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总结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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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草纲目》以后，进入满族当权的清朝。这些巨著有力地促进医药学的学习、总结，也促成了第六次本草文献的大总结。《神农本草经》北宋中、晚期似已失传，不再有人提起。《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本经辑本节收《神农本草经》重辑本10种，包括日本学者辑本2种。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之后，一大批《本草纲目》节要的著作和补正《本草纲目》的著作问世。

《本草纲目》以后，进入满族当权的清朝。满族进北京后的第二位皇帝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就是一位倾慕汉族文化而且博学聪颖的君主，不仅命人续写了《本草品汇精要》，而且还命朝臣增补《群芳谱》为《广群芳谱》，也补充了《花镜》。第三位皇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祯，虽然在位不久，在他主持下，最后完成大丛书《道藏》，又接手陈梦雷的巨著，一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此书没有本草专卷，但相关内容分别载入禽虫典、草木典等门类），许多前代医著、本草的内容收入其中。第四位皇帝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年，文治武功盛极一时，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公元1772年）起至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公元1791年），组织众多文臣完成的《四库全书》成为中国最大篇幅的丛书。《四库全书》收载前人医药著作达97种，也有不少自《永乐大典》中重辑者，重辑工作丰富了现存中医药典籍。此外，乾隆七年（壬戌，公元1742年）起，又指定御医吴谦等编辑《医宗金鉴》，这是唯一一部由政府编辑并作为法定医学教科书全书的著作，此书没有包括本草著作。

这些巨著有力地促进医药学的学习、总结，也促成了第六次本草文献的大总结。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从明朝开始（或者更前溯至元代，但时间过于短促，历史文献欠缺），书商明显有利可图，促成许多大篇幅的医药著作产生。如薛立斋《薛氏医学全书》、徐春甫《古今医统正脉》、王肯堂《证治准绳》、徐大椿《徐灵胎医学全书》、陈修园《陈修园医书六种》《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等15部涵括了多种、多人的医药著作。进入清代，考据之学渐盛，许多中医药古籍的研究也随之兴起，影响所及，包括日本学者，都参加进来。

最有影响的是《神农本草经》的辑复和研究。

《神农本草经》北宋中、晚期似已失传，不再有人提起。据考［4］，南京学者王炎（公元1138－1218年）约公元1217年（宋宁宗赵扩嘉定十年，丁丑）首先重辑《神农本草经》，称为《本草正经》，原书三卷，已不存，只有序文可查。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至四十四年（丙辰，公元1616年）医学家卢复（公元1573－1620年），依《本草纲目》卷二的《神农本草经目录》［5］重辑《神农本草经》，这是现存《神农本草经》最早的一个重辑本。［6］以后许多学者各以所长，陆续补辑《神农本草经》。

《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本经辑本节收《神农本草经》重辑本10种，包括日本学者辑本2种。［7］尚志钧介绍各种《神农本草经》辑本9种，包括失传的《本草正经》和日人森立之辑本。［8］马继兴介绍《本经》辑本，只收载《本经》药物的辑注本为16种；收藏部分《本经》药名、药数的辑注本4种。［9］从卢复重辑至今，重辑《神农本草经》的活动至少延续了五个世纪，四百多年。

这些辑本各有特点，资料辑出原始著作不同，参校文献不同，三品位置及药物名称、种类个人见解也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古文献并非都称《神农本草经》，如《太平御览》中所辑《本草经》《本草》《神农》等是否都作为《神农本草经》条文辑出；《证类本草》古刊本的白文是否都是《神农本草经》的文字；有没有白文误雕墨字的……各家见解并不一致。最后辑出药物品种、数量各家时有不同。

许多硕学名家在这几个世纪间的辛勤劳动，总算使这失传五六百年的古本草文献重新面世。

其次是围绕《本草纲目》的研究、著作。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之后，一大批《本草纲目》节要的著作和补正《本草纲目》的著作问世。

《本草纲目》节要（精简）本，最著名的有：汪昂《本草备要》（公元1694年）、吴仪洛《本草从新》（公元1757年）和叶桂《本草再新》（公元1841年）。其他如林起龙《本草纲目必读》（公元1667年）、何镇《本草纲目类纂必读》（公元1676年）、蒋居祉《本草择要纲目》（公元1679年）。

补正《本草纲目》，偏重药性理论的著作，当以黄宫绣《本草纲目求真》（《本草求真》（公元1773年）为最重要。

这一时期，以温病学派兴起为契机，对前代本草、前代药性理论都产生了新的认识。温病大家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虽然没有本草著作（前面提到的《本草再新》作者叶桂，与叶天士重名，但不是同一作者；署名叶天士的《本草经解》，也是一部托名伪作。王孟英有类似食疗本草的著作，不是正规的本草），但他们的理论思维，影响了一大批本草著作。

以归经理论为纲的如《本草分经》《本草问答》。以十剂、归经理论为纲的：《要药分剂》《十剂表》。以七情理论为纲的：《得配本草》。以歌诀形式出现的歌诀一类药物知识，或称为药性赋，是这一时期本草发展、普及的又一特点。这一类读物多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极便童蒙、一般从业者诵读学习，常为书商反复印售。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全国各图书馆藏书，《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02659）有57个版本；《雷公炮制药性解》（02276）有31个版本；两者合刊（02275）有63个版本。还有署名福寿堂之人的《药性赋》（02701）、佚名：《药赋》（02705）、崔嘉彦：《医方药性赋》（02653）、潘宗元：《分经药性赋》（02689）、林爵侯：《生草药性赋》（02719）、王肯堂：《王宇泰药性赋》（02658）、何岩：《（何氏）药性赋》（02693）、佚名：《沈氏药性赋》（02699）、佚名：《诸品药性赋》（02706）、佚名：《药性赋注》（02670）、刘全备：《注解药性赋》（02652）、佚名：《锦囊药性赋》（02580）；以及佚名：《药性歌括》（02698）、沈志潘：《药性歌括》（02727）、潘寿堂：《四言药性》（02728）、佚名：《药性简要三百首》（02708）、卫騏：《药性诗便读》（02729）、陈完：《本草韵言》（02731）；乃至方锦文：《药性歌诀》（02726）、佚名：《药性鼓儿诗》（02792）、何龙举：《药性骊珠》（02432）、王锡鑫：《药性弹词》（02678）等都是。

