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过：“思想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28]也就是说，思想工作完成后要继续进行的重要工作环节就是组织工作。如何将思想路线贯彻执行必须依靠有效的严密的组织工作来完成。所以，组织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都特别重视的活动，组织技术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整合、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工具。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利用高超的组织技术来发展自身、获得社会支持和取得革命胜利与政治权力的组织，组织技术是中国共产党获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组织工具有三大内容：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和干部任免权[29]。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和干部任免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自身和建立军队与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既要抓基础和数量，又要抓质量和组织，保证党的革命战斗力和生命力。
党员
党员是党组织自身的建设基石，发展党员则是党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并以此来控制国家与社会的重要保证。没有一定数量的、高度组织化的党的组织队伍，党要完成自己建党以来就确立的伟大目标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党一直注重自身的组织发展，党员的数量也由1921年的59名党员发展到2010年的8 026．9万名[30]，党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上升到6%左右。我们研究一下党的数量是比较有意思的工作，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党在现有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我们根据2010年公布的数据来分析党在社会人口中的状况。2010年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位（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数为1 339 724 852人，男性人口686 852 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 872 280人，占48．73%。其中0—14岁人口为222 459 737人，占16．60%；15—59岁人口为939 616 410人，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 648 705人，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 831 709人，占8．87%[31]。截至2010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 026．9万名。统计显示，在8 026．9万名党员中，女党员1 80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2．5%。少数民族党员533．8万名，占党员总数的6．6%。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2 977．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7．1%。从年龄结构上看，在8 026．9万名党员中，35岁以下的党员1 951．1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4．3%；36岁至45岁的党员1 688．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1%；46岁至59岁的党员2 327．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9%；60岁以上的党员2 059．5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7%[32]。
单单这些数据并不能给我们提供比较具体客观的认识，我们必须透过这些数据，选择更加细致和具体的角度来发现其中包含的社会特征。以下我们根据一般的社会学角度来重新细分这组数据，以发现其中细微的现实道理。
（1）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5．99%。
（2）14岁以上人口中党员所占的比例：党员数／（总人口数－14岁以下人口数）＝82 069 000／1 117 265 115＝7．18%。
（3）14岁以上男性人口中党员所占的比例：（14岁以上人口中党员数×男性党员人口比例）÷（14岁以上人口数×男性人口比例）＝63 603 475÷572 821 824＝11．1%。
（4）大专以上学历人口中党员所占的比例：党员中大专以上学历数／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比例＝29 775 000／119 636 790＝17．8%。
（5）研究生中的党员数：根据2009年公布的数据，研究生总数是4 138 585人，这年党员中有研究生学历的占党员总数2．1%，约为1 637 895人，其比例约为39．6%[33]。另外有报道，2002年在近40万的在校研究生中，党员数量占有相当的比重，在南开大学等高校，党员占到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一半以上[34]。
第一个数据是个笼统的数字，基本可以看出共产党员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概括性地反映了世界第一大党的规模。第二个数据则反映了这一问题：总人口数把没有参加社会实践，不能发挥重要社会功能的未成年人包括在内，而党组织是一种成年人的社会政治活动方式，党员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身份，所以这两个数据的比例基本上是不对称的。如果要反映党员在进入社会生活网络的成人世界中的比重，我们就要选择另外一个计算方式：党员数／（总人口数－14岁以下人口数）。计算的结果大致是7．18%。这一数据部分地反映了党员在其相应的社会人世界中所占的比例，比例略高于第一个数据。目前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只有14岁以下人口数字，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自立自主并进入现实生活的人口年龄还要推迟。也就是说作为成人世界的一种社会组织现象，这一年龄界限（14岁）基本上是没有多大限定性意义的。现有法定年龄规定成年人年龄界限是18岁，但是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一般的青年人进入社会都要到大学毕业以后，而大学毕业的平均年龄一般都在20岁左右，所以说对党员的比例有实际意义的年龄应该推迟到20岁以后。用20岁以后的人口总数来平均党员数才可以真实地反映党员在社会人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情况。这说明党在其相应的社会人中的比重更高。
