养成熟、有责任心的公民”。［5］迪曼特（1955）就英国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麦科比（1951，1954）和勒温（1953）分别通过对美国电视和漫画书的研究表达了他们对于逃避现实题材传播效果的担忧。他们认为，幻想类作品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受众压力，但是，由于压力的真正来源没有受到影响，因而这类虚构的内容题材就可能会使受众回避现实问题，或是通过幻想或暴力的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此外，许多观察者，包括本书前文中提及的多拉德（1945）、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1948），都注意到了逃避现实题材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会引起个人或集体的社会冷漠感。

但是，另一方面，逃避现实题材又会发挥积极作用。比如，麦科比（1954）就指出，这样的内容会缓解受众的紧张感，转移他们的心理压力，并且不会滋生挑衅行为。早期的韦普莱斯、贝雷尔森和布莱德肖（1940）及其他作者也对此提出了相似的观点。

但是，我们在本节中仅仅探讨了一些研究者对大众媒体逃避现实题材的本质及其传播效果的敏锐观察。对此，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规范化研究。

逃避现实类媒体表现的实质

大量内容分析表明，大部分的媒体素材都以不同的方式方法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现实生活的世界。

阿恩海姆（1944）针对43个日间广播连续剧的节目内容展开了为期三周的深入分析。在他调查的这些节目中，体力劳动者、矿工和工厂工人都不占据中心地位，主角不成比例地都是富人，且故事情节基本都是围绕富人与中产阶级或互生爱意，或建立牢固的友谊展开的。［6］此外，这些富有的主角往往都被生活中的巨大问题所困扰。比如，47%的主角面临着人际关系危机，15%的主角需要克服非人为困难，且戏剧化的“善恶总有报”的结局都是通过牵强的故事情节来完成的。

之后，沃纳和亨利（1948）也得出了与阿恩海姆类似的研究结果，我们将在下文详细介绍（沃纳和亨利的研究本质上与传播效果相关）。

萨恩格（1955）分析了发表在1950年10月份纽约所有报纸上的连环漫画内容。他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漫画人物属于白领阶层，近五分之一的属于专业人士，仅仅只有八分之一为工人。“为了与中产阶级的道德体系保持一致，漫画中没有离婚和分居夫妇。”［7］绝大部分漫画人物都在属于自己的阶层里力争上游，而不是爬向更高的社会阶层。一项引发争议的调查结果显示，单身男士往往被描写成比单身女士更有支配力和野心，但是在已婚漫画人物中却是女性使男性黯然失色。

海德（1954）随机抽取了209部在1952年播出的电视剧。他发现，在日间电视连续剧和连环漫画中，代表社会中上阶层的人物占绝对优势，只有少数节目以社会底层人物为中心。海德还指出，节目中很少出现关于重病、出生或自然死亡的描写。

埃尔金（1950）针对老式西方电影进行了质化分析。当然，这其中的许多电影都是当下电视剧的内容。他发现，老式电影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就是正义。主人翁那时的典型形象是不抽烟、不喝酒，从不失态，公平竞争，是社会民主和道德的典范。

斯麦兹（1955）对一系列关于电视剧的内容分析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得出结论：在电视世界中存在着大量关于黑人和白人的刻板描写，并且很少有人物被描绘成具有万花筒般的人类情感。

实际上，以上列举的分析都是基于五年前的媒体素材，因此对于如今的媒体表现并不完全有效。比如，现在流行的主要人物形象就不同于埃尔金那时所观察到的；现在荧幕上的主人公会抽烟，比反面人物还能喝酒，更加神经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老式西方特色仍然存在，且今天许多虚构题材仍然来源于那时。

我们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虚构题材的大众传播对受众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