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点和注释

校点，是对古籍作校正、校补，对没有句读的古籍加标点符号，以便阅读。对于原书字体磨泐、蚀蠹的设法补正，也是重要的内容。恢复一种古籍的完整，也是文献古籍的一个重要工作。

近、现代人对古籍标注标点符号。前人，在没有标点符号以前，则是加注句读（dòu，音逗）。句读，原来只有顿（点）、圈两种。顿，大约相当现代标点符号的顿号“、”或逗号“，”，圈则是句号，但也有人称顿号为点。有人在文字一旁（横写的字在字下）加圈、圆点或点，表示加重语气，或重要部分，需注意的内容。也有人在字旁或字下加划直线或波线，来加注要点。

标点符号或句读在性质上略有区别，标点符号种类更多，表达的意思可能更广。但要注意，在文献工作中，标点或句读所表达的意思未必是作者原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标点或句读都是对原文的再加工。

在研读本草文献中，常会遇到标点或句读问题，特别是每药之前的药性部分、方剂或方剂加减也会遇到类似问题，必须像对待文字一样，认真思考、认真领会。

在校点、辑复本草文献时，必须铭记：标点、句读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定要严肃对待。近、现代出版了多种校点的本草文献，对于学习、研究起到很好的辅导作用，也加强了原文献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但也要看到，其中也确实存在着标点、句读的错误，不但无助于阐明原文献，甚至贻误后学，发生误导、歪曲。严格来说，错误的标点或句读等于篡改原著，对于作者、读者都是犯错误，至少是曲解！无论有意、无意，都应该避免。

注，原作註，两字本相通，今一律作注。注，原意是加入。即，在原来的文字、内容之外，另行加入的部分。注，只是泛称。

文献原作者在正文之外，加的解释、说明或引申、衍义、发挥，一般称为“自注”；重点解释、说明，或称“诠释”“释义”“释文”；对章节开端或题目作总的说明，称“解题”“题解”“导言”“导论”，有时直接称为“破题”。章节末尾，或作“结语”“结论”“小结”，或如《史记》章、节、卷的末尾。司马迁自己完成的总结性或评议性文字，称为“赞”。《史记》的“赞”有时可独立成文，表达作者对前面事物或人物的见解、评议，或因而得出的教训、警戒、警惕。

主文，常迳称为“经”，一般为大字，“注”则不同“经”，一般为解释、说明、辅助说明或引导思考，或作者自己的见解。作者自注，有时称为“按（案）”“按（案）语”。“注”的形式、类别有多种，孔子对于《周易》的注解、议论有十种，总称为“系传”。

无论自注还是他注，按所在位置：小字写的注（直排、竖行古籍），栏外上面的，称为“头注”“顶注”，议论较多的，或称“头批”“顶注”；在正文一旁、行间加注的，称为“夹注”“旁注”“旁批”。

议论较多的内容，在书首、卷首或章节之前的，作者自加的，称为“前言”“导论”“序（叙）论”“叙（序）例”。出于作者的称“序（叙）”“自叙”，或称“引言”“导论”“前言”；在书末、卷末或章节末尾的，称为“跋”“后序”。加在书页之下的注、书栏之外，称为“脚注”。

注，并不是都浅显易懂，有的注，有时还需要更多解释，对于注文的“注”或再解释、议论有时专称为“疏”。但有时，“疏”也涉及对正文的解释或议论。

注的解释文字较多，或常具独到的见解、独立的信息，有时专称为“传”。传，有记录、细致说明的意思，最著名的如对孔子《春秋》的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的注疏，常合称《春秋三传》。三传各有特点，有时独立成书或作为单行著作，如《左传》（春秋左传）。

注释文字多了也不一定称为“传”，有时仍称为“注”，如《水经注》，注文就远多于《水经》原文，《水经注》的学术价值也远大于《水经》。陶弘景的《本经集注》（《本草经集注》《神农本草经集注》）注文也远超过《神农本草经》经文，而且内容方面也有许多增益，也不称为“传”。

按照原作者自己的态度，注的再注，也不一定称为“疏”，如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称“注”不称“疏”，并不意味着没有论及陶弘景、苏敬、掌禹锡等前人对《神农本草经》的注文。

在研读本草文献时，注或相关的文字应该详细阅读，不仅苏敬、掌禹锡、苏颂、唐慎微、王继先、刘文泰等人在本草著作中的注文、“谨案”等语反映自己的学术见解，不容忽略，对经文的讨论、补充、订正，也很有参考价值。在医药文献中，注文详于经文的情况时常见到，有人因为注文常是小字，便以为无关紧要，而忽略不读，或匆匆扫视（一目十行，走马看花一样，追求“速度”），往往会漏掉许多重要信息。著名的医药文献如《丹溪心法》《临证指南医案》，注文常占相当大的篇幅，而且出自其弟子或后世名家之手。