第三个数据增加的选定角度是性别，14岁以上的男性人口中党员所占的比例，结果是11．1%。这一数据反映了男性党员在男性人口中的比重情况，对由男性主导的社会来讲更有真实性。这一数据比第一个数据高了5．1个百分点，说明在男性14岁以上人口的世界里有超过十成的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四个数据选择角度是知识背景，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占其相应人口的比例为17．8%。这个数据的高比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的成员比例非常高，将近二成。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注重改造知识分子，并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加强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渗透；另一方面因为吸收知识分子精英入党，所以提高了党的素质，增强了党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意识形态解释与革新能力。第五个数据是学生的角度，这一角度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将党组织提前介入还没有走进社会的学生团体中，并且比例非常高。根据2009年的数据，研究生中党员的比例达到39．6%，也就是说，近四成的研究生是党员。研究生都是高学历人才，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占领的人才高地，所以大规模地吸收入党是保证党吸收社会精英的一个有效方式。党通过吸收他们不但可以集中社会绝大多数的智力资源为党所用，而且还可以控制思想资源，保证这些未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党组织的忠诚。
以上这些数据表明党逐渐由一个精英性的干部党发展成为一个群众党，其在全体人口中所占比例6%。尤其是党员占社会主流人口的高比例几乎可以说明党的组织和成员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说党注重吸收具有高度觉悟和高度才能（即所谓的“又红又专”）的人加入党组织的话，那么可以说这些精英高度融入了现实生活中，成为党组织控制非精英的重要的神经末梢。正是这些数千万的神经末梢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科层体系，架构于国家和社会之中，而国家与社会恰恰处于这些敏感的神经末梢的监督和感化之下。当然，组织结构越庞大，需要耗费的维持成本越高，维持的能力要求越强。这正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运动的原因。整风运动是帮助中国共产党整理党组织、去除腐朽、保证党组织内部统一和纯洁的重要方法。
在发展党员这一环节上，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遇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要尽可能多地发展党员、将社会精英吸收到党组织内部，共同构成一个庞大、严密的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党组织的一贯性和核心的一致性，控制党的规模，防止党组织本质的异化与党的裂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保持党员数量的稳步增长的同时，加强了对党员准入的要求。在党员准入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的背景下，逐渐由前改革时代注重党员的阶级出身转变为注重党员的代表性和先进性，也就是说党员要注意吸收那些现有社会阶层中的中坚力量和精英代表，打破过去注重身份的传统。这也标志着党的意识形态的变革，传统的意识形态在新的形势下不得不作出调整，增加新的更具有时代气息的内容。党在阶级划分、阶级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等问题上提出新的解释就反映了这一时代变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变化就是党对非无产阶级阶层队伍的开放[35]。近十多年来，私营企业主不断加入党组织。如2002年河南清丰县185个私营企业主，有超过100人表达了入党愿望，20人写了申请书；广东省第九次党代会第一次吸收了“非公”代表出席，3名来自中外合资企业的党员代表和7名来自股份制企业的党员代表开了出席党代会先河；广州市有关部门还公开表示，要广泛吸纳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个体户、企业主和私企从业人员加入党的队伍，以扩大党的影响。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党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36]
中国共产党在阶级基础上的开放表明了社会发展过程中阶层组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些新的阶层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为了保证自己在社会新生阶层中的领导地位，党需要将这些新阶层纳入自己的阶级基础体系，给这些阶层合法的地位，从而达到将它整合进自己的组织结构中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党员结构变化，是时代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必然产物。他说，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现实目标是推进社会的发展进步，所以要尽量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分多元化，无疑是一件好事情。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是否拥有一定财产，本质上说，这些人都是劳动者[37]。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加广泛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意识形态作出一定的调整，从而给党的组织工作创造灵活而宽敞的空间，以此来保证党的活力。
组织
