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 波 陈国昌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中所包含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民心相通”的理念暗合了跨文化传播的理性，再一次把跨文化传播的实践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文化意义上，古老的丝绸之路是如何走通的？如何承接其中的跨文化传播智慧、建构“一带一路”的跨文化基础与路径？
一、“一带一路”的跨文化基础
人类交往的路千万条，但最深刻地植入我们记忆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古代丝绸之路，另一条是哥伦布开启的航海之路。前者横跨欧亚非，特定的物质交往使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发生交叉、融合，而这种文明间的交叉、融合又促进了物质交往。后者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使西方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从此走出中世纪的黑暗，现代性的力量崛起于世界，同时也使西方人有了殖民的场所，大陆原住民逐渐丧失土地、文化与权力。具有特殊意味的是，“丝绸之路”是在西方的贸易与殖民热潮中被命名的。1868—1872年，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弗赖赫尔·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1833—1905）得到美国一家矿业公司的赞助，试图考察中国的资源。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他使用“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一词，用来讨论中国汉代的政治扩张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地理知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对丝绸贸易的叙述占了不到一页纸的篇幅，更多地关注古代贸易活动中的黄金、宝石和香料，而且并不打算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历史时期，以及欧亚间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无限广泛的范畴中。[2]到20世纪初，丝绸之路引起西方人浓厚的兴趣，其想象主要集中于浪漫的东方情调、神秘的探险旅程、复杂的地理政治、频繁的民族冲突，很少用丝绸之路来表征亚欧间的人类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目光加诸丝绸之路，完全掩盖了其跨文化交流的意义。
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替汉武帝解决西北大患，试图使他国与汉朝合作，牵制匈奴，与跨文化交流没有什么联系。但其客观效应是，汉代中国与西域诸国的交往逐渐增多，使节往来愈发频繁，商贩奔忙于各国之间，如《后汉书·西域传论》所言，“驰命走骤，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不仅是丝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费品，而且还成为象征各国之间和平友好的礼仪之物。西汉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中“化干戈为玉帛”的典故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丝绸作为中外友好往来时回赠的礼品被传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大量丝绸作为传达和平友好的信物被带往沿途各国，在特定时期还化解了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发挥了化干戈为玉帛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丝绸”就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它已经超越了经济的范围，成为国家间敦睦邦交的一种手段。[3]
丝绸之路上物质文化交流的繁荣，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融合。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中国，其中唐代的西域胡乐入华就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事件。胡乐不但给中原传统音乐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还逐渐成为宫廷宴乐的主流形式，促成了中原音乐新的表现形式的出现，并使唐代中国人的音乐文化生活呈现出多元化特征。[4]唐代所设十部乐，其中就有八部来自域外，具有强烈的异域色彩。另外，唐代长安乐舞艺术的繁荣兴盛，是与西域乐舞的传入和影响密不可分的。从中亚诸国经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乐舞，如胡腾舞、胡旋舞与拓枝舞，在唐代就流行很广，风靡一时，以至名噪一时的《霓裳羽衣舞》明显受到外来乐舞文化的影响，是唐代多元乐舞文化的典型体现。有学者认为，“没有丰富多彩的西域乐舞的传入，就没有繁荣鼎盛的唐代长安乐舞艺术”[5]。可以说，都市长安的开放与包容吸引了世界性的音乐和舞蹈艺术，而世界性的艺术也反过来影响着长安城里的人们，使得他们更加具有开放的文化视野。
异域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的传入，也逐渐得到一种宽容精神的支撑。佛教经古代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中国后，既比附于当时已经流行的道教，又与儒家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其教义也逐渐得到认同。当然，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也不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适应，佛教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6]佛教后来完全融入中国的传统文明，以致在如今中国人的心目中，已感觉不到“佛”（Buddha）、“菩萨”（Bodhisattva）、“罗汉”（Arhat）为外国神祇。[7]如鲁迅先生所观察到的：“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8]在中国广为流传的成语“盲人摸象”（亦译“瞎子摸象”）就典出《大般涅槃经》，它在进入古代中国后就逐渐脱离佛经语境和载体，融入中国主流文化及民间文化，也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智慧。此外，“盲人摸象”还超越了当时印度佛教与中亚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被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徒所吸收并采用。“盲人摸象”的故事在丝绸古道上得以跨越时空和宗教并广泛传播，并使不同的宗教人士及思想家“有机会在不同的时空范围得以保持心灵的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宗教的排他性，启发人们领悟到一种跨文化的智慧：“宗教的存在意义并不在于督促人们去自相残杀，而在于尊重各自的信仰，相互见证，取长补短”[9]。
