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 张美玲
导 读
社会心态可以全方位地反映当前社会的社会情绪、社会共识、社会价值取向，而这些是目前舆情危机事件发生的潜在动因。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渗透着复杂社会心态，如结构性怨恨、仇富和仇官、低信任感、冷漠和浮云等。
在网络环境下，社会心态直接反映为舆论场生态。当前，中国社会的舆论场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表达者的群体失衡和复杂诉求、平台的割裂与传播的偏向、观点的分化和共识的缺乏等。
如何凝心聚力、实施舆论引导？社会心态调适可以作为其有效路径。社会心态调适是一个对软环境及氛围的软化调整，需要对网民社会心态进行科学的研判，需要进行长效的引导和调适。当前的舆论引导总体上主要采取短期信息控制的做法，这种做法存在诸多局限，比如临时性、被动性、滞后性，无法建立舆论引导的长效机制，无法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舆论引导的范式转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把握社会话题单，设置稳定的公共议题；鼓励负责任的表达，形成理性的观点互动；强化复杂性认知框架，运用多元的公共话语。
当前，由于互联网应用的日益普及、网民群体规模的迅速增加，尤其是以微博、微信等客户端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的舆论场生态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媒体形态和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相当一部分传统媒体由过去的主流主导地位快速被边缘化，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和信息扩散能力快速增强，新旧媒体在舆论场中扮演的角色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另一方面，社会心态、社会风险等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地区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社会信任降低，在低信任、高风险、利益诉求和价值观日益多元的语境中，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面临着话语争夺、效果减弱的挑战。
基于这两个舆论场生态的重要变化，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面临诸多挑战和压力，比如传统主流媒体影响力和公信力在降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和群体极化现象突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之间的通道尚未打通，全社会广泛积极的舆论共识度有待提升……为此，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当前舆论引导所面临的新挑战、新要求，并在简要回顾舆论引导理念和方式变化历程的基础上，提出舆论引导范式转型的若干建议。
一、凝心聚力:互联网时代舆论引导的新挑战
舆论作为大多数人对社会议题相对一致的看法，从过程看主要有三个要素:意见表达者、平台开放性、观点集中度。理论上，如果具有公共参与精神的公众能够针对公共事务充分表达不同的意见，社会又能为这种表达提供足够开放、包容和理性的话语平台和公共空间，而不同的观点在碰撞和互动过程中又能形成充分的社会共识，那么，舆论就能相对真实地生成、呈现并发挥其促进社会善治的积极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2·19”讲话中，针对新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出48字工作方针。“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导向，“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是目标，“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手段。从这个讲话可见，新闻舆论引导要取得实效的最大挑战在于怎样真正实现“凝心聚力”。从舆论生成的过程看，所谓“凝心聚力”就是要促使社会大多数公众能够就公共议题达成积极的社会共识。
要让舆论发挥理性、积极的作用，就需要政府、媒体进行一定的舆论引导。有学者考察了两种舆论引导观，其中，新闻传播学视角认为舆论引导的主体是传媒，强调舆论引导的信息传播手段以及强化或改变意见的传播效果；而社会管理视角则认为舆论引导的主体是政府，强调舆论引导是通过管理和调控实现引导者目标、实现政府的行政目标。在此基础上，该学者提出，应该运用系统论的观点重新界定舆论引导，可以宏观把握舆论引导作为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的运行特征，即不同的舆论在相互碰撞融合中彼此转化、有序包容，用制度与过程的引导替代内容与效果的引导以促进舆论的整体涌现性的发挥。[80]
无论是政府主导或传媒主导，从舆论形成过程的三个要素看，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新挑战。
（一）表达者的群体失衡和复杂诉求
理性舆论、主流舆论形成的前提是公众的积极表达和理性表达，并形成持续的公共对话，而当前的舆论场存在的问题是，13亿公众表达能力、机会和结构的失衡。其中，6亿网民可以进行网络表达，7亿非网民的表达渠道不够顺畅，而且6亿网民中的活跃表达人群占比不高，其中一部分网民在针对特定议题或特定情感结构的驱动下进行的是非理性表达。
从表达主体的数量、规模和人口比例看，当前的网络舆论并非代表着“人民的声音”，而只有一部分活跃网民的声音，能够反映部分网民的观点和利益诉求，但并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尽管有其群体结构的局限，但与传统媒体主导下的旧语境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舆论则要鲜活得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民心、民情和民意，因此需要被充分尊重和倾听。