实际许多药性歌括诗赋是附存于各类医书中，如龚廷贤《寿世保元》卷一就有“药性歌括”（400味）；［10］他的《万病回春》卷一有“药性歌”（240首）。［11］皇甫中《明医指掌》卷一有“药性歌”（240首）。［12］有的书名与内容未必完全一致，如署名李杲的《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有的卷一总赋，包括寒、热、温、平四性248种药的赋；还有用药发明部分，则包含用药阴阳、标本、配伍、升降浮沉、引经报使，乃至十八反、十九畏、六陈、用药准则之类的歌诀。卷二“主治指掌”包含90种药的歌诀，包含升降浮沉、君臣佐使、性味归经、主治等药性，每药一首。“用药须知”部分则是用药法象、四时用药法、炮制药歌、妊娠服药禁歌，似摘引（增加）《汤液本草》序例的内容。卷三、卷四分玉石、草、木、人、禽兽、虫鱼、果品、米谷八部405种药的歌诀及解释，似本草摘要。［13］一部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宣统三年（辛亥，公元1911年）刊印的《天宝本草》，首列寒、热、温、平四个药性赋（内容是草药的药性），其次是“药性歌”，为150种草药的功能主治（包括部分药性，不全有，有也不全）每药一歌。再次是“龚子才先生著药性歌括”，开篇便是“本草药论序”“诸药相反例（十八反歌）”“十九畏歌”，继为“新刻本草药性歌括”，寒、热、温、平四性赋，按记载也是248味药，则大多不是草药。再其次是“药性歌括”称：393味，也都不是草药。［14］

这些歌赋形制相差甚远，内容驳杂，随意性很大，准确性也难肯定，但对于普及中药知识，便于初学记忆，确实起到很大作用，也很受一般文化水平的读者欢迎。其种类、数量都非一般本草著作可比。歌赋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特点。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本草文献学方面还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先是以少数学者为主，发起的考古工作、组织团队；后来则是由当地政府出面，组织相关团队、研究机构、乃至研究、保管机构、陈列、展览机构、博物馆等。

有关周及先周、殷商时代甲骨（贞卜记录文物）研究及其成果，对于认识、了解商周文化，起到举世震惊的作用。近年来，国家组织大批专家学者，动员多学科参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年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到西周，上及于尧舜以至秦末，从新石器时代，横跨青铜时代，直至铁器时代的兴起，澄清、确认，发现诸多史料、史实，使我们有幸认识、了解明、清以前许多前贤、鸿儒所不曾了解的古代事物，眼界得以进一步开阔。

第二，实际也是第一件事的产物，新疆、甘肃等多处以及敦煌石窟等地古代文书的发现，即是帝国主义文物盗窃分子未能攫取的部分；后来又经我国有识之士千方百计通过各个途径收回（包括拍照、抄写等方法）的部分，又一次丰富了我国医药文献。

其中最重要是敦煌卷子本《本草经集注·序录》的发现不仅仅是对陶弘景原著原貌的了解，经过学者们的解读，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唐、宋以来，一千年间，只知有《名医别录》，认为《名医别录》就是《本草经集注》的错误认识纠正过来。这些文物，对于重辑《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食疗本草》都有重要价值。

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推测至少是西汉初年，或可上推至先秦战国时期，虽然不是本草，但对我们认识、了解这一时段的医药文化有重要价值，我们得以知道，当时用药种类与《神农本草经》的关系。类似的发现，还有如《武威汉代医简》、江苏《万物》等，针对这些文物的研究、解读工作还未结束，最后评价，有待将来。

第三，海外医药著作的回归。这里并不是说，原来著作重新返归我国。从文献学角度来看，重新返归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尤其没有必要花费巨资，将流出（无论是如何流出的）文献重新购回。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条件、有可能不动原文献而详细了解其内容，文字或图画。如曹晖辑复《本草品汇精要》的过程就是一例。

实际从清朝末年，就有有识之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国外搜求有关中医药的文献资料，上文介绍的卷子本《本草经集注》是一例，还有陆续在国内重印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尚志钧重辑《新修本草》时，也多处引用日本所藏各抄本。朝鲜（高丽）巨著《医方类聚》，经人民卫生出版社组织校点，1980年出版11册约950余万字，是值得称许的大好事。

本来，日本学者，特别是汉方医界，对于中医药典籍多有研究，也有许多重要著作，值得参考、借鉴。民国年间，曾有《皇汉医学丛书》刊行包括多种日本学者的著作，最有影响的，当推丹波元胤的《医籍考》（《中国医籍考》）、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这两部医著目录都收载了许多有关本草的著作，冈西为人还有几部本草学著作如《本草概说》（公元1977年），《中国本草的输入及其影响》（公元1958年），对国内学术界都有重要影响。《宋以前医籍考》也不是单纯目录学，还包含许多自己的学术见解、研究心得。近年来，郑金生主编《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12册62种）。

随着印刷术的进步发展，许多前代本草得以重印，《道藏》《四库全书》中的本草也时有抽印本行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都有类书发行，极大丰富了中医药文献的知识，而中医药界也着手做了不少工作，裘庆元（吉生）主编《三三医书》（公元1924年）三集收集前代中医药著作，较少为人知的，达99种；此外，他还主编《珍本医书集成》（公元1936年），收集前代中医药著作90种。陈存仁主编《皇汉医学丛书》（公元1936年）选择介绍日本学者的中医药著作72种。上海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选择、抽印了《四库全书》中的医药著作，组成收录乾隆以前中医古籍97种，汇编为《四库医学丛书》，人民卫生出版社还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永乐大典医药集》。

重印最多的当属《本草纲目》和《神农本草经》的各个古代版本，《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的各种刻本也多有重印。20世纪中叶以后，张存惠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精美、完整的面貌重新面世，对于主流本草的认知，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目》的重印，也给两书研究高潮起重要支撑作用。

