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舆论”语义内涵的演变

史文静

导　读

西方的“public opinion”在中国多被翻译为“舆论”，但从中国自身看，历史上的“舆论”与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舆论”并不必然对应。

政治学的民主思想等是舆论产生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中国古代具有“清议”之说，其与“舆论”意涵有相通之处。近代林语堂先生的《中国新闻舆论史》生动地呈现了舆论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也凸显了舆论的政治功能。之所以呈现出这种状态，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状态不无关系，这使得发源于西方历史与政治的“舆论”话语被重新洗牌。

现代知识阶层、现代报刊、传统大众媒体等的出现，使得“文人论政”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也成为“撬动”僵化政治的有效出口。由此，古代“清议”被“舆论”所代替，成为一种新的代言模式。但是，抗战时期在需要劳动大众而非知识分子来推动社会变革的情况下，之前的代言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报刊宣传成为首要任务，也有了“舆论宣传”的概念，而这时的“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符号。

所以，基于中国语境，结合词语翻译、历史发展、意识状态、文化心理等角度探讨“舆论”内涵在中国的演变，能够深化我们对中国舆论发展历史、中国政治思想演变的认识，并为当下舆论治理提供启示。

反观中国的舆论治理实践，则更需要一种政治文化的熏陶。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礼俗社会，强调“共同体”和组织化，以及国家与政府对人民的组织和控制。“舆论”所表达的是寻求一种共同体形式上的“我们”。依此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舆论治理不能简化为政治治理技术，它始终需要且实际上得到了文化伦理的内在支撑。

一、从翻译看“舆论”语义的中西溯源

在古汉语中，“舆论”一词出现较早，其中的“舆”字在中国古籍中出现得也较早，比如《老子》中的“虽有车舆，无所乘之”的“舆”，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舆论”中的“舆”可是风马牛不相及。^[24]汉语的“舆论”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曹魏谏臣王朗上书文帝的奏疏中的“惧彼舆论之未畅也”中出现过，其意为“谨防舆人对圣旨不解而议论纷纷”。^[25]同时石天河依据“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的记载认为中国的舆论思想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26]其实中国古代所称引的“舆论”一词，不过是一般的泛称，其意涵与通常习用之民谣、谏挣、清议并无太大差别。

现代西方的“public opinion”一词，直到18世纪才作为一个独立的词组出现，这个词组包含了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人民 主权”的理念。1762年，法国启蒙学者雅克· 卢梭（J. Rousseau）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公众”与“意见”组成一个概念，即“舆论”（法文public opinion）。卢梭之前，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对舆论（当时尚没有public这个定语）的论述为后人提出“public opinion”做了思想准备。洛克把“舆论法则”（the law of opinion or reputation）作为一个范畴，与“神法”“民法”相提并论。^[27]马克思使用过“舆论的陪审团”“名誉审判席”“批判的法庭”等用语，恩格斯使用过“舆论的权力”“诉诸公众”“诉诸公论”等用语，即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周围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的制约。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特殊的精神交往形式，传统、现实、社会关系、心理因素等等交织在一起。^[28]

“public opinion”为何翻译为“舆论”呢？就语言来分析，拉丁语、法语、英语是同一语系，拉丁语的publicus是“公”字的先祖，法语和英语的public都是同一个字，德语有关“公”的用语中，也有publikum。从语源来看，publicus是从populus（人民）而来，还受到pubes（成年男子）的影响，意思为“属于人民全体的”“与人民有关的”。^[29]“opinion”来源于希腊语“doxa”或“doxeo”，意指猜想，以及表面的看法显现。^[30]现代的“opinion”含义与本意相比有所扩展，指“对特定事物的观点、判断或评价”“弱于知识，强于印象的信念”“被称为确实的东西而广泛流行、普遍接受的观念”等。哈贝马斯也认为“舆论”一词的本源包括社会的名誉和民众的意见，都与群众性口头传播有关，且所述内容都含有浅表性、易变性等特点，相对于真理、理性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带有不确定性的判断。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public”一词，在字义上，public被翻译成“公共的，公众的”，一直带有人民的意味，但事实上汉字“公”是以国君为语源，与“人民”的关系相当稀薄。^[31]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说法，18世纪“公共意见”（the public of public opinion）中的“公共”这个概念，是伴随着自由经济市场的经济概念而来，犹如这个市场由自由竞争的企业所构成，公共的讨论则是以身份、地位等类似的群体来划分圈子。西方的“public”最初是指“民有”，即民众可以接近，后来逐渐含有“民享”“民治”之义。在西方使用的“舆论”一语，已包含了 自17世纪以来欧洲的革命常识。