（二）平台的割裂与传播的偏向
新华社前社长南振中曾提出“两个舆论场”的概念，主要指以主流媒体为核心的官方舆论场、以老百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两者之间难以打通、无法实现融合。近年来，以《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微博和微信、新华社客户端为代表的中央主流媒体，通过移动产品和平台的打造，有力地推动了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相互渗透、交融，但离真正的打通“两个舆论场”还有距离。
参照习近平总书记提的“三个地带”的观点，当下中国舆论场的“三个地带”也呈现出碎片、分化、割裂的基本格局:《人民日报》、央视、各级党报等传统媒体平台，是“红色地带”，始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注重积极的舆论引导；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网络论坛上，既有主流媒体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出正面声音，也有普通网友、网络“大V”的负面批评，是“灰色地带”；还有少数网络社区平台、微博、微信群中，存在敏感信息和激烈批判，是“黑色地带”。这“三个地带”有重叠、有互动、有转化，但总体上是相对独立、割裂、分化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移动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技术趋向、平台导向和传播偏向。社交媒体的碎片化、爆炸式传播效能，网络平台的开放性和把关责任缺失，都容易导致网络舆论奉行“娱乐至上”、观点表达带有情绪偏向、公共对话中吵架谩骂“一地鸡毛”等现象盛行。这些由技术平台的传播偏向所放大的舆论负面效应，亟待引起重视、反思和治理。
（三）观点的分化和共识的缺乏
从理想的角度看，公众的公共表达最好是基于知识、价值和理性立场的言说，同时在对话交流中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观点的共识度越高，主流舆论的形成才越有可能。然而，当下公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不一、私利诉求和对公义的信奉和坚守程度不同、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差异极大，在公共表达过程中很难做到足够理性、负责、一致。这方面，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微博舆论的失衡、冲突、非理性和群体激化，尤其在新媒体事件迅速点燃网民情绪时，情感动员往往多于理性对话，观点对撞通常多于理念共识，情绪性批判不时会超越建设性谏言。
纵观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场生态，表达群体如何扩大、对话渠道如何畅通、观点共识如何形成等问题，很长时间内都将是政府和传媒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挑战。单纯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或者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待舆论引导，恐怕都很难真正避免隐含的控制意味，也无法建立开放、理性的对话和沟通机制。
二、心态调适:互联网时代舆论引导新范式
网络舆论场开始从虚拟空间中的民意表达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呈现，乃至成为线下行动的促发因素，随着越来越多的线上与线下事件结合在一起，整个舆论场的发展也日益真实地折射出整个社会心态的变迁。对于舆论引导工作来说，社会心态很大程度上是检验舆论引导的效果的重要依据。因此，想要推动科学、长效的舆论引导，则可以将社会心态作为舆论引导的实效指标。网民社会心态大体包括价值观、社会认知感受、行为意向等测量维度[81]，它是一定时期内社会问题的折射，通过研究它可以知道社会各阶层的所思所想，了解社会议题和社会情绪等。[82]网民社会心态是影响人们网络行为的重要因素[83]，不仅影响网民在网络上的舆论表达，也影响网民对舆论引导方式的接受程度。
对舆论引导而言，呈现不了真实民意则难以准确把握社会心态，看不清舆论背后的社会真相则无法进行有效的引导。基于对现有调查的梳理，当前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渗透着的复杂的社会心态，主要有结构性怨恨、仇官和仇富心态、低信任感、冷漠和浮云等较为典型的特征。[84]这些复杂心态不仅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网络舆论场，也在不同层面制约着舆论引导效果的发挥，已成为影响有效引导的关键挑战。
（一）结构性怨恨
结构性怨恨心态特征，通常存在于社会发展效能较低的社会群体中，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和体制的批判和不满，习惯于恨社会、骂体制。在网络社会中，他们常批判社会不公和体制弊病等问题，常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宣泄在网上，呈现出一种对体制和社会的结构性批判，背后其实掺杂着对社会抱怨、不满乃至怨恨等复杂心态。不过，正视这种结构性怨恨心态的形成过程及其真正原因，也能帮助管理部门更好地改善治理机制和执政绩效，因此，也需要理性看待结构性怨恨。
这种心态极易放大网络中的负面情绪，在舆论表达过程中，还容易产生“群体极化”现象。对于结构性怨恨心态，舆论引导的难度会大大增加，而且如果过度正面宣传，反倒更容易加深网民的不满情绪，甚至会对舆论引导产生逆反心理。这些消极情绪和逆反心理会影响网民的理性判断，阻碍其参与到社会发展实践中，更有甚者发展成“民粹主义”，成为导致网络舆情危机的导火索。