复印是指翻刻和复刻以及近代影印、复印技术的出版物。许多善本、珍稀版本文献通过类似途径，得以为现代学者所认识、了解。

与复印密切相关的是制成缩微胶卷的技术，缩微技术限于设备、经费等条件，不可能大量复制发行，但学校、科研机构和图书馆交换、交流知识，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国家图书馆藏珍、善本文献许多因而为世人了解，如刘甲本《证类本草》《大观本草》《本草品汇精要》《宝庆本草折衷》《回回药方》。近年，《四库全书》也已制成光盘发售，网上可以查阅。

此外，还有两三件事值得一提。

首先是“献方运动”，其实，还没有真正形成“运动”，而是近乎自发的群众热情体现。自从1954年贯彻中医政策以后，原来在基层群众中，对于传统中医的信任（信仰）、喜爱，一时迸发出来，群众出于对党的政策的拥护，实际也是不满于过去多年来歧视、排斥中医的种种作法，尽量宣扬中医的疗效，民间对单、秘、验方的观点成为谈论的重点，所谓“单方一味药，气死名医”的谚语，夸大成为格言，于是单、秘、验方的搜求，几乎成为时尚，地方上，各类医学世家纷纷献出保存多年的验方、秘方，或以“祖传秘方”的名义，捐献给卫生行政部门，推而广之，不仅医家，连普通人家、山乡门户、寺院道观，也推介自家的“验方”，甚至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也不时在报刊介绍自己的（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各类验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非正规名称叫“献方运动”，这个“运动”没有组织，没有领导，也没有起止日期，但也有不少地方部门组织人力，将献方整理，汇集成书，各类民间验方集数量之多，几乎无法统计。仅就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所属“单、秘、验方组”，20世纪50年代末收集各地捐献的单、秘、验方，据说曾达60余万份，直至60年代初，十几位专职人员还没有整理结束。刊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这些民间方剂，无疑对于某些中药、草药，特别是仅见于某些山野的药材或具有某些治疗作用的动、植物的药用价值，可能有助于认识和了解。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从而发现过确实有效的方剂，但缺少科学的验证，这些方剂的适用范围大多仍然停留在口头上、纸面上。个别单、秘方使用不当或者发生的不良反应给“单、秘、验方”带来负面影响。个别献方人出于名、利动机或野心，有人抄袭古方，有人粗制滥造甚至是不着边际的“秘方”，盲目引用，有可能产生不当的危害。所有献方都应该经过鉴别、筛选。

可惜的是，十年动乱间，“献方运动”无声无息地悄然中断。后续的整理工作未能进行到底。

其次是“大搞中草药运动”。所谓“草药”，是指长期存在于民间，或是祖传、或是师徒传授，或有相当疗效，或有一技之长的民间医生，他们所用的药物。文献中，有人称为草药医、草医、土医、青草医。这些医生在一定地区的民间有一定威望，但一般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多少医学理论，就是有，与传统中医的理论也未必相通，一般很少为当地传统中医所认同，甚至遭到非难、轻视。草药医常用鲜药，多自采药物，不甚讲究炮制，既使用炮制，方法也常有别于传统中医。他们的“药”，或同于传统中医，但常有自己独特的名称。所用剂量，一般较大，也不如传统中医精细，常用几棵、几把，甚至嚼、咬几口。

草药医中，还有一部分游走四方，凭借有效的一方一药谋生，有人称为“游医”。还有一部分人掌握炼丹或烧、煅技术，制成有特殊疗效的“丹药”（不一定名为“丹”）。清人赵学敏《串雅新编》、鲁照的《串雅补》、鲍相璈《验方新编》中记录了许多就是这一类方法。文献中或称为“游医”“铃医”“串医”“走方郎中”，北方民间有的称为“拉驴的（医生或先生）”“拉骆驼的（医生或先生）”。这些草药医的技术和知识很少有人总结，也没有人系统研究，但在缺医少药的地区，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威望，也得到远离城市的山乡群众信任。

草药医中，特别在南方、山区农村，生活着一批专业医生，当地人称为蛇医，他们熟悉当地的毒蛇，有人还擅长捕蛇，掌握一般毒蛇咬伤、中毒的治疗方法。他们有自己的理论、药物。众多种类的毒蛇如果缺少针对性的抗毒血清，蛇医的工作往往也只能起到救急或辅助作用。一般的蛇医往往自成一家，互不交流技术，也很少有人系统总结蛇医、特别是针对特定的毒蛇品类的诊疗经验。

在大搞中草药运动中，许多民间的草药经验、草药医、蛇医的用药是发掘、搜集的重点，各地或以省、区、市、县为单位，或以镇、乡，或以学校、机关为基础，先后编辑、出版了名目繁多的中草药手册、中草药志。

与大搞中草药运动同时，各民族、地区的民族医药整理工作也成为时尚，不仅藏药、蒙药、维吾尔药，而且苗药、傣药、彝药、土家族、水族等都有记录药物的著作问世。

“大搞中草药运动”的是非评价，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有待更多更细致的工作。受这一运动的影响、推动，以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为首，或是当时的中国药材公司出面，或是有条件的中医药院校前后分别组织了多次、多种全国或地方（地区、地域）性的中草药种类普查（调查）、搜集、积累了许多中草药资料。据了解，时过境迁，可能有许多科技资料未能及时整理；也有的缺少认真负责的态度，有些调查材料和标本受到不应有的毁坏、破损。这一部分工作也远没有结束。

作为历史的总结，本草方面应以《中华本草》为主体。在《中华本草》之前，许多学者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深度、不同角度的总结探索，包括初步预备性总结、文献、药材、资源、民族药、理论（药性理论和炮制）、药典等方面。

这一次大总结，正当社会架构、民族文化有了重大变革、科学知识、生产力大量积累的时代。特别自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苦难深重，从孱弱、低迷中找到了解放的道路。从1949年建国，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华民族有了新的生命，又一次崛起，迸发出新的辉煌。这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摆脱了封建落后，大跨步地进入了文明、先进的世界。