中国人在对待外来宗教上的宽容也吸引了早期来华的传教士。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表述他的惊喜：“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10]同样，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也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大为惊异：“在一个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11]美国学者艾恺（Guy Alitto）还更深一层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对其他异质文化广为包容的和平性质：“除中国以外，一旦接受或建立一个宗教，便导致对原有宗教教义以及文明的彻底改变而重建。例如天主教罗马文明或伊斯兰教对中东和北非洲都是这样做的……和中国包容而不对立的方式完全不同。”[12]
不同文明间的平等交往也带来了文化间的互惠性关系建构。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外来物品、物种、技术、文化艺术和宗教，在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逐渐在中国扎根成长，不同文化因素共生共存，彼此相融，造就了中华文化多元的特质。其中域外服装、食品以及文化艺术等域外文化因素的传入，还极大地提高和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内容。[13]在一定意义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改变了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发展的性质和结构格局，成为中国以及世界文化由发展的内融阶段转变为外融阶段的开端，在文化结构上它标志着由内层文化圈向外层文化圈建构的转化，以及由一元单向文化结构向多元多向文化结构的转化。[14]从更大范围来看，通过古代丝绸之路，欧亚非大陆上的中华、印度、波斯、斯拉夫、阿拉伯、古希腊和古罗马等文明体系之间平等交流、汇通融合，创造了中西各国跨文化交往史。民族发展史研究显示，在唐朝时，阿拉伯文明与中国文明在丝绸之路上相遇，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商人受到唐人的礼遇，娶妻生子，修清真寺，乐不思蜀，最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穆斯林——回族。[15]唐代中期以后，留居中国的阿拉伯和伊朗商人不断增多，广州成为国际贸易大港和东西方货物集散中心，而且是“汉蕃杂居”的要地。有些外国商人就与汉族通婚，定居中国。这些久居中国的蕃客被称为“住唐”，而其聚居区则被称为蕃坊。蕃坊内的一切事务由该区公推的蕃长自行管理，而且蕃客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住唐蕃客还开办蕃学，受汉文化的熏陶，并有考取科第的。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考取进士及第的李彦升就是阿拉伯人。[16]由于丝绸之路畅通，世界诸多文明引入，中国整个社会多种文化、多种民族多元共生，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以上事实似乎可以促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古代丝绸之路是如何走通的？或者说，古代丝绸之路是如何连接多元文化的？显然不能以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做简单归因，而应从各文明体系、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需要出发，来看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互补性的形成如何促成了古代丝绸之路的通畅。所谓的“通”就是在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需要的推动下形成了不同文化间的互惠性关系，这便是今天我们在讨论“一带一路”构想时应该寻找的跨文化基础。
当然，这一基础是脆弱的，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需要相伴随的是隔阂、摩擦、抵抗和冲突，例如史上有名的“三武灭佛”“康熙禁教”“礼仪之争”等，以及无数的战事，如汉代中原出兵征伐匈奴，唐代的怛逻斯战役，以及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对峙。这条通道也多次由于这些冲突、对峙和战乱而不再畅通，甚至几度被迫中断。[17]这就意味着，要打牢跨文化基础，还必须面向跨文化障碍，激发反思文化冲突的力量。
二、“一带一路”的跨文化障碍
1492年，哥伦布受命探索一条比丝绸之路更好的贸易通道，他误把新大陆美洲当作印度，开启了新世界的殖民时代。由此，世界的贸易通道开始偏离丝绸之路，逐步陷入疯狂的掠夺之中，进化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与资本扩张相互呼应，原有的跨文化基础被逐步消解掉。
（一）全球化：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割据主义
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和趋势，古已有之。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往活动就是古代版本的全球化。然而，在进入近代之后，全球化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原来主要基于交往需要的全球化逐渐变成了以西方国家强行扩张为特征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帝国主义特有的带有等级的东西，是一些核心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愈益膨胀的霸权主义，是美国的价值观、消费品和生产方式”[18]；有人把全球化定义为美国化；也有人认为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这类见解的共同特征是把全球化看作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单向流动与单一控制，并将导致国家主权解体、国家分裂、文化多样性消失。[19]
