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相互促进

“一带一路”倡议与APEC区域经济合作的相互促进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PEC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刘晨阳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从而形成了完整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区域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作为全球范围内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对我国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作为2014年APEC会议的东道主，积极倡导制定了《APEC互联互通蓝图》。从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目标和重点合作领域与APEC框架下的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有很多相通之处，二者可以实现相辅相成、相互对接、相互促进的良好效果，对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我国参与APEC区域合作的意义和成果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旧的格局被打破以后，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开展对外经贸合作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并满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任务的需要，我国在1991年决定加入APEC。作为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我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APEC为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程打开了一扇大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特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浪潮。APEC成员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55%，贸易总量约占世界的44%，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不仅如此，APEC所在的亚太地区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活动的重要依托。除欧盟外，我国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都是APEC成员。因此，通过积极参与APEC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使我国享受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进一步密切与APEC其他成员的经贸关系，从而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外部驱动力。

第二，APEC为我国参与多元化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奠定了基础。我国从1992年起正式恢复“入关”谈判。在没有加入GATT／WTO（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我国利用APEC的集体行动计划和单边行动计划机制，实行自主自愿的、适度的市场开放，从而为加入WTO后实施更大范围和力度的市场开放积累了经验。同时，APEC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全面深化了我国与各成员的经贸关系，从而为我国此后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韩国、智利、秘鲁等多个APEC成员签署FTA（自由贸易协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APEC合作平台有助于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推动国际社会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发达国家主导了“游戏规则”的制定，因此成为明显的受益者。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着强烈的诉求，同时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显然，APEC这样一个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为我国推动并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第四，APEC为我国开展首脑外交、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经济外交创造了多种渠道，为加强我国与APEC其他成员的政治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APEC成员中既包括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国际政治“巨人”，也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性的经济强国，以及拉丁美洲和亚洲地区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可以利用APEC平台有效实施既定的外交战略，和亚太地区的众多成员合作谋求共同利益。尤其是APEC领导人的年度会晤机制，为我国针对国际和地区关系发展的最新形势和热点问题与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开展对话创造了良机。

第五，参与APEC合作为我国相关部委锻炼了队伍，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外交人才。APEC有着完整的组织机构框架，涵盖广泛的合作领域，我国众多部委的相关职能部门与APEC形成了业务对接。同时，APEC虽然是论坛性质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但由于其级别高，国际影响力大，因此始终是一个利益博弈激烈的多边外交场所。基于这一背景，参与APEC合作使我国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业务能力过硬的经济外交队伍，同时也为我国此后在WTO以及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开展工作输送了大量的业务骨干。

第六，APEC为我国工商界“走出去”，深度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铺设了路径。APEC高度重视发挥工商界的作用，并建立了以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为代表的各种机制，旨在保障工商界有效地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我国除了委任代表参与ABAC活动之外，还在国内成立了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为众多的企业家走上国际经贸合作的舞台提供了良机，使我国工商界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达。

实践表明，我国是APEC合作的受益者。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作为APEC中最大的发展中成员，我国也为推动APEC进程的发展作出了全方位的积极贡献。具体而言，在APEC成立之初，我国明确主张应充分考虑APEC成员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等客观因素，将遵循灵活、渐进、开放、自主自愿原则的“APEC方式”作为该组织的运行方式，从而兼顾了各成员的多样性，使他们的利益诉求得到了较好的平衡，同时也保证了APEC自身的聚合力和运行效率。同时，我国支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反对将APEC建成封闭的贸易集团。我国认为APEC应通过市场力量驱动本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加强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市场的联系。换言之，APEC的努力方向应与WTO的原则相一致，在逐步加强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此外，针对APEC的主体合作框架，我国强调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进程同等重要。在这个问题上，APEC发达成员主张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置于优先地位，而经济技术合作只是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目标的一种辅助手段。有的发达成员甚至认为，发展中成员就是希望通过经济技术合作从发达成员处获得资金和技术，并因此担心APEC变成一个发展援助机构。对此，我国明确指出，APEC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原则和做法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援助，它是一种建立在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双向合作，没有卓有成效的经济技术合作，贸易投资自由化也不会有大的进展。实践证明，“双轮驱动”的合作模式在APEC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成效显著。