（二）仇富和仇官
仇富和仇官一直是网络社会中较为根深蒂固的社会心态，反映了一部分公众对官员和富人较难改变的刻板印象和不满情绪。抱有这种心态的网民群体常表现出对商人和官员的不满或憎恨，一想到富人，就容易联想到骄奢淫逸、挥霍放纵的形象；一想到官员，就容易联想到腐败滋生、权力滥用的形象。[85]这种刻板成见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变。尤其在涉及官员、企业家等人物的负面事件时，相关的舆论引导效果会大打折扣，部分网民会陷入极端化、固化的态度和情绪中，还可能会相信阴谋论。
这种心态无疑增加了针对官员、企业家等群体或相关议题的舆论引导难度。对于持有这部分心态的网民来说，公开透明的报道、实事求是的传播是最好的沟通方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这部分网民的心态分析也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仇富和仇官”的背后也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如于建嵘教授认为，当前盲目仇官、仇富情绪产生的原因有三:第一是社会不公平；第二是司法不公平；第三是机会不公平。[86]因此，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才是从根本上改善这一社会心态的有效措施。
（三）低信任感
有研究者认为，当今中国正面临信任危机，它动摇了社会建设的底线。[87]其中，政府的信任危机是较为典型的一种危机，事实上，它源自民众对政府认知与公共期待之间落差形成的相对剥夺感。[88]对政府的不信任并非是新媒体环境下特有的社会心态，早在古罗马时代，对此就有描述，西方政治学将其称之为“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通俗地讲，就是当政府失去了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民众都会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网民和公民对政府、对权威等缺乏足够的信任，在涉及相关的热点事件时，有时候即便政府持续发布真实信息，网民依然抱有质疑和怀疑的态度。网民由于首先不信任政府这个发布信息的主体，于是不信任这些主体发布的信息内容，在这种相对缺乏信任的社会心态中，权威信息在新闻发布过程中，也不容易取得预期的效果。
对于这种心态，舆论引导将很难实施。比如同样是建垃圾焚烧厂，在欧美国家往往没有遇到太多争议，也不会引发社会抗争，因为公众对政府监管的透明度比较满意、对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比较有信心。但在中国各地，多次发生针对垃圾焚烧场的社会抗争活动，其中除了政府发布相关信息不够透明外，跟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不高、公众对其监管机制缺乏足够信任有关。网民的低信任感使得“塔西佗陷阱”逐渐成为舆论引导过程中最大的棘手问题，这也是传统舆论导向范式不得不进行转型的动因。
（四）冷漠和浮云
冷漠和浮云心态一直是网络上典型的社会心态特征。有研究者认为，冷漠心态是当前最可怕的社会心态，其结果就是麻木。[89]这种心态还反映了部分网民对改变现实的无力感、对自我实现的控制感降低，这种情绪的放大和汇聚，比较容易导致悲观和无奈情绪的弥漫。互联网上聚集了很多弱势群体，这部分人在现实社会中不能获得应有的利益，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甚至在最基本的健康、医疗、公平权上也不能得到保证，对这部分网民而言，互联网成为他们交流信息的介质，通过网络上的信息看到更多的弱势群体，那种消极情绪也互相传染，成为他们眼中的社会现实，再通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更加剧其心理认知。
这部分网民群体对于社会议题往往呈现“幻象”般的关注状态，如他们典型的“关注方式”就是随意点赞，“好的方面”点赞，“不好的方面”也点赞。这种社会心态最容易被人忽视，影响舆论的真实性，容易让舆论引导工作产生“错觉”，最后也会影响到舆论引导的效果评估和策略制定。
综上，以社会心态的调适作为切入点，来探讨科学引导的新范式、新理念和新做法。关于社会心态的调适，概括来说主要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对网民的社会心态进行科学的研究和预判。通过对网民的社会心态进行研究和预判，了解网民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帮助舆论引导进行策略优化，从而有利于与他们进行沟通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进行长效的引导和调适。在掌握网民社会心态的基础上，舆论引导需要着眼于长远，改变公众的社会心态，建立基于心态调适的舆论引导策略。
三、理性互动:互联网时代舆论引导的新策略
结合互联网时代舆论场部分失真、失衡、失序的生态特征，笔者认为，传统的舆论引导范式需要进行范式转型，并且通过新范式来实现舆论引导观念的转变和效果提升。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提法，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主要经历了“救国”（1921—1949年）、“兴国”（1949—1978年）、“强国”（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党的宣传理念和范式主要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形于延安整风运动和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在“救国”的革命语境中探索出典型报道、正面宣传、舆论斗争等典型模式，其核心功能是服务于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顺利夺取政权。