在资本霸权的强行推动下，西方的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一起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地流动，文化产品的意义也不断地被重构。西方文化霸权凭借经济上的强大优势，对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开始普遍担忧全球化会威胁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认为全球化将导致本土文化流失，甚至导致人类文化的同质化。这些担忧并非没有根据。例如，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世界语言多样性遭遇严峻挑战。目前，全球约7 000种语言中有四分之一正濒临消亡，而自1970年起已有近400种语言失传。[20]如今作为最为主要的信息传播工具的互联网，其上85%的信息是用英语传播的。语言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消亡必将对文化多样性产生威胁。由于“语言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想法和理解”[21]，于是，语言的同化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相似。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找到全球化的印记，好莱坞大片、NBA球赛、美剧、苹果手机、耐克运动鞋、KFC、丰田汽车，不胜枚举。可以说，“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22]，都被外来文化影响、塑造、改变着，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约翰·贝利对于全球化的影响则相对乐观，他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流不会导致文化的同化和同质化，并提出了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向人们展示了全球化的四种可能后果：（1）同化；（2）融合；（3）隔离或新生运动；（4）边缘化。“同化”导引出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权力”概念，即“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诉求，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即让其他人做你想要他们所做事情的能力”[23]。“软权力”这一概念强调“以文化的同化力和影响力为核心，寻求诱导他者顺从的权力”[24]。该概念因其相对温和而被各国广泛使用，纳入自己的“战略武器库”，当作救世良方。当我们大多数人仍然将“软实力”捧为金科玉律的时候，约瑟夫·奈本人对目前流行的关于“软权力”的观点进行了反思：“软权力就是文化的力量”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权力是使其他行为者调整自身行为以满足你所需的能力，而实现这一目标主要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强制（大棒政策）、援助（胡萝卜政策）和吸引（软权力）。因此，“软权力比硬权力更人道”这一论点并不一定正确。与任何其他形态的权力一样，软权力也可以应用于行善或作恶。同时，他还指出“软权力与当前恐怖主义威胁无关”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现在软权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与恐怖主义息息相关。[25]很明显，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理论的目的在于将“硬权力”和“软权力”巧妙结合成一套“组合拳”，并借此“软硬兼施”，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文化霸权主义战略武器的“软权力”，其本质就是支配和控制，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主义倾向。“软权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人顺从，但同样也可能遭遇反抗和抵制，这也就解释了当前文明和文化冲突事件频频爆发的原因。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
从动态角度看，全球化已经不再意味着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总结的两幅“定格”的文化图景[26]，而是在利益多元化的世界寻求利益的过程：首先是以“硬力量”（hard power）征服他者、拓展领土和市场，然后以美国式“熔炉”（melting pot）的想象，试图维护一种基督教整合，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移民熔制成具有相同品质和理想的人；霍拉斯·凯伦（Horace Kallen）的多元文化主义（cultural－pluralism）则反对“熔炉论”，使人们从对僵化的同化政策的认同中解放出来，转向对多样化生活方式的接受上，但它局限于白人社会内部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起源于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则高扬群体认同和族群利益，但强调差异权的同时忽略了选择权，使人们陷入绝对的冷漠与相互排斥中。当“差异”和“差异权”彼此分离，多元文化主义实际上已转化为“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monoculturalism），即通过特殊文化认同的诉求转而引向隔离区化和文化激进主义。[27]
