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并没有本草的记录。
从客观规律讲，应该是先有药和药效的认识，然后才会有知识的积累，以及积累的记录成书。
古代中华文明，有的学者称为华夏文明。华夏文明，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文明，也可以说，是汉以前的古代文明。［9］泛指古代文献所称三代，以及早于三代的古代中华民族的文化源流。除了许多古代文献的传说记载以外，近年来，大量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物质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在我国大地上已经明确。仅就河南省而言，发现距今七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之后，继之为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期商文化、殷墟期商文化，至西周、春秋期等考古学文化，无论从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的研究，以及从C［14］年代方面观察，都是互相衔接的。从考古学的物质文化发展序列来看，已经没有更大的缺环或空白。［10］
中医药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在考古学，文化和文明是两个独立的概念。虽然学术界也常混用，比如称华夏文明，也称华夏文化；称中华文明，也称中华文化。但一般来说，文明包含着文化的概念，文化则不能较全面地概括文明的概念。
夏鼐称：“文明一词，一般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由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的活动中心，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并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11］”
王震中指出：现代汉语中，用“文明”来译英文的civilization一词。文明确实包含有文化、技术、思想精神、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认为：文明可以分为或可称为文化意义的文明或社会意义的文明两个方面。前者是文化发展的高度阶段，包括：文字的使用；手工业技术的进步（通常以冶金技术的出现为代表）；精神世界的丰富（如原始宗教、伦理道德规范）；后者包括社会的复杂化达到新的阶段，出现军队，形成国家。“文明”并不等于“国家”。［12］
至于文化，王懿之认为：“就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共同体以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知识总汇，它具有历史性、传统性、民族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当今世界上的专家学者们曾对‘文化’下了200多个定义，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概括和论述，至今仍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13］
关于华夏文明起源，学术界有许多讨论，从距今约400万年的云南腊玛古猿、距今170万年前的元谋腊玛古猿、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距今约69万年的北京人、距今1万8千年的山顶洞人……众多现代考古发现证明，远在久远的地质时代，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人类活动。
近年来，大量考古发现，让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有了新的认识。
其中，重要的是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最早年代，据C［14］测定，为公元前2875±185年或公元前2800年，距今4825±185年。［14］晋南陶寺遗存的C［14］测定，其年代上限早于公元前2400年，下限断在公元前1900年，大致在公元前二十五六世纪至公元前二十世纪。［15］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估计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16］
有的学者推论：陶寺文化早期，略早于夏代，或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晚期已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17］王文清也认为，据C［14］测定数据，陶寺遗存基本上是夏代以前的尧、舜、禹时代的文化遗存。［18］
据历史和考古资料，远在五六千年前，中国铜器已为黄河流域的仰韶及其后龙山文化的人类所发明。龙山文化时期，铜器制造工艺，从采矿、冶炼直至铸器，已日趋完备。［19］就是说，我国古代先夏或尧、舜时代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1980年出土于王城岗城内H617号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灰坑重35g的似鬹（guī，音规）残片，经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系含锡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青铜铸造制品。［20］青铜中含有一定量的锡、铅，其熔点较赤铜低，硬度则较高，有利于制作各种器物。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出土爵、铃、刀、戈、戚、锛、镞、凿等青铜器，［21］说明已经有较高水平的生产工具、武器发展。兼之农业、畜牧业、陶器制作技术的发达，可以相信，这一时代，中药或其类似医疗用品的产生应用，就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谈到本草，应该回顾先秦几部重要的、与本草有关的古书。
首先，应该注意到《尔雅》。据邢昺解释：“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释诂一篇，盖周公所作。释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孙通所益，梁文所补。”“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22］说明《尔雅》是古代一部讲训诂，相当后之辞书或百科全书的著作。曾有许多学者注解，而以《十三经注疏》所收为最标准。传本还有多种，《十三经注疏》本参校包括唐石经本在内的14种刊本。各本卷数、内容互有出入不等，但主要内容、结构大致相同。
《尔雅》主要内容为19个部分，其中自第十三起，依次为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部分。所收载诸名目，郭璞（公元276－324年）作注时，已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能解释，称：“不详”“未闻”。郭璞是东晋时学者，《晋书》称他“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论辞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23］可知《尔雅》内容至公元三四世纪时，已有不为当时博学者所解，应是先秦时事物。
《尔雅》诸释并没有涉及医药，但郭璞注时，在释草、释木时曾引本草，后来，宋人邢昺注疏时，又增加了许多本草内容。仅释草225条中，排除不详的5条，郭璞、邢昺一共有53条引述本草。占26．5%。《尔雅》是远古、先秦的重要本草参考文献。
后世循《尔雅》体例的著作，如汉·司马相如《凡将篇》、汉·史游《急就篇》、汉·应劭《风俗通义》、汉·班固《白虎通义》、晋·张华《博物志》（原书已佚，有重辑本）、晋·崔豹《古今注》等，都是重要的本草参考文献。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诗经》。《诗经》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古代诗歌（从宫廷歌颂到民歌、民谣、情歌都有），可能有一部分佚散，也有不同的解注。
《诗经》有风、雅、颂三大部分，其中的风（国风）主要是各地区的民歌，其他雅、颂虽然是贵族、士大夫阶级的作品，也都包含着许多常见草木、花卉、稼禾的名目。据陆文郁《诗草木今释》：“包含着在当时环境上所习见的植物有一百三十二种。”［24］各种植物分别参注古籍名称、解释，现代植物学学名、形态、产地、用途，引述历代本草及药用价值的有99种，占75%。说明先秦民间对这些草木已有广泛认识和应用，自然会成为医药应用的基础。
