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把现实和儿童节目融为一体

数量较少的研究直接讨论了上述问题，或从某种程度上直接与之相关。实证数据的匮乏几乎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此类研究的方法设计需要包含像计算被动性指数这样的挑战，并需要尝试推定受众被动性与观看电视之间是否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以及需要考虑到受访者的观看习惯。

大量的研究将电视观众与非电视观众作对比，年轻观众和老年观众作对比，并将受众对媒体的使用与参加运动、访问朋友、驾驶，以及多种其他日常行为进行对比。［12］这些研究在目标主题、纳入的样本属性以及方法实施上都非常不同，但大部分研究并没有认真地试图去回答主要问题，即观察到的受众差异行为是不是不同电视收看习惯的产物，或者不同的电视收看习惯是不是观察到的受众差异行为的产物，甚至极可能是之前受众已存在的行为和态度的产物。

这些研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明确地涉及被动性，大多干脆缺乏对被动性的讨论，它们基本都只对关注的行为进行了粗略的描述，以至于无法准确地将这些行为的主动性和被动性进行分类。例如，大量证据表明，电视拥有者的外出社交活动和阅读低于无电视者，甚至低于他们成为电视拥有者之前。但在没有获得更多关于受众外出社交、阅读材料的种类及相关心理过程的信息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判断不同受众的行为差异是不是受被动接触大众媒体影响所致。研究发现，电视拥有者比无电视者参与更少的观赏性体育项目，但这亦不能证明观看电视会使受众的被动性增加，除非被动性的定义里囊括了不去棒球场而在电视机前观看棒球比赛。我们必须注意，许多类似的研究并没有揭示电视拥有者和无电视者之间在其他行为方面的差异，例如，愉悦的驾驶活动和参加聚会。简而言之，这些研究无法肯定或否定由观看电视引发的断言——电视观众普遍存在被动性，亦难以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

汉密尔顿和劳莱斯（1956）及贝尔森（1957）的两项研究皆提出了电视诱发受众被动性倾向——至少削弱了积极性——的证据。但笔者对这样的解释存有疑问。

汉密尔顿和劳莱斯（1956）随机选取了堪萨斯州维吉塔市的73个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为代表，以及相同街区中另外75个没有电视机的家庭，并对这两类家庭的日常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是在社区中电视安装完近六个月后进行的”，且“电视机机龄的中值为六个月”。［13］研究者发现，拥有电视机家庭的成员相较于无电视机家庭的成员，更少地进行具有创造性的活动，包括改善环境等，且较多的拥有电视机家庭的成员经常参加不具有创造性的活动。但在游戏、野营或预约驾驶活动等方面，并没有观察到任何差异。另外，有电视机家庭的儿童比无电视机家庭的儿童做更多的家务琐事，但二者之间的数字差距不大。研究发现，电视拥有者更倾向于观看“易于辨别的”电视节目（例如：电视剧、喜剧和电影，这些与能增强观众参与感的节目和体育节目不同）；然而，无电视者更倾向于“美学的”和“教育性的”电视节目。［14］汉密尔顿和劳莱斯认为在节目选择上的差异“也许可以解释为，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对世界认知的降低”。［15］但笔者却从两方面质疑这一观点。一方面，没有证据显示，汉密尔顿和劳莱斯尝试确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在购买电视机之前与无电视机的家庭就已存在差异。另一方面，在节目品位上的差异也可以有多种解读。例如，这可能会反映出有观看经验的观众的知识构成会使他们认为“美学的”和“有教育意义”的节目内容是令人失望的。若将这类在节目选择上的差异推测为“对世界认知的降低”，笔者认为当前数据是无法支持这种观点的。虽然这种推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这仅仅只是推测而已。

贝尔森（1957）在英国进行了一项非常复杂的研究，调查了五年间电视对成人观众的兴趣、活动和主动性的影响。数据来源于在大伦敦地区随机选择的440名看电视者和342名不看电视者。研究运用独创的、复杂的程序和方法来调查看电视者和不看电视者在兴趣、活动程度和范围方面的差异。此外，贝尔森也运用了同样复杂的程序和方法来区分看电视者和不看电视者两组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否之前就存在，或者是否由外来力量引起？［16］

