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消费革命批判

一、精神危机批判

消费主义崇尚物质享受，追求竞争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最终会导致人的物欲的极度膨胀。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物质财富相对匮乏，因此崇尚节俭一直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消费享乐主义开始出现，例如凡勃伦所谓的欧洲的有闲阶级的竞争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贵族们的消费标准节节攀升，成为其他群体的“参照标准”。“嫉妒、攀比、追求虚荣和膨胀的野心驱动力、日益流行的新观念”日益把人看作“一种欲望无止境、能够驱动经济不断实现新繁荣的消费动物”^[46]。这种消费至上的气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后几乎弥漫到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包括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中产阶级在内的社会阶层的追求，奢侈品消费在整个社会中得到扩散^[47]。

中国改革开放后，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西方的消费享乐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在人们摆脱了那种计划经济时代的物资紧缺感后，物质欲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虚荣心得到了激发，消费越来越成为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特别是近几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达到了空前的高涨，人们多年被压抑的购买欲望全部释放出来，赚钱就是为了消费。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不断地摧毁着中国人的节俭美德。特别是西方的“分期付款”、“信用卡制度”等传入中国后，更是为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潮流提供了条件，引发了越来越大的心理危机。“先行消费”为人们制造了种种幻觉:信用贷款提供的超前消费给予消费者很大的自由，但消费者是以丧失未来的自由作为代价^[48]。先行消费能增加人们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吗?以美国学者弗兰克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家通过研究发现，“先行消费”并不能增加人们的心理满足感和幸福感，“先行消费”与人类的幸福感之间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关系^[49]。“先行消费”造成的焦虑每天重压在消费者心头，时常引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安，心理安全感也越来越低。

1985年剧作家米勒(Arthur Miller)在其剧本《代价》中写道:“许多年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会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50]这段话虽然出自西方作家之笔，但同样也反映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内心空虚。在已经步入大众消费时代的大都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人们缺乏精神生活，商品消费已经成为主要的消遣娱乐方式。广告、时装、时尚消费品、奢侈消费品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进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社会地位的符号象征，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但是，人们的幸福感增加了吗?人们不断地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人与人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被打上物质利益后变得越来越糟糕，人们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空虚，只好徒劳地企图用更多的物质享受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51]。因此，消费主义伦理不仅将中国人推上了一条消费不归之路，还不断地加重了社会的和精神的危机，人们不断地处于“消费—工作—偿还”的周而复始的怪圈中^[52]。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越来越大，人们的心理越来越出现“贫困化”。

二、社会不公平批判

消费主义在造成中国现代人的精神危机的同时，也使得人们的生存取向的多维性渐渐被物化为单一的对物品的占有和消耗。人们试图通过消费来体现身份的高贵、地位的显赫，满足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富裕起来的人们疯狂地消费着奢侈品，使得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另外一些经济不宽裕的人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开始冒险动用职权满足欲望，例如，政府部门的职位消费、公款消费、集团消费等“潜规则”盛行。这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极大不满，引起普通老百姓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和否定。因此，消费社会并没有给人们平等消费的机会，反而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分化。通过消费，社会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大。消费所谓的平等完全是形式上的，消费看似创造了初级的民主平台，实际上却体现了社会区分的功能，保持着社会等级的区分。

消费主义使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近日有媒体^[53]发表最新数据称，中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15倍，行业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巴西跃居世界之首。而一般市场经济国家2006—2007年最高和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约为1.6—2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3—3倍。发达国家在发展历史上，行业差距也没有中国现在如此之高。日本在经济起飞后期的1980年代，金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中国不仅是行业收入差距居世界之首，而且形成原因是畸形的。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根据受教育程度、付出努力程度大小、工作能力强弱等个人竞争力决定回报高低，且差距最高的也在3倍以下。而中国15倍的收入差距有一部分是由于行政垄断、特许经营、资源和能源、金融垄断等因素造成的，甚至是由于各种腐败形成的。中国大多数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是什么样的呢?虽然得益于新劳动法、农村税收减免、收入保障等政策措施，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了，但是，“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在中国仍然普遍存在。当那些垄断行业的职工在享受着消费社会的富裕时，中国大多数的老百姓正在进行着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趋势，比如过去几年的房价疯涨，让大中城市勤奋的白领阶层从社会的中间阶层被迫变成啃老族，变成负债房奴。电脑前整天坐着的是眼睛中布满血丝、以方便面和火腿肠为生的年轻白领，为了在社会中生存而在不断地努力着、奋斗着，消费社会带给他们的已经不是富裕而是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