此处所说的组织是指党在政府和社会内部建立自己的组织机构来进行整合。这是党的组织工具中最具体、最直观的手段。党的组织是自身建设的需要，可以说从建党以来党对组织问题就非常重视，不断尝试，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组织技术和组织结构。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初就明确了自己的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翻旧的反动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暴力革命色彩非常浓厚，中国共产党是一次次军事暴力运动的组织者。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建立在军队之上，经过了20多年的军事抗争，终于获取政权，才逐渐有限地脱离了军队组织，成为政治权力组织。这一历史背景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烙上了非常鲜明的军事印记。这一军事印记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庞大的科层体系的高度组织化的特征：（1）高度严密的组织纪律性；（2）等级森严、上下服从的内部组织关系；（3）从上到下形成的庞大的金字塔形等级体系；（4）高度一致和一元化的组织文化。
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产生于特殊的战争年代。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弱小的组织，疲于躲避国民党政府一次次大规模的围剿和灭杀，所以没有绝对严明的组织纪律，根本不可能在被包围得几乎没有喘气空间的根据地里获得生存，因为这样既得不到根据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又不能形成高度团结的军事组织、产生强大的军事战斗力。毛泽东所起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种纪律的具体化。它是井冈山时期维持军队和党的战斗力的有力保障。三大纪律的内容是：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的内容是：（1）上门板；（2）捆铺草；（3）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4）借东西要还；（5）损坏东西要赔；（6）和农民买卖要公平；（7）买东西要付钱；（8）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38]。
同样，如果没有严密的纪律性，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的统治区以地下党组织的形式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保护，难以继续开展斗争。一旦有一个成员背叛党，整个地下党的组织都会面临被消灭的危机。中国革命史中记载，1928年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给党组织造成了极其危险、极其严重的破坏，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一个极有历史影响的叛变事例[39]。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大学校园里的活动也有这一特点：（1）党的组织、机构、成员是保密的；（2）党支部成员的人数受到限制；（3）每一个党支部与其他党支部避免联系接触，以保护整个组织的安全；（4）在每一个年纪的学生中建立它的组织，以确保对学生运动的领导；（5）减少召开党员会议的次数[40]。可以说，正是战争时代生与死的压迫逼迫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党组织和军队。这一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标志性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的保证。之后，战争年代形成的纪律性延续到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就成为党维持自身有效运转和健康发展的武器，是庞大的党组织赖以运转的润滑剂。关于这点，后面还要详细论述。
等级森严、上下服从的内部组织关系是党高度组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森严的等级、上下级之间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形成了。在战争时代，党建立在军事组织中，党中央的命令是最高指示，党的下级组织不得违抗，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组织正是依靠这一关系保证了党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策略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得到完整的贯彻。没有这种关系，党就难以指挥军队，更不用说取得革命的胜利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0多万，新中国成立前期更是上升到了400多万（各个阶段的人数见表3－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党组织的规模之巨大。如此巨大的组织靠的就是那种上下级严密的命令－服从关系来维持的，而这种关系维持的组织就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前，这个庞大的金字塔体系不是发挥组织管理和组织创造的功能，而是发挥着残酷的战争功能。正是这一个等级森严、命令有效的组织体系确保了党及其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的成功，并最终取得政治权力竞赛的胜利。
表3－1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41]
续 表
维持这一组织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纽带是高度一致的一元化组织文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高度组织化的另一个表现。作为军事组织的指挥者，党的文化只有一种，那就是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组织原则、生存目标和历史动力。马克思主义首先帮助中国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很快又成为党领导军队的组织法则。军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立而斗争，军队的马克思主义是立场鲜明的、排他的革命真理，绝对不容许有其他的主义存在。碰到其他主义产生，军队的方法是彻底的镇压和暴力消亡。但是，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在毛泽东思想产生之前曾经出现过许多解释与说法，并且在毛泽东思想成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也还有一些不同于毛泽东的主张和看法。这种差异就导致了对立和斗争，文化与观念一元化的追求将这种斗争强化，并且这种文化和手段一直延续到革命者的后来历程中，多次党内的斗争最后都演变为血腥的生命搏击，一元文化的排他性目的就是将非一元文化者消灭（这种行为在党内的说法中被称作“左”，正如邓小平所言，党的主要任务不是“反右”，而是“反左”）。李锐分析指出：“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左’，历史上‘左’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都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长期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框框。李锐分析毛泽东左的思想起源时说，毛泽东历来强调‘斗争哲学’，‘动’与‘斗’是毛泽东早年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既是宇宙观，又是人生观，终其一生，好动喜斗，尤其实践了自己‘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诺言。”[42]