贝尔森发现，在拥有电视第二年年末之时，观看电视者兴趣的整体范围和强度，以及他们主动活动的程度都明显降低；但在第五年结束时，却开始恢复，只在不重要和无意义的数据方面有明显差异。但是，这种总体模式并没有必要应用于研究特定的个人兴趣或活动上，因为它们具有的不确定因素太强。因此，当阅读、去剧院和“闲逛”这样的活动在某些情况下持续减少时，许多其他活动，包括“加入俱乐部或协会或机构”“去看赛马或骑术比赛”“园艺”［17］等却不会减少，甚至会增加。

贝尔森的结论是电视会降低受众的兴趣、活动和主动性。在这里，笔者虽然同意媒体造成的不良影响是暂时的，但是却不同意贝尔森认为重要的差异是不会持续的这一观点。此外，贝尔森既没有解释观众某些活动减少的原因，例如去剧院或“闲逛”，也没有解释某些活动为什么会增加，比如赛马或园艺。

简言之，不论是汉密尔顿和劳莱斯（1956）还是贝尔森（1957）的研究，在笔者看来都不能证明电视诱发了受众的被动性倾向。

在1958年之前，据笔者所知，还没有研究成果直接探讨关于“电视是否影响了儿童的被动性”这一问题。少数早期研究虽然偶尔涉及此类问题，但是相关数据都是孤立的，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粗糙的，并且会得出多种解读。例如，斯图尔特（1952）发现，在亚特兰大市开展的以拥有电视家庭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中，90%的父母回忆，他们的孩子都曾经模仿过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些人或物（例如：小狗），但基本上很少有父母回忆说他们的孩子模仿过任何他们在广播、漫画书或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人或物。贝（1951）在未发表的研究［被博加特（1956）引用］中陈述，几乎三分之一在安娜堡接受采访的儿童声称，电视刺激他们产生了新爱好，其他一些儿童表明通过电视他们学习到了一些新的知识，如“制造东西”和做饭，但是极少数儿童认为电视降低了他们对爱好的追求。［18］许多图书管理员曾报告说，电视刺激了儿童在其特别关注的领域的阅读量，例如天文学、手工艺等。

这些毫无关联的数据和主观报告虽然能够说明观看电视也许能刺激某些儿童对特定事物的喜好，但却难以推测出任何其他的效果，亦无法反驳观看电视可能会造成儿童被动性这一观点。

在调查图像媒体和美国小学生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贝林（1959）试图确认是否重度使用此类材料的儿童比轻度使用者更具有被动倾向。她发现，两组儿童在偏爱的活动和在不同社交场合中扮演积极或被动的角色方面并无明显区别。图像媒体重度使用者中的男孩比较而言更倾向于利用这些媒体阅读或玩室内游戏，但贝林敏锐地观察到，描述这样的现象只是赘述，因为参加调查的群体只包括重度使用者。贝林也发现，重度使用图像媒体的儿童（尤其是有很多问题的男孩）相较于轻度使用者而言，并不倾向于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她将这种态度看作一种被动指数。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指数关系到一种非常专门化的和非常不同寻常的被动性概念，再者，受访儿童给出的答案更多展示的是一种关系，而不是重度接触媒体后形成的影响。

在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的研究中，通过调查英国儿童和英国电视之间的关系，这三位调查者对受众被动性这一问题进行了直接的抨击。正如前文所述，他们的研究对象包括1854名电视儿童观众和对照组，以及另两组总人数为370人的儿童对照组，他们通过系统观察来对比儿童在电视引入前后发生的变化。

这三位英国学者通过分析老师们关于电视对学生被动性影响的陈述发现了五种令人担忧的行为。我们将在此引述这五种影响，并简单总结其结果，以此来探讨这些影响是否确实发生过。

（1）“看电视本身是一项被动的脑力活动——儿童像海绵一样吸收电视里的内容。”［19］作者认为，“根据我们关于电视对价值观和观点所造成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这一结论很容易被驳回”。［20］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并且没有涉及儿童对电视上主流价值观的无条件接受。这几位英国学者进一步争论道：

