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都市中产的形成

对中国“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理论性讨论^[22]并不是本书的核心。在中国，“中产阶级/阶层”已成为广告以及媒体中极为盛行的用语。在学界开始兴起以分析收入和消费为重点的中产阶级研究，则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一时期(李春玲，2009)^[23]。学者们的一个共识是:经济市场化、收入和地位的层次结构的变化等，使得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群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24]。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等，住房和家用汽车等开始进入到人们的日常消费中，并且成为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的外显标识。

采用汤普森对于阶级(class)的文化以及过程的研究视角，比较来看，我们需要明确三点。首先，中国的中产阶层在正在形成过程中(只有prototype〔原型或范例〕，尚未完整地成型并“批量生产”;可参考美国华裔人类学家张鹂〔Zhang，2010〕所展开的对于昆明市围绕住房而发生的中产阶层形成过程的考察)，类似于欧美的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这是一个异质化的、历史地转变中的中产阶级。随着时间的变化，中产阶级的构成也在发生变化。从有经验的技工和商人构成的早期的中产阶级，到小商业主，如零售商，小资产阶级，再到20世纪末，随着管理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中产阶级成为一个职业构成更为多样的群体，包括事务人员、技术人员，以及管理层人员和企业家、零售商等(Archer＆Blau，1993)。在当下中国，具体的职业或行业并非重要，更为注重的是行业/职业之间对教育、技能、价值取向等的要求(以选取具有类似特征的人进入这些行业或职业)，由此所得的回报，以及该回报所能支持的具有一定“规范性”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些人形成一些类似的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等)。

其次，如汤普森的研究所显示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动态的群体存在，其形成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些都是具体的。因此，我们需要在具体的时空点及其形塑中来考察中产阶级，而不是建立一个关于中产阶级的原型(Blumin，1990)。在中国，一个重要的时空点及其形塑，就是以中产生活方式为诉求的商品房小区，包括其中的设计、营销和管理，也包括其中所展开的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人类学家路易吉·汤巴(Tomba，2005)所观察到，在中国，尽管所谓的中产阶级还未成形，并且也缺少传统意义上的内部的阶级凝聚力，但是这一群体正在通过自己的消费方式而逐渐形成其集体的身份认同，这尤其表现在他们的购房实践以及与此相应的生活方式上。而如此来看，研究中产阶级(或一个阶级，如汤普森所研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就需要采取文化、社会史的方法，或类似民族志的田野考察。

再次，认定一个阶级/阶层，也就是确认一个社会群体，根据的是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和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异质性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前者必须远大于后者。但这是同一个现象的两面。通常，经验的阶级/阶层分析往往会强调其中的一面，以论证某个理论观点，但在任何的经验分析中，这两者其实是无法割裂的。所以，经验的考察和解读，可以如吕大乐、刘硕(2011)，重点关注群体内的道德秩序(即共享的、具有道德判断和一致性〔conformity〕压力的、非正式的规则)的形成，也可以如张鹂(Zhang，2008，2010)和鲍存彪(Pow，2009，2010)那样，关注利用小区大门(可以扩展到所消费的品牌，送孩子去学外语、钢琴、芭蕾等“典型”活动，旅游度假的方式和地点，等等)以体现与其他(或许是想象的)群体之间的差异。而且，考察的内容未必是直接关乎体制、结构或宏大叙事的活动(如游行示威、政治诉求)，而是日常生活的点滴，包括日常生活空间(如家居空间)的生产和管理。其实，当我们在讨论群体内的共享这一面时，另一面——群体间的差异或区隔——也已涉及;反之亦然。

依据前文中关于文化与分层的经典论述中的理论资源，本书所涉及的社会分层并非建立在界定社会成员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而是考察基于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通过消费实践而显现出来的一个正在逐渐形成中的社会群体。如李春玲(2011b)指出的，近年来，随着中产阶级成长步伐的加快，其群体特征和身份认同日益突显。她通过对家庭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家用电器拥有状况、消费行为模式、住房及汽车消费等方面的阶级/阶层比较，发现中产阶级展现出与其他阶层不同的消费特征，消费分层现象十分明显。由此，她认为中产阶级的消费文化正在形成。

当然，中产阶层不只是一个用消费来定义的群体，更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群体。但是，中产阶层首先是一个消费群体的存在，其社会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并且，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人们目前最易观察到的也主要表现在收入与消费等生活领域。由此，我们可以说，当下中国的中产阶层指的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它所出现的背景是始于20世纪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实施。这一社会群体又是一个文化建构的类别，其边界由新出现的一系列消费商品以及相关的消费实践所界定。该群体成员所消费的产品，如手机、住房和私家车等，共同构成了身份、地位的标识，以区别于其他群体。同时，这一社会群体的职业往往是与管理、服务业和信息技术领域相关。而且，这一群体的边界又是流动的(fluid)、开放的，在这一持续的过程中，官方话语、媒体以及学术话语共同参与到了对于这一社会群体形象的生产中。本书的第三章将展开对于相关媒体报道和房产广告的文本分析，以探究这一阶层的消费品位与消费文化是如何呈现以及建构的。

虽然中产阶层内部异质程度很高，但作为一个群体，它在公共话语中得以建构，这包括主流学者和政府官员们的话语，也包括商家、广告和大众媒体上的话语。由于这两种话语并非完全一致(李春玲，2009)，因此也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即中产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并没有一个内部统一的形象。但是，一些被表述为中产生活方式的实体空间和实践形态，却在消费市场发展与都市建设中不断涌现，常常被用作人们身份的标识，譬如，外出就餐、购物或是本书所考察的家居建造^[25]。

以上的讨论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经验描述层面的论点:中产生活方式是体现在各个领域——包括了住房的选择、装修和经营等——中的物质和品位追求，它要求满足身心的舒适和安逸，强调个性的选择，维系个人或私人空间的安全与稳定，体现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参照的现代性的物质标准。以它们为标准的目标追求，自然也包含了群体的归属，因为中产生活方式宣讲了“大多数人”所“应当”享有的、在市场充裕发达的条件下所可能获取的生存状态;它同时也包含了群体间的区隔，有别于贫穷或紧缺及其所带来的促狭不定，也有别于富贵的奢华以及它所带来的在众目睽睽中的社会孤立。这样的经验概括，来自文化社会学的理论引导，因为，对于体现和创造阶层归属的消费行为的分析，在理论上体现了文化社会学对文化的建构性和彰显作用的强调，对人们运用文化资源展开其实践活动的强调。

正是这样的理论观点，为本书所展开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逻辑，其中包括如何观察、观察什么，也包括了如何处理经验的观察材料。如本章开头所说明的，我所采用的是人类学、文化社会学中常用的观察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和现场观察。在下一节，我将以文化社会学的理论路径为分析逻辑，详细描述研究方法以及观察和访谈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