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背景及其高度组织化特征在后来的组织建设中一直若隐若现地残存着，影响着党的组织特征。和平建设时代，中国共产党从战争时代继承过来的特征诸如组织结构的高度纪律化、高度等级化以及垂直有效的命令－服从体系遗留了下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组织的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建立了自己庞大的金字塔等级体系，确立了稳定的党内组织职位与等级关系（如表3－2所示）；另一方面根据这些特征将党组织一步步地建立在国家之中，从而达到对国家的控制。在控制国家的基础上逐步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从而确立了党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种带有一定军事性的组织结构在国家中建立以后就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和控制作用，控制着国家的人事权、计划权、意识形态权以及其他权力。这种组织结构凭借其高度整合、纪律严明、文化一元化的特点渗透到科层制政府体系中，战胜了科层体系的制度化与形式化的特征。党的组织优势渗透到科层体系不够成熟的机体中，从而将党的组织特征与文化模式灌输到科层体系，一定程度上同化了（或者说是构建了）科层制政府的文化模式。
表3－2 党内的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43]
续 表
注：各级党的机关中与上述职务相对应的其他职务，适用上述规定。
党的组织渗透和文化替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开始了。新政府刚刚成立，中国共产党就依据《党章》在政府机构内设立党的组织。1949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两个重要的文件：《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这两个重要的文件实际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内部两种基本的组织形式：党委会和党组。党委会是为组织和管理中央政府机构内党员而设立的。第一个文件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特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内组织党委会。党委会负责对机关内党员进行统一的组织与管理工作。第二个文件规定：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政务院所属的委、部、会、院、署、行都要成立党组。党组是为加强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而在中央政府内设立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务院内部设立的党组按照党组、分党组、党组小组的层级模式建立起来，总共有36个党组小组，223个组员[44]。中国共产党在这时建立的两种党组织模式一经确立就成为后来党在政府中的稳定的组织模式。这两类组织一方面负责管理党在政府中的成员，统一党内的思想和行动；另一方面负责领导政府进行社会管理活动，保证党对政府管理的控制与影响。中央政府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地方也建立了党组织，地方党委实际上成为党在地方负责领导政府的组织代理，地方党委集中了地方重大事务和重要人事的决策权，帮助党中央执行国家计划。
在后来的发展中，党对政府的组织渗透与文化替换曾经出现了所谓“政党组织国家化”的现象。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195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的《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规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国家化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从理性的执政阶段走入了全面的政治化阶段。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党政分开话题才将党组织国家化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对党与政府关系进行科学规范的构建[45]。党越来越超越于具体、微观的行政事务，将权力集中在宏观的政治、思想、组织事务上，或者准确地说，党将最主要的权力集中在人事安排上，利用人事安排来达到影响和控制政治与行政工作的目的。
党组织从国家体制中有限地退出，将党高度组织化的特征局限在党组织本身，将其对政府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党的组织化结构也日益集中在维持自身的结构及其权力的目标上。当然党自身结构的组织化维持更加强化了政府高层官员的党性，强化了政府主要成员的组织依附性和目标一致性。这也是党越来越熟练运行的、进行组织控制的最有力手段。
干部任免权
党实行组织控制的核心手段就是干部的任免，所以干部任免权是党控制政府的强大杠杆。干部任免权被中国共产党用“党管干部”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合法化，并被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用来掌控着铺展到全国各个地方、各个部门的党的干部体系。干部任免权不仅从干部的选拔、训练上加强党对干部进口的管理，还从干部的提拔、奖惩上强化了党对干部“楼梯口”（所谓晋级提升的关口）的管理。所以党控制着从干部准入和干部升迁的全过程，把当干部的动机、行为与前程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任何干部如果希望在官僚仕途上有一个美好的前途，必须按照党组织安排的既定路径，遵循党的规则和命令稳妥地前进。而遵循党的规则和命令具体表现为对上级组织和本级组织核心的服从，严格服从党组织的命令是党员干部成功的根本前提。所以说，干部任免权是一把金钥匙，可以打开中国共产党组织化领导国家的大门。