注文也有不是小字的，其内容尤其不可忽视，著名的如《圣济经》。据传，正文是宋徽宗赵佶手笔（是否属实，尚待考证），但吴禔（zhī，音之）的注文占了更多的篇幅，而且，传本是用与经文同样大小的文字，其主要理论见解，似乎注文比经文更重要。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记录许多叶天士医案，其相关机制、治则、思路，叶天士并没有谈及，记载的主要是脉证、方药，他的学生在许多注解、按语中，有时用大量文字予以表述。后人评论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温病条辨》时，常指明是取法《临证指南医案》。于此可见，《临证指南医案》的注文、按语的价值和意义了。

注疏的重要性，不仅是《春秋三传》，清代作为学者、进士应试必读的《十三经注疏》。也是这样，它规范的不只是《十三经》的经文，还包括大量的前人注疏。本草文献中，有明人缪希雍的《本草经疏》、清人邹澍的《本经疏证》《续疏》《本经序疏要》，都是以注疏文字为主要特点。清人郭汝聪集注的《本草三家合注》、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都是以注疏形式集中表达有关药性、治法、治则方面的见解。

可见本草文献不仅主文重要，注疏文字对于进一步理解、掌握文献内容都有不可忽略的意义。研读本草文献时应该认真对待；编著、标点、重辑本草文献时更是重要。

对待前人的注疏不可忽视，学者自行编著、整理或重辑时也应慎重。因为注疏是对前代文献的解读，对后来读者起到导读、辅导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是路标或指路牌的作用。对经文的心得体会、对前人议论的肯定或否定见解，都将通过注疏传达给读者。这比前文谈到的标点文献要更为严肃。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当然无可厚非，但一定不要误导，不要以讹传讹。须知白纸黑字一旦成书，就将是若干世代的事。对学问，要求真，目的要明确，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定不要“强解”“强不知以为知”！尤其标榜“博学”“多闻广记”，更是要不得，其危害往往也更严重。

注疏是为读者服务的，服务的动机，在于方便读者、帮助读者。有的人强调“惜墨如金”，能少说的就少说，能不写的就不写。古人，限于印刷、雕版的技术难度，这样考虑还情有可原；今人印刷（或电子文件），比古人方便得多，就应该更考虑读者。例如：

《本草纲目》多处引《普济方》《太平圣惠方》。明初《普济方》有六万多首方剂，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为十厚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有十厚册。全书426卷近千万字，要找一首方剂或一味药，不是“大海捞针”吗！更不要说找到后核校了。宋初的《太平圣惠方》也有一万多方，人民卫生出版社排印本也是两大厚册全书100卷，282万字，更有甚者，排印本的底本原来就有多处阙文，查找起来，岂非更加困难了，注文引这两部书如果注明卷次，也会节省若干倍的时间、精力。

近、现代不少古本草文献校注本加注现代科学资料，现代原著也常迳注分类学或药理、化学等资料，这对于进一步研究、开发中药，中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肯定是有益的。对于前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者）在中药研究方面的努力、开拓精神，我们应该学习，应该肯定。但是，如果不是专业学者，如果对原始材料缺乏辨别，对于不同文献、不同工具书存在的分歧、争议无从抉择，则转引的技术资料（比如药物的品种、成分、药理作用，乃至产地、生态环境、采收、炮制规范、质量标准等）可信度、科学水平就值得商榷了。

日本汉方药材有若干种是中国内地生产的，但与中国中医临床用药往往是同名异物。如日本人所说白术，是内地医生的关苍术；日本汉方药材所用茵陈，是花期的茵陈，据说是来源于古本草；而内地医生的茵陈，是幼苗期茵陈。日本学者说花期茵陈所含6－7二甲氧基香豆素多，利胆作用强。中国学者说幼苗期茵陈含6－7二甲氧基香豆素少，但同样有利胆作用。类似分歧比较历版《中国药典》和《日本药局方》还存在若干数量。注家在引用时，最理想是明确自己的认识，或经过自己的实验研究或临床应用，至少，应该指出，学术上存在争议、不同认识。

19世纪、20世纪初，日本学者凭借调查和文献研究，确定过许多中药品种、学名，旧版的《植物学大辞典》和《中国药学大辞典》中多有转载。但是，我国学者进一步调查研究，包括大量文献工作，也发现相当数量的误订或误会。本草文献的注释中，应该尽可能避免误引类似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