（一）预备性总结

这一次大总结，首先是试探性、预试性的工作，包括《中国药学大辞典》《全国中草药汇编》和《中药大辞典》。

《中国药学大辞典》陈存仁原著，初版于1935年，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重印。此前的谢观主编《中国医学大辞典》（公元1921年初版，以后又有多次印刷）也收载了若干条中药及药性理论条目，但较零散，也不成系统，有失全面。《中国药学大辞典》辞目达4300条，主要为中药，一般不涉及理论及本草文献、历史。每药分列：原名、命名（相当释名）、处方用名、古籍名称（有文献来源）、学名（或外国名称，选择性列英、德、日等名称）、基本（即基源）、产地、形态（有附图）、种植（栽培）、种类、采取（即采收）、性质（药性）、效能、主治各条外，具特色的是：历代记述考证、辨伪、近人学说等项，既是总结前人经验，又多为一般本草所没有。另专设“张仲景之发明”项。另，用量一项则“以近人应用习惯及经验为标准”，又有应用宜忌、参考资料各项。在当时条件下，是一部难得的时代性的总结。书末附编辑后记，包括本书内专门名词之解释、古方权量之考证、近世权度之折合，参考价值较大；另按朝代列举“本书参考书目”计：古文献（包括部分失传古文献，可能不是亲见，自其他文献转引）223条、日本文献40条、杂志论文173条，合计436个文献。虽然有可能是转引的二、三手资料，资料来源还是相当广泛，间附作者见解、考辨，在20世纪前叶的条件下，是一个难得的中药和中药现代研究总结，有参考价值。

在“大搞中草药运动”中，各地、许多有关单位公开或内部编印了许多有关中草药的志、书、小册子，传播范围不一，内容、水平也各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卫生部领导，由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会同全国九省二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共同协作编写成《全国中草药汇编》上下两册及《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正文收载中草药2202种，附录1723种，连同附注中记载的，中草药总数超过4000种，有墨线图近3000幅，图谱选收中草药彩图1156幅。此三册为一套，先后于1975－1978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据本书上册前言），上、下册近426万字。这是一次有关中草药的大范围总结，只是限于历史条件，书中未能较全面系统地收载有关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中草药资料，更缺少国际性的科研资料，不无遗憾。

《图谱》系按藻类、菌类、地衣类、苔藓类、蕨类、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双子叶植物、单子叶植物）、动物类排列，除原形态以外，多附原药材或饮片或特征性部位图，没有矿物药图。

《中药大辞典》由江苏新医学院编，于1977－1979年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分上、下册及附编三部。上、下编共收载药物5767种，下册后附127种药的成分补遗。上、下册共7882千字。各药都有编号（依药名笔画排序）药名、汉语拼音名、原始出处、异名；基源；原植（动、矿）物，述学名、又名、形态、生长环境、生态；采集；药材（形态、商品、产销信息、成分）；药理；毒性；炮制、性味（包括毒性）；归经（集中叙述及主要文献纪录）；功能主治；用法用量；宜忌；选方；临床报道；各家论述；备考等项，其中，药材、药理、炮制、性味、归经、临床报道及各家论述各项都有特色，而且有较多的信息量，参阅文献量也较大。

《中药大辞典》附编包括中文名称索引（按名称笔画排序，注药物编号）；植、动、矿物学名索引（矿物为英文名）、化学成分中英名称对照；化学成分索引（按成分英文名称字母顺序排序，没有英文名称的则按中文名称笔画排序）依次为英文名称、中文名称、结构式、熔（升华）点、药物编号；药理作用索引［主要为离体药理试验及半数致死量，包括毒性（毒理）作用］；成分、药理、临床报道参考文献；古今度量衡对照（包括①古今度量衡对照表；②古方中几种特殊计量单位的说明；③公制与市制计量单位的折算。）

《中药大辞典》附编中的八个部分引述资料充分，总结性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尽管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但不失时宜地进行这样的总结，为新的总结打下坚实的基础还是有意义的，值得肯定的。

以上三部总结性著作在时间跨度上大约有七八十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中草药进行了不同阶段的总结，但对中药理论、度量衡没有认真总结；对大陆以外的华人地区中草药情况缺乏研究；国内兄弟民族以及周边国家，应用中医药的地区尤少了解，还不能称为这一时代的全面的总结。

（二）文献方面

首先当推刘寿山、刘嘉森先后主编的《中药研究文献摘要》，从1963年到1993年，此书共有5卷。第一卷，1963出版，包括1820－1961年国内外中药研究文献，涉及中药502种；第二卷，1962－1974年，711种，1979年出版；第三卷，1975－1979年，727种，1985年出版；第四卷，1980－1984年，574种，1992年出版；第五卷，1985－1987年，565种，1993年出版。内容涉及每药的生药（动、植物形态、饲养、栽培、鉴别）、化学、药理、临床等领域研究论文，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提供有关论文的出处、时间、作者、内容摘要，便于检索、查找。

其次是陈馥馨主编《现代中药著作内容检索》（1989年）及《增编》，该书组织全国重点有关中医药院校、科研单位、图书馆25所的工作人员60余人共同完成，涉及现存中药著作2177部。每部都作了摘要，记录其作者、出版单位、出版时间、收藏单位，涉及公开出版物和部分不涉密的出版物、少数民族著作。《增编》搜集各地馆藏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朝鲜出版的145种。便于检索、查找出版数量不多的著作，特别是文革期间各地自行出刊的著作。

尚志钧、林乾良、郑金生合编的《历代中药文献精华》1989年经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中、下三编：①上编：本草概要（历代中药文献概要）9章，重点是历史分期，也分类叙述各时期重点本草文献；②中编：本草要籍，按历史分期选择介绍重要本草或本草参考文献91种；③下编：本草大系（历史中药文献大系）。本书不是一般目录学著作，作者们常就历史、内容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考证心得、评价等，是一部学术水平较高的文献学专著，重点是古代本草文献研究（包括部分已失传的文献，也包含少数近、现代著作）。

