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智锦
导 读
我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协同发展关系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港澳的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题中之义。当前港澳与内地关系趋于紧张，而媒体、互联网等媒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方面，网络信息传播在港澳社会政治讨论形成、政治身份认同、政治行为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互联网的人为区隔造成了跨境舆论场的分化，阻碍了港澳与内地的协同发展。其中，防火墙在舆论场区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防火墙作为技术工具对舆论场看似表面的区隔，背后则是对意见交流、舆论场跨越的阻碍。
“占中”事件中，港澳舆论场呈现了不同的状态；“帝吧”事件中，境内舆论与境外舆论的不平等状态都表明，内地与港澳、境内与境外舆论场区隔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也对内地网民发挥“跨境影响力”提出了新要求。
由此，我们可以反思互联网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互联网在政治传播中主要发挥传播和散布政治消息及政治知识、鼓励与促进政治互动（行为）的作用。那么，当以防火墙为代表的技术成为网络信息沟通的壁垒，并且以技术的形式侵蚀互联网对于政治传播效用的发挥乃至直接影响到现实政治态势时，我们有必要辩证地看待互联网与政治传播的关系。
总之，网络舆论场本身是一种政治场域，港澳与内地舆论场、境内与境外舆论场的区隔直接影响了互联网在舆论场中的角色甚至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这也要求培养内地网民在舆论场中的“跨境影响力”。
一、绪论
互联网作为舆论场的功能和角色在近些年很受重视，尤其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各个学科均有大量文献关注互联网给中国公民带来的话语权力和机会，公民在网络中的自由表达和言说，形成了喧嚣、复杂、多变的网络舆论场。
关于舆论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基础上。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是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它超越了地理空间的概念，是一个关系争夺网络，是力的较量场所和空间场域，场域内充满着权力和资本的影子。[83]中国学者将场域理论应用到虚拟空间，提出“网络舆论场”的概念，网络舆论场是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特殊的时空环境，它是现实社会的映射和延伸，与现实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勾连，同时又区别于现实社会，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所有场域一样，网络舆论场内也存在权力与资本的争夺。有学者认为，网络舆论场指的是“多元分层的网络舆论主体，为实现各自利益诉求，以碎片化的社会热点问题为议事题材，以争夺话语权为手段，通过互联网传播和讨论而达成共识性意见的时空环境”[84]。这一观点在国内的舆论场研究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尤其是提出的“话语争夺”成为舆论场研究的重要着力点，意味着中国的舆论场具有浓厚的“竞争”色彩，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舆论场的分类上。
迅速普及的互联网使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和最复杂的网络舆论场。中国学术界关于舆论场的界定有多种取向，最常见的是根据舆论场的主体，可以分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85]；也有学者提出三个舆论场的分法，指政府舆论场、媒体舆论场和民众舆论场[86]。这种倾向主要关注不同的“舆论”生产主体在互联网空间里的特点和作用，如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能够通过微博、微信公众账号等媒体形式向民众发布消息，而党报、党刊、党台等党媒则主要发挥政治宣传的功能，在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二者均是“官方舆论场”的化身。互联网的草根性使得普通网民可以在各种网络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既能在自媒体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言论，又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参与讨论，从而形成与“官方舆论场”不一样的意见、话语和情绪，这是“民间舆论场”的重要体现，学者们常用“汹涌的民意”来指代民间舆论场，探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共生和竞争关系。
目前，开始有少量的学者从地理空间角度来探讨舆论场，比如张涛甫认为，中国舆论场有内外之分。内、外舆论场的互动，可从两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层次的“内”“外”指的是舆论事件所在地与外地舆论场之间的互动。一个地方发生舆论事件，不仅会诱发事件所在地的舆论反应，也会引发外地“旁观者”关注，产生与之呼应的外部舆论；如果本地舆论场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压制，外地舆论场或者会因为消息不畅通而失声，或者会因为消息流通而对本地舆论进行声援。第二个层次的“内”“外”指的是境内与境外。互联网的全球化使得舆论事件的传播极有可能跨越地理边境，引起全球舆论的关注。意识形态的多元和舆论的国际化促使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之间形成互动和反差，大大增加了舆论传播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发生于中国内地的舆论事件，如果受到境外舆论力量的关注，被境外媒体报道，往往会增加其在国际社会的曝光率，对事件的呈现也会与国内不一致。从空间政治与国际政治角度看，国际舆论仍以民族国家为最主要的表现单位，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的悬殊，国家之间的舆论话语权也是不平等的。目前，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主要掌控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手中，因而国际舆论话语权也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掌控。[87]而作为没有边界、没有门槛的新型媒介，互联网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渗透，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中已经相当领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网络舆论就具有国际影响力。换言之，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在全球舆论场中并没有形成应有的影响力。本文试图从地域政治的角度，探讨跨境舆论场的现状，及其对互联网政治传播功能的再思考。