党对干部任免的控制技术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种：（1）干部提拔中对党员资格的强调（单位内的升迁路径）与组织人事程序；（2）使干部控制形式化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第一个技术包括了干部提拔中对党员资格的强调和组织人事程序。干部提拔中对党员资格的强调在历史乃至当前的中国科层制政府中都是一个惯例[46]。在一般单位中存在两种发展的路径：成为业务骨干和专家乃至行政领导；成为积极分子、党员和党的干部（如图3－1所示）[47]。这两种路径不是截然对立和分开的，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党员身份。个人在单位中可以选择业务发展和政治发展两条道路，但是如果要进入最高点，两条路径都要经过党员身份这一关键环节，没有党员身份业务骨干大多成为业务专家，极少部分有机会成为行政领导，比如目前在政府和事业单位中许多民主党派和非党派人士进入单位的行政领导团队，但是这些人员担任的职位一直是并不重要的角色，并且根本不可能进入中国公共行政的核心决策圈：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常务委员会及其亚组织的决策会议[48]。具有党员身份在日常生活中被称作获得了“党票”，意即获取了进入干部团队的门票。具有党员身份就有机会成为党的领导，成为一个单位的最高决策者乃至更高级单位的预备领导。
图3－1 单位中的角色分化和个人升迁路径图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人事程序是执行干部任免权的重要环节，这一程序一般情况下是既定的、不变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制度规定，这些程序可以用来保证党对干部人事的法律控制以及同时保证干部人事制度的相对规范，防止出现腐败等非规则现象[49]。一般的干部任免程序是这样的：组织部门考察、决策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作出决定。重要的职位，如地方最高行政职位要经过地方人大的批准和任命。例如一个地级市的县处级以上行政职位的行政任命程序是：组织部门考察——上报主管党群工作的副书记——上报市委书记——提交常委会讨论，并向人大提名——人大讨论任命[50]。县的干部任命程序也大致相似：最先是组织部对被任命人的考察，向上级提供推荐名单；接着提交非制度化的书记碰头会讨论，最终由常委会决策；重要的行政职位提交人大选举任命通过，副职干部和党委内部成员由政府和组织部发文公布（如图3－2所示）。
图3－2 干部任命程序图[51]
这种由组织部门推荐考察，党委决定的干部任命程序将干部任免过程纳入了党的体制和程序中，确保了党对干部的历史、群众关系、实际表现的综合考察和有效控制。党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大的扩大考察范围，遵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并最终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党的最高决策会议上进行确定。严密的组织程序把党对干部的有效控制提高到最强的程度。包括党外和党内的干部都被按照固定的组织化程序有效地组织进入党和政府的科层体系。
干部任免的第二个技术是干部职务名称表。干部职务名称表是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195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提出实行分部分级的干部管理体制，1955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干部职务名称表，它明确、具体地规定了干部的任免权限，指出凡列入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干部的任免与调动，均须报经中央批准；由于机构变动而增减这一职务名称中的干部名称时，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或中央一级的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报请中央批准。同时，它还要求，各级党委均应建立自己的干部职务名称表，并按照职务名称表确定的范围来任免干部的职务。这一名称表的建立标志着分部分级干部管理体制的完善。
干部职务名称表是从苏联借鉴过来的一种干部管理方法，这一方法在苏联得到了成熟的运用，新中国的政权所有者将其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构建起新政权的干部体系[52]。干部职务名称表对于一个庞大官僚体系特别重要，它是官僚体系自我规范、自我管理的制度工具。没有这一工具，组织庞杂、人事繁多的中国政府将难以有序、有效地运转。干部职务名称表将所有管辖范围内的党与政府的职位和职数标明、并将其按照特定类型排列，清楚地反映了下属组织的职位和职数情况[53]。通过职务名称表来管理组织内的干部，清晰且有条理。不仅中央要建立职务名称表，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和单位都要建立。这些名称表共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职务名称表体系，中央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控制基层组织，逐级控制、最终保证了中央对全国党、政府以及事业机关的干部的牢牢掌握。
干部职务名称表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党委管理的干部和党委下属的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党委管理的干部一般都是党政群部门重要的正职和一些副职，在地方一般都包括重要的下属组织和职能部门的正职与副职。下面以《中国共产党邹城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为例进行分析。邹城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中市委管理的干部范围可以划分为九大类：（1）从市委委员到市委部门一般副职；（2）从市人大、政协常委委员到职能部门副职，法院、检察院副职；（3）从市政府党组书记到部门副职；（4）总工会等群众团体正、副职；（5）市委市政府研究与服务部门正、副职；（6）包括市委党校在内的高中、中专类学校的副校长；（7）镇街党委副书记等职；（8）外宣、武装、公安等职能部门正、副职；（9）市属商业集团的正、副职。市委组织部管理的干部名称主要是以上部门的其他职务，以及这些部门之外的其他次要部门的正、副职等，其涉及面非常广泛，但对社会政治活动影响没有前者管理的机构重大。
中国共产党邹城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54]
（一）
市委委员、候补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室主任
市委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市委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副部长
市委政法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委员
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与市委政法委员会合署）主任、副主任
市委研究室、市委组织员办公室、市民族宗教局、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挂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牌子）主任、副主任，局长、副局长