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1957年）分七章：神农本草经、综合本草、单味药本草、食物本草、炮制、杂著，各本草都加编号，共278种（包括部分近代著作、日本人著作）书前别有绪论，叙及历史及分类等个人见解。

（三）药材及药材资源方面的总结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等国内中药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共同编写的《中药志》。自1959年起，此书先后出版4卷。1979年又陆续出版修订本，但直到1998年才出版第6卷，时间延续近20年。进入21世纪，又由肖培根主编重新组织全国主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组成新的编委会，对原《中药志》前5卷修订为《新编中药志》3卷，原第6卷为《新编中药志》第4卷。收载品种大致与《中国药典》2000年版相呼应。

原《中药志》各论分别叙述各药的生药学特征，重点是形态学讨论，附图多为原动、植物墨线图，部分为彩色图药材、饮片图，或附有显微镜下图、解剖图，多与古本草（如《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附图对比。药材学项目如行名、产销情况、采收加工、鉴别等常为实际调查记录。重要的现代化学、药理研究结果也常引述，可以作为药材鉴别、鉴定参考。

《新编中药志》重点对化学成分、成分定性色谱图、特征性成分或有效成分的定量分析进行补充，以适应质量评定需要。某些重点品种还补充药材学的资料，参考文献追踪到2004年。

《中药志》和《新编中药志》是药材方面的学术水平较高的文献，总结范围也相当广，又便于参考。（以上据肖培根《新编中药志前言》）

徐国钧主编的《药材学》。这是一部开创性的学术专著。此书第一版于1960年出版，1416页，原书4篇：第1篇相当总论，论药材学的历史、任务。药材的化学成分、采制、炮制、贮藏、鉴别。第2篇为植物类药材，按药用部位分章叙述，共498种，附墨线图1300幅。第3篇为动物类药材，共82种。第4篇为矿物类药材，共54种。

《中药材》由徐国钧、何宏贤、徐珞珊主编，编者22人，全书3837千字。植物类药材882种、动物类药材60种、矿物类药材40种，内容较前编有明显增多。本书是中药材方面的总结性研究著作，尤可贵的是，集中了大量实际调查材料以及作者的研究成果，有实用价值，也是一部重要的专业性学术著作。

1992年，中国商业部组织各有关单位、专家编纂《中国商品大辞典》计划分35个分册，分别记载各大类商品，选择约4万条，释文近2500万字。其中《中药材分册》主编单位为黑龙江商学院和中国药材公司，李殿钧、张鸿魁主编，编写人员17人，1995年出版，535千字。《中国商品大辞典·中药材分册》将药材分为12类，共885种，1660个辞目。各药材多附药材及饮片墨线图，末附彩色药材图30幅。

本书重点在商品学方面，除一般性味、功能等外，尤重视叙述药材学、饮片特点、分级（等）、产销地域、商品鉴别，是一般本草和药物学的重要补充。

胡世林主编《中国道地药材》（1989年）是中药药材学、商品学方面另一部开创性专著。本书收录药材159种（植物来源的131种、动物来源的20种、矿物来源的8种），插图146幅，彩色照片240幅。

本书分总论、各论、附录三个部分。总论10章，分别叙述道地药材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传统集散地；道地药材与环境（八个因子、区别）；栽培与养殖；产地加工与贮藏；质量分析与评价；道地药材无机元素分析法；道地药材与人体无机元素失调证；道地药材与商品市场，道地药材与民族医药体系的形成。各论分别叙述川药、广药、云药、贵药、怀药、浙药、关药、北药、西药、南药等10路药材、饮片。一药有多处道地者，在有关项下附记他处；一药多源者，按产量、质量择优记述其一，除一般形态、栽培、养殖要点，性味效用外，本文中的道地沿革、采收加工、药材特征等项，都是本书特点，特别在结合道地认识方面，尤其值得注意。本书是一部迄今为止的中药材道地理论与商品学方面的总结。

中医药文化发展几千年来，究竟有多少种药物？陶弘景第一次整理《神农本草经》便发现有的本草中，某些药物自己不认识，也没有用过。因此，本草中设立“有名未用”一类，此后，《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品汇精要》中都陆续有药物退出本草正经，而成为“有名未用”的一类。主流本草不论怎样严格，药物种类一直在增加。《本草拾遗》为《新修本草》增加的品种，许多都为后世本草所接受；《本草纲目拾遗》也同样增加了为《本草纲目》不曾记录的药物和功效。药物的种类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在新的大总结前，我们首先要回答，中医用于治疗的药物资源究竟有多少。

1994年中国药材公司著《中国中药资源志要》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主编张惠源、张志英，全书3066千字，收载国内及引进药物资源12694种，其中，植物383科，2313属，11020种（含种以下等级1208个），动物414科，879属，1590种，矿物84种。每种记述：名称（中文名、地方名、拉丁学名），生态环境、分布、药用部位、中药名，性味、功能、用途、附注等内容。

同年，李文瑞、李秋贵主编《中药别名辞典》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常用中药正名5500余种，别名27000余条，药名、别名之下，简介科属、药用部分、功能、临床治疗（主治病证）用法和临证参考剂量。

199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谢宗万、余友芩自1958年起，花费将近40年完成的巨著《全国中草药名鉴》。全书10251千字，分三册。上册为《中草药同物异名集》，中册为索引，下册为《中草药同名异物集》，书中各药都有7位数编号（代号）。其中：植物药369科，按自然分类排列，共11470余条；动物药403科，1630余条；矿物药160余条。每药记录代号、拉丁名（包括曾用名）、植、动物名（文献出处）、药材名（文献出处）、地方（地区）名、功效。这是迄今为止，记录中草药名称最多的一部文献。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问题，向来困扰中医药工作者，特别对于药行从业人员，同名、异名几乎成了行业中的特殊问题，历来本草记载不多，也多不全面。本书是历来本草的一个补充。