二、政治传播中的互联网舆论场
随着互联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见到网络的踪迹。互联网的政治性在近些年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面向，这与网络的特质息息相关。一方面，网络具有传统媒体所具有的内容生产、信息传递功能，并且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大幅度增加，传播面大幅度增宽，同时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拓展了信息传播的主体。“蝴蝶效应”就是网络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的体现。另一方面，网络又具有传统媒体所没有的组织功能，它的廉价性和普遍性使得人群聚合、组织的功能大大提升，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社群则由于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而更容易聚集起来，更容易达成共同的理念、目标、兴趣、爱好，其行为受现实身份及传统行政体制的影响也相对较小。[88]正因为如此，互联网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学者们用“网络政治”的概念来描述网络在政治生态中的作用。戴维·波利艾（David Bollier）认为网络政治（netpolitik）是“一种力图利用互联网的强大力量来塑造政治、文化、价值观和个人身份的外交形式”[89]。我国学者李斌将网络政治看成是政治现象，并指出，“广义而言，网络政治是指互联网上涉及国家权力和特定利益关系的政治现象；狭义而言，特指互联网中客观存在的且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现象”[90]。
从功能角度而言，网络在政治传播中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政治消息和政治知识的高效传播上。这种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政治启蒙”的功效，不仅让受众能更快捷方便地获得与政治相关的信息，还被证明能够提高受众的政治效能感，[91]和政治意识[92]。网络对于政治传播的第二个主要功能是对政治活动（行为）的鼓励和促进。有大量研究发现，网络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93]。互联网上高度的资源共享能够促进公共信息的流通，使互联网用户能够从各种渠道迅速了解公共信息，并且便捷地在网络平台上讨论社会公共事务。由于网络匿名的保护，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就社会公共事务大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94]互联网减少了沟通的成本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成本，消除了时间和空间对公民参与的限制。更重要的是，互联网降低甚至瓦解了公民参与的门槛限制，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传播能够打破既存的社会地位、组织和地理的界限，匿名的保护消解了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参与的拘囿，提高了边缘人群的参与度。互联网上密集的虚拟社区和网络群组能够培育社区意识，增加了人们对集体的责任感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兴趣。网友对虚拟社区的参与能够锻炼他们人际交往的能力，以及参与和管理集体事务的技能，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他们对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参与。此外，互联网极大地激发了网络行动主义（Internet activism[95]，cyberactivism[96]）特别是当它获得了必要的政治机会时，这种政治机会包括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议题得到大多数人的关注、政策制定者关注网络民意等。网络行动主义指的是网民就社会问题发起抗议、倡议，或者通过网络组织公民行动，以求问题的解决。这些以网络为阵地开展的公民行动，包括各类网络维权、网络反腐、网络民间救助、网络捐赠，以及众多的网络社区、博客、微博、微信发起的集体行动。行动主义者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招兵买马，进行行动的动员，在社交媒体平台探讨行动的话语框架，甚至可以借助众筹平台筹集资金、形成跨地区联盟并影响公众意见。可以说，这些网络行动主义者的抗争已经成为新的国际政治力量。[97]