除了全面积极参与APEC各领域的合作之外，我国还在2001年和2014年先后两次作为东道主举办了APEC会议，均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推动APEC整体合作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会议，适逢APEC成立25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从而使这次会议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另一方面，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也给APEC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挑战，如主要发达成员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放缓、亚太地区各种自由贸易安排的大量衍生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碎片化的趋势并存、APEC合作的实效性有待加强等。面对机遇和挑战，APEC各成员需要深入探讨如何不断完善合作机制，增强凝聚力，深化和拓展合作领域，全面提升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同时，随着近年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在APEC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各成员普遍希望我国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综合考虑APEC合作进程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各方的期待，我国将2014年APEC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并设立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以及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等三大核心议题。会议发表了题为《北京纲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的宣言，强调APEC各成员将致力于发扬相互尊重、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建设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为亚太地区长远发展和共同繁荣贡献力量。为此，APEC决心推进自身改革，完善合作机制，实施富有雄心的目标和蓝图，使APEC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引领和协调作用。在本次APEC会议所取得的100多项成果中，由我国发起的倡议占一半以上。同时，中方还多方听取意见和建议，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妥善处理相关敏感问题，驾驭了各种复杂局面，确保了本次APEC会议的圆满成功。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APEC的角色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我国实施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未来进程中，APEC将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功能也将更加多元化，应充分加以挖掘和利用。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APEC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联系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了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以及社会信息化发展的大潮流，对我国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形成陆海统筹、东西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形势深刻变化、适应国内改革开放发展的新需要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顶层设计。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我国在APEC框架下广泛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积累和影响力的提升是密不可分的，二者在涵盖的地理范畴、合作目标、方式和原则、合作领域，以及战略内涵方面都有着很多共通点。

（一）涵盖地理范围的相关性

APEC目前共包括亚太地区的21个成员，而“一带一路”沿线共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覆盖了10个APEC经济体，还继续向西延伸至中西亚、南亚，甚至中东欧地区，形成了面向欧亚、辐射全球的格局。如果考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57个创始成员国，那么“一带一路”倡议还将惠及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更多的APEC成员。

从经济体量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覆盖总人口约45亿，占全球总人口的63%；贸易总额超过15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贸易额的33．5%。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涵盖的APEC经济体的人口总数超过20亿，约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人口的44%，贸易总额约8．3万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总量的55%。

（二）合作目标和原则的相关性

就性质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都属于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合作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实现共同繁荣。APEC的合作目标是努力保持经济增长和发展，推动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由此可见，二者的总体目标都是促进成员之间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并为此创造良好的地区环境。

从二者各自遵循的合作原则来看，“一带一路”倡导构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架构，在联合国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务实合作。APEC所遵循的合作原则也被称为“APEC方式”，其核心要素是自主自愿、灵活渐进、协商一致、秉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以及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相结合。事实上，上述合作原则是根据开展区域合作的客观现实条件制定的，即成员数量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并且在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方面具有显著的多样性。显然，具备非约束特征的合作机制有助于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合作的成员提供较高的“舒适度”，使他们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合作水平，拓展合作领域。

（三）合作领域的相关性

从主要的合作领域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概括为“五通”，具体包括：政策沟通，旨在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设施联通，推进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贸易畅通，重点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优化产业链分工；资金融通，推动以货币互换为重点的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监管；民心相通，加强教育、旅游、科技、卫生防疫等民间合作。在“五通”的总体框架下，“一带一路”将重点在基础设施、贸易、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生态环保、人文、海上等领域开展合作。

APEC的传统合作领域包括贸易投资自由化、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经济技术合作，这也被称为APEC的三大支柱。近年来，随着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形势的变化和各成员利益诉求的拓展，APEC的合作领域逐渐向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和蓝色经济、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互联互通等非传统领域延伸。显然，APEC和“一带一路”倡议在经贸和人文合作的多个领域都有所重合。尤其是自2014年北京APEC会议以来，全方位互联互通成为APEC合作的热点领域，这无疑进一步深化了APEC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合作领域方面的相关性。

三、“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互联互通合作联动发展的前景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越来越密切，逐渐形成了相互交织、高度依存的全球和区域生产、销售网络。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各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寻找到新的合作突破口，继续扩大区域合作范围，提升合作层次，缩小发展差距，实现经济全面、均衡、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已经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课题。同时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人员流动便利化，以及区域规制协调与融合的互联互通合作无疑是一条有效的路径。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二者可以实现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效果，前景广阔。