和《诗经》相仿的是《楚辞》。《楚辞》其实不是一部经书，先秦楚人所作诗歌，西汉时已名为《楚辞》。西汉末年，学者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6年）集释《楚辞》，包含《离骚》《九辩》《九歌》《天问》等十三篇。其中，屈原的《离骚》，以美人、香草作譬喻，抒发爱国情怀，诗中提到（不计重复）近30种香草、香木，也有菉（绿，异体名）、葹（shī，音施）等恶草、不香的樧（shā，音杀）木，广泛涉及楚地所产植物。
本草中，尤其是综合本草中，常常要论及动植物的生态、环境，包括后世本草所说的采收种植时间，涉及天时、地利等条件，主要是要考虑有关时日的各种理论。先秦文献中，最重要的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
《吕氏春秋》据信为秦国相国吕不韦集门客所著，这是一部杂家著作，内容汇总先秦多家学术思想，约成书于公元前238年（秦始皇在位八年）。十二纪是《吕氏春秋》卷前的12章，基本上相当每月一章，按孟、仲、季分别记载四季的天文、五行、律吕、物候、行为宜忌，后附不同的有关政治、哲学论述。后来《礼记》月令第六，唐·陆德明认为：“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后人删合为此记。”［25］
这些有关物候的理论和记载，是后来本草中有关采收时日理论的基础。《千金翼方》“药录纂要·采药时节第一”［26］就是例证。
这时期，虽然没有本草之名的古籍，但在古书中已经谈到记载药物及相关理论的专书。《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谈到扁鹊从长桑君受传禁方，“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27］其所谓禁方即指秘不外传的医药书。同书中还谈到淳于意从公乘阳庆学医。“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辛酉，公元前180年）庆年七十余，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27］这《药论》显然不是前述医理之类，从书名可知是记录药物及其相关理论的禁书。（龙伯坚认为：《药论》即《神农本草经》的前身。［28］）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称：“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29］其中《胎胪药录》是依原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语释本说法，认为是秦汉时代或更早时的医书名。而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则注引志云：“胎胪药录者，《神农本经》、长桑阳庆禁方之类。胎胪者，罗列之谓。”［30］则标点应是：胎胪《药录》。《药录》单是一部古籍。
《药论》和《药录》都见于记载，未称本草的药物及其理论的专著。汉时小学（文字之学）《汉书》艺文志收到十家四十五篇，称：“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将李长《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苍颉》为秦相李斯所作。［31］是当时的启蒙读物，从先秦读物派衍而成。《凡将篇》今不存，部分内容散见诸书中，唐人陆羽《茶经》曾引述《凡将篇》，列乌喙、桔梗、芫花、款冬、贝母、木蘗、蒌、芩草、桂、漏芦、蜚廉、雚（guàn，音贯）菌、荈（chuǎn，音喘）诧、白蔹、白芷、菖蒲、芒硝、芫椒、茱萸等19种。［32］《急就篇》称：
“灸刺和药逐去邪，黄芩伏苓礜茈（chai，音柴）胡，
牡蒙甘草菀（yù，音遇，又读yùn音运）藜芦，乌喙附子椒芫华，
半夏皂荚艾橐（tuó，音驼）吾，芎藭厚朴桂瓜蒌，
款冬贝母姜狼牙，远志续断参土瓜，
葶苈桔梗龟骨枯，雷矢雚（guàn，音贯）菌荩（jìn，音尽）兔卢。”［33］
这些药，没有神仙、服食、养生家常用或推重的品种，也极少《神农本草经》上品药，而是民间医病的常用药。
在启蒙、小学读物中记载这些药物，说明从西汉初年到中、晚期，有关药物的知识趋于公开、普及。药物知识的普及，自然涉及上层社会、乃至士人、缙绅，除医疗、预防目的以外，丹鼎、神仙、养生诸说渐深入人心，秦始皇、汉武帝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谈到本草的专著，我们有必要先探讨被认为传世最早的《神农本草经》。
从名称来看，《神农本草经》应该是传说人物神农氏所作，或与神农氏有密切关系的本草著作。
《史记》并没有记载神农氏。《周易》繫辞据说是孔子所为，记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斵（zhuó，音啄，同斫）木为耜（sì，音似），揉木为耒（lěi，音垒），耒耨（rou，鎒）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shì hé，音逝合）”，［34］一点也没有谈到医药的事。
《淮南子》修务训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qiào）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高诱注：此神农之为也）”［35］
蠃蛖，读如螺蚌（luó bàng）。《太平御览》引文［36］即作蠃蚌。“时多疾病”，《太平御览》引文作“时多疢病”，疢即疹。疹有两义：一为皮疹、痘疹；二同疢，疢亦音疹，《说文》“疢，热病也。”［37］“相土地，宜燥湿”。《太平御览》引文作“相土地之宜，燥湿”。“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另一版本作“尝甘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太平御览》引文作“尝百草之滋味，泉水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另一版本全同，［38］而《太平御览》引文作“当此之时，一日而七十毒”。
这一段流传甚广，而且变化甚多。陈嘉谟《本草蒙筌》称：“刘安云：神农尝百草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39］李时珍《本草纲目》亦称：“按《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40］这些说法，源出《嘉祐补注本草》总叙：“《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41］其实“由是医方兴焉”并不是《淮南子》的原文，但一出现，神农尝百草就同医药发生了联系，而且，越传越玄，甚至有人在电视广播中，一再扬言：“《淮南子》说：‘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而解。’”
《淮南子》原文“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滋味”，目的很明确，即：“令民知所辟（避）就”。并不说明，尝百草就是尝百药。《四库全书》中，收另一部号称高诱注解的《淮南鸿烈解》与此相仿，只在个别文字上有出入：“蠃蛖”作“蠃蠬”，蠬，当是蛖字别写。也没有“由是医方兴焉”或类似的说法。
《淮南子》多处谈到神农、炎帝，分见于卷一、二、三、九、十一、十三、十五、十九、二十，至少有17处，只是谈到神农是上古的圣王、明君，大有仁德、智慧的政治家。《淮南子》中多处谈到医药、药性理论，却无一处与神农联系。
后汉学者蔡邕，原有《蔡邕本草》七卷传世，隋时已亡佚。［42］蔡邕为后汉著名学者，另有《独断》二卷，今存。其卷上六神之别名称：“先农神：先农者，盖神农之神，神农作耒耜，教民耕农。”后附记少昊之世九农之官、职务。［43］像蔡邕这样的大学者，而且有本草著作传世，竟然全不知神农与医药、本草关联，至少说明，当时这一说法还未为读书人所接受。
作为佐证，较蔡邕略早的《汉书》作者班固（公元32－92年），另有一部有名的著作，《白虎通义》，其中论神农的说法，很为后人推重，常见引用：“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44］也全然未提医药之事。
比班固、蔡邕略晚的大医学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年），他认为：“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45］就是说，商代初年已经有了《神农本草经》，曾作为伊尹制剂的重要参考书。皇甫谧的另一部名著《帝王世纪》记载神农，却全不涉及医药。《神农本草经》：“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登，为少典妃……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都于陈，作五絃之琴。”又曰：“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wěi，音委）氏，是为农皇，或曰帝炎。”［46］也是全不涉及医药、本草事。
《孟子》谈到诸子中的农家许行，说他“有为神农之言者”。［47］结合《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载，称神农的著作有农家（《神农》二十篇）、五行家（《神农大幽五行》二十七卷）、医经（《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神仙（《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四家，只是没有本草。班固在《神农》条注称：“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道耕农事，托之神农。”［48］看来，把神农说成是农家也未必是事实，只因为传说中的有关农耕发明，而托名的。正如《淮南子》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36］托古言事是当时的习惯。后人把本草肇始托之神农也就可以理解了。
