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洵 张志安
导 读
网络舆情成为体察社会态势的重要指标，而通过网络舆情发展态势的研判，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参考。
近年来网络舆情热点有何特征？总体来看，网络舆情热点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舆情“爆点”略降、舆情“燃点”占比居主导；微信等社交媒体促使舆情事件的周期缩短；微博、微信和自媒体已成为舆情事件的主要首发平台；中东部及经济发达地区舆情热度较高；官员违纪、民生话题和政府失责是舆情热点的集中议题；舆情事件关涉主体集中于涉及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
此外，当前网络舆情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舆情热度与议题的性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舆情周期从几天到一两个月长短不一，事件后果越严重、波及面越广、涉及越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其持续周期较长。事件当事人、与事件直接相关的组织或机构、意见领袖等三类关键节点，往往决定着整个舆情热点的基调和走向。同时，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以播客、视频网站为代表的自媒体，以及贴吧、论坛等言论社区，共同构成了最基础、覆盖面最广的舆论生态圈，代表了网络舆论的原生力量。网民关注议题从自身走向全局，如更加关注社会公平、更加反思制度问题。
在此基础上，未来的网络舆情研究需要从单一事件分析到复杂网络分析、从注重数据到重视关键性文本、从总结分析到研判预警几方面进行转变。
网络舆论是社会整体舆情的温度计，也是社会民意的风向标。层出不穷的热点事件，为网络舆情的爆发、扩散和演变提供了接连不断的议程，网络舆情的发展变化规律也成为社会治理决策参考的重要依据。本文以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的研究数据为支撑，综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互联网舆情分析年度报告》、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等各类权威报告内容，分析总结近年来网络舆情发展态势、网络舆情的演变规律和主要特征，并针对舆情应对和舆论调适提出相应对策。
一、近年来网络舆情热点的总体特征
（一）舆情热点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我们集中考察了从2009—2014年微博、微信、各大论坛及新闻网站的跟帖情况，并根据下列指标作为确定一个网络话题是否为“舆情热点”的标准:持续时间、文本数量、显著程度（话题的文本在该媒体平台上占全部文本的比例）、集中程度（讨论该话题的不同网友总人数）。根据以上指标，我们筛选出历年来的舆情热点事件数量如表5-1。
表5-1 近年舆情热点数量的年度分布[1]
总体上看，自2009年以来，舆情热点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在2012年、2013年出现小高峰；之后尽管有所回落，但数量上居高不下，可见，整体的网络舆情活跃度较高。
（二）舆情“爆点”略降、舆情“燃点”占比居主导
我们再根据事件所得的分值，区分出不同的热度等级，按照从低到高分别有4个等级:60～69分的为“温和”级，指该议题引发广泛关注，有一定的话题性；70～79分为“热点”级，指该议题表现较为活跃；80～89分为“燃点”级，指该议题吸引了公共舆论的强烈关注；90～100分为“爆点”级，指该议题不但成为公共舆论的焦点，某些负面事件还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事件，即便事件降温，影响仍然深远，属于需要高度警觉的级别。近年来各个级别的热点议题数量统计如表5-2。
表5-2 舆情事件热度等级分布[2]
综合几年来数据可见，需要引起警觉的“爆点级”舆情比例不大，且近两年来略微下降；“燃点级”舆情占有相当比例，在30%至50%间浮动；“热点级”舆情稳中有降；“温和级”舆情所占比例较小，浮动幅度不大。因而对整体舆情起关键作用的是“热点级”和“燃点级”两个部分。总体看来，舆情表现相对平稳，但“燃点级”舆情居高不下，社会治理面临较大压力；民众对议题保持较高的参与热情，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克制度，社会整体上保持较好的容忍弹性。但要注意的是，“燃点级”舆情若处理不当，也容易升级为“爆点级”舆情，增加社会治理的风险。所以要科学处理好不同级别的舆情。
（三）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促使舆情事件的周期缩短
