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衡问题

药物的剂量决定其疗效、不良反应，也是所有药性的基础和保障，无论药物的形体如何，施之于人体，总有一个量的概念。这就涉及量的比对、参照物问题，总归有一个长度、体积、重量概念。只要药物具有一定的生物活性，其物质基础，无论大、小、多、少，都称为剂量。计量的标准就是所说度、量、衡。

《神农本草经》就以是否可以多服、久服来区别三品，所说“若毒药治病，先起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1］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至于每味药的剂量，则各不相同，毒性差别，也不好都依此成倍、成十倍加量。我们现在看到的上古医药方剂文献，如《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伤寒杂病论》《肘后方》等，则大多药物都有明确剂量。但本草文献绝大多数不介绍具体药物的剂量。个别本草或医籍偶尔记载剂量，也涉及古、今度量衡的换算问题。实际绝大多数作者并不注明他所记录的剂量是用哪一个朝代（时代）度量衡。比如《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书中包含着上起汉初，下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多代、多人的方剂，虽然同样的单位名称，同样的两、钱、分，同样的升、斗、合，但实际的绝对量常有许多出入，甚至是成倍、成十倍的差异。同是“分”字，有时是“份”的通假字；有时是十分之一钱；有时则是四分之一两（六铢）。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普济方》《医宗金鉴》，乃至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的方剂常常存在类似情况。相邻两方，也许原著时间相隔几个朝代，它的剂量标准其实并不一样。通常我们看到的《医心方》是日本平安时代花山天皇永观二年（我国北宋太祖赵匡胤太平兴国九年、雍熙元年，甲申，公元984年）撰成的，综述隋、唐及其前汉、魏、南北朝多家方书，也包含日本民间医疗经验。其用药剂量实际是历朝、历代，多人、多民族的综合，但文字上并无区别。

著名的方书《东医宝鉴》是朝鲜太医许浚等于宣宗丙申年（明神宗朱翊均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奉命撰辑的，其中除汇总明以前医籍外，还包含着部分朝鲜民间医药文献，其用药剂量标准，也无从区辨。

《医方类聚》是另一部朝鲜医学家撰辑的大型综合方书，朝鲜金礼蒙等于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十年，乙丑（公元1445年）成书。收集明永乐以前方书，也同样是剂量标识混糅，不加辨析。

大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回回药方》，撰集人不详，也许是随元兵来我国的中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书中介绍众多中亚医方，也收载部分中药方剂，其中的剂量标识更无法分别古、今（元、明）、中、外。

类似情况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特别是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外学术文化交流，许多中医药方剂介绍到世界各地，计量的换算就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