据说，古史《世本》有神农的记载：“神农尝百草以和药济人。”［49］《世本》传说是先秦史官遗作，今不存，但有清人辑本。明清学者马骥的《绎史》是汇集先秦史实的一部重要典籍，其炎帝纪中，引据古籍27种（但没有涉及《世本》《易·系辞》）包括《本草经》在内，谈到神农与医药的关联者，只有三种文献。就是这样，马骥仍然总结称：“农皇生而神异……民有疾病夭札而无以疗之，则其生不遂，为之鞭草尝药，察其平、毒、温、寒之性，以为医方，则民无沴（lì，音丽）戾（lì，音丽）灾疢而登于仁寿之域矣！”［50］明人袁了凡、王风洲《纲鉴合编》仍总结称：“炎帝神农氏……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味，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日而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复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民居安食力，无夭札之患，天下宜之。”［51］
王大有在《三皇五帝时代》中，总结古代传说、文献记载称：“神农时，依山地、河谷草甸而居，多虫蛇。于是神农用一红色鞭子，鞭打草莽，惊走蛇毒虫害，在草莽中寻觅可供食用的根、茎、叶、花、果，品尝它们各自的味道，酸、甜、苦、辣、辛，以及寒、凉、温、热、平，体会在自己身上的反应，确定百草的性状和用途……有的可以治疗疾病，内病外伤，以百草相施，疾病自除，又观那赭鞭，抽打不同草物时，留在鞭上的草汁、叶痕不同，同时散发的草味不同，草味同时伴有光色。原来神农有玲珑玉体，内视透视功能，能见肝、胆等五脏，当尝百草之时，皆可见草味性循经入脉息走向、穴位光球，皆向网络小管，呈白、黄、红、绿、黑、灰诸色，犹如气体流动传递全身，入内脏。又见百草百味无不出此五色大类，且同色相召相合，而入脉息脏腑，健者更健，病者自愈。凡有病之躯，食有某味某草，即可见其味性伴气入病位，可见其化解过程。于是神农由尝百草，品其平、毒、温、燥、湿之性，诸嗅味所主，辨百草药性，始有医药，宣药疗疾，救夭伤，疗众疾，究脉息，察穴位，制砭石、针灸，作巫方，始有医。”［52］仿佛中医药各方面的理论、实践都是从神农氏开始的。特别是那“玲珑玉体，内视、透视功能”，更是不可重复、验证的神奇功能，姑妄听之而已。
据王大有推算，神农氏（羭，ge音哥）从1997年向前推算6780～6730年［52］，即公元前4783－4733年，《纲鉴合编》说：“神农传入世，至榆罔而亡”。在位140年。［51］问题是：这八世神农，140年间，哪一位尝的百草，又有透视、内视的异能？
神农在黄帝之前，即使是按照传说，还没有文字发明，无论是一日而遇七十毒，还是遇十二毒，《神农本草经》经陶弘景整理后，还有365味，尝过的百草，可能不只这365味，这几百种药的药性、功能、主治，上百种毒的毒性是如何记录、流传下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陶弘景说：“昔神农氏之王天下也，画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种以省杀生之弊；宣药疗疾，以拯夭伤之命，此三道者，历众圣而滋彰……岁逾三千，民到于今赖之。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如六爻指垂画像，稼穑即事成迹，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于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53］（卷子本：“画八卦”作“画易卦”；“历众圣而滋彰”作“历群圣而滋彰”；“至于桐、雷”作“至乎桐、雷”；“乃著在于编、简”作“乃著在编、简”。）［54］实际桐（君）、雷（公）是否参与整理《神农本草经》并没有根据，也是想象。没有文字，口口相传，几百年后，还能保持原书原貌？而且，又过了几百年，到了汉代才现身，能说是神农之作？
传说中的神农或神农氏，究竟是一个圣人，还是一个氏族领袖的世系，文献记载并不一致，我们也无从追考。如果是一个人一日而遇七十毒，按一天12小时平均，则一小时要遇上五、六种毒，平均十来分钟就遇上一种毒药。或者，遇上一种毒，十来分钟就解除了毒性（且不管是什么样的毒性）。至少，我们大家熟悉的乌头、附子、钩吻、礜石、河豚……这类毒性一旦发作，十来分钟就不太可能解除。即使是按《纲鉴合编》的说法，“一日而遇十二毒”，也会发现类似问题。
总起来说，关于神农的传说，从农神、农家转而成为医药之祖，大约是秦、汉以降，逐渐形成的。据古史记载，周武王姬发伐纣之后，封炎帝神农之后为诸侯。［55］提示：神农氏不仅是传说人物，而是确实存在过的上古部族领袖，这个部族的先进技能，造福人民，为民崇敬。但与医药的关系则是后续、增加的传说。传说有许多不能确定的地方，也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内容。但传说本身，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1．很早以前，先民就认识到，疾病伤痛并非来自鬼神，而可以医治，用以医治疾病伤痛之物称为药。药可以尝试、寻找；
2．中国医药的发明，并非如某些所谓“医巫同源”，来自巫覡（xí，音习），而是人的实践、体验所认知的；
3．药，可以由人来掌握。其应用规律，可以学习，可以传授。
前面谈到，近年考古，甚至发现疑似唐虞时代的遗存。大量的遗迹、文物提示夏代已经具有国家形式。夏代的文字我们还没有发现明确的遗存，但从大量遗址的甲骨文，我们有理由考虑，甲骨文形成应在更早的先商时代。许多史前陶器（彩陶）上的划痕、符号，王振中认为良渚、龙山时代的这些划痕、符号，既有和殷周文字为同一系统者，也有与殷周文字似乎不属于同一系统者，称之为中国的原文字时代。［56］这样，作为文明的几个要素：文字、冶炼金属技术、城、国家都已具备，中华文明的形成应不晚于先商（夏代）。
夏代的文字我们尚不能识辨，更古，甚至传说中的仓颉造字的原貌我们都不能指明，当然，比黄帝、仓颉更早的神农时代有没有文字，文字是什么样式，更无从说起。有人说，八卦就是当时的文字，这要看我们对于文字定义的认识，直到《周易》时代，八卦符号两两迭加，或者四个符号放到一起，它的含义、表达，也只有少数“圣人”能“读通、读懂”，照陶弘景的说法，神农当时并没有记录，而是口传心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了黄帝时，才由桐君、雷公一类的人，用当时的文字记录在简、编上。以后历代增添，到了汉代，才有了《神农本草经》的形式。
从黄帝到周初，近一两千年间，却没有类似的传说，更没有文字记载。
汉代，首先有《本草》或《本草经》的记载，但其原始内容、作者已不可知。传本郭璞（公元276－324年）注《尔雅》时，时常引用《本草》，如释鱼之魁，陆称：“《本草》云：‘魁，状如海蛤，圆而厚，外有理纵横。’即今之蚶也。”［57］一直到宋代，《证类本草》有魁、［58］蚶，［59］但都不是《神农本草经》药。又宋代类书《太平御览》中，多处引《本草》或《本草经》，但也另条引《神农本草》或《神农本草经》，甚至如合欢［60］，《本草经》与《神农本草经》同条，分列；地榆［61］也是二者同条，分列，可见，直到宋朝初年，《本草经》与《神农本草经》还不认为是同一部古代著作。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本草》或《本草经》，《汉书》其他部分几次提到《本草》。《隋书·经籍志》中记载已佚的《蔡邕本草》，蔡邕是东汉人。在梁人陶弘景（公元456－536年）以前，古籍中谈到《本草》。
据马继兴《神农本草经辑校》［62］介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已见《本草》之名。《楚辞》为汉儒刘向所辑，王逸东汉安帝刘祜元初（公元114－120年）中为校书郎。
另，东汉樊光注《尔雅》中，也曾引《本草》一条。樊光，史无传可考。据邢昺《尔雅疏叙》当与刘歆、李巡、孙炎同时代。［63］刘歆，王莽时人；李巡，东汉灵帝刘宏（公元168－189年）时人；孙炎，三国魏人，较刘、李晚。则樊光当在公元一二世纪间人，与王逸大致同时代。
可以证明，大约东汉末年前后，一般仕人已经知道、引述《本草》。
大约同期，还有《神农经》流传。《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记载《神农经》，《隋书·经籍志》也没有《神农经》，但古籍有记载：
晋人葛洪（公元283－343年）《抱朴子·外篇》称：“神农不九疾，则《四经》之道不垂。”［64］《内篇》则称：“《神农四经》曰：上药……”［65］可知，《四经》即《神农四经》，四卷经书的意思。《太平御览》引文则直接称为：“《神农经》曰：上药……”［66］可见，所谓《神农四经》就是《神农经》或《神农经》四篇。
晋人张华（公元232－300年）《博物志》已亡佚，《太平御览》中引用一百余条，其中，当归［67］、萱［68］条，都曾引述《神农经》。但《博物志》也明确有《神农本草经》引文，如鸡卵条。［69］可知在《博物志》中，《神农经》与《神农本草经》各自为书，不是同一书。
比陶弘景略晚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公元533－544年）也曾引述《神农经》。［70］