“舆情周期”是指一个话题从出现、发展、高潮到消退的整个过程所经历的时间，以天为单位。近年来热点舆情的周期分布如表5-3、表5-4。
表5-3 舆情事件的平均周期[3]
表5-4 舆情事件的周期分布[4]
从以上两个表综合可知，近年舆情事件平均持续时间为2～3周，2012年出现峰值之后有所回落，2014年明显缩短。超过一半的舆情周期在2周之内；周期时间越长，舆情事件数量越少。通过数据可知，舆情的平均周期有缩短的趋势，这说明网民对议题的持续注意度有所下降。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可能的原因:一是互联网资讯传播的“快餐式消费”特征，一旦有新的议题吸引注意力，原有的议题便迅速降温；二是同类议题频频出现，网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劳感和麻木感；三是某些社会影响重大（特别是敏感的）议题出现之后，网络各媒体受到行政命令的限制或自我审查的结果，这是舆情周期的非自然衰减。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环境下，舆情从萌发到达到高峰所需的时间越来越短。已有的若干研究显示，以微博驱动的舆情形成高潮一般在24小时之内，通过微信、论坛酝酿的舆情也不超过72小时，特别是危机类事件，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进入爆发期。所以对危机应对而言，从原来的“黄金72小时”不断缩减，新媒体时代或许只有几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视事件的性质、影响程度和关涉主体等因素而异，这无疑给舆情危机处理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微博微信和自媒体已成舆情事件的主要首发平台
舆情事件第一时间出现的媒体平台称之为“首发平台”。综观以上数据可知，在微博出现之前，舆情的首发平台多数还是在传统媒体（通讯社、报纸、电视）。但2010年微博崛起之后，迅速成为最主要的事件首发平台，连年来占据首位；从2013年开始，微信也开始瓜分微博的份额，成为另一个重要的首发平台。“双微”加上论坛、贴吧、视频网站等自媒体平台，由网民主导的新媒体的总体份额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传统媒体中，都市报还是重要的首发平台；通讯社的比例也略有上升。因而形成了三个信源梯队:第一梯队是微博和都市报；第二梯队是通讯社、中央大报；第三梯队是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由此可见，由传统媒体完全掌控信源、设置议程的时代已经过去，专业媒体与网民都是网络舆论的共同参与主体（表5-5）。
表5-5 近年舆情事件各首发平台所占比例[5]
（注:2009年统计指标与其他有年度有差别，故单列）
（五）中东部及经济发达地区舆情热度较高
舆情热度主要体现为舆情事件的数量和影响力。近年来舆情热度较高的省份（直辖市）有广东、河南、湖南、湖北、浙江、北京等，多集中在中东部及经济发达地区。当然这并不能直接说明这些地区舆情更高发，还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如这些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高、媒体与通讯发达、民众的公共参与水平也相对较高等。上述地区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如广东、浙江地区经济和信息发达、媒体环境相对开放，外来人口多，因而舆情活跃度高；湖南、湖北为中部人口、经济、交通的重要省份，人口流动大、社会问题相对集中，故舆情事件多发；河南作为中原大省，经济水平不高，但人口众多，素质参差不齐，社会矛盾相对尖锐，社会管理水平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地舆情多发的态势（表5-6、表5-7）。
表5-6 近年来舆情热度较高的前十个省份[6]
表5-7 近年舆情热点的行政级别分布[7]
综观几年来的行政级别分布，可见两类区域更容易发生舆情事件:一类是地市级、县级及以下区域，这些地区社会管理水平较低、信息相对封闭，一些现实中的问题或矛盾处理不当便容易转化为网上的舆情事件；一类是全国范围，其事件的主要特征是影响范围大，涉及利益面广，容易引发全社会关注。一线大城市近年的舆情比例在下降、港澳台地区所占比例不大，因为这些地区整体数量少，体现在统计数据上不明显；但这些地区本身具有重要影响，各种问题、事件也相对活跃，因而发生重大舆情事件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不可轻视。
（六）官员违纪、民生话题和政府失责是舆情热点的集中议题
由于舆情的议题类型多而杂，故先宽泛地将其分为时事政治、社会民生、文化教育、企业财经、公共卫生等10个类别（见表5-8）；再对近年来较为常见的议题作进一步的提取、细分，分为政府出台的政策、官员违法乱纪、民生领域、社会公平与贫富分化事件、网络文化事件等14个细类（见表5-9），以更有针对性地考察网络舆情的议题特征。