如今，我们看到的现状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以及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文明普遍性削弱了文化的民族性和多样性，各种民族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整合与分化力量巅峰对决，由此形成的种种全球性的不稳定因素为世界带来挑战。作为应对，欧美发达国家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压力下推行“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等政策、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却从未放弃其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和各类沙文主义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招摇过市。西方社会甚至出台各种文化遏制的举措，比如法国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披戴罩袍，比利时则立法禁止披戴头巾者进入学校，其理由竟然是阻止对穆斯林女性的压制。在此背景之下，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出现的移民群体以及少数族群在“基督教文明圈”的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受到各种歧视、排挤和限制，他们的宗教、文化、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不被西方主流社会所接纳，甚至遭到排斥。在世界多个地区，特别是欧美地区，排外浪潮和反移民暴力事件一浪高过一浪，愈演愈烈，正在将欧洲社会所倡导的“文化多元和族群包容”政策逼入死胡同。
由此可见，虽然多元文化主义给当代西方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多元文化主义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从现实来看，无论是文化多元论还是多元文化主义，都极易沦为“以文化多元论和相对主义为名而以相互冷漠为实的‘政治正确’”，[28]或者一种伪善的政治策略。从现实来看，这种异化的多元论表面上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实际上却互不关心、冷漠相向，甚至孤立歧视；美其名曰保护各自的权益，究其根本，却是维护既得利益，甚至阻止他者寻求利益。显然，这种多元论根本无法促成对话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依然障碍重重。当然，多元文化主义的失灵并不能否定其历史进步意义，以及其在一定情境下作为跨文化传播路径的价值，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回到文化一元主义，那是历史的倒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不同文化和族群共存的基础上实践多元主义，超越多元主义的局限性，避免将多元主义策略化，毕竟策略通常意味着算计。
（三）信任的缺失
“一带一路”背负着一个历史疑问：中国是否在重建朝贡体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中国欲重建古老的朝贡体系，而美国现在担心的是中国最近作出的对周边国家慷慨解囊的承诺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谋的一部分，旨在把美国赶出东亚并将该地区恢复至古老秩序。英国《金融时报》也报道称中国欲借此重建支配亚洲地区“朝贡体系”。[29]俄罗斯的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教授2013年11月15日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文章指出，一些莫斯科汉学家认为，“一带一路”的构想是中国霸权主义的体现，旨在对抗欧亚经济联盟机制。法国世界“大事网”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中国通过在西亚投资基础设施，为获取中东石油并运回国内铺路。[30]除此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外媒体将“一带一路”构想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称中国将利用“一带一路”控制亚太地区并确立霸权地位。可见，在国际政治层面，“一带一路”面临信任危机。
许多“走出去”企业忽视海外国家当地文化及风俗，在产品功能、包装设计以及营销并传播其产品和项目时不注重文化差异，缺乏跨文化思维，或者未能实施人才和管理本土化战略，不仅无法真正融入当地文化并与当地实现互生共赢，而且也未能构想良好的中国产品和企业的形象。一项在亚太地区实施的《中国企业海外形象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在“本土化”、提升企业形象方面主要存在的五大问题是：中国企业对当地文化、历史、消费者等的了解不够（33%），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的力度不够（33%），吸纳当地员工就业的力度不够（31%），参与社区公益活动的力度不够（30%），企业宣传活动少、知名度低（28%）。[31]几年前发生的“西班牙烧鞋事件”除了与当地一些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关外，也与中国企业和商人未能入乡随俗、尊重当地文化有很大关系。据媒体报道，在此次事件中不少示威者愤怒地喊：“中国人没有规定的营业时间，24小时地干，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地工作。”在中国人看来，“24小时干”是勤劳的表现，但在当地人看来，中国商人是在进行不公平竞争，因为没有遵循与西班牙当地文化相适应的行为规范，没有遵守当地规定的营业时间。两个不同文化群体对工作时间长短的看法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破坏了彼此的信任。事实上，近年来由于中国企业和商人未能意识到文化差异和遵循当地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而引发的摩擦和冲突为数不少。可见，很多中国企业目前只是实现“走出去”，而未能真正“走进去”“融进去”。可以预见，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要真正“走出去”，同样面临跨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
三、“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跨文化传播理念
“一带一路”的跨文化思维体现在“命运共同体”“民心相通”这两个重要概念上，但仅仅运作概念是不够的，还必须丰富其内容。
（一）“命运共同体”：主体间性思维与文化间性思维