辨伪是药材经营的重要技能，也是中药使用的要点，因此，辨伪是药材商的传统本领，也是医务人员的重要知识，与疗效有关。但在一般情况下，又是极容易忽略的内容。

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郑奋扬（肖岩）《伪药条辨》全书111种药材（其中70种为其堂弟、表弟提供），1927年又经曹炳章补订，称《增订伪药条辨》出版。书中择要叙述各药材、产地、等级等作伪、辨伪方法，尤其注重药行辨识要点，实用性较强，曹炳章引述文献资料较多，便于参考。这是迄今为止，药材辨伪唯一一部总结性本草专著。

化学成分是中药具有主要功能的物质，一向称为“有效成分”“生物活性物质”，是药物化学和植物化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是动物类药材的研究重点。除了矿物类药材外，植物类或动物类药材的化学成分，几乎囊括了有机化学的全部领域，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认识、识别中药的化学成分对于进一步开发、利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寻求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必须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近、现代中草药文献、本草著作，化学成分也是重要内容，又是历来本草著作中所没有的内容。20世纪前半叶，部分中西汇通中药著作有部分引述，但其准确性往往很差，参考性也不大。新的总结中，化学成分必须成为重点。前述《中药大辞典》附编中有类似总结，但恐还有不足，有待补充。

黄泰康主编《常用中药成分与药理手册》，1994年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全书2856千字，论及药物429种，除一般药物的本草叙述外有两个部分值得重视，一个是“鉴别与检查”包括性状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检查；另一个部分是化学成分以及不同生长期化学成分变化，这都是药材资源研究方面所需要的资料。

天津药物研究所陈蕙方主编《植物活性成分辞典》第一册，2001年由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内容包含1982－1998年内发表的内发表的植物活性成分1153个。

文中的美国化学文摘化学物质登录号（CAS）、专利状况也是一般文献所不载的，可供参考。

这一类的文献组成中药资源总结，也丰富了中药资源的基础知识。

（四）民族药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分散在全国各地，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同的生活环境，也有不同的文明进度，有自己的传统的卫生、医药文化。近年来，许多新的民族医药典籍，进行了整理发掘，各地陆续出版过各种形式的民族药著作，在新的形势下，也需要有一次新的总结。

关于民族医药著作，首先必须提到的是藏医药文献：《四部医典》和《晶珠本草》。

《四部医典》是藏文简称的意译。藏文原文音译为“据悉”。“悉”，是四的意思；“据”在佛教中是梵文Tantra的对应词，Tantra是密宗的经典，是“相续”“传统”的意思。

《四部医典》的藏文全称汉文意译：“八支甘露心要秘密教诀续。”［15］所谓“八支”，是指古印度吠陀医学的具体内容：拔除医方（相当外科）、利器医方（用器械治疗头、五官病）、身病医方（相当内科）、鬼病医方、小儿方、解毒药科、长寿药科、强精药科，共八个部分。“密宗诀续”谓必须保持极度秘密，不可私相授受，尤不可传授异教徒，在藏医中，《四部医典》的重要性约相当于中医的《黄帝内经》，内容也是问答形式。

《四部医典》由老宇妥·元丹贡布为主的藏族医学家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著成，又经历代藏医学家补充修订，直至11世纪，老宇妥巴的十四世后代，新宇妥·元丹贡布又全面修订，即为现代的《四部医典》。

国内在18世纪左右，将《四部医典》已全部译成蒙文。西方学者从18世纪起，就有人对《四部医典》进行研究，并译成多国文字。［16］198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四部医典》原由李永年译为汉文，1979年完稿。又经卫生部批准，由西藏自治区卫生厅主持，于1980年6、7月间，在拉萨召集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辽宁等省、区以及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审订、改写。1983年出版，全书50万字，分为：根本医典（6章）、论说医典（31章）、秘诀医典（92章）、后续医典四卷（27章），共156章，后续医典共27章，其中，前两章为诊法，第3－10章约相当现代之药剂学，第11章为珍宝部，第12章为草药部，分别叙述各类矿物药、植物药的药性、疗效。第13－25章为各类药、械治病。

《晶珠本草》又名《药物学广论》《无垢晶串》，藏名音译《知麦协称》或《协称》。由藏族医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对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实地调查，并考证藏医药典籍，近20年时间，1835年完成，1840年刻版印刷。1982年由罗达尚等译成汉文，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

《晶珠本草》分上、下两部：上部为“药物晶珠歌诀”，为13章，叙珍宝类、石类、土类、汁液精华类、树类、敦布（湿生草）类、俄（旱生草）类、盐碱类、动物类、作物类、水类、火类、炮制类13类药物，藏文原为歌诀，汉译没有采取韵文或歌诀形式。下部为“药物晶釧（串）广论”，分为三编：第一编“药物起源概论”；第二编“诸药性能各论”，亦为13章，分述各药药性、功能主治，共61类921条；第三编“善事说”，药物的采集加工和药物简称解释二章。译者在书末还加了附录，包括注释、学名对照等。

（五）中药理论方面

本草文献中，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理论。近年来，在道地药材（采收贮藏）、炮制（修治）、应用（药性理论、配伍药对）、制剂等方面多有新的探索，形成新的理论，原有的理论也有待整理总结。

药性理论是中药理论的核心、主体，也涉及到中药从生产到应用的多个方面，也曾经称为“中药基础理论”。南北朝时，曾有一部《药性论》，但已失传一千多年，它的内容、结构都无从知晓，以后散见于本草序例（总论）部分。药性理论也是有变化，而且往往众说纷纭。在本草方面，这是争议最多的部分。《药性论》以后，虽然也先后出现过几部以药性为名的本草著作，大多传流不广，或鲜为人知。

199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高晓山主编的《中药药性论》，探索性地对历代药性理论（包括部分现代科技进展）作了总结。全书分导论、中药基础理论各论、中药基础理论的现代研究与发展及附篇四个部分。

本书第2篇分11章总结中药剂量、毒与毒性、禁忌、五味、四气（性）、性质方面的基础理论、作用定位、定向方面的基础理论、与功能有关的基础理论、配伍基础理论、方剂基础理论，以及其他基础理论（失传药性理论、综合药性理论、运气和时空药性理论、丹家术语）；第3篇选择性记述有关研究方法、毒与毒性、味、性（气）、归经与引经、升降浮沉、反畏、妊娠禁忌（附录历代医学著作中的妊娠禁忌药716种，食忌通则11条，具体食物110种）、配伍理论与药对、方剂理论、功能与治法等现代研究；第4篇为4个部分：①133部本草著作中的药性理论提要；②111部非本草专著药性理论提要；③18部文献中的药性赋提要；④关键词检索。

