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党整合社会的根本性动机，它是激励党建立宏伟理想并整合政治权力来实行之的重要原因。意识形态的形成经历了党在建立初期的革命理想的不断明确、新中国建立时期的社会主义纲领和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不断改进的时代性内涵这几个过程。意识形态不断调整和进步，并逐渐体系化。成型的意识形态帮助明确和规范党的革命和国家规划的方向，为党的政治权力运作提供了标准。这是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之一。意识形态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成为党实现意识形态目标的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工具。作为价值动机的意识形态也变成了党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这是因为没有一个目标的整合工具，意识形态目标就不可能按照党的规划与时间设计发展，就会因为认识的差异和观念的冲突而阻碍甚至破坏目标的实现。所以，党从成立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运用意识形态来团结党组织、凝聚党的力量；而到了执掌政权时期，则有意识地利用意识形态来整合国家政府与社会的思想观念与文化认同，增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认同度，为党推行新的社会改造政策提供组织和思想保证。
对于意识形态的功能，美国学者理查德·H·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的总结非常细致和全面。他归纳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六种功能，如表2－1所示。
表2－1 意识形态的六种功能[52]
所罗门分析指出，意识形态在不同制度建设阶段发挥的功能是不同的，所以根据其不同阶段的性质可以总结出六种功能。合法性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的。它是用来论证党组织的价值目标和增加公众认同的程度。其内部冲突主要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党领导的形成阶段，需要意识形态来加强群众对党领导的认同与支持，所以这时候的功能主要是认同。传统与未来设想是其内在的冲突。到了党的建设阶段，意识形态主要的功能是巩固党的组织。主要的方法是加强对党的理论的研究和整风学习。通过研究与整风达到党的思想统一。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是社会主义观念与民族主义观念的矛盾。党的发展群众阶段（主要是统一战线和军队招募），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激励，主要是动员群众加入党组织和参加党领导的革命。这是群众党组织阶段的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阶段的困难是如何协调精英主义和群众观念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党的忠诚与对国家、家庭的爱之间的矛盾。党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意识形态除了以前的功能以外，还有一种沟通的功能，如何在科层制政府内部促进官僚之间的共同协作与沟通。这一时期，如何同时保证官僚政治立场的坚定与专业技能的进步是主要问题。在经济建设阶段，意识形态的功能转变为目标区分，即意识形态主要的作用在于给社会提供一个有价值和可实现的目标，集中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冲突主要是革命时代的目标与新社会制度建设的利益要求之间的矛盾。
所罗门的分析按照不同的阶段分解了意识形态的不同功能，这是有一定科学价值的，它反映了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和发展的实际历史背景。但是不论意识形态如何变化，其核心要素和核心作用还是不会变的，他所指出的合法性、认同、巩固、激励、沟通、目标区分诸功能实际上在每一个时期都存在，并且这些功能总是结合在一起，从总体上维护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协调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概括来说，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主要起着目标导向、合法性认同、巩固统治、激励群众和内部沟通的功能。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确立长期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大致框架，……同时，要求根据其基本原则来论证所有政策，以便维持其体制的合法性和统一”[53]。
总的来说，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党的意识形态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及其衍生的政治纲领成为政党动员和联系社会基础最一般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利用意识形态的力量，政党可以造就一种社会精神文化氛围，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某种统一的思想和政治运行体系中。……至于武装斗争，革命与反革命方式则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后手段，实质是围绕旨在破坏或巩固现存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建立或消灭政治新秩序，无论这种政党意识形态运动成功与否，它都将成为下一阶段意识形态斗争的新起点”[54]那样，意识形态主导着党和国家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走向，决定着未来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和道路。
【注释】
[1]Peter Mair，Party System Change：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Clarendon Press，1997，pp．97－104．
[2]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9页。
[3]关于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一直有12人和13人的争议，本书采用13人说，参见知识出版社编：《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4]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就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与方式，这一原则与方式在后来党的发展中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一大党纲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主张采取苏维埃的形式，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组织，地方必须服从中央，规定党必须要有严格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强调党应自下而上，即从基层支部到中央，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实行坚强的领导。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5]王仲田：《略论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载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6]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319页。
[7]马永顺：《周恩来组建与管理政府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页。另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8]牛汉、邓九平主编：《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9]杨冠琼：《当代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沿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283页。
[11]张伟：《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方式探讨》，参见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12]同上书，第36页。
[1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4]李强：《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15]李锐：《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页。
[16]郭定平：《政党与政府》，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17]Giovanni 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46．
[1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6页。
[19]同上书，第317页。
[20]〔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1]〔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6页。
[22]同上书，第67—68页。
[2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24]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m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7．
[25]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26]同上书，第129页。
[27]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8]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m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24．
[29]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页。
[30]Franz Schurmann，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m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32．
[31]John Israel，“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the Ideology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in Chalmers Johnson（ed．），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3，p．45．
[32]〔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译者序。
[33]意识形态的论证功能用奥克肖特的话语来说是政治论说。他说：一切政治论说都可以说是用一套理解为与政治活动相联系的特殊词汇，去认出政治形势，维护或推荐一种对它的回应。这些特殊词汇即政治意识形态。一个政治意识形态就是一个解释政治形势或以某种方式思考想要和不想要东西的要求，一个考虑政治决定和行动的某些结果比别的结果更重要的要求。见〔英〕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34]〔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3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36]〔俄〕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79页。
[37]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8]〔俄〕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页。
[39]〔俄〕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103页。
[40]〔俄〕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
[41]同上书，第64页。
[42]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22页。
[43]〔意〕德拉·沃尔佩：《卢梭与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44]Linda Chelan Li，Centre and Provinces：China 1978－199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56．
[45]〔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46]〔美〕A·德里克：《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载萧秋等主编：《国外学者评中国共产党》，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4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8]金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49]〔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50]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07页。
[51]萧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52]Richard H．Solomon，“From Commitment to Cant：The Evolving Functions of Ideology in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in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3，p．48．
[53]〔美〕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页。
[54]赵晓呼：《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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