表5-8 近年舆情热点的议题分布[8]
近年来，网民的关注点集中在社会民生、反腐倡廉、文化教育、涉警涉法等几个领域；社会民生类问题的关注度近两三年来迅速提升，涉警涉法、反腐倡廉、时事政治等问题关注度有所下降。可见社会民生类问题仍十分突出，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议题和民意基础。而反腐类、时事政治舆情的降温与中央近年大力度的反腐有关，随着大小贪官落马、相关信息发布及时，民众不必因反腐信息的不透明而猜测，也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关注疲劳。特别是当前经济形势整体不乐观，民众对反腐等宏观议题的关注度有所降低，政府一方面应尽可能让反腐的利益惠及民众，提高民众的参与感和互惠感；另一方面可着力解决民生领域的实际问题，让民众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表5-9）。
表5-9 近年常见舆情议题分类[9]
上述数据反映了社会民生、官员违法乱纪等行为、政府出台政策、政府行为不当等议题是近年来网络舆情中持续的关注焦点和民众的“痛点”，也折射出社会治理中的挑战。社会民生领域中的房价、医疗、教育、交通、环境等一直是民众最急切的关注所在，因为关乎每个公民的切身权益。再结合政府出台的政策、某些官员的不当行为引发民众的杯葛和“吐槽”，综合反映了当前政府整体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出台政策和日常管理中还不能充分满足民众利益。而官员不当言论、社会公平与贫富分化事件连年来也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度，说明涉及公权力、社会公平的问题是民众关注的核心之一。
（七）舆情事件关涉主体集中于涉及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人
每个舆情事件（话题）中主要的利益相关者称为“舆情事件关涉主体”。对关涉主体的分类统计便于更细致地考察舆情发生的根源、事件中的责任对象、网民的情绪指向等因素，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舆情的性质与特征。根据事件中各主体出现的频繁程度，列举出以下各类舆情主体，其各年度分布情况如表5-10。
表5-10 近年舆情事件关涉主体分布[10]
由上表可见，舆情关涉主体大部分是涉及公权力的机构或个人。根据统计可知，公检法、职能部委、县级及以下政府和官员、市级官员这些主体是舆情高度关涉的主体，这从侧面反映了当前频频发生的舆情事件实际上与公共管理中的公平公正等问题息息相关，公权力机构在保障公民利益方面还需提升作为。比如，公检法本来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维护者，却成为历年来最主要的关涉主体，说明整个社会民众的利益诉求机制和表达渠道不通畅，因而更多依赖这最后的保障环节；同时，也说明目前司法公正存在不少亟待改进之处。职能部委也是重要的关涉主体，随着社会民主化水平的提升，公民意识不断增强，但一些职能部委却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思维和方式上，很难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管理水平亟待提高。
此外，市级、县级官员也是重要的关涉主体。这是因为官员作为政府机构的代言人，有更多的接触媒体和普通民众的机会，在公共事件中也更容易被识别出来。而目前的很多舆情事件反映了部分官员执政观念相对落后（反映在各种“官员雷语”上）、执政水平有待提高，一些做法甚至缺乏基本的常识，导致政府公信力受损。
二、舆情事件内部各因素关系和规律分析
（一）舆情热度与议题的关系和规律
我们发现，舆情热度与议题的性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热度等级较高的舆情事件（“燃点级”与“爆点级”）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议题类型看，多与民生和社会公正问题相关。这方面的议题集中在社会民生、涉警涉法、政府政策与行为、社会公正与贫富分化等领域，具体包括公共安全事件、维权抗争事件、食品与环境安全、政府出台政策、政府或官员行为不当、司法公安部门行为不当、大型企业（央企、事业单位、垄断型企业）不当行为等等。这些问题要么与民众的切身利益相关，要么与公共利益、社会公平公正相关，集中体现了当前广大民众的核心利益和共同关切。
