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空间和日常生活实践

伴随工业化进程的都市及其生成，一直都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考察对象之一。在有些理论家那里，这个考察对象蕴含了现代性的基本逻辑，因此，对它的考察成为揭示并批判这个逻辑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内，经验的都市社会学是考察、理解并通过社会实践或公共政策解决现代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发展建立经验的社会学理论(empirical sociological theories)的实际步骤(Abbott，1997)。在考察都市中引入“空间”的维度，体现在包括索亚在内的后现代取向的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戴维·哈维(2010)对于空间和社会正义的思考，沙朗·祖金(又译佐京，2005)从文化的角度展开“谁的城市”的探讨，以及萨丝凯·萨森(2005)提出的“全球城市”概念等，都对都市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要并如何通过日常生活的视角来把握都市空间的生产过程呢?我们借助日常生活中的情景定义和空间区隔等理论资源来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个需要借助的理论家是前文提到的列斐伏尔，他不仅写作了构成社会和文化理论的“空间转向”的奠基性著作——《空间的生产》，而且在其著作中展开了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和批判。日常生活，如列斐伏尔所说，是所有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共有的基础”(common ground)、“共享的生物组织”(common tissues)，是“乌托邦的可能性所在的地点”(a site of utopian possibility)(Gardiner，2000，转引自Couldry，2003)。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是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得以萌生与成长的土壤，也是这些活动的汇聚地、纽带与共同的基础。日常生活寻常、单调、重复，不但是产生人的思与体(mind and body)相分离或者说人之自我异化(self alienation)的生存状态，而且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体制或结构之外的)得以创造性发生(即越出体制或结构)的场所，也是抵抗(resistance)和颠覆(subversion)的沃土。

而对于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情景中，人们如何呈现自我并展开互动，可以说是戈夫曼所一直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换言之，他更为着眼于构成社会或社会过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社会过程——人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行动和交往(Lemert＆Branaman，1997)。具体地体现在，他对于情景定义(situations)^[5]、人的自我呈现、交往的仪式或表演等经验现象的分析，以及在他的分析中隐含的如“前台”和“后台”(2008)等空间概念。根据戈夫曼(Goffman，1974)的讲法，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欲望，会采取一些“不合常规”的行动。

这样的行动，因为是人性的释放，是一种摆脱结构的“非常态的”(non-normative)行动，因此它更符合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想象的“人的解放”(Shields，1999)。可以说，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的单调琐碎与瞬间(momentary)的超越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辩证统一。依据相通的逻辑，加芬克尔(Garfinkel，1988)将日常生活称为“不朽的平常社会”(immortal ordinary society)，而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这一过程得以展开、变化的关键所在。而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空间——譬如，“家”——的结构性因素也并存其间。具体到本书所要讨论的日常生活中的家居(空间)营造过程，个体如何展开这样的空间实践是我所关注的重点。

换一个角度来看，安东尼·吉登斯(1998)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在日常生活的相互依赖和互动中而产生^[6]。具体而言，他所提出的理论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包括交往个体同时在场(co-present)或不同时在场状态下的交往——作为体制(system)的基本构成元素，有着交往展开的日常生活(活动)的实践性(the practical character of daily activities)、展开日常活动的人的能动性(agency)和人的活动的时空(time-space)(即时与空不可分隔)具体性。而这样的相互依赖和互动又在空间中发生。运用吉登斯的语汇，我们可以将空间与人的实践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化为三个方面:①人对空间的区划和定义;②由此定义的场景期待(contextual expectation)和使然特定实践的内在逻辑;③如此展开的实践行动实现该场景的社会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