很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公共性比较薄弱，也许是文化结构使然，但传统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中并不缺少与“公”相关的观念。由于中西方分歧的语文背景使然，public一词传入之前，中国本土的“公”看不到任何重要的“公开”涵义，这个成分不但强度不如原有的意涵，即政府朝廷或政府事务，其理念的内在结构也颇松散，但“公”很早就有“共”的意思，这也是受传统文化影响，东汉郑玄注《礼记·礼运》的“天下为公”就释“公”为“共”也。在政治领域中，“公议”一词较重要，指多数人的意见或评价，伦理色彩强，含正确之义。“公议”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常用概念。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公议”主要是用来描述朝廷上的政事讨论。这种类型的“公”字据学者考察，在中国语境中不是思想发展的直接产物，而是从“公”的语义逐渐衍生而来。^[32]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积淀着深厚文化的语词，其语言和观念层次有时不一定完全对应，有时语言“公”所反映的社会现象要比观念层次上的意思要广阔，当然对于那些还没有形成固定概念的语义成分，在后来的发展中影响力怎样，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论述中来分析。

关于“public opinion”译为“舆论”是否恰当，大陆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说，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学术界对这一术语翻译主要呈现为三种主流意见，一种是“舆论说”，一种是“民意说”，一种是“公共/公众意见说”^[33]。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近代文献中，美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李普曼的舆论思想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西方思想资源之一，对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到现在李普曼的舆论思想还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兴趣点（现有两个翻译版本，一个是阎克文、姜红的译本，另一个是林珊的译本，本文引用的是阎克文、姜红的译本）。李普曼（Walter Lippman）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诞生于1922年，是最早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的西方传播学思想专著。该书揭示了一个想象构建的虚拟环境，人的主观性认识的局限无法穷尽客观真实。一般认为，李普曼的舆论思想属于精英意识视角的公众舆论观。在李普曼之前和之后，有无数人试图回答“舆论是什么”的问题。在我们通常读到的教科书和舆论学书籍中，舆论的定义各不相同。据德国女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曼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舆论就已有至少60个定义，要求放弃对舆论下定义的呼声日强。尽管舆论的定义难以统一，关于舆论的特点的表述却是大致相同的。一般认为: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是由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人组成的；舆论的客体是与公共利益有关的公共事务；舆论的本体是意见，即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评价性意见。^[34] 国内外学者对于舆论的定义各抒己见，到目前为止已多达七八十种，但一直未能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回顾总结可以发现，虽然各学者众说纷纭，但舆论的定义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舆论单纯的只是一种意见（包括评价、看法、议论），包括共同意见、一致意见、公共意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占多数；第二，舆论不仅仅是一种意见，它还包括信念、态度、情绪或者集合意识，是意见、信念、态度和情绪的总和或汇集，或是集合意识及共同意见。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舆论是信念、态度。^[35]学者们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还指出，近代知识精英对舆论的讨论所依据的学科范畴，经历了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新闻学这样渐进的过程，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从另一角度看，舆论的研究思想来源众多，是一个多重观念的混合体。其中，政治学中的宪政民主思想、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心理学，成为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近代知识精英进行舆论研究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思想来源。^[36]