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建构各种共同体。那么，什么是共同体？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共同体》中这样描述：“共同体”是一种感觉，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是一个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它像一个屋顶，在它的下面，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暖和我们的手。在外面，在街上，却四处潜伏着种种危险，当我们出门时，要观察我们正在交谈的对象和与我们搭讪的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处于警惕和紧张之中。可是在“家”的里面，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32]从这个充满诗意的描述可以看出，共同体包含着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相互依存、彼此信任的涵义。我们倡导共同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所有参与者树立“求同存异、休戚与共、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然而，共同体能否得到所有成员的认同，一个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彼此之间能否互相尊重和建立信任。因此，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把“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转化为“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思维。“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指向的是一种主客二分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由于只强调主体性，每个主体“我”都将自己的观念、意志、意识、价值等强加于客体“他”，“我”的目的也是控制和改变客体“他”。这种思维必然导致所谓的主体都以他人为客体，同时自己也成了他人的客体，并最终导致主体“我”与客体“他”的二元对立。“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思维则指向一种交往双方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是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相互交流，最终形成相互理解并相互宽容的关系。这种“主体间性”意识体现在跨文化传播中，就是“文化间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文化间性定义为“不同文化的存在与平等互动，以及通过对话和相互尊重产生共同文化表现形式的可能性”[33]。也就是说，文化间性只有不同的文化视角和理念之分，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进行文化互动必须建立在“从他者出发”的基础上，同时保持一个平视的视角，而不是居高临下，应避免“我优于他者”的思维，并注意观察他者，倾听他者，汲取他者智慧，在他者的对照中了解自己，构建自我意识，从而构建文化间的互惠关系。
就传播关系而言，在“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模式下的传播活动中，传者与受者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传者为本位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传者往往以塑造、改变和控制受者为目的。显然，这种传播关系所实现的效果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其最终结果不是通向理解和共识，而是通向对抗与冲突。因此，主体间性理论主张人们通过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并以平等、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矛盾和冲突。从精神实质上看，主体间性理论强调交往、对话双方主体地位的平等和尊重，注重多极主体的交流和对话，避免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识形态强加于人的交往理念，与古代丝绸之路所形成的相互平等与彼此尊重的交往理念可谓是殊途同归，而千百年来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的平等交往实践就是主体间性理论的最好例证。传统的主客对立的传播关系显然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无论是主体间性理论的交往主张，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交往精神，都指明了跨文化传播的未来方向，对当前“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来说，“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思维还必须落实到现实层面上。也就是说，无论是进行“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具体安排，还是各国、各地区政府之间进行政策沟通协调，抑或是沿线各国人民通过各种形式交流往来，都有必要弘扬丝绸之路相互平等与彼此尊重的精神，立足于“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思维来理解传播关系，重构符合“一带一路”跨文化交流现实需要的传播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所有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国家、地区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的商谈、对话与讨论之中；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所有参与者通过相互理解、平等对话，就“一带一路”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进行反复的论证，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范，并使所有参与者将自己的权与责都纳入这些制度和规范之下，从而理性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合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否则，这个共同体就无法反映和表达共同体内所有个体的意志与利益，也会造成某些个体的意志与利益凌驾于其他个体之上，这种共同体最终只能是形同虚设。