以上说明，直至南北朝，陶弘景稍后，一直有《神农经》在流传。
从《神农经》和《神农本草经》或《本草经》对三品药的叙述，可以看出它们的不同：
《抱朴子》引《神农经》（《神农四经》）：“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併辟。”［65］《太平御览》引文稍有不同：“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仙，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中药养性，不（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死，恶气不行，众祅（yāo，音妖，古通妖）辟屏。”［71］
《本草经》曰：“太一子曰：凡药，上者养命，中药养性，下药养病。”［72］
两相比较，则《神农经》的内容似乎更多一些神仙家（服食养生家）的内容，《本草经》则是医家、较务实际的内容。《神农经》已经不是先秦农家著作的韵味。这大概反映自先秦方士乃至西汉以降开创的炼丹、服食（石）者的影响。
但是，即使是道家或丹鼎家，也倚重诸多药物、方剂，包括流传到隋、唐间服食发动而表现的各种中毒症状治疗，都需要用大量药物，许多研习丹术或服食（石）者，自然就集丹术与医术于一身，丹鼎家兼为医药家。皇甫谧、葛洪、陶弘景都是这样的人。这种形势，将丹家与医药家典籍合编，就成为时代的要求了。大约就在东汉末年、三国两晋时代，《神农经》与《本草经》合编为《神农本草经》就成为一种“时尚”。《汉书·艺文志》中没有《本草》，更没有《神农本草经》。但《隋书·经籍志》中有《神农本草经》8卷，《神农本草》4卷（雷公集注）、《神农本草经》3卷；已佚的梁有《神农本草》5卷、《神农本草属物》2卷、《神农采药经》2卷。［42］陶弘景在编辑《本草经集注》时，接触的《神农本草经》，药品有的595种，有的441种，有的319种。［73］各种各样的以神农为名的卷数不同，从2卷到8卷；药物种数不同，从319种到595种不等。神农之书虽列为三坟之内，但不比四书五经那样引人重视，又从来没有一个完整、典范的版本，连其所据底本《本草》或《本草经》《神农》或《神农经》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型，合併成的《神农本草经》，又没有一个特定的，或由政府指定的专人撰集，众家一齐动手，不同去取，其内容、规律的混乱，可想而知。
前面谈到炼丹、服石（食），这是本草发展史的一件大事。
长生不老（不死）是古人的憧憬，关于不死药，有许多传说。最有名的是嫦娥奔月的故事。传说嫦娥是尧时大臣后羿（yì，音艺）的妻子，后羿有功于国家、人民，去西王母处求得不死之药，没来得及服用，被嫦娥窃去，偷服而升空，入月宫而成仙（不死）。这就是《归藏经》所说：“昔嫦娥以不死之药奔月。”［74］
《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周礼》”［75］说的是三种古代《易经》，除《周易》外，已不存，宋代伪书“三坟”有《归藏经》，相传为神农氏所作。《太平御览》时这伪书可能尚未面世，应是更古时遗书。
这类不死之药只有神仙掌握，必须求得。而求药的人又非凡人。方士之流因而诞生。最有条件差使方士的是帝王。
《史记》秦始皇：“齐人徐芾（fú，音福。或作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莱、方丈、沄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徐芾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76］但是一去不回，不死之药也没有踪影。
汉武帝刘彻，也是一个穷奢极欲的皇上。有一个方士李少君，投其所好，以各种幻术迷惑他，并说：“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史记》说武帝刘彻于是“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砂诸药齐为黄金矣。”然而也没有结果。［77］
作为证明，经过方士辈多人补充而成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被推出。不论如何解读、考校，《山海经》是一部方士地理指南；《穆天子传》则是记录周穆王从西王母得“不死药”的行程、游记。《列子》原书已失传，今本《列子》疑为晋人作品，［78］其“汤问第五”所说：“大壑……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gān，音干）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79］与《山海经》的形式极近似。《山海经》第十四大荒东经，也有大壑［80］显示《山海经》与《列子》的关系。
《列子》也总结《穆天子传》的内容，并补充：“周穆王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注：化幻之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ài，音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81］简直就是一个神仙。
无论如何，这两部书都证明，域外有神仙，有长生不老药可求得。然而，即使至尊如秦始皇、汉武帝，也终究没能求得这长生不老药。
然而，长生不老终究是一般有条件的人所追求。既然不能到域外，求西王母、求神仙，就转而自行制造，炼丹之术随之兴起。
丹，起初并不是炼制的，也不是不死之药。《说文解字》称：“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一象丹形。”［82］《正韵》：“丹，赤也，丹砂也。”［83］《禹贡》荆州贡“礪砥、砮（nǔ，音努）、丹”，注：“丹，朱类。”疏：“丹者，丹砂。王肃云：丹，可以为采。”［84］可见，当时，称为丹，只是指朱砂或红色。并不含有“药”或与治疗、疗效相关的意义。只是随着炼丹术的发展，丹才与药联系在一起。郑玄（康成，公元127－200年）东汉时的大儒，他注《周礼·天官冢宰》：“凡疗疡，以五毒攻之。”称：“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wú，音无，瓦器），置石胆、丹砂、雄黄、礜（yù，音玉）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85］典型的升炼操作过程，包括方法、用药，都与后来的炼丹近似，却始终没有一个丹字。可证：直到东汉末叶，丹和医药还没有紧密的联系。
东汉末年，道教正式成立，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原名张陵，后人尊称道陵、天师）接受黄、老学说，其黄，指先秦托名黄帝的各种传说以及后来的许多著作。老，则是老庄之学。老，是老子，老聃，主要著作是《道德经》（《老子》）。庄是庄周，主要著作是《庄子》。包括后来盛传的《黄庭经》，都没有明确的炼丹理论和方法。张道陵祖孙三代（张陵为第一代天师；其子张恒为第二代，称嗣师；其孙张鲁为第三代，称系师）都接受了当时的炼丹术，从此，炼丹术成为道教的一个组成部分。［86］
然而所谓丹，后来分为外丹、内丹两大门类。内丹，指吐纳、静养，包括后世所说各门派的气功、部分武术功法，以及服食、辟谷、房中等诸多功法。其中有关丹田、命门等理论也为后来的某些中医学派所接受、发展。外丹则主要指炼丹术和服石功法。其中最重要的是炼丹术，炼丹术有两个终极目的，一是飞升，即所谓羽化成仙；一是黄白术，即所谓点石成金，使普通的铅、锡、铜、铁等“贱金属”变成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技术。其中，主要的飞升，是《抱朴子·内篇》讨论的中心内容，炼制的丹，称为“仙药”“大药”。
所谓炼丹，并不一定用火，据说，一开始就有火法和水法两大门类，火法是主流，但水法典籍可能更早成书。
炼丹的理论著作，最早、最重要的是《周易参同契》，一称《参同契》。此书的作者，至今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一般认为作者是魏伯阳，孟乃昌认为是东汉时期由徐从事、淳于叔通、魏伯阳等人先后完成。［87］
《周易参同契》有人主张是外丹经典，近人则指称，这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化学经典，宋代则有更多的学者，断定这是《周易》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各持不同看法。
中医更早的经典，虽然托名黄帝、岐伯、扁鹊，都没有炼丹理论，《素问》至唐时已不全，后人补入的“遗编”补《刺法论》第七十二，其中使五疫不相染易的小金丹方则是以丹名，且“不用炉，不用药制，辰砂、雄黄、雌黄、紫金，用火二十斤，煅之七日”。［88］
托名华佗的《中藏经》至宋代才见，所附六十余（书称“疗诸病药方六十道”，实为68道）其中称为丹的有：疗万病六神丹、明月丹、醉仙丹、灵乌丹、扁鹊玉壶丹、止精金锁丹、鬼哭丹、破棺丹、破黄七神丹九方，［89］却没有一个是火法或水法炼制的。
丹为什么能长生，为什么能医治多种疾病，《周易参同契》称：“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规矩。金砂入五内，雾散若风雨，重蒸达四肢，颜色悦泽好，发白皆变黑，齿落生旧所，老翁复丁壮，耆妪成姹女，改形免世厄，号之曰真人。”［90］
又说：“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冰雪得温汤，解释成太玄。金以砂为主，禀和于水银。变化由其真，终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从同类者。”［90］