全书编委10人，823千字。

以往药行中，炮炙（制）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而且师徒、父子授受，要求条件很严格。炮制技术内容和相关理论记录文献不多。前文讨论的《雷公炮炙论》可能是最早的文献，但已失传，只在《证类本草》中保存部分内容，近年有辑复本问世。此书涉及药物不足300种。尚志钧辑本最多，也只有288种。［17］书中理论、方法常较繁复，有的脱离实际较多，与现代中药行业实际技术常有较多差距。到了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总结的炮炙（修治）理论，是第一次炮炙理论的总结，［18］至今仍然广为流传。但在具体操作方面，陈述不多。

明代晚期，大约与李时珍同期，繆希雍（仲淳、仲醇）《先醒斋广笔记》卷4《炮炙大法》，近年抽印成书。［19］书中原只90余种，其记录弟子丁元荐增至439种，“悉按《雷公炮炙》，去其迂阔难尊者，而裁以己法，其无《雷公》者，则自为阐发，以益前人所未逮。凡诸使、制、解、伏、忌、畏等附系其下，庶病家考用，一览了然”。［20］这部著作增补、整理了《雷公炮炙论》，起到承前启后作用。大约与此同时，通俗性读物，也以《雷公炮制药性解》最有名。

署名李中梓的《雷公炮制药性解》，是一部流传较广的有关炮制的通俗性读物，曾反复翻印、改版，名称、内容也时有变化，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仅此书与《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合刊本，全国各地图书馆藏就有63个版本，从清初直至20世纪60年代，大约300多年。其单行本，从明天启二年（壬戌，1622年）到20世纪40年代，各地收载31个版本。［21］全书6卷，载药332种，除一般本草内容外，仍以《雷公炮炙论》为纲，删其不合实际者，补充后世发展者，成为中药炮炙的重要读物、规范。

然而，不同地域、不同厂家仍有自己的炮制规范，有的甚至成为名牌机密。

20世纪50年代，各地区先后出版许多行业内部的炮炙规范，各有不同，各中医院校，也先后设立炮制专业，编写教材，但质量参差不齐，全行业也没有统一规范，《中国药典》陆续增加有关炮制的附则，但与行业实际还有较大差距。形势要求总结、统一，并进一步研究提高。

1962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沈阳药学院药学系蒐集、整理全国25个大中城市药厂、药行、药店的成药配本，整理汇编为《全国中药成药处方集》。此书总论在概说之后，首先是“中药炮炙法简述”。将中药炮炙方法总结为5类：治削（8种方法）、水制（6种方法）、火制（8种方法）、水火制（4种方法）、其他（4种方法）。分别叙述操作方法。后附：“药物的粉碎处理”，分别叙述药物的分研和配研；某些药物粉碎前的特殊处理；含脂肪或脂肪油丰富的药物的处理三个环节。

虽然文字不多，但是新时代条件下，为炮炙方法的第一次全面总结。［22］可惜理论叙述不多，而且书的主要内容是中成药的处方，不是炮炙学专著，炮炙方法不是本书的主旨。

1963年，中医研究院与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合编的《中药炮制经验集成》出版。1974年修订出版第二版。

《中药炮制经验集成》总结历代炮制文献，并搜集了全国26个大中城市药厂、药店炮制制度的文献材料，依中医理论和用药经验归纳综合，“并同存异”，做了炮制理论和方法的总结。全书分绪论和各论两个主要部分，末附药名索引及参考资料。

绪论列“炮制的定义及范围”“炮制起源和发展概况”“炮制基本制作概述”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正式提出以“炮制”作为“炮炙”的正式名称；首先确定炮制的目的和方法类别。第二部分自汉代及其前至现代，分七节叙述炮制的发展历史。第三部分则系统论述净选（14种方法）；切制（4种方法）；炮炙：炒制（4种）；煮制；蒸制；燉制；炙制（9种方法）；煨制；烫制（3种方法）；煅淬；制炭；法制等10类炮制方法要点、举例，兼及相关理论。

各论按：根及根茎类、种子果实类、草类、叶类、花类、皮类、藤木类、树脂类、菌藻类、动物类、矿物类、加工类、其他类13类482种常用中药的炮制方法，附以“功用”，重点解释不同炮制方法的不同性、用。本书清代以前文献参考资料列171条（未列各地炮炙材料名录）。

这是对20世纪以前中药炮制理论、工艺的较全面总结。

（六）药典

关于药典，清朝没有颁布过类似药典的法典。

1923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美国西药谱》，是由8个美国药厂出资翻译的，是《美国药典》第9版的译本。1927年，上海英商会和伦敦商会共同翻译出版《英国药典》。这两部书都是为了推销西药，带有广告性质，没有起到法典作用。

1924年在北京的中国药学会自动组织药典编纂工作，但不被北洋政府重视，半途而废。

1929年1月，成立药典编纂委员会，刘瑞恒自任总编纂，编纂5人。以1926年《美国药典》为蓝本，共收载药物718种。于1930年公布。公布后，受到各方面批评，并呼吁建立名副其实的《中华药典》，李承祜主张，《中华药典》中中药应增加，如半夏、常山、贝母等。［23］这部《中华药典》实际也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50年开始筹备编纂药典。1953年，卫生部颁布第一部《中国药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简称），1957年出版《中国药典》，为1953年版第一增补本。

第一部《中国药典》收载药品531种、植物药与油脂类65种、动物药13种。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任药典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7月28日至8月5日，第三届药典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李德全指出：“第一版《中国药典》没有收载广大人民习用的中药，是个很大的缺陷。”1958年，增聘中医专家8人、中药专家3人组成中医药专门委员会，组织各省市中医药专家，根据传统中医药理论和经验，起草中药材和中药成方（即中成药）的标准。