自从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以来，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和媒体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混为一谈，并称之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强调中国可以效仿美日经验，借此“输出夕阳、过剩产业的产能”，某大型证券公司甚至发布了题为“谁说历史不能复制”的研究报告。[34]如此这般的说法并非少数。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不但将过剩产能转化为债权，在其主导下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且还稳定了西欧的资产阶级的统治，确保了美国的霸权地位。显然，美国是“马歇尔计划”的最大赢家。中国若按此思路去推进“一带一路”构想，恐怕难以得到广泛的认同，更遑谈打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此外，打造“命运共同体”，还必须在主体间性基础上进行文化交流与合作。文化的生命在于互动，而互动的保障在于平等合作和互相尊重。2014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丝路项目跨国申遗获得成功，成为首例跨国合作而成功申遗的项目。参与该项目的国际组织和国家就达到数十个，各国专家数百名，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丝路申遗作为一个跨时空、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既需要所有参与国之间进行协调与合作，也需要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沟通和协调，其实施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跨国申遗成功的意义不仅在于文物保护，而且在于其作为跨文化交流合作的意义。另外，近年来成功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世界园艺博览会和国家文化年，都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融更加广泛、更加频繁，也体现了不同文化间平等交流与合作的精神。
“一带一路”除了是经贸合作的重要纽带，也是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历史证明，文化不但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而文化上的相互尊重和交流汇通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经贸合作的基础，也将是新时代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和条件。在全球化的今天，倡导由“我与他”的主客体思维转向“我与你”的主体间性思维，有助于超越多元文化主义政治，进而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政治，构建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民心相通：建构人的跨文化敏感、共同感知、移情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
无论是国之交往，还是区域合作，民心是否相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带一路”构想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和纽带。“一带一路”沿线覆盖包括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非、北非和欧洲在内的共65个国家，涉及人口约44亿，同时涵盖了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大文明圈（中华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拉丁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以及上百种语言。因此，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交往中，除了要具有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的思想意识以外，还必须了解彼此的文化、树立跨文化交往的意识、掌握跨文化交往知识和技巧，才能在矛盾、冲突、差异、多元、焦虑等跨文化交往语境中消除误会、增进理解和宽容，进而构建互惠性交往关系，达成互惠性理解与合作。具体来说，就是建构人的跨文化敏感、共同感知、移情能力和文化适应能力。
1．建构跨文化敏感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的人在全球范围内从事与商务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在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摩擦与冲突，若处理不当，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因此，仅仅具有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还不够，还必须具备较高的跨文化敏感水平。敏感其实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能力，在交际中敏感的人往往可以观察到他人在行为、感觉和认知上的不同之处。Bhawuk和Brislin[35]认为，跨文化敏感度是成功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在另一种文化中能够有效沟通，必须要对该文化产生兴趣，要能够敏感地意识到文化差异，并且修正行为方式，以表达对该文化群体的尊重。一方面，跨文化敏感驱动人们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交往；另一方面，跨文化敏感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的效果。跨文化敏感性比较高的人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时，通常具有理解、欣赏并且接受文化差异的主观意愿和适应跨文化的能力，而且具有良好的自我评价意识（self－esteem），从而可以更加自觉地提高自身行为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进而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流。[36]例如，按照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的划分，文化语境可分为高语境与低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下，信息意义的编码和解码存在显著的差异，这正是当前中西方跨文化交流中一系列误解、隔阂产生的直接原因。