葛洪总结称：“夫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錬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91］
可以推知，炼丹家注意到贵金属抗氧化不变的特性，以及铅、汞等的氧化还原反应，进而引申为不变→不老→不死；不死→神仙，成为追求的目标。基于这种从无机物（金属）比类于生命现象、人的生、死，错误的逻辑、推理，不可能实现的谬论、服丹、服石，以至后来的服食、服气、辟谷等各种理论于是产生。
服丹、服石，据《诸病源候论》记载，三国魏初的何晏曾服寒食散。“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xī，音吸）然，传以相授。”［92］其后，晋人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又推重寒食散、五石更生散之类的服石方，并首先记录服石引起的各种不良反应，称为发动，给出解救方法。皇甫谧是魏晋时大医学家，他的言、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中国医学大辞典》转载《石林避暑录话》称：寒食散，六朝时人好服之。如晋之何晏、裴秀，及道武、献文二帝，均服是散致疾，而皇甫谧因试其药遂为废人。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畏然，至悲恚欲自杀。［92］《诸病源候论》记录皇甫谧的话：“（何）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余亦豫焉。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内烂溃；蜀郡赵公烈，中表六丧，悉寒食散之所为也。远者数十岁，近者五、六岁，余虽视息，犹溺人之笑耳。”［93］
同样，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一面说道：“人不服石，庶事不佳？恶疮疥癣、温疫、疟疾，年年常患，寝食不安，兴居常恶。非止己事不康，生子难育。所以石在身中，万事休泰！要不可服五石也……寒石、五石更生散方，旧说此药方，上古明贤无此，汉末有何侯（按，当即何晏）者行用，自皇甫士安已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已来，亲见朝野仕人进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有识者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另一面却又说：“人年三十以上，可服石药……四十以上，必须服之……所以常须服石，令人手足温暖，骨髓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暑，不著诸病，是以大须服。”［94］这种互相矛盾的言词，居然在同一部著作、同一章节中出现，学者、读者又将以那一种态度为是？莫怪后人“各取所需”，选择自己心仪的遵行，于是，服丹、服食之风不衰。
然而服丹、服石的中毒后患客观存在，服石家又创“发动”之说，指称服石人失于节制、不遵守注意事项所致。中毒死亡，也不称中毒，而有“尸解”一说。说是服丹、服石达到可以成仙的程度时，即死亡的形式，或摆脱肉体、俗身的累赘，实际成仙而去。中毒也不是丹、石的问题，至死也不是真正丧命，反而是登仙的一个步骤。这一套诡辩、谬论，又不知迷惑了多少人，以致至死仍然执迷不悟。
魏晋时，《针灸甲乙经》的作者皇甫谧，晋代《肘后百一方》的作者葛洪，南北朝时，《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弘景，唐代称为药王的大医学家孙思邈及其弟子孟诜（《食疗本草》的作者），都是兼为炼丹家的大医学家。他们谁也没有真正反对过炼丹、服石。《旧唐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二年（戊申，公元648年）五月，使方士那罗通娑婆于金殿门造‘延年之药’。二十三年（己酉，公元649年）五月，李世民崩。年五十二。”［95］距命造“延年之药”仅仅一年。如果扣除筹建、炼造的时间，这“延年之药”也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断送了一代英君李世民的性命。
孟乃昌总结道：“唐代上至太宗，下至僖宗，几乎没有一个皇帝不与炼丹家有联系的。”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唐诸帝多饵丹药。”记武则天服丹药无恙。但《朝野佥载》卷5说她吃胡超的“长生药”，三年以后也就死了……唐宪宗（李纯，公元806－820年在位，十四年）、敬宗（李湛，公元825－827年在位，三年）、武宗（李炎，公元841－846年在位，五年）、宣宗（李忱，公元847－859年在位，十二年）都是服丹药中毒而死的。唐朝宰相李泌（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时）、刘晏（肃宗、代宗时）、卢钓（宪宗时），武将李抱真（代宗、德宗时）、安禄山（玄宗时）、高骈（懿宗时）、董昌（昭宗时）都曾与丹家合还丹、炼金银。韩愈喟叹别人服丹中毒，自己却服“火灵库”（《清异录》药门）。白居易诗《忆昔》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96］
一直延续到明代，随着道教被重视，炼丹、服石之风又盛，世宗朱厚熜（zǒng，音总）在位45年，一直烧炼，收集“仙药”。据说，他也是服丹药中毒而死。说他晚年信任术士王金等，他们伪造诸品仙方，“与所制金石药并进，其方诡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发，不能愈。未几，帝大渐。遗诏归罪金等。”［96］从此，炼丹、服石之风趋于冷淡。
从唐代贞观年间到明代嘉靖年代，九个多世纪间，炼丹、服石在国家统治阶层一直以各种形式盛行，多少人倾家荡产，多少人赔上身家性命，可谓流毒无穷。
然而，炼丹术还有它值得推崇的一面。
炼丹、服石（食）长时与道教并存，而且互相促进，但炼丹术并不是道教。炼丹术实际并没有发展真正的道教。从历史上看，炼丹术的两个重要目标：长生不老乃至羽化登仙；黄白术，点石成金，促成贱金属向贵金属的转化，从来也不曾实现过。然而，通过炼丹术，我们的先人开创了原始的化学实践则是事实。
孟乃昌引述俄国学者Β．Α．ΡΑБИΗОВИЧ的话：“尽管炼丹的目标本来在于长生丹剂的获得和金银的制取，但长期以来选用的方法和炼作，是在化学运动的形式水平上，有人原是想进入某一房间，历史却使他走进另一房间。因而他也走对了房间。”［97］原始化学的认识不是原始的目的，却是真实的结果。从中国的炼丹术到古代阿拉伯的点金术、欧洲的点金术哲人石，乃至近代化学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炼丹术导致欧洲的化学建立和发展，以至近代化学的巨大进步。
与之相关的，还有黑色火药的发现、发明和使用。应该说：陶瓷技术、耐火材料也与炼丹术有密切关系。
养生、食疗等知识和相关理论也与炼丹理论有衍生的关系。
在中药方面，炼丹术带来大量有关金属、矿物药性能的知识，从一开始就丰富了本草的内涵。在理论方面，中药的质量优劣、采收、辨别等理论也都与炼丹术相关理论有明显联系。也有迹象显示：重要的配伍理论，包括后来发展的升降浮沉理论，都包含着炼丹理论的引申。
中药的制作技术，火候，与炼丹技术有关，中药的炮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方法上，都与炼丹有关。
20世纪，由于李约瑟等人的推崇，中药秋石的制取方法，一度被推崇为中国人最早的生化制药工艺、类固醇性激素提取方法。近日，孙毅霖等实验证明，秋石中并不含有可测量的性激素。［98］然而，通过炼丹（水法）的类似思考，中国古人掌握了从某些体液中提取所含成分的做法，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中药方剂受炼丹术的影响最著者，应是紫雪，或称紫雪丹、紫雪散。中药有霜雪剂，是一种数量极少的剂型，其组成、方法应是水法炼丹的发展。无论紫雪、绛雪、金石凌、七水凌、玄霜，都是以朴硝、芒硝、硝石等炼丹常用原料为主，都有一个再结晶过程。而且，以治热、服丹石发热反应为适应证。
紫雪，《千金翼方》［99］《外台秘要》［100］都有记载（组成略异）。许多近代重要文献均误以《局方》为方源。《局方》紫雪［101］方同《千金翼方》基本相同。世纪各家著作中的紫雪方多有不同，1985年我们从常见方书中，一共找出26个不同组成的紫雪方。实际《千金翼方》之前几个世纪的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已将紫雪列为常备成剂药，与三物备急药、理中散同列。［102］可知紫雪出现可能比葛洪还早。
炼丹书《太清石壁记》中，也有紫雪。“治脚气毒遍内外，烦热、口中生疮、狂惕叫走，发解诸草、石热药毒发、卒热黄瘅（原作痹，依词义改）等。”组成较《千金翼方》多白银，缺朴硝，但有“消精”（或者消精即朴硝？）［103］
李约瑟《中国科技史》认为《太清石壁记》六世纪初梁楚泽先生编。也有的学者据《新唐书》艺文志，认为唐肃宗李亨乾元间（公元758－759年）所出［104］《证类本草》中亦有多处引此书，可知此书在《局方》前若干世纪。葛洪也是炼丹家，此方系炼丹家治疗丹石发动之高热常用方。
《局方》用紫雪治积热。近世，紫雪是治温病的要药，“温病三宝”之一。《温病条辨》称为紫雪丹，用治太阴温病：神昏谵语、昏厥内闭，热痰蒙陷心包。［105］