（一）互联互通合作的意义

第一，互联互通合作有助于为创建区域统一大市场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互联互通合作一方面可以巩固各成员在地理空间和经济上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促进和深化现有的贸易投资合作；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发展中经济体更好地融入区域生产网络体系中，开拓产品出口与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因此，加强该领域的合作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各成员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形成内部统一的大市场，提升地区经济竞争力。

第二，互联互通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可靠、高效的供应链已被证明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强区域内供应链的联通性和便捷性有助于提高地区内的营商环境，增加物流环节的便捷性和可预见性，同时在技术上确保更多企业能够参与区域贸易。因此，互联互通将在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质量与实效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互联互通合作符合发达和发展中成员的共同利益。一方面，发展中成员可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发达成员则可以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完善全球商品生产网络，进一步扩大对其他经济体市场的影响力。因此，互联互通合作不仅有利于成员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区域合作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复苏。

第四，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建设蕴含着巨大的市场空间。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每1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拉动3到4美元的其他产业投资需求。在基础设施领域每投资10亿美元就能创造1．8万个就业机会。目前，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需求呈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据经合组织预测，到2020年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将达到12．7万亿美元，2030年将进一步增长到55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年投入全球GDP的2．5%。

（二）APEC和“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互联互通合作的进展

在APEC框架下，2013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APEC会议首次正式将亚太互联互通列为核心议题，并通过了《APEC互联互通框架》和《APEC基础设施开发与投资多年计划》两个文件，确立了APEC在基础设施、制度和人员互联互通等三个领域的总体目标和任务。

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宣布将《APEC互联互通蓝图》作为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该蓝图明确了APEC三大互联互通领域的时间表，即在2025年前实现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从硬件联通层面来看，该蓝图将推进公私伙伴合作关系作为加强各经济体基础设施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并呼吁通过实施《亚太经合组织基础设施公私伙伴合作关系项目实施路线图》和《通过公私伙伴合作关系促进基础设施投资行动计划》进一步推进公私伙伴合作的制度化。从机制衔接互联互通层面来看，该蓝图以供应链联通为主要目标，进一步推动《亚太经合组织供应链联通框架行动计划》的实施，通过实施能力建设计划提高供应链绩效。此外，该蓝图还将规制衔接和经济结构改革与供应链联通一并纳入软件联通范畴，以解决贸易便利化、结构和规制改革、交通及物流便利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从人员交往互联互通层面来看，该蓝图将人员跨境流动便利化和创新理念交流作为主要内容，致力于解决商务旅行、跨境教育、旅游便利化和专业技术人才流动等问题。APEC北京会议标志着互联互通合作由2013年印度尼西亚会议上的战略展望和行动倡议步入战略部署和实际操作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北京会议还为APEC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合作建立联动关系提供了良机。习近平主席在此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倡导在现有的亚太经济合作框架下注入“一带一路”元素，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互联互通，为各成员提供更便利的贸易条件和合作空间。此外，习近平主席还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上强调指出，互联互通不仅是平面化、单线条的联通，更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五通”与《APEC互联互通蓝图》的高度契合关系，为二者的互动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我国引领互联互通合作的基础条件与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既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又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二者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未来，我国将在“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积极推动和参与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合作，努力推动在各成员之间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稳定可预期的互联互通环境。事实上，我国在全方位互联互通合作方面有着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可以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第一，物资设备和技术能力优势。目前，我国在能源、通信、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口岸等多个基础设施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在高铁、机场等领域都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超越了发达经济体，具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可以说从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到相关机械设备和自动控制系统的安装、运营与管理，乃至设备维护，我国的优势贯穿基建全产业链，而且企业管理层在多年开展海外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在“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无论是需要更新基础设施的发达成员，还是亟待建设的发展中经济体，都对中国的基建能力有着巨大的需求。

第二，资金优势。互联互通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否则很多项目只能是纸上谈兵。例如，据世界银行估计，目前仅东亚地区一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就高达6　000亿美元，南亚在未来10年也有巨额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表明，2010—2020年，亚洲需要至少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才能支撑目前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7　300亿美元。但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融资渠道每年能够提供给亚洲的资金只有200亿美元左右，其中只有大约40%—5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无法满足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融资需求。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有利于亚太和欧亚地区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的互联互通，并带动相关企业发展，为资本和技术提供发展机遇，这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更有着与周边国家共享繁荣的良好意愿。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对于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资金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力度。在2014年北京APEC会议期间，我国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彰显了我国利用资金实力实质性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合作的决心。此外，我国还从2013年开始发起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包括57个创始成员。此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启动了多项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项目。