没有证据表明，无论电视内容是什么，看电视都是一项被动的脑力活动。在剧院里看戏、读一本消遣读物都是被动行为。［21］

（2）“看电视也许会引导儿童更倾向于被编辑过的生活版本，而非追寻真实生活本身……他会养成一种看二手东西的习惯，而非努力亲自去看（或做）事情。”［22］电视观众（非控制组）被要求看一份包含27项事件、地点和人物的清单，并被要求回答，他们是更倾向于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电视上看到这27个项目中的任何一项。［23］这些项目被分为六个主题组。［24］六个主题组中的五个，“80%的人选择亲自看……（主题组中）超过半数的类目”，而不是通过电视。“仅仅在喜剧、芭蕾和演唱会项目上，这一数据才降至60%”。［25］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就这27个项目可以提供非常明显的优势，例如特写镜头，因为观众一般难以在如此近的距离亲自看到。作者认为，这个“证据……表明关于这一点的担忧是不必要的”。［26］

（3）“看电视导致‘旁观主义’（spectatorism）及主动性的丧失……当电视渠道被封闭时，儿童会转而寻找其他能提供娱乐的渠道，比如广播或者电影，而不是亲自参与戏剧表演。”［27］电视观众组与非电视观众组在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上都无太大差异，比如，在闲暇时间都喜欢做些什么，以及是倾向于主动参加某些活动还是只承担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再者，在所有儿童的子群中，针对除一项活动之外的所有活动［28］，大多数儿童都选择了积极地参加户外活动而不是使用媒体。老师们还对电视观众组和非电视观众组的成员就参加活动的主动性进行了评估。另外，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还提到：

当看电视的时间到了，其他的媒体，尤其是广播和电影就遭殃了。观看电视的儿童几乎不与朋友一起玩耍，也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各种俱乐部活动也不能逃脱此厄运——可能电影俱乐部是个例外（因为儿童可在此看电影）。［29］

这三位调查者认为，儿童电视观众对电影俱乐部的兴趣减退表明，儿童“观看娱乐的渴望不是永无满足的”。［30］

（4）“电视导致厌倦感的产生。儿童正在被大量、多元化的媒体刺激所轰炸；任何媒体素材都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但他们并不能将这种兴趣转化为行动，因为，马上就有别的东西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31］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1958）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让儿童参与三项问卷调查，分别为：描述作为观众“对电视或真实生活的喜好”、［32］一系列关于儿童喜欢的图书和电影种类的问题、“一份列出了80项不同种类兴趣的清单”［33］（没有进一步地描述）。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三位作者总结，电视并没有“导致厌倦感的产生”，且

……如果任何事情的反面都是真实的，那么电视儿童观众会对更多事物感到好奇或充满兴趣——在诺维奇市，未来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之间在这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即在附加的前后比较研究的“前研究”阶段）。在回应这三项问卷调查时，电视观众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心。［34］

然而，研究者并没有发现证据可以证明电视经常积极地鼓励儿童追求新的兴趣。一些父母说，电视使他们的孩子养成了新的爱好，但电视对儿童整体的影响还是很小的。一系列特定的调查显示，相较于非电视观众，电视观众并没有“更多地养成爱好、制造东西、参加竞赛或访问有趣的地方”［35］的习惯。简而言之，电视没有增加或减少儿童发展新兴趣追求的可能性。

（5）“看电视钝化想象力。电视为儿童提供现成的幻想素材，以至于儿童很少运用他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36］三位调查者让老师把儿童分类为“不同寻常的想象力、普通的想象力和缺乏想象力……研究结果再次证明，电视观众和非电视观众之间没有显著差异”。［37］

总而言之，海默韦特、奥本海姆和文斯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看电视致使儿童被动”。［38］他们的一些证据表明，看电视确实使儿童的兴趣更多元化，但没有证据显示看电视会激发他们（比不看电视者）形成更广泛的爱好或更积极的追求。

当然，这三位英国学者的发现不能被随意推广至美国儿童。照搬这项研究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给了我们很大启示——美国人过度恐惧电视对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