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研究直接讨论成人电视节目对儿童受众造成的传播效果。
但是,扎荣茨(1954)的研究却是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因为他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儿童对成人题材的反应上。
扎荣茨对两组儿童进行了实验(一组成员32名,另一组成员45名),并准备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关于宇宙飞船平安度过一系列危机的广播节目录音带。在第一个版本中,宇宙飞船的安全返回归功于指挥官罗基专断和“权力主导”的指挥方式,而在他旁边的指挥官巴迪的民主“合作式”指挥方式则宣告失败。在另一个版本中,宇宙飞船的成功返回是基于巴迪民主的指挥方式,而不是罗基的专断方式。扎荣茨分别请每组成员收听其中一个版本的录音。收听录音结束后,扎荣茨询问参加实验的儿童他们更偏向于哪位指挥官的指挥方式。在收听巴迪成功指挥宇宙飞船安全返回的那组儿童中,100%的成员选择了巴迪,而在收听罗基成功指挥的那组儿童中,只有85%的成员选择了罗基。有15%的儿童成员拒绝专断式的指挥方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但是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所有参加实验的儿童做出选择的原因。所有的原因都与个人属性有关。在选择巴迪的成员中,84%的儿童表明他们是被巴迪的民主风格所吸引,8%的儿童是欣赏他行使权力的方式。在选择罗基的成员中,只有49%的儿童是欣赏他以权力为主导的指挥方式,并且罗基的这种专断方式成为他98%飞行事故的主因。另外还有18%的儿童是因为赞同罗基与成员的相处方式而选择他,并且这种合作式的指挥方式只成为他2%飞行事故的主因。简单而言,从文化层面来讲,儿童受众更欣赏的是民主、平等、合作式的价值观导向,而不是单纯地以权力、成功、结果来衡量一个人。这样的结果可能会引发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罗基霸道、专断的行为方式还是被许多儿童所欣赏。很遗憾的是,扎荣茨的实验并没有讨论儿童态度改变的持续时间。
扎荣茨的实验结果表明:(1)大众传播会对年轻人的价值观产生即刻效果,但是这样的传播效果很有可能会转瞬即逝,但是(2)年轻人所形成的文化层面的价值观规范已经十分牢固了,因此他们会通过对传播内容选择性的认知来抵抗有可能使他们发生转变的传播效果。比如,仍然有15%的儿童成员拒绝选择罗基,尽管罗基成功地使宇宙飞船安全返回目的地,也有儿童成员欣赏罗基专断的行事方式。他们的这些选择是因为他们对令人钦佩的成人行为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认知,不易改变。
当然,我们并不能将扎荣茨的实验结果当作此领域的研究假设,因为扎荣茨的研究没有被重复证实,更为重要的是,扎荣茨处理的是单一传播媒介。因此,我们并不能将扎荣茨的研究结果等同于长期接触成人节目内容对儿童受众造成的传播效果。
同扎荣茨一样,贝林(1959)也在她的研究中探讨了媒体素材对儿童的影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展示了儿童是如何看待成人世界的。她发现,[20]拥有特定心理特征的男孩在频繁接触电视、电影和漫画书之后,会比较少接触这些媒体的儿童更相信虚构、科幻类故事情节会在现实世界中发生。这些男孩也更容易使用刻板词汇来评价成人,比如,他们会认为“世上只有好人或坏人”,或者“所有人都说谎……因为不诚实是人类的本质”。[21]虽然在回答“长大后……你最想做的是什么……”[22]这样的问题时,这些频繁接触虚构题材的儿童不会给出不切实际的答案,但是当问题变成“你们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23]的时候,他们则会普遍选择虚构人物作为答案,比如超人、FBI探员或侦探。这些趋势会随着继续接触虚构类媒体内容而持续增强。频繁接触这类媒体内容的男孩是不太相信人类、国家会遭受到灾难性的破坏的,除非媒体一直这么强调,但是频繁接触这类内容的女孩却会相信这样的威胁是存在的。当然,贝林的数据没有显示当这些儿童长大后,他们持有的这些观点是否还会保留。
在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涉及多方面有关英国电视和儿童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他们尝试探讨观看电视是否会影响儿童对成人世界的认知。具体而言,这些影响范围包括:儿童对成长是否焦虑;儿童心目中的“理想成长过程”;[24]儿童对婚姻、工作和“踏入社会”[25]的期望;其他有关于社会阶层的概念。我们将在下文仔细讨论这些研究结果。
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的研究
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的“主体研究”在英国四座城市进行,他们对1854名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进行了对比调查。另外,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还单独在一座城市就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补充开展了前后对比的实验,因为在这座城市的研究中,电视是唯一的媒介,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在观看电视之前,两组成员对事物的认知和心理特征没有明显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试图用他们的实验结果来探讨电视本身对儿童造成的影响。
