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维度和场所

三、空间维度和场所

社会和文化理论的空间转向，对传播学来说，具有深远的理论影响。在日益紧密的全球化的场景下，各种文化元素相互交织、碰撞和融合，尤其是“本土”和“外来”(这是以空间为基础的一对类别)文化元素的相互碰撞(这个意念本身就蕴含了空间的动态)。同时，在今天这个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这些技术的应用正前所未有地渗透并改变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过程，既在制度或体制层面提出了理论挑战(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体现公共性的媒介政策，以之整合传统和新兴媒体?)，又引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新问题(如我们该如何应对多媒体环境下的信息超载?如何按照社会道义和职责而使用社交媒体并呈现自我?)，还在交织了两者的生态环境设计和建造层面提出了设计和理念的问题(如我们如何为市区、小区、家居选择并安置各种媒介设备以丰富我们的日常起居环境，并使之契合人类对美好的不懈追求?)。面对这些过程和动态，传播学者必须跳出信息的“传输”和“递送”等意念所界定的思维模式，而构成空间转向的社会和文化理论，为我们迈出这样的步伐提供了必需的理论资源(参见Adams＆Jansson，2012)。

第一，空间转向的理论意义，在于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以考察传播研究者所面对的动态过程，以及其中各种元素之间的张力。采取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交往和生活其中的地域和空间的边界以及民族和国家的边界，正在以各种方式被消解或重构。也就是说，人类生活的空间性，作为与社会性、历史性相平行的“隐没的维度”(索亚，2004)，在这一现实情景下，需要回到本来应有的位置，即文化实践的建构这个位置。与此同时，“空间的转向”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采用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研究取向，整合不同理论资源，以拓展已有的关于人类生活、交往/交流/传播等的研究，并开掘出传播学者通常极少关注的新的研究议题。

第二，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区分空间与场所。当空间成为我们展开考察的一个维度或视角时，我们需要将它确定为一个具体的落点，即场所(Massey，1995)。由人的实践所构成的场所不是一个先验的物质容器。在这一场所中，个体通过对于身处环境的认识而展开其文化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又部分地构成了这个环境。也就是说，个体通过对环境的认识及已有的经验，以自己的行动不仅调整自我以适应环境而且改造这一环境，使之打上“主体性”的烙印。因此，个体的实践与场所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一方面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自我的呈现和表达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场所的建构过程，是一个自我归属与认同的建构过程(Morley，2001)。

第三，我们需要考察场所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把场所与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看成是实践的场景，是一个“被建造的环境”(Low，2009)。我们可以说，场所(place)，是一个个具体的、实在的地点。空间(space)可以切割成多个场所。而以特定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动、相互之间关系的场所，就成了场景(context)。也就是说，场景，是将经过社会地、政治地、历史地打造而能规范(包括使然、解读)特定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场所。它已经镌刻、沉淀了打造过程中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要素，不再是自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