网络的政治功能使得互联网的存在不仅仅限于虚拟空间，而且会与现实空间发生密不可分的关联，虚拟空间里的政治活动对现实世界的政治生态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有政治学者认为，信息是当前国际政治竞争的核心因素。国际社会的竞争除了传统的海陆空疆域之争外，还有新的疆域之争，那就是信息疆域之争。[98]换言之，网络舆论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各种政治权力的争夺导致了目前的力量失衡格局。从国际政治角度而言，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传播语境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近年来，尽管我国在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也逐渐与国际接轨，但总体而言，西方国家仍然主导着国际舆论。西方媒体凭借着强大的互联网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和语言优势，长期掌握世界话语权，国际传播格局优劣明显，“西强我弱”的传播语境长期以来并没有被挑战过，我国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无论在自身形象的对外传播，还是国际议题的话语影响力方面都显得比较微弱。有调查研究显示，国际受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西方媒体，信息获取率高达68%，仅有22%的受众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这表明，当代中国国际形象的树立主要源于“他塑”，而非“自塑”[99]，可以说，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功能微弱，在某些议题上几乎失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力量失衡状态不仅存在于国际政治格局中，也存在于中国本身的地域政治中。
三、地域政治中舆论场的区隔与分化
中国的网络舆论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策决策的宣传、政治新闻和事件的传播、政治领导人形象的全新塑造、政治规制的网络实施、网络意见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经过几年的磨砺和博弈，在虚拟空间充分呈现，显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传播生态。然而，在汗牛充栋的关于网络舆论场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将中国内地的舆论场作为独立的或者唯一的研究对象，而极少从跨境政治的角度研究不同地域舆论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协同发展关系是国内政治中的重要面向，港澳的稳定成为中国社会稳定中的重要维度。香港、澳门两地回归祖国近20年时间，两地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在日益密切的经济、文化、社会交流中得到深入发展。但是，由于香港、澳门两个城市在历史、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它们在回归后与内地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港澳回归，正好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在同一时间段，香港受到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经济增长迟缓。对普通的香港市民而言，回归虽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香港经济的繁荣，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却增加了生活成本，物价上涨、房价飙升、就业机会减少，市民生活状态不仅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反而变得愈发困窘。另一方面，随着自由行的推行以及香港与内地交流的深入，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充分体现，内地的一些负面因素通过交流及媒体的宣传暴露在港人面前，这加深了不少香港民众对内地的排斥，包括对内地制度的反感、对内地居民的歧视、对中央政府的疏离。近些年，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冲突屡屡出现，“双非孕妇”“奶粉限购”“蝗虫”“地铁冲突”“小孩便溺”“反水客”等事件是两地矛盾冲突的典型表现。
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趋于紧张，而媒体和互联网在两地关系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港澳媒体生态和互联网环境与内地差异较大，尤其是民众使用互联网的平台不同，由于长城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的阻隔，中国内地民众无法使用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也无法登录访问香港、澳门的网站和论坛，而主要集中使用微博、微信等本地产品。港澳民众则习惯于使用脸书和本地论坛，虽然可以自由访问中国内地的网络，但却较少使用微博、微信和其他内地互联网平台。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三地民众构建的网络舆论场实际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格局。一方面，三个网络舆论场在地域上相互独立，尤其内地舆论场，尽管网民数量巨大，但相对来说较为封闭，缺少与港澳和国际舆论场交流的机会；另一方面，港澳舆论场则属于海外舆论环境中的一部分，网民既可以进出于西方世界舆论场，又可以自由访问内地舆论场，但港澳网民对内地舆论场却兴致寥寥。
受到长城防火墙的区隔，中国内地和港澳舆论场在多数情况下是相互分化和疏离的。舆论场的分化使得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减少。当双方出现社会矛盾或冲突时，由于缺乏顺畅的交流渠道，各自舆论场中的意见容易走向极化，加深了不同舆论场网民的认知裂痕，难以达成社会共识。比如，在“双非孕妇”“奶粉限购”“蝗虫”“地铁冲突”“小孩便溺”“反水客”等事件中，一方面，香港互联网平台（如脸书、论坛）上，充斥着各种对内地游客的嘲讽、谩骂和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内地舆论场（如微博、论坛）中，则到处可见内地网民对香港民众的谩骂的反击，评价中伴随着强烈的愤怒、焦虑情绪。部分香港市民对内地抱有深刻的偏见，一个并不严重的事件往往通过媒体的渲染和网络的“群体极化”讨论而上升到意识形态和政治高度，带来对内地和内地民众更强烈的不满甚至歧视。内地民众对香港的历史和社会现状缺乏了解，每每出现两地冲突，很多内地网民在港澳问题上表现出一种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出现一些极端言论，使得两地矛盾加剧，两地民众的心理距离愈行愈远。