二、以“public”语义在中国的演变为切入点的舆论研究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试图结合历史语境、意识形态、文化心理三个层面思考舆论中的“public”语义的内涵与演变。“public”可翻译成“公众、公共”，这个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来自于国家内涵中的“公”并与“私”相对，可以说是“公众”概念具有中国舆论传统的里程碑意义，因为在人类传播史上，舆论的主体由“臣民”到“国民”“公民”的身份变更，是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表征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舆论”相较于“清议”标志着一种新的代言模式的诞生。近代以林语堂先生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的经典论述为“舆论”研究的发端，在林先生的论述中，舆论在国家处于危机时往往可以突变为常规的民众运动，成为有组织和能够表达思想，并进而演变为支配舆论的有生力量。^[37] 此外还有西方舆论思想的开创者卢梭。卢梭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在清朝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日记中提到的，郭嵩焘叙述了舆论对法国建立民主政体的贡献。学界普遍认为，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全面研究舆论问题的第一人。梁启超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媒介向国人介绍“天赋人权”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思想，主张“人人既相约为群以建设所谓政府者，则主权不在一人之手，而在此众人之意，所谓公意是也”^[38]。虽然梁启超并非使“公意”话语在现代复活的第一人，但他肯定是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公意”并使之普及的第一人。在西方舆论思想开创者——法国思想家卢梭那里，“公意”一词并非所谓的“语义学革命”，而是深植于自然法传统与西方文明漫长的演化史中，关于新教所建立的人在堕落状况下个人自由的规范性与国家等政治权威的强制性事实之间的尖锐对立，作为17世纪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概念框架，构成了用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分析社会行动的主导形态。卢梭的“公意”学说虽拒绝了霍布斯、洛克所认可的每个人追求私利的绝对权利，但“公意”的最微妙政治后果却是通过一种变通迂回的方式，把个人利益转变成公共利益。由于不同语境中西方对“舆论”内涵的提问方式不同，因此容易混淆中西语境中“舆论”与public opinion两个概念的语义分歧与差异，进而导致这两个特定历史过程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进一步本质化与神话化。下面我们主要分析一下中国的境况。

中国古籍中的“舆人”泛指地位低下的人，也反映了历史上大多数的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从公共的角度运用他们的理智，从而被排除在了公众讨论领域之外。“舆论”一词中的这种公众意识的出现，是同传统社群中的人际关系网的解体以及人可以自行组织起来相联系的，是文化现代转型的一部分。德国社会思想家滕尼斯对此有过分析，他将人类社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人际关系为主轴，以乡土及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型社会组织，我们称为共同体；另一类型的社会组织，则以个人为本位，以理性计算的契约为纽带，我们称为社会。^[39]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礼俗社会（共同体），政府组织到县为止，国家和政府的组织力、动员能力需通过绅士乡村自治作为中介。甲午战争以后，士大夫认为中国社会组织上下不通，政府动员能力微弱，机制松散，于是士大夫思考把个人、家庭、国家三个层次紧密结合的办法之首要步骤是加强内部组织性，将个人凝聚为集体的力量，特别是强化国家对基层民众的动员力。^[40]这是在中国语境下“舆论”一词中“公众”语义项形成的社会基础。而中国近代思想中个人的特色也不是西方启蒙传统中“权利的个人”，而是中国式的“人格化的个人”，比如严复笔下的“民”之含义，更倾向于一个个具体的、组成国家的个人。而梁启超所理解的“民”，更倾向于卢梭式的整体性的人民，这种整体性的国民概念，与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是内在相通的，因为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民”，不是拥有权力的个体，而是一个需要被整体对待、整体代表的集合性概念。这是舆论的“公众”义项的认识基础。此时近代精英所认识的舆论的“公众”义项从一个最高的抽象的对与错的原则——比如古代的公与私的观念，转变为一种争取最高原则的具体的政治力量，甚至与之相配套的舆论概念也演变成为一种具体的政治力量发出的言论，^[41]而这种转化的原因正在于历史语境。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非常政治状态，迫使发源于西方历史与政治的“舆论”话语经过重新洗牌，构建出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表达方式。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促使现代意义上的知识阶层诞生，现代报刊的出现则提供了迥异于固有表达方式的社会建制。传统大众媒体发轫正是作为以意见引导和宣传为目的的“政党报”，在知识分子报刊活动十分活跃的清末社会变革时期，报刊曾是爱国文人参与政治活动、重回社会中心的重要渠道，报刊是同民族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西方列强以大炮轰开国门、中华民族危机逐步加深之后，在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同时，中国报刊业主要成为舆论阵地、意见引导的工具，并且具有了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义。晚清时期到20世纪早期，编辑与记者形成了一种新的代言机制，“舆论”这一带有西方理念的新词，取代了更多具有传统政治色彩的“公议”，成为舆论阵地的报刊的涌现和繁荣，给近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体验与感悟。