对成长的焦虑。——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借用了克拉珀(1954)的研究假设来调查电视对儿童的影响。他们强调,电视中关于成人间冲突的描述会使儿童受众过早地意识到成人世界的复杂,并且会在某种程度上使儿童担心等他们进入社会后是否有能力处理这些冲突。[26]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在他们的报告中陈述道:
电视可能会使儿童较早地意识到成人世界的复杂性和不公平……较少的电视观众比非电视观众相信“好人有好报”。[27]
三位调查者还询问了儿童是否担心或害怕长大后需要处理这么多的冲突和问题,受访儿童对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详尽的答复。[28]在13—14岁的年龄组中,儿童电视观众明确表示他们对离开学校、离开家庭和外出找工作十分担忧,而非电视观众的儿童在这些方面的担忧则要少得多。这样的差异在女孩中尤为明显:观看电视的女孩关于未来生活工作的担忧要远远高于观看电视的男孩。此外,这些女孩比起不看电视的女孩会更加担心自己未来的婚姻问题。在10—11岁的年龄组中是没有这种明显差异的。但是,观看电视的女孩还是比不看电视的女孩更要担忧婚姻问题,而观看电视的男孩则稍微对成年后的离家生活表示了担心。除了以上关于担心成长的答复,受访的儿童还表达出了对成长的害怕。在这方面,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也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结果,但只有一处例外:虽然在13—14岁年龄组中,与不观看电视的女孩相比,观看电视的女孩再一次地表达出了她们对婚姻的恐惧(不止担忧),而这样的差异在男孩群体中是不存在的。此外,这三位调查者还声明,关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孩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恐惧感”[29]的这种说法与他们的研究是不相关的,因为将近有43%的男孩承认他们对一个或多个话题感到害怕。在对未来生活工作担忧方面,在10—11岁的年龄组中,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之间是没有明显差异的。
通过观看电视,这两个年龄组的儿童所描述的成人世界画面是不同的,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对此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也再一次印证了这三位调查者一直强调的,儿童正处于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好奇并会积极回应的年龄段。[30]电视中播放的很多节目内容恰好能够满足儿童的好奇心,因为儿童很少能通过其他来源获得相关知识。同时,这三位调查者也相信,电视是不会影响那些已经对特定话题不再感兴趣的儿童的。
这些研究结果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在电视影响下儿童的焦虑感会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影响。对此,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说明这样的焦虑感是否会影响儿童的成长和心理的健康发展。
儿童理想中的成年。[31]——在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的研究中,他们也简单明了地陈述了电视对儿童理想中的成年的影响。他们发现:
与他们期望的不同,儿童对电视中呈现的名利、地位、金钱和外表并不感兴趣,但是他们(特别是青少年男孩)却对成年后可能会拥有的东西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比如车和房子。
在13-14岁的年龄组中,38%观看电视的男孩提到了他们成年后想要拥有的实物(在非电视观众中,这一比例为27%)。只有30%观看电视的男孩提到了他们成年后想要从事的工作(但是在非电视观众中,这一比例为37%)……观看电视的男孩接触电视的时间越长,他们想要拥有的东西就越多……[32]
但是,这方面数据的含义依然还很模糊,这一点与上文讨论的电视对儿童造成的焦虑感是不同的。实际上,关于电视与儿童理想中的成年之间关系的记录是非常稀少的。在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的研究中,在13-14岁观看电视的男孩群体中,只有11%的成员在这方面受到了电视的影响。除了缺乏数据外,这三位调查者也不甚了解儿童在家中观看的具体电视节目内容。[33]
关于对婚姻的期望和向往。——电视观众儿童和非电视观众儿童基本都显示出了对婚姻的渴望和向往,在这一方面,两组成员没有显著差异。两组成员表示成年后想要结婚的数量持平,并且对“步入婚姻殿堂的人注定会很快乐”[34]这一陈述给出了相似的回应。两组成员也同意伴侣质量在维系婚姻关系中的重要性。但是,在13-14岁观看电视的女孩群体中,她们更多地提到好的伴侣应具备的品质是善良和不嫉妒;另一方面,在13-14岁非电视观众的女孩眼中,丈夫应该是“一名好的提供生计者”,会“带自己的妻子出去”。[35]
关于对工作的期望和向往。——通过内容分析法,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发现:
成人电视节目非常突出中上阶层人士的生活方式和声望。另外,这些节目将与娱乐、侦探和新闻有关的职业描述得十分具有魅力。[36]
因此,这三位调查者尝试研究
这样的媒体呈现是否会影响儿童对不同种类职业的认知;另外,是否会影响儿童对未来职业的期望和梦想。[37]