更重要的是，由于舆论场的长期分化，各舆论场中话语、形式、议题逐渐定型，不同的舆论场形成不同的话语习惯、表达形式及讨论议题。由此，两个相互分离的舆论场相互吸纳、认可或学习、融合的可能性降低，甚至会因形态等不同而出现了舆论场互斥。王国华等学者指出，舆论场分化背后的实质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分化，这种分化状态长期维持下去，极有可能导致群体的分化，加速或加剧社会的分化。舆论分化是群体分化的征兆，而群体分化又会强化舆论分化，由此形成了相互强化的负向运动[100]。香港与澳门由于文化、历史、语言的缘故，已经逐渐形成了与内地舆论场迥异的互联网舆论生态，在网络语言、舆论平台、讨论议题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尤其是语言的差异，使得内地网民在港澳社交媒体中，常常会“暴露”出非本地人身份，很难真正融入当地人的讨论中。在香港，长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生活使得香港社会中的很多民众对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充满了不信任与抵触。在“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重视“两制”、轻视“一国”的情况。[101]香港同胞的中国国民意识未能随着香港回归而增强，反而在祖国内地制度和自我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危机。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身份认同的危机，内地舆论场中的很多议题在香港舆论场中往往遭遇抵制或讽刺，或者被扭曲理解。尤其在青年人群体偏爱的社交媒体中，表露出“爱国”情绪的网民有时甚至会成为众矢之的。
因此，可以说，港澳与内地舆论场的分割，使得互联网应有的政治传播功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在本地政治环境中，网络促进了港澳社会中政治信息的急速传播、政治群体在社交媒体中的聚集、政治群体身份的建构、政治讨论话语框架的形成、政治行动或社会运动的动员组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政治传播功效。香港社会近些年爆发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中（如反国民教育、“占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都承担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动员功能。另一方面，在地域政治或跨境政治中，对互联网的人为区隔直接造成了网络舆论场的分化，不仅没有发挥互联网应有的“互联”功能，反而阻断了内地网民和港澳网民的交流通道，在香港与内地关系敏感、香港民众出现国家认同危机的形势下，这种舆论场的区隔使得两地民众无法进行正常的沟通与对话，无法就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观点的交流。而与此同时，两地内部的群体极化和观念极化现象使得两个舆论场的隔阂更加深刻，这对两地的融合和协同发展毫无益处。正如前文所说，内地与港澳舆论生态呈现出极不平衡的格局。港澳舆论场是全球舆论场的一部分，网民可以随意进出，容易受到西方世界舆论的影响，而西方世界舆论对中国内地的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在某些敏感议题上往往带有偏见，因此会加深香港社会对祖国内地的刻板印象。从国际互联网的格局来看，长城防火墙内的中国内地舆论场反而是孤立和封闭的，虽然防火墙可以“保护”内地民众免受西方舆论的“干扰”，但同时也阻碍了上亿中国网民对外传播的通路，阻碍了每个网民背后承携的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生活水平与教育水平提高的真实面貌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展现。
四、跨境舆论场中的舆论差异:基于“占中”事件和“帝吧”事件的观察
不可否认，对其他网络平台感兴趣的民众，也可以拥有在其他舆论场发声的可能。对港澳事宜感兴趣的网民，可以通过翻墙软件登录海外网站；而对内地事宜感兴趣的港澳网民，则可以选择拥有微博或者微信账号。同时，三地在经济文化中的交流，也促进了人员的流动，在港澳工作的内地居民和在内地工作的港澳居民都能够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登录当地网络，使得三地的网络舆论对流成为可能。而这种跨越虚拟的长城防火墙或者基于跨越实体边境的网络交流行为，对舆论场的相互融合、舆论的相互沟通、舆论背后网民的相互了解、理解，甚至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下文将以“占中”事件和“帝吧出征”事件为案例，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
（一）“占中”事件观察
在和港澳与内地关系息息相关的很多突发性公共事件里，互联网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手段，互联网为民众表达意愿和利益诉求，甚至参与决策制定提供了快捷的渠道。2014年香港的“占领中环”（Occupy Central，“占中”）运动中，香港、澳门舆论场就有较大的差异，反映了地域政治中舆论场政治传播的特点。笔者与澳门易研网络研究实验室团队曾采集了2014年9月14日至2014年12月3日期间，香港、澳门两地关于“占中”的舆论数据，以比较占中事件中港澳舆论场的差异。数据来源于四个渠道:传统媒体的报道；本地综合性网络论坛；社交媒体（脸书和新浪微博）上的专题或群组；YouTube视频网站上关于“占中”的视频。其中“新浪微博”特指微博的香港部分和澳门部分。
1.香港部分舆论表现
香港传统媒体着重关注政府行动及“占中”的影响，强调“占中”的非法性。报道量最大的三个主题分别为:“香港政府的行动及回应”（3,194篇）、“‘占中’的影响”（1,874篇）及“‘占中’诉求/意见”（1,692篇）。具体而言，以下五个话题在传统媒体中呈现的次数最多:“‘占中’属违法胁迫/暴力行为”（1,449篇）、“普选”（1,105篇）、“交通运输受阻”（738篇）、“美支持香港的传统及基本自由”（497篇）及“警方对示威者采取清场行动”（447篇）。
香港的网络论坛则密集讨论普选，关注美国对“占中”的意见。帖子主题排前三的分别为“‘占中’诉求/意见”（8,320条）、“香港政府行动及回应”（7,202条）及“社会意见”（3,382条）。以下五个话题在网络论坛中讨论得最为热烈:“普选”（5,282条）、“美支持香港的传统及基本自由”（2,764条）、“‘占中’属违法胁迫/暴力行为”（2,639条）、“反占中签名/不满占中行为”（2,097条）及“警方对示威者采取清场行动”（1,617条）。
香港社交媒体中，民间诉求和政府行动基本相当，声音较量相对平衡。帖子主题前三分别为“香港政府行动及回应”（1,838条）、“‘占中’诉求/意见”（1,808条）及“‘占中’影响”（680条）。热门话题前五分别为:“普选”（1,027条）、“警方对示威者采取清场行动”（690条）、“‘占中’属违法胁迫/暴力行为”（509条）、“美支持香港的传统及基本自由”（351条）及“交通运输受阻”（318条）。YouTube视频网站则关注警方行动和普选。值得关注的是新浪微博的香港部分，虽然总量较小，但舆论比较关心香港普选和政改。帖子主题前三分别为:“‘占中’诉求/意见”（24条）、“香港政府行动及回应”（18条）及“‘占中’影响”（4条）。具体话题前五分别为“普选”（9条）、“要求撤回/重启政改”（9条）、“‘占中’属违法胁迫/暴力行为”（7条）、“吁公务员/警员谨守岗位/依法执法”（5条）、“警方对示威者采取清场行动”（4条）、“拒绝撤离占领区”（3条）、“‘占中’策略/要求与特首对话”（3条）、“美支持香港的传统及基本自由”（3条）及“坚决反对破坏法治违法行为”（3条）。