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书记、副书记、纪工委书记、工会主任
市委、市政府信访局局长、副局长
市委老干部局局长、副局长
市委610办公室主任、副主任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市委机要局局长、副局长，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挂市政府保密局牌子）主任（局长）、副主任（局长）
以上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的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及其他科级、副科级职务
（二）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组书记、副书记、成员，办公室、信访室、人事代表工作室主任、副主任，法制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城乡建设工作委员会、农业工作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老干部科科长、副科长
政协邹城市委员会常委，党组书记、副书记、成员，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经济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学习和社会法制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科教文卫体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副书记，纪检组组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书记、副书记，纪检组组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反贪污贿赂局局长、副局长
以上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的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及其他科级、副科级职务
（三）
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副书记、成员，市政府市长助理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发展计划局、市经济贸易局、市教育局、市科学技术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局、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市文化局、市卫生局、市计划生育局、市审计局、市环境保护局、市统计局、市建设局、市林业局、市粮食局主任、副主任，局长、副局长，党委（党组）书记、副书记，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工会主任（主席）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与市人事局合署）主任、副主任
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市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市物价局、市民营经济发展局、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财贸办公室、市文物管理局、市体育局主任、副主任，局长、副局长
以上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的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及其他科级、副科级职务
（四）
市总工会主席、副主席，党组书记、副书记
共青团邹城市委书记、副书记
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副主席，党组书记、副书记
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副主席，党组书记、副书记
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委、副主委，党组书记、副书记
市计划生育协会会长、副会长
以上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的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及其他科级、副科级职务
（五）
下列单位的党政正职及其他按规定设置的科级职务：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局（档案馆）、邹城日报社、市级机关接待处、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广播电视局、市旅游局、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市残疾人联合会、市招商局、市市场发展局、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市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局、市就业服务局、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市房地产管理局、市农机服务中心、市畜牧局、市社会主义学校、市行政学校、市人才交流中心、市干部休养所、市人民医院、市卫生防疫站、市妇幼保健院、市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市一中分校、市第二中学、市第三中学、市实验中学、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市教师进修学校
（六）
市委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市一中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市劳动技工学校、邹县师范学校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
市工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
邹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以上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的其他科级、副科级职务
（七）
镇街党（工）委副书记、委员，镇街人大（人大办公室）主席（主任）、副主席（副主任），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镇长（主任）、副镇长（副主任）及其他科级、副科级职务
镇（街）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八）
下列单位的党政正职及其他按规定设置的副科级职务：