其二，从事件的关涉主体看，多涉及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或个体。如公检法系统、职能部委、市县级政府或官员、央企、大型企业等。这些关涉主体的共同特征是拥有某种垄断性权力和资源，有的是公权力的代表，有的是经济资本的代表。这些主体容易凭借自身特权谋取私利，即使行为不当也不容易受追责，最终损害了公民权利或公共利益，因而为广大网民所深恶痛绝。特别是若事件同时关涉多个机构部门（如维权抗争事件中的地方政府和公检法部门），或该主体有过前科（如百度公司），引发的舆论热度往往更高。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复杂的事件中，既存在事件直接相关的“显性主体”，也存在非事件直接相关者及需要对此负责的“隐性主体”。有时候，隐性主体也受到强烈关注，关注度甚至超过显性主体，特别是当隐性主体是公权力机构时。如之前的“郭美美事件”，公众的注意力就从一开始的“炫富”转移到红十字会的公信力问题上；“百度贴吧”事件中，公众也质疑政府的监管缺位，导致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近年来，诸如此类的舆情热点屡见不鲜，说明舆情背后折射出的社会矛盾更为复杂，也说明公民意识在不断提高，网民不止于“就事论事”，而是深挖背后的制度性、结构性问题。
其三，从事件发展过程看，事件本身话题点多或处理过程不够公开透明。舆情热度较高的一般为复杂事件，事件本身疑点多、有多个子话题；或者本来是简单事件，但调查处理过程中不够公开透明，甚至有刻意隐瞒或扭曲真相的嫌疑，这些因素都是加剧舆情升温的“助燃剂”，特别是后者更容易引发民众的反感情绪，甚至进一步促发线下行动。
以上这些议题特征实际上集中反映了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领域，也暴露了社会治理中的种种不足。可以说，之所以出现各种舆情热点，归根结底是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包括公权力的滥用、社会治理手段滞后、社会保障和诉求机制不完善，等等。政府相关部门应从这些根本问题着手进行改进完善，而非针对舆情本身采取“降温”措施，这样只是治标不治本之举。
（二）子话题与周期的关系和规律
舆情周期从几天到一两个月长短不一。一般来说，事件后果越严重、波及面越广、涉及越广泛的公共利益的，其持续周期较长，反之则短，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是否有新的话题出现。我们将一个舆情事件过程中后续产生的、与主要事件相关的话题称之为子话题。子话题通常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随着事态发展出现新的情况而产生的，在时间上有先后的关系，称为“后续型”子话题（如出现某一事件之后，警方的调查声明又引发新的舆情高潮，如之前的“躲猫猫”事件、新近的雷洋事件）；一种是围绕主话题派生出的其他相关的、或更深层的话题，称为“派生型”子话题（如杨达才因在车祸现场微笑而被扒出有多款名表的贪腐嫌疑）；一种是意料之外的、突发性的话题嵌入，造成某种诸如“反转剧情”的戏剧性后果，称为“突发型”子话题。
在事件性质相近的议题中，有子话题嵌入的事件持续周期更长，反之则不容易形成持续的舆论高峰。子话题类型越多样，形成的舆情形态也越复杂，周期也越长。如有研究在对若干舆情事件的研究之后得出“5天原则”:普通议题在5天之内若没有新的话题嵌入，高潮便慢慢退却，反之则仍会出现新高潮。[11]基于不同个案，高潮出现的天数可能不一致，但却有一定共通性，说明子话题对舆情发展起到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基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形成的舆情具有“速生速灭”的特征。此类舆情事件，出现时来势汹汹，但也容易被海量信息淹没或取代，要保持热度需要有更多可供“发酵”的原料——子话题便是这种原料。一些网络推手便利用这个特征，不断制造新话题进行“炒作”，以达到持续吸引公众注意的目的。这是舆情治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不同网络节点对舆情事件的影响作用
在社交媒体上，不同个体或群体在网络中形成不同的节点。我们通常通过重要节点间的互动关系来考察其在舆情变化中的作用。节点可以是有广泛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也可以是关键信息的提供者、传播者（如媒体人、报料者），也可能是普普通通的网民。在不同性质的议题中所起作用不同。
通常在某个舆情事件中，三种类型的节点受到更多的关注、评论和转发，属于关键性节点，分别是事件当事人（有时也是掌握第一手信息的报料人、媒体人等），与事件直接相关的组织或机构（如新闻媒体、政府部门、公安部门、企业等），意见领袖。第一类节点因为其承担了信源作用，对事件的发展演变有重大影响，是事件的一部分，自然受到特别关注；第二类节点像各种官方微博、政务微信等，可以通过调查取证、调解、处理等手段推动事件进展，或解决问题，或维护当事人权益，其发布的信息兼具专业性和权威性，因而成为重要节点。第三类是拥有众多粉丝、在网络上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们，他们的评论、声援、转发等起到动员号召、凝聚意见、倡导社会正义、鼓舞人心等作用，可以影响舆论风向、推动舆论发展。研究发现，就这小部分的关键节点得到了80%的关注（包括转发、评论），而其余大部分的节点只创造了20%左右的转发评论量，[12]体现了典型的幂率分布特征:少量的言论影响了整体的舆论基调和走向。这是社交媒体环境下的重要的舆论传播特征之一。可见，节点特征对舆情治理有重要意义。