2.澳门部分舆论表现
澳门传统媒体密集报道“占中”的非法性和普选。报道主题前三分别为“香港政府行动及回应”（1,653篇）、“‘占中’影响”（1,169篇）及“‘占中’诉求/意见”（797篇）。具体话题前五分别为“‘占中’属违法胁迫/暴力行为”（684篇）、“普选”（488篇）、“交通运输受阻”（441篇）、“警方对示威者采取清场行动”（344篇）及“扰乱社会秩序”（215篇）。
网络论坛舆论在讨论政府回应和“占中”影响的同时，担心“占中”被外力利用。帖子主题前三分别为“香港政府行动及回应”（1，406条）、“‘占中’诉求/意见”（842条）及“‘占中’影响”（490条）。具体话题前五分别为“‘占中’属违法胁迫/暴力行为”（588条）、“普选”（567条）、“警方对示威者采取清场行动”（221条）、“批有人借助外力图将港变独立”（203条）及“忧集会人士被利用”（159条）。
澳门社交媒体则关注普选及美国的态度，帖子主题前三分别为“‘占中’诉求/意见”（302条）、“香港政府行动及回应”（269条）及“社会意见”（181条）。具体话题前五分别为“普选”（236条）、“美支持香港的传统及基本自由”（127条）、“‘占中’属违法胁迫/暴力行为”（106条）、“忧集会人士被利用”（88条）及“‘占中’区域环境堪忧”（75条）。YouTube影片则反映了澳门民众从香港普选联想到澳门政改。新浪微博的澳门部分关注香港普选，担忧集会被境外势力利用。
在态度和立场方面，澳门地区民意整体上对“占中”持中立/客观态度，表现为在六大民意渠道中持中立/客观意见者居多，分别为澳门讲场（79.7%）、新浪微博（56.7%）、YouTube（37.5%）、脸书（59.9%）、论坛（55.7%）、传统媒体评论（44.8%）。在YouTube上的支持意见占比重最高（25%），在评论中的反对“占中”的意见最多（44%）。澳门民众对“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也主要持中立/客观态度。在新浪微博中，对香港政府的反对/悲观态度最为明显（83.3%），并且几乎没有支持/乐观的态度。传统媒体的评论相对而言对香港政府持较多的肯定和乐观态度。几乎在所有的新媒体舆论中，澳门网民都没有对香港学生团体表现出支持/乐观的态度。具体表现为在澳门讲场、新浪微博、YouTube、论坛上，中立/客观分别占90.3%、80.0%、100.0%和60.0%；而在脸书上，反对/悲观态度最多，占66.7%。仅仅在传统媒体的评论中，有少量评论对香港学生团体持积极肯定的态度（3.7%）。澳门地区民众对“占中三子”主要持反对/悲观和中立/客观态度，其中，澳门讲场、YouTube以中立/客观为主，分别占84.6%、100%；论坛、传统新闻评论以反对/悲观为主，分别为60.0%、57.9%；新浪微博、脸书则两种态度各占一半。与“学生团体”的情况类似，澳门网民对“占中三子”并无好感，只有2.5%的传统媒体的评论支持、肯定“占中三子”。
3.跨境舆论场的差异与跨境网民影响力的可能
由上可知，澳门民众整体上对“占中”持审慎态度，无论是澳门传统媒体，还是澳门网络社交平台，对中央政府、香港政府的态度都以中立/客观态度为主；对“占中”事件、“占中三子”、学生团体，则以中立/客观和负面/悲观态度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门社会舆论与香港社会舆论对“占中”事件的态度、立场和关注点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澳门舆论能够较为理性和审慎地关注及讨论“占中”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新浪微博的澳门网民，对中央政府、警察执法的肯定度最高，对香港政府的消极看法也最多，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使用新浪微博的澳门网民受到微博上内地网民的影响，或者是身处澳门的内地网民在使用微博，因而他们的观点与大多数内地网民是一致的。
就香港网民而言，脸书是一个与传统媒体和其他新媒体有较为明显差异的舆论场。研究发现，脸书中的热门话题意见量和发布量和新浪微博、论坛等其他新平台均没有显著相关。可见，脸书、推特这类国际性的社交媒体网站是港澳舆论研究的重点，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香港网民数量庞大，而且容易受到来自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舆论影响。但是，由于防火墙的存在，脸书、推特上难以出现中国大陆网民的意见和观点，内地网民的观点和态度难以在这些社交媒体上体现，也难以和香港网民进行意见的沟通与对话，对香港网民的影响更是无从谈起。
虽然目前还没有经验数据证明网民“跨境影响力”切实存在，但目前港澳与内地舆论场的隔阂却是不争的事实。“占中”事件中所体现的港澳舆论场差异也是探索“跨境舆论场”的初步尝试。从决策者的角度而言，长城防火墙的设立也是为了防范海外舆论（包括港澳舆论）对国内网民产生“跨境影响力”。但是，防火墙“防”的是内地网民在网络空间走向境外，却不能防止境外意见进入国内舆论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的机制，使原本“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变得更加恶化。在目前国家日益强盛、国内形势稳定、民众对党和国家认同感提高、网民素养提升的情势下，我们需要换位思考，重视中国网民潜在的“跨境影响力”。
（二）“帝吧”事件的再思考
“帝吧”出征事件是“跨境网民”的典型案例。上万年轻的内地网民，在爱国主义情结的驱使下，自行组织，跨越长城防火墙，来到台湾的网络舆论场，在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蔡英文等的脸书主页大规模刷屏以反对“台独”。这次活动分工明确、纪律严明。事件结束后，国内的舆论有各种评价，一部分人认为“90后”年轻人的集体爱国主义行动让人有扬眉吐气之感，体现了新一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政治热情、自我组织能力、内在凝聚力和自信心，具有“史诗般”的气魄。另一部分人认为，年轻网民用表情包、图片和诗歌等内容刷屏，是一种不理性和欠思虑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此举有损内地形象，不利于两岸的民间沟通。也有观点认为，台湾舆论对“帝吧出征”反应平淡，两岸网民各说各话、各自狂欢，“出征”只是一场“政治戏谑”，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还有人观察到，两岸年轻人“不打不相识”，从最开始在一些场景中的剑拔弩张，到后来对各种话题的欢乐交谈，政治话题反而变得不再重要了。