观看电视并不会使儿童形成认为某一职业特别有魅力的认知。在两组成员中(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几乎所有儿童都提到了时尚模特或一些与娱乐产业有关的工作,认为这样的职业很吸引人。但是,电视却能使儿童认识到哪些职业可以获得高薪。在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时,很多观看电视的儿童认为白领工作的收入很高,但很少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出发点。[38]较为普遍的情况是,电视能开阔儿童对不同职业的认识,并促使他们对权力、地位有一种更倾向于成人、现实的认知。[39]
电视还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影响着13-14岁儿童对“工作的期望和幻想”。在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的研究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涉及:“当你离开学校时你认为你可能会从事的工作”和“假设你可以成为任何人、可以去任何地方或可以做任何事情时,你最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40]在最初的对照研究阶段,三位调查者发现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两组间是存在差异的。具体来讲,“未来的电视观众”(指研究前非电视观众的儿童在研究后转变成了电视观众)在对工作方面的设想远没有非电视观众(自始至终没有转变成电视观众)[41]那样充满野心。但当三位调查者将研究后的测试结果与主阶段[42]中的问卷调查结果相结合时,他们发现观看电视的儿童在对未来的工作选择和理想方面要更加有志向。[43]在谈到所期望的工作时,三位调查者指出,
电视在工作方面对儿童造成了微妙的影响:观看电视只会使儿童观众对某种职业充满向往,而不会指导他们对未来的工作进行选择。儿童会依据当时的环境设想自己长大后的职业。当被问及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这样的工作时,他们给出的典型答案是“看见来到我家的工人从事的是这样的工作”或“这是我哥哥的工作”。[44]
然而,电视导致儿童对某种职业抱有野心并不足以解释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之间已有的差异,[45]也不能消除由社会阶层造成的不同。
在涉及“理想工作”方面,电视会使儿童观众对专业类和行政类的工作充满向往,而不是体力劳动,并且所选择的理想工作会使他们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46]这样的表现在智商水平较低的儿童电视观众中更加突出,女孩比男孩更具有这方面的倾向。
电视对10-11岁年龄组的儿童成员并没有产生上述作用,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对工作并不怎么感兴趣。[47]他们对所期望的和理想中的职业反映了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思想成熟程度,[48]但这样的选择与是否观看电视无关。
总而言之,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的研究结果不仅引发了学者的诸多猜测,也使得读者无法准确得知其意义。电视节目中对“企业家的渲染”可能导致儿童观众对这类相关工作的无限向往和对成就的渴望,并希望踏入上流社会。[49]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会引起儿童观众的心理挫败感和对社会的不正确判断。只有当研究人员获得更多关于电视观众对上流社会阶层向往程度的信息时,我们才能对这些研究结果的社会意义给出合理的解释。
“如何融入成人世界。”[50]——在回答哪十项品质“最能帮助你融入成人世界”这个问题时,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研究中的两组成员(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的答案基本保持一致。[51]在13-14岁年龄组中,排名最靠前的品质依次是:“良好的品性”“辛勤工作”“教育”和“智商”。[52]在10-11岁年龄组中,依然是这四项品质最为重要,但排列顺序为:“教育”“智商”“良好的品性”和“辛勤工作”。这四项选择在两组成员中所占的比例是83%到92%之间,其余的六项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到17%之间。两组成员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他们对于这十项品质不同的选择上。比如,与非电视观众相比,电视观众选择较多的是“智商”,选择较少的是“良好的品性”,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足以影响这两项品质的受欢迎程度。这两个年龄组中的电视儿童观众比非观众成员还更经常选择“无所惧怕”这一品质。[53]在10-11岁年龄组智商值超过115的电视儿童观众中,成员们较少选择的品质是“教育”,而较多的选择是“辛勤工作”,[54]但是,这种趋势在其他年龄组中并不存在。此外,通过“五种不同的方法”获得的研究结果表明,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之间在学习成绩、出勤和与老师的关系方面没有明显差异。[55]