必须承认，炼丹术对于中药、本草的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正视它的作用，也要正视它存在的负面影响。近两个世纪来，从现代科学角度研究古代炼丹术的学者渐多，指证许多有科学价值的事物。也有人兼事中医药工作。张觉人介绍用于中医临床的丹药，有氯化汞类2种、硫化汞类3种、氧化汞类2种、升丹类7种、降丹类10种、烧丹类1种，计25种［106］，这些多是中医方药。还有一些传统中医所用方药，如以硫黄为主的金液丹；以硫黄和铅制成的黑锡丹；以氧化汞为主的三仙丹。其组成和应用容或有争议，但在历史上它们也确曾为同疾病斗争的重要手段。
炼丹术与中医药结合，促成了古代中药、本草的一次重大发展，成为本草文献第一次大总结的重大事件。
《神农本草经》的出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时代背景。
1．进入汉代以后，大规模的战争基本平息，人民生活比先秦、春秋、战国的战乱影响有明显的好转，兼之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中原文化的发展、积累有了较好的条件。
2．从先秦转入两汉，社会全面进入铁器时代，冶炼技术大大发展，从先秦时代萌芽的方士、养生理论随之大为发展，道教出现，炼丹理论、技术有了许多积累。
3．国势强盛，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的交往频繁，从张骞、班超为代表的大规模国家交往，陆路丝绸之路形成，中国与西方（包括中亚、欧洲、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形成热潮，客观上，恒河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尼罗河文明、南欧希腊、罗马文明开始以各种形式交流、交融。
集中上述新的识见，兼之前述《神农经》与《本草经》的结合，一个新的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时代开始出现。虽以神农为名，却超出神农知见的新的知识总结、积累，一个大范围的新的药学知识总结时代就此形成了。
前文谈到，晋人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在《针灸甲乙经》中，已经谈到《神农本草》。［107］张华（公元232－300年）《博物志》中，也曾引述《神农本草经》，［108］但他们所知、所见《神农本草经》的形制已无从查考。作为一次本草文献大总结的补充，《吴氏本草》居重要位置。
《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有，隋时亡佚的有“华佗弟子吴普《本草》六卷”。［109］隋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就引述过，后来的唐·《新修本草》、宋·《嘉祐补注本草》，以及农书《齐民要术》、类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都曾摘引《吴氏本草》，似未全佚。
《吴氏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魏·广陵人吴普撰。普，华佗弟子，修《神农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种，《唐·经籍志》尚存六卷。今广内不复有，惟诸子书多见引据。其说药性寒温、五味最为详悉。”［110］则《吴氏本草》即《吴普本草》，《太平御览》作《吴氏本草》或《吴氏本草经》。1987年，尚志钧等有重辑本《吴普本草》出版。［111］
吴普（公元？－250年）为名医华佗之弟子。华佗未闻有本草著作传世，吴普此书应主要是个人撰述。以综合其前多家《本草》或类似著作内容为特点，包括药性、功能主治以及形态、生境等，但流传的条目内容多寡不一，少的只一两句带过，可能不是原书全貌。
《吴普本草》广泛比较此前诸家有关各药的药性认识，包括《神农》《一经》《黄帝》《岐伯》《雷公》《桐君》《医和》《扁鹊》《李（季）氏》九家，这些著作大多已不可考，但无疑是其当代或前代有关著作的总结、综述。
《吴氏本草》内容虽然并不完整，但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1．当时，除《本草经》或《神农本草经》以外，尚有多家《本草》或类似著作流传，各家学术见解互有出入。综合、总结是客观需要。
2．《本草》类著作，首先以药性、功能、主治为重点，其次是名称、产地、采收时期等，至于形色、辨识，则似非传统《本草》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影陈昌浩刻本：314
［2］尚书注疏·卷十·说命上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174
［3］孟子·卷五上·滕文公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2701
［4］国语·卷十七·楚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54
［5］周礼注疏·卷五·天官冢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666
［6］周易正义·卷三·无妄．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世界书局《十三经注疏》：40
［7］李昉，等．太平御览·卷948药部一药．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4357
［8］《礼记正义》曲礼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十三经注疏》卷三：1268
［9］田昌五主编．华夏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0］李先登．对华夏文化探索若干问题的看法，华夏文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236
［11］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考古论文集（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658－681
［12］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7－10
［13］王懿之．云南上古文化史·第一章绪论．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1－2
［14］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学，1977（4）：222
［15］高煒．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55
［16］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试论夏文化始于晋南，《华夏文明》：47
［17］高煒．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56
［18］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106－111
［19］王克林．中国古代文明与龙山文化．《华夏文明》：136
［20］李先登．对华夏文化探索若干问题的看法．《华夏文明》：249
［21］杨育彬．从考古发现探索夏文化的上限与下限三，二里头早期（一、二期）文化是夏文化的下限．《华夏文明》：231
［22］邢昺．《尔雅》序，转引自《十三经注疏》《尔雅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硫》：2564－2566
［23］李世民．晋书·卷七十二 列传第四十二 郭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2）：1465
［24］陆文郁．《诗草木今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
［25］《礼记正义》卷十四 月令第六 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疏》：1352
［26］旧署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一 药录纂要．采药时节第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影：1－2；又见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一·采药时节．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影：834－836
［27］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Ⅰ）：309－310
［28］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0：4
［29］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伤寒论语释·卷首·伤寒杂病论原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5