第三，人力资源优势。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依然是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与发达国家相比，虽然我国的人口红利在近年来有所减少，但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人力资源优势除了劳动力数量丰富而成本低廉外，还包括拥有一定生产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优势、短期内能够创造人力资本的优势，以及伴随着互联互通的推进而产生的人力资源外包优势。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不仅具有巨大的市场容量，更能为“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互联互通合作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的劳动力大都具备从事各项生产活动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这在企业的前期投入和后期培养方面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第四，国内政治制度与决策机制方面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世界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在探索“中国成功之谜”，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正以其独有的竞争力、高效率和适应性吸引着世人的目光。同时，我国的决策体制一直沿着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路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行决策体制。这种决策体制在涉及有关重大政策的决策时具有快速、高效和务实的优势，这也使得我国政府在今天全球经济危机蔓延、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为区域内互联互通建设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各种公共产品。

第五，地缘优势。我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同14个国家陆路接壤，与8个国家海上相邻。“一带一路”倡议和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使区域内建立起更加便利的贸易、交通、通讯、资金流动和人文交流等相互流通的网络，使区域经济向更深层次、更高层级方向发展。良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国在地缘上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以及一些欧亚国家的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将与欧亚地区对接，从而使我国在引领互联互通合作方面的地缘优势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四、新形势下推进“一带一路”和APEC合作的现实意义

当前，国际和主要地区的经济环境都在经历着快速的演变，各种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合作所涵盖的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全面推进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都将体现出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合作将为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提供更加强劲的推动力。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资本流动减速，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减少，全球资本跨境流动下挫，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持续动荡。疲弱的经济增长导致世界贸易低迷，很多国家出口形势恶化，世界贸易格局经历着深度调整。目前，世界经济整体上正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不确定性和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并引发了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一些发达国家成员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所产生的效果越来越弱，而且还产生了负面的外溢效应，世界各国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日渐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和挑战增加。显然，世界经济在全面复苏和实现健康增长之前还面临着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欧亚大陆是人类经济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而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在过去30年间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有力引擎。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全方面互联互通将为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水平注入新的活力，进而为世界经济的恢复提供强劲动力。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作为大型的区域合作框架，将在协调区域内部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安排（FTAs／RTAs）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类型FTAs／RTAs数量的快速增长。这一趋势的形成主要是缘于各经济体之间贸易投资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对于很多经济体来说，加入FTAs／RTAs不仅仅是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重拾或加强自身经济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另外，“多米诺效应”也推动了一些经济体加入FTAs／RTAs，这被视为一种被动反应。近年来，随着全球和地区格局的加速演变，各经济体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许多经济体不仅仅期待得到经济利益，还希望得到非经济利益，比如与其他经济体加强政治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从这个意义来说，当前的FTAs／RTAs已不仅是缔约方之间的经济协议，也是各缔约方外交、安全和对外经贸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看来，不同的FTAs／RTAs轨道之间存在一种独特的相互激励与竞争的关系。如果一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被用作区域大国政治投机或战略博弈的工具，那么这种平衡将很容易瓦解。同时，由于各种类型的FTAs／RTAs往往遵循不同的规则和标准，在客观上增加了协定实施的复杂程度和成本。因此，基于合作共赢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都有条件在协调FTAs／RTAs的发展方面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促进规模更大、一体化程度更高、规制更加统一的区域大市场的建立。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APEC框架下的合作将助推经济全球化进程，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地位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前，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复杂因素的驱动下，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论调和基于保守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给本来就处于艰难复苏过程的世界经济和陷入僵局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带来了更多的不利因素。尽管WTO多哈回合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但我们必须强调多边贸易体制仍肩负着协调国家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任，它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反对保护主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多边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是互补的。亚太和欧亚经济的未来与一个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多边贸易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国际贸易投资环境也会显著促进亚太和欧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都应该积极倡导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使多边贸易机制成为一个惠及全体成员、平衡且具有包容性的机制。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应该积极倡导优化资源配置和国际产业分工，以更好地顺应全球价值链（GVC）合作的趋势。近年来，GVC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具体而言，GVC使出口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例如，在东亚地区，与GVC有关的制造业出口占出口总额的65%。在不少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中，在国外获得的增值部分约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因此，毋庸置疑，GVC鼓励开放边界与非歧视的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但GVC也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这意味着在一个部门或经济体内发生的个体事件甚至会破坏整个系统的价值链。这两个事实都提升了“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加强GVC合作的必要性，也成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区域合作的内部驱动力。