不论“帝吧出征”的结果如何，无论其对两岸关系是否产生了影响，该事件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笼罩在这个事件上的“爱国主义”光环，使得大规模“翻墙”行为成为“英雄”的举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权威媒体在赞许“帝吧出征”的同时，并没有对“翻墙”这一行为做出任何评价。《环球时报》评论写道:“随着民进党上台，今后一段时间两岸年轻人的网上摩擦恐怕少不了，官方大可不必为此担心，不妨让这些网上的子弹‘飞一会儿’。”[102]可见，官方对两岸年轻人的网络相逢是有一定预期的，并且对“网络遭遇战”的结果和影响也是有所期待的。然而，这种跨境的网络相逢或者“遭遇”到底如何才能发生？是否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翻墙”？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帝吧出征”这一行动中体现的“90后”年轻人的爱国情怀不由让人反思，在境外舆论能够自由进出国内舆论场的同时，阻止国内舆论出境，是否是一种合理的机制？如果没有“长城防火墙”，网民的“跨境”则没有那么大的障碍，或者说，他们无需钻研技术手段来翻越防火墙，并且在翻墙工具没有被屏蔽失灵之前，抓紧时间用统一的、机械的、快速的、未经思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试想，在没有“墙”的情况下，网民能自由进入对方的舆论场，更理性从容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许，不采用激烈的方式，反而能够增进沟通，潜移默化地发挥“跨境影响力”。在以“宣传”为核心的政治传播理念在国际传播、跨境传播中失灵的当下，这或许是一种新形态的政治传播方式。
五、结语
国内关于网络舆论场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极少有研究从地理空间角度反思舆论场的格局。大中华地区的跨境政治包括香港、澳门、台湾与内地的关系与政治前途，网络舆论场在政治生态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国内外学者中达成共识，其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但是，大中华地区跨境政治中的舆论场格局急需研究者的关注。尤其在香港的“人心回归”问题日益棘手、台湾领导人更替之后前途不明的局势下，是否应当继续以长城防火墙为工具，保持网络舆论场的区隔，是一个值得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外部原因和专业操作的内部原因，党媒的“硬宣传”功能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拥有几亿网民的互联网舆论场同时也是对外政治传播的极佳场所，网民本身就是传播者。虽然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传播“正能量”，但是只要相信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强盛，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在提高，假以时日，几亿中国网民会发挥潜移默化的“跨境影响力”，在国家的统一、人心的回归、国际形象塑造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注释】
[1]本文首发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
[2]郜书锴:《“公共舆论”还是“公众意见”？——兼对Public Opinion术语不同翻译的商榷》，《国际新闻界》，2009（10），22-26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45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 心理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524页。
[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7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2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部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6卷），北京:中国大百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一版、二版，《新闻学大辞典》《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以及几个版本的社会学辞典、几个版本的公共关系辞典，都没有“民意”这一词条
[5]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7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2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部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16卷），北京:中国大百查阅《中国大百科全书》一版、二版，《新闻学大辞典》《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以及几个版本的社会学辞典、几个版本的公共关系辞典，都没有“民意”这一词条
[6]丘晓等主编:《政治学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68页。
[7]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336-337页。
[8]孔祥军主编:《公共关系大辞典》，太原:希望出版社，1992，74页。
[9]王来华、林竹、毕宏音:《对舆情、民意和舆论三概念异同的初步辨析》，《新视野》，2004
[10]王来华、林竹、毕宏音:《对舆情、民意和舆论三概念异同的初步辨析》，《新视野》，2004（05），64-66页。
[11]通过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检索，以题目中含“舆情”“网络舆情”“舆论”等进行检索的结果，http://gp. people，com. cn/yangshuo/skygb/sk/index.php/Index/search。
[12]王来华、林竹、毕宏音:《对舆情、民意和舆论三概念异同的初步辨析》，《新视野》，2004（05），64-66页；李昌昊:《民意之概念检讨及其价值探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9（01），60-67页；张元龙:《关于“舆情”及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浙江学刊》，2009（03），182-184页；王来华、冯希莹:《舆情概念认识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2（06），73-76页。