培养自己的跨文化敏感，区分高、低语境差异，采用相应的跨文化沟通策略，可以克服不同语境下的交流障碍。2010年，丰田汽车被曝出质量问题，在美国听证会中，丰田公司总裁丰田章男因其曲折含蓄的道歉方式引发了一场与美国议员之间的跨文化冲突。除了面无表情之外，丰田章男在回答议员提出的问题时也令美国议员愤怒。这场冲突的背后就是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冲突。高语境文化更多地依赖于语境而非内容，而低语境文化则更依赖语言的表达。因此，高语境文化的人通常讲话比较内隐、含蓄，有较多的暗码信息和非语言编码；而低语境文化的人讲话比较外显、明了，有较多的明码信息和言语编码，反应外露，直面问题。显然，在这场文化冲突中，美日双方都未能保持跨文化敏感，未能注意不同文化的差异，未能替他者考虑。解决这类矛盾的前提条件是，双方都要在听证会上表现出相互理解、共同面对问题的勇气，少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多一些跨文化的态度，就能找到破解僵局的路径了。[37]不过，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高语境文化正逐渐向低语境文化演变，因此，人们应该先培养自己的多元文化意识，构建跨文化敏感度，克服不同语境的交流障碍。
2．培养文化移情能力
在跨文化沟通和交流中，要消除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鸿沟，文化移情能力是成功进行文化交际的根本保证。所谓文化移情能力，就是交际主体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在交际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俗套和框架模式，摆脱自身文化的约束，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如实地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它是跨文化交际中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语言、文化及情感的桥梁和纽带，是有效沟通的技巧、艺术和能力。[38]也就是说，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不仅要做到形式上的“入乡随俗”，更要做到心理上的“将心比心”和“设身处地”。文化移情就好比跨文化交际中的润滑剂，适度的文化移情能使交际双方更和谐、更有效地进行交流。相反，如果缺乏文化移情能力，不但会造成交流和传播效果不佳，甚至也可能引起误会，导致冲突。例如，前几年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播出，其中《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片长60秒，以红色为主色调，展示了包括杨利伟、姚明等各领域优秀代表的形象，旨在向全世界展现立体的中国。然而，该形象片似乎并未被美国人所乐见和接受。
首先，虽然红色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通常被认为是热烈、喜庆、吉祥的象征，甚至还是中国人的文化图腾。然而，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则是一个贬义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它象征着残暴、流血、激进、暴力革命。该形象片在时报广场上循环播出，美国街头红彤彤一片，难怪不少美国人觉得难以接受，甚至大喊“中国人来了”。
其次，该片选择精英名流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然而作为一种媒体框架，西方文化倾向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听小人物的故事。显然，这种对外传播缺乏足够的移情，没能考虑到西方文化特点和信息接收习惯，传播效果也就可想而知。此外，“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要针对沿线国家文化迥异的特点，既要做到“内外有别”，又要做到“外外有别”。毕竟，即便是统称为中亚的五国，也各具特点，更不要说“一带一路”沿线的60多个国家了。因此，不能将这些国家简化为一个笼统的“外国”概念来制定传播策略，而必须分别对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受众展开研究，依据各自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对外传播策略。就拿传播语言来说，我国对外传播中主要使用的语言还是英语，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语言就有100多种。显然，如果用英语对外（特别是亚洲地区众多非英语国家）进行传播，就等于在传者和受者之间隔了一层语言的“面纱”，不但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且还主动地将自己的话语纳入西方的话语霸权之下，对于我国建设对话话语体系极为不利。
因此，可以考虑在依托中央级媒体进行对外传播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地方对外传播媒体，尤其是与外国相邻省份的地方对外媒体的优势，针对相邻国家进行多语种传播，选取外国受众关心的话题，使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和话语逻辑，传播中国的观点，讲述中国各个地方的故事。我国各个地方的一处风景、一段平凡人的故事、一个地方事件，都可能比宏大的宣传叙事更加吸引人。例如，利用广西的对外媒体对越南进行越南语传播，就可以利用当地媒体深入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故事以及感动人心的地方故事，这样的传播内容对受众来说更具有接近性。
3．文化适应能力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由文化人类学家莱底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1936年提出，它指“文化适应用于理解这样一类现象，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的接触，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39]。简言之，文化适应其实就是指一个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碰撞时，感知到外来文化与本文化的差异，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主动或者被动地予以借鉴和吸收。