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产党变成执政党，其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在“兴国”的语境中除原先已经成熟的典型模式外，突出运用了领袖宣传、典型报道和经验报道等模式，“文化大革命”期间则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舆论斗争演化为现实批斗。改革开放以来，在“强国”的语境下，除继续坚持正面报道、典型报道外，也在不断发展舆论引导的思想。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提法。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又针对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做了系统阐述。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舆论生态面临两个重大挑战:一是全球化的压力，西方发达国家推崇的主流舆论，对我国舆论场的压力明显增加；二是互联网的压力，经由网络平台激发的汹涌舆论和“监察式”网络舆论监督的活跃，给政府治理带来极大挑战。面对国际舆论和网络舆论的压力，“舆论斗争”的模式被强化、“舆论阵地”的话语被突出，加之长期以来延续的典型报道、继续坚守的正面宣传和逐渐衰落的舆论监督，可以说，我们的国家主导的宣传范式已经充分糅合了“革命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角色和功能定位。
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尤其是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生态，宣传管理和舆论引导范式需要加快由“革命党”范式转向“执政党”范式，从注重短期的总体信息调控走向关注长期的社会心态调适，追求舆论引导的科学化、规律化、长效化。实际上，这种转型已经开始，但尚未充分完成，需要加快推进。一些急需进行的观念变革和实践措施，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把握社会话题、设置稳定的公共议题
积极向上、健康主流的舆论场，必须首先围绕关乎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话题来进行公共表达、凝聚社会共识，而当下网络舆论场从公共议题的角度看，恰恰存在事件驱动和娱乐至上两个比较严重的不足。
事件驱动指微博舆论往往围绕热点事件来进行激发，不同类型的事件接连不断发生，却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话题，于是，网民针对事件的评论多为情绪化、碎片化的，很难基于事件类型形成对事件背后的社会话题的深度反思和理性对话；娱乐至上指微博或微信空间中，与明星绯闻、隐私侵犯、伦理缺失、风俗破坏等相关的娱乐话题往往占据头条位置，网民围绕这些明星八卦、娱乐趣闻的讨论和观点往往质量不高、参差不齐，以简单的热爱或愤怒等直觉、情绪为主。
为此，不管是政府补贴和资助的传统主流媒体，还是商业化运作的新闻网站或移动媒体，从舆论引导的基础条件出发，都应该建立和强化“议程设置”的意识，即肩负起设置稳定的公共议题的社会责任。一方面，要超越网络事件的浮躁，聚焦于重大的社会话题；另一方面，也要实现媒介议程、公共议程和社会议程的有效对接。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在一篇文章[90]中，列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领域及其重要性问题，比如经济领域的问题包括劳动、土地、住房、自然资源、货币、汇率、收入分配、教育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公共政策；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包括医保、医院、医疗等关键性服务的公共政策；政治和法律领域的问题包括劳资谈判与劳工自由结社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反官僚、反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新闻自由、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等；社会领域的问题包括生育、抚养、家庭问题、底层社会、文化遗产、绿色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权利等。
把握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清单，通过专业、理性的报道持久地设置公共议题，主动把网民关注的议题转换为舆论引导议题，围绕公共议题进行持续对话、凝聚共识，是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对主流媒体提出的新要求。对大众传媒来说，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要求主流媒体具有“微观真实”和“宏观真实”的平衡意识，懂得在关注具体小问题的同时也能持续聚焦社会大问题；其二，要求主流媒体把握一系列在国家治理、地方治理过程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比如“PX项目”建设、垃圾焚烧厂项目、核电项目等，能够在某个时期集中进行议程设置，通过持续、深入的报道来强化公众认知、提高社会认同，从而服务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鼓励负责任的表达，形成理性的观点互动
当前，微博和微信已经成为主导网络舆论场的两大支柱性平台。比较而言，微博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舆论场，在热点事件传播、公共观点表达、促发形成舆论方面，具有更加快速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效果；微信则是一个半封闭、半公开的舆论场，微信朋友圈是只针对亲朋好友且传播范围有限的群体传播，微信群是面向特定群体且相对隐蔽的群体传播，而微信公众号如果粉丝规模大则构成了具有快速传播效果的大众传播渠道。总体上看，在网络舆论场中，微博的观点汇聚、社会动员功能更强；微信的即时传播、信息扩散功能更强。