［30］丹波元简．伤寒论辑义·卷首·伤寒卒病论集原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4
［31］班固．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Ⅰ）：529
［32］陆羽．茶经·卷下之三 七、茶之事．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26
［33］史游．急就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四库全书》223册：25，26，31，34，43
［34］周易·繫辞下·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八：86
［35］刘安．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二子》：1296
［36］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十八·皇王部三·炎帝神农氏．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365
［37］许慎．说文解字·七下 疢．北京：中华书局，1979影陈昌治刻本：155
［38］上海：五风楼，1920石印《淮南子》修务训：20
［39］陈嘉谟．本草蒙筌·卷首·历代名医图·炎帝神农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31
［40］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序例·历代诸家本草·神农本草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刘衡如校点本：1
［41］掌禹锡，等．嘉祐补注本草·总叙·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25
［42］长孙无忌．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5）：3375
［43］蔡邕．独断·卷上·六神之别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影《四库全书》《四库笔记小说丛书》850册：83
［44］班固．白虎通义·卷上 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影《四库全书》《四库笔记小说丛书》850册：7
［45］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影：2
［46］皇甫谧．帝王世纪·转引自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八·皇王部三·炎帝神农氏，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365
［47］孟子·卷五·滕文公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疏》：2705
［48］班固．前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农家《神农》二十篇原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Ⅰ）：530
［49］寇宗奭．本草衍义·总叙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颜正华、黄幼群点校本序例上：4
［50］马骥．绎史·卷四·炎帝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影《四库全书》本：365－83－87
［51］袁了凡，王凤洲．纲鉴合编·卷一·炎帝神农氏，北京：中国书店，1985影1923：10
［52］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修订版）．上册 四、炎帝、神农、蚩尤时代 神农氏文化成就（5）鞭草和药济人．北京：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195－196
［53］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序例·梁陶隐居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29
［54］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上海：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影敦煌卷子本：1
［55］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Ⅰ）：18。“武王追思先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
［56］王震中．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上编：早期国家文明起源从符号到文字—关于中国文字起源的探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50－102
［57］尔雅注疏·卷九·释虫第十六 魁．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疏》：2640
［58］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十·魁蛤．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417
［59］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十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442
［60］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木部九·合欢．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260
［61］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千·百卉部七·地榆．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426
［62］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第十二章·第一节·传世汉魏古籍中的《本经》古本佚文；二、《楚辞章句》所引佚文；三、《尔雅樊氏注》所引佚文．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785－788
［63］邢昺．尔雅疏叙．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疏》：2564
［64］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广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抱朴子内外篇》：732－733
［65］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十一·仙药．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抱朴子内外篇》：183
［66］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四·药部一·药．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357
［67］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九·药部六·当归．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377
［68］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九六·百卉部三·萱．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408
［69］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一八·羽族部五·鸡．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073
［70］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桃（玉桃）．上海：商务引书馆，《四部丛刊初编子部》：123
［71］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四·药部一·药引《抱朴子》．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357