到了中国的抗战时期，报纸的宣传主题由个性主题向社会主题转换时的特定形态出现，即个体主体意识与社会主体意识如何交融，以及社会意识如何引导和消融个体意识。此时社会变革的主题由思想解放走向阶级解放，变革社会的力量主体由精英知识分子变成劳动大众，宣传中原有的推崇知识分子及精英阶层的道德人格变为对公众群体尤其是对群众（人民）的推崇。以社会动员为主的宣传对于民族和国家建设至关重要。由于历史文化语境使代言机制发生改变，“舆论”的“公众”义也随之改变。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报刊理念来说，以宣传实践为根基的中国的党报理论具有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念所没有的社会动员力量，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理念的批判，成为“五四”以后丧失民族文化合法资源的现代中国的新的民族文化语言符号，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置换为民族精神的支撑和文化价值的根据，这种宣传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需要，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具有感召力的精神模式和价值规范，而且对经典宣传形象的塑造具有自己独特的读解系统与特殊的阐释空间。此时的“舆论宣传”，即后来被人论及的中国共产党的党报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舆论”已被当作政治变革的理论资源和政治动员的文化符号。欧洲传统二元张力的具有社会批判性的“舆论”一词的内涵，在中国特有历史文化语境下成为为本民族国家提供群众斗争精神资源的一元学说，其批判精神在当时中国特有历史语境里的目标指向主要是对敌人的拒斥和政治动员方式。

1949年后，随着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一般发展理论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阶级论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当时所谓“舆论”，并非西方舆论学意义上的公众舆论，其所指仅仅为阶级舆论，具体化为“党的主张”，主要强调的是报刊是“党的舆论工具”，其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忠实地传播中央的声音”，传播所谓的“公众舆论”不作为其主要任务。改革开放之后，在对“舆论”的认识上，领导人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中不再将“舆论宣传”中的“舆论”仅仅限定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各种主张等的宣传层面，而是逐渐认识到新闻媒体凭借其所传播的信息而形成的舆论和社会公众自发形成的舆论——即新闻舆论与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在强调新闻媒体做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的同时，引导社会舆论也是重要问题。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领导人讲话和中央相关文件进行全面考察后认为，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强调“舆论宣传”阶段、强调“舆论导向”阶段和强调“舆论引导”阶段。^[42]