除了关键节点，积极参与评论、转发的无数普通网民才是构成舆论热潮的主力军，他们的参与规模和集体性的舆论动员决定着每个舆情事件的热度。实际上，很多舆情事件跟普通网民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却引发了舆情的“山鸣海啸”，这是因为网民是这些事件的“隐性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公权力的傲慢与滥用，还是商业巨头金钱至上、恣意妄为，对普通公众而言，自己都可能是未来潜在的受害者。正是这种隐性的利益相关令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网民作为利益共同体发起声援，间接伸张自身权利。因此，判断一个网络舆情事件能否快速发酵成被普遍关注的事件，主要是看这个事件是否普遍激发了公众在利益诉求、安全感寻求、认同感建立方面的“情感结构”。因而，话题创建者和追随者之间的隐性利益关系决定了危机事件网络传播的趋势，而不能像某些官方言论所言，认为网民总是借机发泄、吐口水，扰乱网络言论秩序。这是政府相关部门需要澄清的认识。
三、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和演变特征
通过对几年来网络舆情热点进行形态描述与比较分析，发现有以下若干重要的发展动向与重要特征:
（一）平台特征:互联网是舆情生发的主阵地，社交媒体作用越发重要
综观几年来舆情的首发平台和传播网络的变化可见，互联网已成为热点事件生发的信源地、舆情集结地和发酵池。从首发平台看，都市报、中央大报、通讯社也占据一定的信源比例。但随着媒体向互联网的整体转型，信息传播和舆论集结的重心将全面向互联网转移。这就意味着，未来舆论治理的主阵地是在互联网，无论是党办媒体、市场化媒体、草根型自媒体，都是互联网上的参与主体和舆论生态链上的一环，各主体都应遵守开放、平等、共享的互联网基本精神，以不同的身份角色共同建设理性和谐的网络舆论环境。
而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以播客、视频网站为代表的自媒体，以及贴吧、论坛等言论社区，共同构成了最基础、覆盖面最广的舆论生态圈，代表着网络舆论的原生力量。这些平台在舆论的形成、扩散、深化、转移方面将越来越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诸如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以强弱不等的个人关系进行无限联结，体现了无标度复杂网络的核心特征，因而其对舆论生发的影响不可忽视。
在这种媒介技术与生态变迁的背景下，传统的以信息垄断、等级分割的方式来引导或控制舆论的做法，其效果已经弱化。政府的舆论治理角色面临转型要求，应由原来的直接管理者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以法治的基本逻辑促进互联网运行的有序化，致力于培育健康的网络生态基质。
（二）议题特征:从关注切身利益到关注社会公平
近年来备受网民关注与热议的话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自身衣食住行等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话题，统称为民生领域；二是与社会公平相关的、关乎公共利益的话题，如针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政府行为不当、司法不公、权贵势力对弱势群体的伤害、警察权力滥用，还有热度一直不减的公共安全事故、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与邻避事件、征地拆迁、维权抗争事件等。
这些议题具有鲜明的共同特征:与公权力的运作密切相关，体现了转型过程中社会的结构性矛盾（阶层差异、贫富分化等）。而且从总体比例看，与社会公平公正相关的议题越来越受关注，这说明公民意识正在不断成熟，因为公共利益归根结底还是每一个公民的具体利益，这些事件的走向和最终结果都会影响普通民众对社会公平的期待，进而影响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这就要求政府要切实地回应民众需求，从制度建设到日常运作层面努力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
（三）关注焦点:从追问事实到反思制度