[1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457页。
[1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457页。
[15]舆论形成七要素:（1）舆论主体；（2）舆论客体；（3）舆论自身；（4）舆论需要有一定量的边界（主导意见达到三分之二）；（5）舆论总要有一定的强烈程度；（6）舆论一经形成，总要持续一段时间，少到数小时，多至数年；（7）任何被称为舆论的意见，总要对舆论客体产生各种形式、或大或小的影响。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27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210页。
[16]王来华:《“舆情”问题研究论略》，《天津社会科学》，2004（02），78-81页。
[17]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7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210页。
[18]王来华:《“舆情”问题研究论略》，《 天津社会科学》，2004（02），78-81页。
[19]James Watson and Anne Hill， Dictiona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ifth Edition），London:Arnold，amember of the Hodder Headline Group，2000，pp.254-255.
[20]时蓉华主编:《社会心理学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89页。
[21]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336-337页；刘建明、张明根主编:《应用写作大百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233页。
[22]大英百科全书网络版，Encyclopaedia Britannica，reviewed from http://global. britannica. com/ EBchecked/topic/482436/public-opinion。
[23]本文首发于《国际新闻界》2015年第2期，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舆论格局的嬗变与地方政府执政理念研究”（12CXW004）系列成果之一。
[24]黄旦:《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李普曼《公众舆论》阅读札记》，《新闻记者》，2005（11），68-71页。
[25]刘建明:《社会舆论原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页。
[26]石天河:《舆论溯源》，《书屋》，2005（05），27-31页。
[27]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1页。
[28]陈力丹:《精神交往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48-180页。
[29]〔日〕成濑治:《“市民的公共性”理念》，〔日〕柴田三千雄:《世界史》，东京:岩波书店，1989。转引自许纪霖、宋宏:《现在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3页。
[30]程世寿:《公共舆论学》，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122页。
[31]〔日〕成濑治:《“市民的公共性”理念》，〔日〕柴田三千雄:《世界史》，东京:岩波书店，1989。转引自许纪霖、宋宏:《现在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3页。
[32]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转引自许纪霖、宋宏:《现在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3页。
[33]郜书锴:《“公共舆论”还是“公众意见”？——兼对Public Opinion术语不同翻译的商榷》，《国际新闻界》，2009（10），22-26页。
[34]姜红:《舆论如何是可能的？——读李普曼〈公众舆论〉》笔记》，《新闻记者》，2006（02），84-85页。
[35]曾庆香:《对“舆论”定义的商榷》，《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04），47-50页，96页。
[36]倪琳:《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演迁》，上海:上海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21页。
[37]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王海、何洪亮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页。
[38]梁启超:《卢梭学案》，梁启超:《梁启超哲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63页。
[39]〔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7页，9-10页，12页。
[40]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8，3·2节。转引自许纪霖、宋宏:《现在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3页。
[41]倪琳:《近代中国舆论思想演迁》，上海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21页。
[42]樊亚平、刘静:《舆论宣传·舆论导向·舆论引导——新时期中共新闻舆论思想的历史演进》，《新闻学论集》（第26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4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9页。
[44]〔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页，8-9页。
[45]陈喆、祝华新:《网络舆论的发展态势和社会影响》，《国际新闻界》，2009（10），17-21页。
[46]Perry，Elizabeth J. Crime，Corruption，and Contention，M. Goldman，R. MacFarquhar，The Paradox of Chinaps Post-Mao Reform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 317.