1965年1月26日卫生部公布《中国药典》1963年版。

《中国药典》1963年版分一、二两部，一部收载中医常用的中药材445种和中药成方制剂197种，二部收载化学药品667种。

1979年10月4日，卫生部颁布《中国药典》1977年版，自1980年1月1日起执行。此版共收载药品1925种，一部收载中草药材（包括少数民族药材）、中草药提取物、植物油脂及一些单味药制剂882种，成方制剂270种，共1152种。二部收载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772种。

《中国药典》1985年版，于1985年9月出版，1986年4月1日起执行。共收载药品1489种，一部收载中药材、植物油脂及单味药制剂506种，中药成方207种，共713种。1987年出版《中国药典》1985年版增补本，新增品种23种，修订172种。1988年10月，《中国药典》1985年版英文版出版。

1990年12月3日，卫生部颁布《中国药典》1990年版，自1991年7月1日起执行。此版共收载药品1751种，一部收载784种，其中中药材、植物油脂等509种。

1991年组建第六届药典委员会，分设13个专业委员会。1995年卫生部颁布《中国药典》1994年版，自1996年1月1日起执行。此版共收载2376种，一部收载920种，其中中药材、植物油脂等522种，中药成方及单味药制剂398种。另于1992、1993年出版《中国药典》1990年版第一、第二增补本，《中药彩色图集》和《中药薄层色谱彩色图集》。1993年7月出版《中国药典》1990年版英文版。

2000年1月，《中国药典》2000年版出版发行，2000年7月1日起执行。此版共收载药品2691种，一部收载992种，二部收载1699种。英文版与中文版同步出版。

2002年10月，第八届药典委员会确定将《中国生物制品规程》并入药典，设为药典三部，并编制首部中成药《临床用药须知》。

《中国药典》2005年版于2005年1月出版发行，同年7月1日起正式执行。此版收载药品3214种，一部收载1146种，二部收载1967种。2000年版收载本版未收载品种9种。《药典》一部增加中药注射剂安全性检查法应用指导原则。［24］

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药典》从无到有，走过了艰难的行程，逐渐趋于成熟、完善，从1962年版起，增设一部，专门收载中药和民族药有关药材、制剂。从445种，到2005年版1146种，增加了701种，近一倍半。而且部分药材吸纳现代化学、生药、药理学成果，特别在鉴别、质量规格方面；记载中药材的性味、归经、反、畏、功能主治，反映中医药理论特点。为第六次本草大总结奠定了坚实的、科学的基础。

有了前述几个方面的资料积累，以及许多学者的努力、勤劳，为第六次本草大总结作了较充分的准备。第六次本草大总结的准备近一个世纪时间，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也为这一次大总结创造了条件。

这一次大总结的主体是《中华本草》。

《中华本草》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60多个单位各本草分支学科500余名专家，历时10年（连民族药卷计算近20年）完成。1989年5月成立编委会，编委120人，分设：品种、栽培、药材、化学、药理、炮制、文献与临床、制剂、本草史、药性理论10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承担总论及各论的编写、审定工作。另设4个民族药（蒙药、藏药、维吾尔药、傣药）专卷编委会。

《中华本草》前30卷为中药，后4卷为民族药，附编1卷、索引2卷，不计民族药卷，共收载药物8980味，插图8530幅，引用文献1万余种，全书约2200万字。1999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蒙药卷，2004年出版，编委37人，收传统蒙药材392味，其中植物药326味、动物药19味、矿物药47味。

藏药卷，2002年出版，编委9人，收藏药材396味，其中植物药309味、动物药48味、矿物药39味。

维吾尔药卷，2005年出版，编委5人，参考阿拉伯文等外文、维文等抄写本、印刷本文件，共收药461味，其中植物药325味、动物药38味、矿物药98味。

傣药卷，2005年出版，编委14人，收载传统傣药513味，其中植物药373味、动物药115味、矿物药25味。

《中华本草》成书之后，又于2005年由贵州科技出版社出版《中华本草》苗药卷，编委26人，共收苗药391味。这是对《中华本草》的补充。

各民族药卷总论部分用汉文记述，大多叙述本民族药的理论、用药特点。各论部分每药除一般叙述外，均记录学名、汉文名称或汉译音名称，多附民族文字名称，有墨线图，大多注意叙述传统中医药理论和本草的异同。

《中华本草》总论部分包括14个专题：本草发展史、中药资源、中药栽培与养殖、中药采集、中药贮藏、中药分类、中药品种、中药鉴定、中药化学、中药药理、中药炮制、中药制剂、中药调剂、中药药性。分别由各专业编委会编写，几乎涵盖了全部中药理论，但在临床、方剂和现代尖端、交叉学科方面尚有欠缺。

各论每药完整时分设23个项目讨论，附原动、植物或药材墨线图或附显微特征图，部分药物个别项目阙如。

全书出版前，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两册本的《中华本草·精选本》，由编委会选择临床常用药物535味及部分总论内容，汇辑精选。共2630页，5814千字。

《中华本草》集中总结反映了截止20世纪末中药学术水平、中药学科发展面貌、中药学成就，是一部空前规模的大本草，是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大总结。我们期待，新的世纪里，我国科学文化更大的进步，在全国统一条件下，会有更多、更新的成就，迎接下一次本草大总结。

然而，《中华本草》似乎还不能说是这一次大总结的终结。相信各方面各学科的总结补充还会陆续出现。2006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朱建平、王永炎、梁菊生主编《中药名考证与规范》就是一例。此书是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参阅古代本草、方书和现代药典、中药学教材、辞典类工具书以及有代表性的中药著作160余种，对中药名的源流、鉴别以及古今正名的演变等，进行深入地研究。编委22人，参加编写者59人，历时4年完成。全书收载中药名503种，每种记述：定名依据；源流考辨；附录：非规范名称、原植（动、矿）物名称、曾用名称、参考文献，以及文献通考四个部分。全书4250千字。应该说，此书就是这一次大总结的补充。

回顾本草发展历史，作为中华文明组成部分，我们看到它成长、发展，也看到它日益走向辉煌，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我们坚信，明天会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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