微博平台的管理运营已经对注册用户采取实名制，即“后台实名、前台匿名”，用户注册必须要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但使用的ID可以是匿名的，用户可以用同一个身份信息注册多个不同的ID。基于网民情绪宣泄、网络身份隐匿、个人抗争维权、社会激愤批判等多种因素，微博舆论中的谩骂侮辱、人格伤害、隐私侵犯、话语暴力等现象始终层出不穷、屡禁不绝。
为了倡导更加负责、理性的网络表达，有必要适当强化网络实名制，在确保网民数据信息安全、政府不得轻易调用数据的前提下，限制每个网民注册ID的数量，甚至倡导真正的实名制表达，保持线下行为和线上行为的“言行一致”。而且，采取网络实名制也将极大地限制一部分网民利用不同的ID进行网络谩骂、网络诽谤等侵权行为，也可以更好地保护大多数网民的隐私和人格权，减少网络上不负责任的谩骂和攻击。
此外，为了促进网络上理性、公开、负责任的对话，还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和网络平台负起更多的责任。比如，网络评论员、网络文明志愿者等表达群体，因其任务是规定动作、评论倾向相对固化，制造出来的“主流舆论”存在一定的真实性、可信度和操控性问题。为此，除部分被组织动员起来的网民志愿者外，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意见领袖等群体，来进行活跃的公共表达和理性的公共对话，给予他们更加宽松、自由的话语空间。再比如，一些商业网站经常以“平台”角色来自我定位，根据机器抓取、数据分析，筛选出网民最感兴趣、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但是，其中的一些话题也许折射出错误的价值观或者存在极不理性的倾向[91]，商业网站不应该以“客观”立场或“平台”角色来替自己免责，甚至对相关言论进行片面放大和快速传播，而应该肩负其信息把关、价值引领的责任，对类似话题做必要的筛选、过滤和处理。
（三）强化复杂性认知框架、运用多元的公共话语
采用“舆论斗争”的思维和立场进行网络舆论引导，其特点是立场鲜明、观点明晰，不足则是表达方式相对简单、说服力相对较弱。为此，我们有必要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超越单一性思维、强化复杂性认知框架。
所谓“复杂性认知框架”，就是能够超越正面或反面的立场去审视问题，能够超越简单的道德判断去看待问题，能够采用理性思辨的观念去全面深刻地剖析问题，归根结底在于认识中国现实的复杂性。众所周知，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本来就不是黑白分明，而是灰色的，带着这种观念去审视现实，往往能够客观分析事物的多面性，所表达的观点也往往更加具有说服力。
倡导舆论引导过程中的“复杂性认知框架”，主要基于三个原因:其一，传统宣传方式的效果弱化。过去，我们的舆论引导比较多采用“正面宣传”为主的策略。但是，这种传统的舆论引导，通过选择性、重复性、突出性等手法进行典型报道、经验报道和正面报道，其传播效果已经面临不确定性、难以充分验证的挑战。其二，网民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网络素养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网民具有比过去更加批判的思维、更加自主的立场、更加独立的态度。面对自主意识日益强化的网民，如果单纯采取“正面宣传”的方式，其说服力相对有限。其三，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伴随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背后包含错综复杂的原因，其解决的方法也涉及多重因素的协同。面对这些复杂社会问题的舆论引导，采用“复杂性认知框架”，才能比较准确、贴切、真实地说明问题。
此外，要在舆论引导的过程中探索更加多元、有效的公共话语。过去，为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政党认同和体制认同，强化网民对“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接受和认知，传统的舆论引导方式多采用讴歌、赞美、修辞等政治话语。实际上，我们可以运用更加多元、复杂的话语建构方式来进行传播，比如:“历史选择”的话语，主要从具体的历史情境、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说明中国革命是如何选择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引领中国革命的；“发展绩效”的话语，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兴国”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强国”业绩来强调党执政的合法性；“失败警戒”的话语，主要运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事实来强调，失去我们党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就很难确保完成；“民族主义”的话语，主要从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经济发展竞赛和国家利益博弈等角度来强调严峻的生存环境，从而激发公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自信。在具体的网络舆论引导中，不应该讲大话、讲空话，而要运用这些多元的公共话语，以事实来说服人、以理性来引导人。
综上所述，“革命党”宣传范式更加强调正面宣传、舆论斗争，“执政党”宣传范式更加强调舆论共识、理性互动。在当前以新媒体为主导的全新媒介语境和社会语境中，加快从“革命党”宣传范式向“执政党”宣传范式的转型，将更加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执政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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