市新型经济社会组织党的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管理科、市直机关武装部、市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市政府研究室、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市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市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市看守所、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市财政监督局、市考核委员会办公室、市外国专家局、市劳动监察室、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市建设局建筑工程管理处、市建设局城市建设管理处、市建设局规划管理局
（九）
市商业集团总公司、供销集团总公司、物资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副书记，总经理、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及相当职务的干部
中国共产党邹城市委组织部代市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
（一）
下列单位的党政副职及其他按规定设置的副科级职务：
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局（档案馆）、邹城日报社、市级机关接待处、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市广播电视局、市旅游局、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市残疾人联合会、市招商局、市市场发展局、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市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局、市就业服务局、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市房地产管理局、市农机服务中心、市畜牧局、市社会主义学校、市行政学校、市人才交流中心、市干部休养所、市人民医院、市卫生防疫站、市妇幼保健院、市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市红十字会办公室、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市一中分校、市第二中学、市第三中学、市实验中学、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市教师进修学校
（二）
市委党校各科、室科长、主任
市一中工会副主席，各处、室主任，团委书记
市劳动技工学校、邹县师范学校工会副主席，各处、室主任，团委书记
市工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工会副主席，各科、室主任，团委书记
邹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各处、室主任
以上机构按有关规定设置的其他副科级职务
（三）
下列单位的党政正职及其他按规定设置的副科级职务：
市行政机关办事效率投诉中心、市党员电化教育中心、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市机关招待所、市经济贸易局老干部科、市职业中专、市聋哑学校、市机关幼儿园、市第四中学、市第五中学、市第六中学、市第七中学、市第八中学、峄山中学、看庄中学、香城中学、香城镇王村中学、张庄中学、张庄镇大律中学、城前中学、城前镇尚河中学、田黄中学、大束中学、大束镇匡庄中学、中心店中学、北宿中学、唐村中学、太平中学、平阳寺中学、郭里中学、石墙中学、石墙镇古路口中学、市公安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市保安服务公司、市殡葬管理所、市公证处、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市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市会计局、市城市资产经营公司、市社会医疗保险处、市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处、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处、市国土资源局直属分局、邹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市湖水东调灌区管理局、市西苇水库管理局、市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市水产局、市农业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市农村能源办公室、市农业广播学校、市种子公司、市良种繁育场、市经济协作公司、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竞技体育运动学校、市老年体育协会办公室、市中医院、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办公室、市第二人民医院、市第三人民医院、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市计划生育监察大队、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公室、市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市煤气公司、市建筑材料管理处、市园林管理处、省城乡建设职工中等专业学校邹城分校、市污水排放管理处、市政工程公司、市住房委员会办公室、市室内装饰行业管理处、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省孟母教子研究会办公室、市青少年宫、市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市民兵训练中心、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所、市体育公园管理处、市峄山管理处、市旅游服务公司、市石榴研究所、市大枣研究所、市樱桃研究所、市核桃研究所、市择邻山庄。
通过邹城干部职务名称表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党委及其下属组织部门对全部干部管辖范围的广泛与细致的程度，党、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群众团体以及市属商业集团所有的领导职位都在地方党委的掌握中，党通过这张名称表全方位控制地方官僚体系。这种高度严密的组织化控制保证了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政治资源都被中国共产党掌握，地方政治与行政事务就是在这个名称表内的人员实施的，组织化的人员结构保证了党的政策从上至下地被最大限度地执行。所以，可以说这个名称表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行动的最精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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