[47]许纪霖、宋宏:《现在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3页。
[48]〔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5页。
[49]〔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第一卷），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19页。
[50]政党领导不等同于“政党执政”，前者指通过革命获得国家政权，执政党则指通过选举获得国家管理权。
[51]董乐铄:《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三个里程碑——建党九十周年前夕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建明教授》，《新闻研究导刊》，2011（07），14-19页。
[52]张书林:《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建设的历史考察》，《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6页。
[53]郑保卫:《中国共产党90年新闻宣传工作经验及启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06），10-12页。
[54]陈月明:《宣传5W模式: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一般办法”——兼与传播5W模式比较》，《新闻界》，2012（02），22-26页。
[55]杨汉卿、唐明勇、邓亦林、谢涛、秦抗抗:《90年来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红广角》，2011（12），28-32页。
[56]袁珠萍:《建国初期的执政党党风宣传教育》，《重庆社会科学》，2015（05），94-100页。
[57]肖东波:《建国初期党对执政党理论宣传规律的探讨》，《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04），51-55页。
[58]刘少奇:《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5-56页。
[59]王晓岚:《 90年来党报社会功能的演进与经营理念的变迁》，《保定学院学报》，2011（05），1-12页。
[60]王锋:《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党的传媒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07），11-13页。
[61]刘颖:《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方法》，《兰州学刊》，2006（04），43-45页。
[62]徐鹏:《90年来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方法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西安社会科学》，2012（01），48页。
[63]孙晓晖:《大众文化传播影响下执政党宣传方式的创新》，《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6，（04），60-62页。
[64]李东东:《始终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摆在突出位置——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中国广播》，2011（07），4-7页。
[65]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页。
[66]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17-25页。
[67]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9页。
[68]郭晓东:《重塑价值反思之维——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02），23-28页。
[69]〔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3页。
[70]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250页。
[71]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325页。
[72]陈一收:《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9页。
[73]《毛泽东选集》，中文1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8页。
[74]王邦佐:《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8-39页。
[75]如1966年2月到4月，《解放军日报》连续发表7篇文章要求“突出政治”，指出“思想工作高于一切，决定一切，压倒一切”。
[76]傅华:《执政党文化传播的特殊性与宣传思想工作的有关思考》，《理论动态》，2006（12），14-16页。
[77]胡乔木:《关于目前新闻工作中的两个问题》，1950。
[78]胡乔木:《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山西政报》，1950（5）。
[79]袁超:《政党、社会和民众关系的内涵分析——从普遍意涵到时代意涵的理论阐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5），15-21页。
[80]新华网:《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调研侧记》，2016-02-20，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0/c_1118106530.htm。
[81]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谢静:《可沟通城市指标体系建构:基于上海的研究（上）》，《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07），5页。
[82]吴予敏:《从“媒介化都市生存”到“可沟通的城市”——关于城市传播研究及其公共性问题的思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03），6-19页，126页。
[83]〔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84]肖文涛、黄学坚:《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场力量对比失衡问题探析》，《中国行政管理》，2015（08），6-12页。
[85]童兵:《 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人民论坛》，2012（13），34-36页。
[86]刘九洲、付金华:《以媒体为支点的三个舆论场整合探讨》，《新闻界》，2007（01），36-37页。
[87]张涛甫:《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当代传播》，2011（02），39-40页。
[88]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05），94-111页，158-159页。
[89]Quoted from David Briscoe，“Kosovo-Propaganda War”，Associated Press，May 17，1999，p. 132.
[90]李斌:《网络政治的政治学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03（03），46-48页。
[91]Michael X.，Patricia M.，“Direct and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and Civic Engagemen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 57，No. 4，2007，pp.704-718.
[92]Pasek J.，Kenski K.，Romer D.，Jamieson Kathleen H.，“America’s Youth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How Use of Mass Media is Related to Civic Activity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in 14-to 22-Year-Olds”，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 33，No. 3，2006，pp.115-135.
[93]Collin P.，“The Internet，Youth Participation Policies，and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s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Australia”，Journal of Youth Studies，Vol. 11，No. 5，2008，pp.527-542.
[94]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3页。
[95]Yang G.，“China since Tiananmen:Online Activ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 20，No. 3，2009，pp.33-36.
[96]Ning Z.，“Web-based Backpacking Communities and Online Activism in China:Movement without Marching”，China Information，Vol. 28，No. 2，2014，pp.276-296.
[97]蔡翠红:《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政治及其治理困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05），94-111页，158-159页。
[98]王海东:《政治的虚拟与虚拟的政治——虚拟空间政治学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01），86-90页。
[99]孟威:《改进对外传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新闻战线》，2014（07），82-85页。
[100]王国华、肖林、汪娟、周海灯:《论舆论场及其分化问题》，《情报杂志》，2012（08），1-4页，20页。
[101]俞悦、蔡鑫:《20世纪殖民统治期间香港社会心理的变迁及影响》，《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01），129-134页。
[102]社评:《不必夸张“帝吧出征”的两岸负效果》，《环球时报》，2016-01-21，http://msn.huanqiu. com/opinion/editorial/2016-01/84252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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