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的生产及中介

这一章的讨论构成一个理论解读的框架，用以组织并解读本书的经验资料。这是一个——套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伍斯诺(Wuthnow，1989)所采用的比喻——理论的“脚手架”，用以支撑以经验材料为构成元素的论述。吸纳来自不同领域的社会和文化理论，围绕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空间性这个核心关注，并且结合“空间性”“中介化”“媒介化”“家居化/驯化”和“对话的想象”等概念的阐释，搭建一个理论的框架。这个“脚手架”，采用社会和文化理论中的空间思维，着眼具有原生性却又常被学术研究所忽略的日常生活，聚焦构成我国当代都市中产生活方式的家居营造，并以此呈现传播活动的中介化场景的生产，以及这个生产过程的文化社会特性。

这个理论框架的基本论点是:家居空间的营造是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生产的一部分，也是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具体场景。在当代中国，它发生于住房私有化和商品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社会变革这个历史场景中，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培植的关于中产生活方式的想象，包括对体现它的“理想的家”的想象。因此，首先，家居空间的格局、陈设的风格等，为社会文化的主体所生产，具有文本性，表达着主人构想的自我。其中包括他们所想象的社会阶层归属，以及与之相应的认同、价值、审美、追求和兴趣，也包括这个主体所想象的他们与社会其他群体的区隔。因此，家居营造不仅生产了私人生活的空间，而且生产了社会关系(包括社会区隔)发生的空间。其次，家居空间的营造也不可避免地以媒体的容纳、陈设和使用作为其重要内容。因此，一方面，通过家居营造这个多声部的对话，媒体通过其文化再现的功能成为家居空间的有机构成部分;另一方面，家居的空间格局成为将媒体使用纳入日常生活的实体结构，人们在家居空间这个具有文本性的场景中使用媒体，解读并生产媒体文本的意义。因此，具有特定格局的家居成为中介化的一个场景。再次，家居营造本身也牵涉到对来自媒体或经由媒体中介的各种意义和话语元素的运用，因此它是一个多声部的对话过程，也是中介化体验的实践过程。这些特征，体现了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形塑过程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构成元素。

为发展由这些论点组成的理论框架，这一章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一，谁的家居营造?本书聚焦都市中产，以及他们通过家居营造从而表达自己的群体归属。或者说，本书要考察进入或期待进入中产之列的人们，如何经由住房的选择、家居设计等实践活动，以及他们对此过程的叙述，以实现和表达自己的阶层区隔。而本书所考察人群的这些实践活动又是发生在上海，是在这座具有独一无二特质的国际大都市空间内展开的。因此，下一章将探讨的是这一都市空间中的政治如何在运作。

第二，这种自我表达或群体归属的表达又是在哪个领域内展开的?本书着眼于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本书并不试图考察宏大的结构性的作用，而是着重在琐碎、平凡、单调，但又具有原初性和解放力量的日常生活。正如在加芬克尔看来，社会事实的客观现实正是在于每个社会内生的、自然化的、持续实践的结果，它无时、无处不在，也因此这才是社会学的基本现象，是“不朽的平常社会”(Garfinkel，1988，p．103)，即日常生活。由此，本书所要探讨的是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自我表达或群体归属如何通过家居营造的社会实践而得以实现和表达。自古以来，家居住所(house)意味着区分内与外、自然与人类、公共与私人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开始作为一个去政治化的空间以区别于公共领域，一个充满了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的场所，一个社会建构的现代意义上的家(home)，也因此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意味的实体(an autonomous entity)(Kaika，2004)。在日常生活的领域，展开对于上海都市中产家居营造的考察，是本书的核心关注。

第三，在家居营造过程中，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本书所阐述的观点是，它扮演的是一个双向循回(recursive)的角色，即中介的角色。一方面，相关的媒体报道和房地产宣传广告等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成为都市中产以此展开“对话的想象”这一家居营造过程的资源库;另一方面，通过对于媒体的家居化/驯化，经由双重勾连的发生，家居成为中介化的场景。

【注释】

[1]譬如，印度裔美国文学理论家霍米·巴巴(Bhabha，2004)关于文化杂合得以发生并因之构成“第三空间”的后殖民理论;德国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1999);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Bourdieu，1989)等。

[2]其中包括哈维对绝对、相对和关系空间的区分，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划分，以及索亚对第一、第二和第三空间的划分等。对这些类别划分，将在下一节再讨论。

[3]生产关系具有空间性，它们投射于所展开的社会空间。根据这个逻辑，列斐伏尔试图开拓一个勾连如下两者的研究取向:一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展开对于空间的辩证;二是对坐落于经验世界的空间实践展开经验的考察。列斐伏尔的学术探求，尤其是“他对日常生活和同样被神秘化的‘都市状况’的空间性和社会学所作的马克思主义阐述，再到其晚期著作中对空间的社会生产的研究和他称之为‘节奏分析’的研究”(Soja，1996)，为后来者打开了一个开放的、思辨的和充满张力的学术空间(可参见Goonewardena，Kipfer，Milgrom，＆Schmid，2008)。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的基本论点是，“(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Lefebvre，1991，p．26)。其中，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容器”或“平台”，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以及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的过程;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资本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刘怀玉，2006)。

[4]承接他在《后现代地理学》(2004)中的理论分析，索亚在《第三空间》一书中，用“第三空间”这个概念来特指“第三化”(Thirding)或“他化”(Othering)。首先，索亚以此强调一个认识论的取向，并以此取向来考察空间和社会的空间性(space and social spatiality)。第三空间与实体空间(第一空间)和想象空间(第二空间)有别，但又是这两者的结合，是通过其特殊的结合形态得以生产出的空间，因此既有物质性，又有想象或呈现性，比如建筑、博物馆和媒介。其次，索亚以“第三空间”的概念强调人类生活的与社会性、历史性相平行的空间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所谓的三维辩证法。第三，运用“第三空间”的概念，索亚试图整合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野，开拓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一个批判地交换的空间，一个将种族、阶级、性别等议题同时考虑的空间(即这不同社会分层的维度交叉、重叠，需要同时考虑到)。正是以这样的理论框架，索亚以洛杉矶的都市建构和都市生活为背景，讨论了后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与都市问题。