之后“舆论”概念中的“公众”语义又发生了一次意义上的位移，所指涉的对象从政治层面被推广到意识和文化层面。历史上，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自古就存在，但公共空间却等到17世纪之后才形成，其原因正在于个人权利观念等到17世纪后才真正成熟。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不存在保护个人和私人领域的观念与机制，“私”一直作为“公”的对立面处于被批判的对象，这使得“舆论”在中国出现了变异，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不仅由于中西意识形态不同，其现代意识也有巨大的差异。西方舆论先驱卢梭笔下的“公意”并不等于所有人所欲望的东西的总和，所有人所欲望的仍然可以是各自的私利，卢梭将其称之为众意。^[43]当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个人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利意识，互联网的应用也给了众人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的空间，但由于价值伦理本位让位于工具伦理，人成为单向度的“经济人”，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具有了更多的工具理性。当国家从私人领域退了出来，而社会的公共领域尚未完全开放时，人们在私人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进而脱嵌（disembedding）于原有社会。这已与传统观念中的个人的价值取决于在共同体中的位置的观念截然不同。在唯我式的“众意”泛滥的社会，更需要一个强大的“利维坦”维持稳定与秩序，才不致陷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44]这种背景下的“舆论”内涵所指逐渐变成被社会对象化了的某种存在与作为个体人之间影响的非个体性，它反映了一种社会和价值关系。舆论在中国已变成了一个广泛使用的跨文本语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决策，比如舆论监督或舆论导向等词语。对于中国人而言，舆论似乎携带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力量，甚至一种反抗政治腐败与社会不公的民间权力。在21世纪初的数年内，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互联网舆论，就相当于古代的清议，不同的是言论主体从在总人口中占比重很小的精英阶层，扩展到几乎囊括社会各阶层的网民大众，这里使用的“网络舆论”概念是宏观意义的，在具体情形下，某种意见是否为舆论，目前尚没有科学的测量方法。^[45]

在考察了“public”的“公众”义的演变后，我们发现，无论是以“公众”或“共同”为主要含义，还是观察不同时期的代言机制的变化，“舆论”所表达的都是寻求一种共同体形式上的“我们”，寻求某种方式和范围内的相互承认、认同和同一性，舆论产生过程和舆论概念所指向的人的普遍交往关系，是对共同体“我们”的无限扩大和重新阐释。这里的共同体主要是家、邻里等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特别要指出的是包含在自然生活中建立在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劳作基础上的“心意相通”（consensus），这也暗合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观。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战争年代遗传下来的革命集体主义，在现实层面是以人民为名义的国家整体利益，有学者据此把这种体制称之为毛式伦理经济（Maoist moral economy）^[46]，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却摧毁了传统的家族、地域和信仰的共同体关系。^[47]“舆论”是否能对现代社会秩序进行有效引导，回到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48]，其所面临的道德前提与伦理困境是否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马克斯· 韦伯认为，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经济等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每个权力体系“都会试图建立并培育人们对其正当性的信仰”^[49]。因而真正意义上的“舆论导向”不能简化为政治治理技术，它始终需要且实际上得到了文化伦理的内在支撑。

三、结语:舆论语义的文化延续

舆论在中国文化中变迁、演变，并成为重要语汇和观念至少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这个词语中所包含的观念几经分化、演变，并在意涵上相互重又叠，乃至各种语义彼此渗透，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化意义网络。在多语言的跨语际运作下，也造成了“舆论”语义上的漂移。当我们回顾“舆论”这个词中的“公众”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变化时会发现，舆论的语义内涵通过语言实践中意符（signifier）与意指（signified）的位移转换，并非仅仅意味着自由、权利的积累与扩大，更多的时候在历史语境中变成了社会、政治与道德斗争的场域，并通过所制造出的知识的健忘机制构成了一个冲突、权力与支配的新的空间。经过一套跨语际（translingual）的语言运作过程，目前指代的“舆论”一语已脱离原有语境，成为一个深受西方政治学说影响，具有特定意涵的崭新名词。“舆论”的语义是在舆论主体与超越意识的对象客体包括作为意识对象的意识本身的联系中才得以不断地被构成。舆论内在的“公众”意义的演变形象生动地勾勒出舆论思想所经历的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过程。此外，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历史语境下，看似在自然社会时间中产生断裂的“舆论”之内涵，在主体人的文化心理中却得到了延续生产。“舆论”语义的演变既是作为文化个体的大众体验历史的心理过程，却又不完全属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行为，舆论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中的流动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民本思想的复活生成、展开的过程，虽几经裂变，却始终未能脱离中国传统政治变革的历史和认识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