五、“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互动发展对我国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提升，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亚太大国。基于这一定位，我国应将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深化APEC框架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视为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向世界大国目标迈进的重要举措，不断强化我国的引导能力，使我国的利益诉求更好地融入区域合作的整体进程之中，实现多元化的战略目标。

（一）为国内经济增长创造新动力、寻找新出口

当前，我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发展阶段。为实现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常态平稳的“软着陆”，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维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两个市场，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在这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合作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渐前移，在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有所下降。与此同时，我国的产能过剩和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要素成本显著上升，资源消耗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逐渐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全方位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建设将提供产业转移、资本输出和资源整合的有效平台，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

（二）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实行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之后再带动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的政策。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制度、区位因素，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取得了快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基础设施、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等都无法与沿海地区相提并论。尽管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自身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但由于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东中西部地区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外，地区经济结构也有很大不同。东部地区不仅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而且工业化程度高，能够生产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发展较为滞后，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主要以采掘开发和原材料提供作为主要产业，长期以来扮演着供应基地的角色，为东部地区提供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这类产品价格基础薄弱，附加值也较低，增值能力较弱，这就导致中西部地区空有资源优势，却始终无法建立经济优势。发展相对滞后的第三产业也拖累了中西部地区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工业化程度也偏低，进一步造成了中西部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脱节，经济联系松散薄弱，向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也比较差。

“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框架下的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打开新的空间，有利于实现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贸联系，极大地拓展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使西部地区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前沿，这无疑将极大地释放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从而推进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

（三）促进我国自贸区战略的实施

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是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更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把自贸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大提出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从前景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引领下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为我国推进实施自贸区战略提供良好的机遇和平台。

2016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这是我国基于既有的实践经验，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全方位推进实施自贸区战略所做出的顶层设计，具有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和丰富的政策内涵。《意见》充实了我国自贸区战略的内容，使其目标导向更加明确，实施路径更加清晰，特别是针对我国应如何因应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调整自贸区实施战略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做出了全面部署和周密细致的安排。《意见》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将在我国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将和“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有效对接，从而为我国的自贸区战略赋予新的内涵。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与沿线各国经贸合作的水平，为我国构建全球性的自贸区网络创造有利条件。

APEC框架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为我国启动、实施自贸区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目前约有一半的自贸区伙伴是APEC成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决定从2015年起正式启动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致力于加速将亚太自贸区从愿景变为现实，这无疑是APEC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取得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亚太自贸区将面向所有APEC成员，一旦建成，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根本上解决因亚太地区各种类型自由贸易安排的大量衍生而引发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为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更加完整、高效的制度框架。因此，APEC在长期内都将是我国实施自贸区战略可供利用的有效平台和重要抓手。

（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重构

根据“十三五”规划，我国将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并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同时，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需要指出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引领的区域经济合作都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组成部分和有效平台，将发挥重要作用。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之后围绕着美元霸权而建立起来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及规则已经不能满足所有国家的发展需要。近十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50%。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更是表现抢眼，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且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由2000年的23．6%上升到2012年的41%，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所占的比重则由40．7%上升到53．7%；在国际贸易中，新兴经济体所占比重从25年前的15%上升到40%；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中，新兴经济体所占比重从25年前的15%上升到2012年的58%。然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体量与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严重不匹配。不仅如此，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力图通过构建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安排，重塑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继续占领全球经济治理高地。

对于我国而言，如果希望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获得和自身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强化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是关键。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合作框架下，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进一步强化为本地区提供良好“国际公共物品”的理念，积极推出“中国方案”，成为区域互联互通合作的引导者。同时，我国应在与互联互通密切相关的海关程序、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SPS）、技术规定和标准（TBT）、自然人移动、电子商务等领域推进规则整合与协调，逐渐增强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六、结语

展望未来，我国将在“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合作框架下积极倡导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加强各成员的向心力，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新型伙伴关系的维度很宽，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就合作方式而言，新型伙伴关系应倡导更加开放、互利和多元化的合作；就合作层次而言，新型伙伴关系意味着合作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和提高；就合作主体而言，伙伴关系应鼓励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基于这一认识，我国将努力使团结互信、守望相助、开放包容、融合发展等要素成为引领“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未来发展进程中的核心理念。同时，在理念相融的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和APEC合作可以充分发挥领域相通、机制相连的有利条件，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创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格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刘晨阳，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APEC问题、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亚太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