[5]理论上，场景(context)和情境/情景(situations)往往被用作同义词使用，只是各自的侧重点略有不同。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习惯使用不同的词。如果研究者更加强调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则会采用situations，比如戈夫曼。而如果更加侧重于行动的意义、文本的解读发生在特定的场所中，并受到场所所蕴含的结构性力量的影响，研究者会倾向于用context。

[6]在《社会的构成》(吉登斯，1998)一书中，吉登斯阐述了场所、区域化等概念。具体而言，地方(locale)是一个特定时空坐标点，它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场合(settings of interaction)以及这一互动由此而获得的场景独特性(contextuality)。场所可能是家(住房)、街角、工厂车间、小镇、城市等。而在实践中，人们又对区域化的(regionalized)场所——可以理解为将不同场所划归特定类别，也可理解为对特定场所作进一步区隔——作了与日常社会实践相关联的时空分区(zoning)，不同的“区域”(regions或者zones)相互之间有物理/实物(physical)或符号(symbolic)的标志(markers)。这些标志携带着特定的意义体系，包括对人的活动的社会期待和意义解读。进而，参照戈夫曼对于前台、后台的分析，吉登斯提出将区域(region)区分为前场(front region)和后场(back region)、中心与边缘，以分析空间与人的实践之间的相互构成关系。

[7]从微波炉到录像机、DVD、家庭影院、卫星电视、互联网等，家庭消费品的增多和各种功能的细分，使得家也可以成为娱乐、休闲、工作的场所。譬如，我们可以在家中通过电话或是网络与身处其他场所的个体聊天或者展开商务会谈，而不需要实地的面对面交谈;我们也可以时常在家中看电影(通过互联网的影音串流〔video streaming〕或租借影碟)或看电视，包括美剧、韩剧等舶来品，偶尔才去电影院感受影院的氛围(后者往往更加侧重的是“去看电影”这样的一个社会实践过程);我们还可以从事网上理财或网上购物。这些已成为我国当下都市日常生活的时尚标志。

[8]鉴于“阶级”一词在居民日常生活表述中，蕴含了更多的政治斗争的意味，本书偏向于采用“中产阶层”这一翻译。但是，在引述相关文献时，仍旧选用所引述文中的译名，如中产阶级、中间阶层。

[9]第一个集团是体制内外的干部或管理人员以及知识分子;第二个集团是“新中产阶层”，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一般生活在大城市;第三个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第四个集团是个体或私营经营者，包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李强指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内部统一的中间阶层，这四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而且总体而言，这一中间阶层数量偏小。

[10]在社会分层的社会学研究中，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一般受两个社会过程的影响:继承或个人努力。前者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再生产，后者更有可能是对已有社会分层结构的突破;通过前者获得的是“赋予性地位”(ascribed status)，通过后者获得的是“获取性地位”。这是两个同时发挥作用的社会分层机制。本书的研究并不在也不可能区分这两者，或以某一个机制作为界定所考察的人群是否为中产的必要元素，但是，考虑到中产阶层兴起(或中产阶层的兴起成为一个议题)在中国是新近20年内的历史过程，那么，通常而言，“中产”的社会地位更多地具有“获取性”。

[11]部分地反映这个观念，媒介文化研究学者尼克·库德瑞和安娜·麦卡锡(Couldry＆McCarthy，2004)合编了一本名为《媒介空间》(Media Space)的书。在导言中，他们介绍并讨论了“媒介空间”这个复合概念，探讨媒介与日常生活的空间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媒介空间的概念同时包括了在社会空间以人工制品而存在的媒介形态，经由媒介物品构成的空间之间的关联，以及对于运用技术而超越实体空间的文化想象和由此凸显的传播的虚拟途径，它们具有同样的实在性”(p．2)。由此可见，他们所讨论的“媒介空间”这个概念涵盖极广。进而，他们将这一概念分为五个层次展开具体考察(p．5 8):前两个层次分别是关于媒介的再现以及媒介文本、数据等如何经由空间内的流动从而重构了这一空间;而第三层次，即媒介过程中的消费或生产这一端得以发生并构成的空间场所，因此这些空间场所为媒介的过程而构成;以及第四、第五层次，即规模的形成以及对之的体验和想象。可以借鉴的是，这些讨论同样适用于人们通过使用媒介而将“家”这个场所与其他空间场所相关联的过程。并且，关于“媒介空间”概念的讨论，也为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理念的基础:空间的媒介化和媒介的空间渗透，这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构成。

[12]一个突出的案例是上海人民广场这个空间从殖民者的跑马场、到革命时代的群众集会和动员场所、到当下休闲和购物场所的演变历史，使得同一物理空间地点，经由形构这个地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空间形态的结构关系的中介，可生产出完全不同的体验和感受(熊月之，2008a)。

[13]通常来看，中介化，指的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外在于人的意志，是人实现其意志所要遵循、经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介化”总是蕴含了“被中介”的意味。但是，由于过程本身是人的实践行动所使然的，因此，这里的“被中介”丝毫没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我们可以说通过家居格局这个物化文本的中介，人们表达了自己的追求和阶层归属。在这里，人们的表达是“被中介”了，但家居是人们按着自己的意愿打造的，因此，这个“被中介”并没有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说日常生活动态中的某一环节是在已有条件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