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10月至2010年7月间,我完成了对拥有住房的65位上海常住居民的访谈,所居住的房产主要分布在浦东、长宁、徐汇、静安、黄浦(包括原卢湾区)、杨浦、闸北、宝山、虹口、闵行、普陀等行政区。因为访谈对象往往比较忙,常常需要协调具体的访谈时间和地点,所以依据对方的意愿以及出于便利的考虑,访谈方式包括面访以及网络访谈(邮件往来)。其中,接受面访为56人,只接受网络访谈的9人。有些访问对象接受了我的多次访谈。总的访谈时间,除一位占时半个小时外,其他都用时在1.5到3小时之间。其中,有两位接受了我陪伴她们购物等活动,对她们的访谈和观察各自有10个多小时。
访谈地点的选择多由访谈对象确定,除了愿意接受入户访谈的25人(其中包括10对夫妇和1对母子)外,其他的访谈地点主要是访谈对象的办公室、公司的会议室、公司或家附近、商场内或常去会所的咖啡馆等。
表2.1综合概括了访谈对象的基本特征。该表显示,访谈对象年龄为28—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6岁半),其中,女性28人,男性37人。绝大多数——超过90%的被访者——都已婚,其中绝大多数有孩子或正在期待孩子的出生。
访谈对象中,上海籍的有22人,占32.3%;其他是来自包括台湾在内的18个省、市、自治区的非上海籍贯的居民,其中6位来自台湾,占总样本量的9.2%。但是,即便是外地(包括境外)来沪的非上海籍居民,在上海也居住了短则2年(一位),多则30年(一位),平均居住年数有9.4年。
从表2.1来看,访谈对象大多具有高等教育的学历,近三分之一的人还有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访谈对象的教育水平远高于上海居民的平均水平。根据复旦大学211项目三期的问卷调查(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在2010年7—10月展开,样本量为n= 1 137),75%的上海居民的教育水平在高中毕业或以下,平均正式就学年数为10年[28]。与教育水平颇高这点相应的是,被访者的职业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或是股东、投资人等,其中有9人(占11.8%)自己创业做老板。为增加访谈对象样本的多样性,我还访谈了两位全职持家的女性,两位工作若干年后又返回学校就读的博士生。两位全职持家的女性也都是大学毕业生。
访谈对象所在行业比较集中(60%多)在了商业领域(包括金融、外贸、咨询、房地产等行业)。这一方面是由于采取了“滚雪球”式的非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及因缺乏“关系”而无法接触到政府或国家机关的中层人士;另一方面也确认了一点,“中产阶层”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这里所采取的宽泛的“商业”这个名称,囊括了相当大部分通过市场而获得就业、发展和物质回报的人所从事的行业。
访谈对象整体的教育、职业和所在行业的特征都显示,这些人,无论他们自己意识到与否,尽管他们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都可被划归社会学家们通常所确认的“中产阶层”。进一步反映这个客观的阶层归属特征的是访谈对象的居住条件:不但所有访谈对象都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不少人拥有不只一处住房;他们的住房平均面积达120平方米,而且大部分属于我们一般会认为的“中档”小区。在上海,如果以每平方米售价2.5万元来计算,那么仅住房一项,他们至少拥有了300万元的固定资产。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将这个住房条件与家居社会关系格局(即同住在一起的家人)一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被访者的居住空间比较宽裕:超过64%的被访者夫妇俩或带孩子同住,有长辈或三代同堂的只占26%。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第四、第五章中的解读,我在本章末添加了附录二(具体见“表2.2访谈对象素描”)。在附录二中,我对每位被访者都做了概括性的描述,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有关访谈对象的更加具体的呈现。同时,遵循通常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为保护访谈对象的隐私,被访者的姓名都采用了化名。并且,少数住宅小区的名称也做了修改,以防止访谈对象真实身份的无意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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