对社会阶层和外国人的认知。——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的研究发现,电视使10-11岁的儿童观众更多地意识到着装是社会阶层的一个标志,并进一步影响他们对家庭外观所体现的社会阶层的认知。年龄稍大点的儿童也持有这种观点。另外,抛开年龄的因素,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两组的儿童成员都同意成人行为能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因此,电视在社会阶层这方面对儿童的影响不大。
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还调查了电视是否影响儿童对外国人持有的观点。[56]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三位调查者将视线集中在了只收看BBC电视节目的儿童,因为BBC的许多节目都是特意向儿童展示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57]这样一来,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就可能不适用于本章探讨的主题(即成人电视节目对儿童观众的影响)。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BBC通常都会以中立的态度来向儿童观众展示关于异国风情的节目,并且作用于他们对其他特定民族、宗教的理解。因此,BBC的电视儿童观众对外国不会形成很大的偏见。在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当那些没有经过谨慎设计的节目播出后(比如在美国和其他地区),儿童观众对外国人又会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59]
总结。——在简短的结论中,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总结道,成人电视节目会明显增加13-14岁儿童对成长的焦虑(但是并不会对年龄较小的儿童产生作用),也会适度地提升他们对未来工作的期望,但在儿童对婚姻、进入社会或社会阶层差异的理解方面却不会产生重要作用。三位调查者还对电视是否影响儿童对其他方面话题的认知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说明。
实际上,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的这些研究结果和早先列举的扎荣茨(1954)和贝林(1959)的研究结果毫无关联。这几位研究者通过他们各自的实验研究了电视会在哪些方面作用于儿童对成人生活的理解,但是我们还无法清楚地得知这些研究结果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也无法通过这些信息获知儿童实际的行为、态度是否受到了电视的影响。
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根据他们的研究数据尝试归纳总结在电视影响下儿童对成人生活的价值观和态度。[60]他们提出:
只有当儿童长时间观看戏剧性节目内容时,电视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只有当儿童观众还没有形成固定观念,或者没有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知识时,电视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
在儿童对外界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心的年龄段里,他们会积极回应电视里呈现的节目内容。[61]
在笔者看来,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提出的这一构想展示了电视对儿童影响的复杂性,尤其是在涉及儿童对成人生活的理解方面;同时,也反映了现有研究领域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十分匮乏。这一构想超越了之前关于传播对观众造成的影响,很明显,我们可以得知传播本身已不再是充分必要条件了。在本章中,传播过程也受其他许多中介因素的影响,比如儿童的年龄、成熟程度和对话题的知识积累等。这样一来,研究者就表明,人们不必再担忧儿童接触成人电视节目后可能会产生的不良表现。但是鉴于一些中介因素的可变性,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也认为,电视节目对于成人的描述会对儿童观众造成强烈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借用一下贝雷尔森关于说服传播的经典陈述,[62]即成人电视节目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只对某些儿童产生特定影响。
在得出安全、有用的结论之前,现领域的研究至少需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首先,研究不能只记录传播内容对儿童受众都造成了哪方面的影响,研究必须深入调查这些影响持续的时间和它们对儿童态度、行为处事的整体作用。其次,研究需要仔细辨明电视传播之外的中介因素,以及这些中介因素产生的结果。最后,研究需要提供关于效果模式相对发生率的信息。只有积累起这三方面的知识,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讨论成人电视节目之于儿童的心理、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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