不少议题之所以会引发持续的、具有影响力的讨论，往往因为事件所折射的深层问题超过事件本身，其中涉及政府监管缺位、政府职能不清晰、社会管理观念与方式滞后、政策或制度缺陷等。这些深层次问题若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即使解决了个别问题，类似的情况仍会不断出现。网民在讨论过程中不断追问事实真相、质疑官方的言论或行为，并对相关的政策性、制度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这本身就是公民意识不断觉醒、积极行使公民权利的表现，其中不乏理性的、建设性的言论，包括批评意见，都是值得相关部门认真听取的。这要跟部分故意发泄情绪的挑衅性言论区别开来，不能因此对所有言论进行审查或限制，长久以往将不利于建设健康理性的公共讨论平台。
（四）话语策略:表达方式丰富灵活，戏谑恶搞是显著话语风格
当前的网络言论更鲜明地体现了戏谑和恶搞的风格，各种段子、笑话、恶搞的图片、歌曲、视频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话语景观。对这种戏谑化话语风格应该更理性平和地看待:一方面，“狂欢化”“娱乐化”本来就是民间文化的特征之一，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话语表达方式，并借助各种新型的媒体手段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话语背后是情绪的宣泄和缓解，起到“安全阀”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娱乐化和无厘头的表达其实是公民社会来临的前兆，从戏谑的表达中体现出的是极具反思和批判精神的“民间智慧”，可以极好地锻炼广大公众的公民意识，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因而正如学者指出的，让网民在这个空间里“吐口水”“撒野”甚至“低俗”一下，这也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社会应该容忍的。须知，虚拟空间的发泄性代偿总比现实的社会冲突代价低得多。[13]
结语:网络舆情特征与演变的研究启示
通过对近年来网络舆情热点的特征、规律、演变动态的分析与归纳，我们认为，未来的网络舆情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或继续推进:
（一）从单一事件分析到复杂网络分析
目前，大部分的舆情研究仍以事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和追踪线索，对其发展脉络和演变状态进行测量与研究。诚然，“事件视角”能对具体议题的类型、性质、程度、动因、影响制等因素进行相对系统的捕捉，深入剖析其内在机理，其重要性不容置疑。但随着数据采集技术进入大数据级别，数据分析处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引入“复杂网络视角”成为必然趋势，因为互联网是典型的复杂网络，节点与链接的无限性，以及核心节点之间的异质性所导致的演变路径与结果千变万化。这些特征使传统的分析方法在把握系统性的网状结构关系上显得力不从心。而借助深度的数据发掘，可以洞察节点群落关系及演变、关键节点的生成与消退、群落边界的形构与分化等复杂问题，使我们对舆情整体面貌及变化趋势的把握进一步增强。因而，超越“事件分析”，树立复杂网络的“关系”意识，是未来网络舆情研究的必要思路。
（二）从注重数据到重视关键性文本
目前舆情分析的数据导向非常鲜明，舆情分析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数据分析。但“舆情”并非只是个抽象的、整体性概念，也不只是数据的集合，它实际上是由无数人的言论组成，具体体现为各种文本（包括文字、语符、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介形式）。因而，文本分析也应该是舆情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具体的舆情热点中关注度高、影响力大的文本，如事件当事人、网络意见领袖所传播的文本，它们能为理解舆情发生的动因、发展逻辑、关系网络提供有益的研究依据。因而，网络中各种有分析价值的文本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细致系统的文本分析是以后舆情分析特别需要加强的部分。
（三）从总结分析到研判预警
目前的舆情分析更多的是一种事后分析，当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实现了实时的动态跟踪与数据采集，这是网络舆情研究从过去时向将来时演进的一个过程。在数据资料有相当充足积累的基础上，更多分析模型得以建立，以帮助研究者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对某些网络舆论议题或群体聚合变化进行研判和预警，这也是网络舆情研究在社会治理方面可供探索的前沿应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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