从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的关系来看，文化适应既是文化融合的途径，又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Simmel）提出了陌生人（stranger）的概念，他认为，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彼此之间是陌生人。这些陌生人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往往会因为各种不确定性而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感。无疑，提高跨文化适应能力有助于消除这种焦虑感。“一带一路”的全面推进，必定会带来各种不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因此，无论是社会群体还是个人，都可能面临跨文化适应的问题。很多研究结果显示，跨国公司由于不能适应当地文化而遭受经营损失，或者跨国企业员工无法适应异国文化和跨文化工作环境而遭遇挫折的情况十分普遍。一般来说，成功的文化适应应当是在坚持原有的文化价值观、习俗、信仰的同时，正视文化差异，并用积极的眼光看待差异，同时尊重新文化，成功地实现文化融合。
总之，“一带一路”构想能否变成现实，取决于能否搭建联通民心的桥梁，在于能否克服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通过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和传播手段建立互信、达成共识，引导相关各方在构想起步阶段认可并接受这一理念，在务实合作阶段化解和减少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利益共同体：由跨文化关系建构通向跨文化合作
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虽然不同文化之间可能产生冲突和摩擦，但不同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是人类文明的主旋律。因此，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样需要构建良好的跨文化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跨文化的创造与合作。
一方面，我们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其他外来文化，相互借鉴，求同存异；既要欢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吸收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又要更加主动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要建立基于文化间理念的文化交流互动机制：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签订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共同设计和实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合作项目，同时废除阻碍文化交流的限制性规定，为深化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政策支持；通过“政府搭台、民间唱戏”的方式引导和鼓励民间文化机构、文化团体，包括艺术家个人之间展开多层次文化交流活动，为其提供平台；沿线国家共同构建区域文化共同大市场，共同打造区域公共文化产品（如合拍电影、电视剧、宣传片等）；引导社会资本和鼓励各国文化企业通过影视、音乐、艺术等形式发掘沿线国家的文化艺术资源，推出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原创文化作品；推动跨文化传播智库建设，广纳优秀跨文化传播人才，扩大人文交流，促进沿线地区各国学者、智库的交流合作，共享成功经验，为“一带一路”构想的跨文化交流提供智力支持。
另一方面，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必须保持开放宽容的心态。历史证明，任何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最终都会走向消亡。因此，唯有开放自我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继而形成文化的合作与创新，才是保持文化活力的唯一出路。然而，目前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仍然大有市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民族性，中华文化也不例外，但唯有与外来文化互相融合并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髓，摒弃本文化的糟粕，才可以实现跨文化的合作与创造。例如，国宝级艺术家红线女从艺60多年来，在继承粤剧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京剧、昆剧、话剧、歌剧，以及西洋歌唱技巧，加以融合创造，开创了独树一帜的“红派”表演艺术。她率先提出将粤剧改编为动画电影的艺术构想，并在2004年推出了《刁蛮公主憨驸马》，不仅获得了中国电影华表奖的殊荣，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看看前文所讲的“故宫星巴克事件”和“博士抵制圣诞节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赶走星巴克、抵制圣诞节，但我们能不再喝咖啡、关闭生产圣诞礼品的中国工厂吗？有趣的是，在中国南方的城市，年轻人在圣诞节期间互赠的礼物竟然是苹果，因为苹果的谐音是“平安果”。中国的年轻人不但庆祝圣诞节，还改造了圣诞节！这点与古代中华文化消化吸收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异域文化又是何其相像呢！
综上所述，在“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从构建跨文化关系到实现跨文化合作与创造，都必须建立在“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上。唯有如此，“一带一路”相关各国才能吐故纳新，丰富和发展自身文化，增进彼此的文化认同与包容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文化间互惠关系的建构，真正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单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国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创新与路径选择研究”（12AXW0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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