［72］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四·药部一·药引《本草经》．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359
［73］《梁·陶隐居序》，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 序例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影晦明轩本：29；又，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影卷子本《本草经集注》：3。略异：四百四十一为四百三十一，参校：刘甲本《证类本草》缩微胶卷、柯刻《大观本草》都是四百三十一。当是抄写体卅与卌混淆不清。待寻求其他旁证。
［74］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八四·药部一·药．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4355
［75］《周礼注疏》卷二十四 春官泰伯 大卜．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疏》：802；又，《周礼正义》卷首第三论三代《易》名：杜子春云；《归藏》黄帝。郑玄：殷曰《归藏》。
［76］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1）：30。时为秦始皇嬴政二十八年（壬午，公元前219年）《太平广记》卷四徐福传称：“遣福及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寻祖洲，不返。”
［77］司马迁．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1）：50。《太平广记》卷九 有李少君传，但未提及此事。
［78］辞海·缩印本·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34
［79］列子·卷五·汤问第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二子》：209
［80］山海经·第十四·大荒东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二子》：1380
［81］列子·卷三·周穆王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二子》：2020
［82］许慎．说文解字·第五下·丹．北京：中华书局，1979影陈昌浩刻本：106
［83］转引自康熙字典·子集上·丹．上海：经纬教育联合出版部，1935影：7
［84］尚书正义·卷六·《禹贡》．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疏》：149
［85］周礼注疏·卷五·天官冢宰下·疡医．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十三经注疏》：668
［86］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中国炼丹术的定型与成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6－9
［87］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辨．一、通考（五）作者之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38
［88］黄帝内经素问遗编·刺法论第七十二．上海：育文书局，1917石印《黄帝内经》卷末清人吴仪洛《成方切用》卷首 内经方收本方，目录称“五疫方”文中仍称小金丹。
［89］孙星衍校．华氏中藏经·卷下·疗诸病药方六十道．上海：商务印书馆，1956：43－63
［90］《周易参同契》原书已不可求。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自26种炼丹原著中辑出61条引句。这里所引，自杜献琛《内丹探秘》（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所引共163条，其《参同契》来源不详，与前述对照，似非作伪，供参考。
［91］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金丹．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七百种：54
［92］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校释·卷六·解散病诸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157－221。所谓寒食散，有谓即五石散（《中国医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3：2908）：五石散亦无考。《千金翼方》有五石散（卷三十二）方中十六味药，含石药三种，主风劳毒冷，不似服石方，另有五石更生散，十五味药，含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石硫黄五石药；五石护命散十五味药，亦含此五石药。所说五石散与此五石药关系待考。
［93］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六·解散病诸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171－172
［94］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 解五石毒第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影：432－433
［95］刘昫．旧唐书·本纪第三·太宗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5）：3492
［96］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第一章 中国炼丹史轮廓 三、中国炼丹术的五个时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14－17
［97］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第四章 中国炼丹家的理论观点，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118
［98］孙毅霖．中国古代秋石提炼考．广西民族学院报（自然科学报），2005，11（4）
［99］旧署孙思邈．千金翼方·卷十六·压热第十六．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影：211－212
［100］王焘．外台秘要·卷三十一·古今诸家散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影：849
［101］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六·治积热·紫雪．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112
［102］葛洪．肘后备急方·卷八·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影：150
［103］楚泽先生编．太清石壁记·卷下·紫雪法，《道藏》洞神部 众术类兰．上海：涵芬楼，1926影印本
［104］孟乃昌．道教与中国炼丹术·第三章．三、太清石壁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46－47
［105］吴瑭原著．增补评註温病条辨·卷一·上焦篇·紫雪丹．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37
［106］张觉人．中国炼丹术与丹药．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107］皇甫谧．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影《针灸甲乙经》：2
［108］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九一八 羽部五 鸡 《博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本：4073
［109］长孙无忌，等．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经籍三·神农本草八卷原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二十五史》（5）：3375
［110］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序例上·补注所引书传．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影晦明轩本：39
［111］尚志钧，等辑．吴普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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