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费导向、媒介化的社会(mediatized society)为特征的当下，经由媒体机制所生产和传播的故事、事件往往被人们看作是重要的。而个体如何建构自我的认同，如何理解乡村与都市以及“上海市居民”或“上海人”等，都或多或少地渗透了商业化的媒体为日益细分的受众市场所生产的符号及其所携带的意义生成力量。关注大众传媒与中国中产阶层兴起的研究者何晶(2006，2007，2008，2009)认为，大众传媒正在成为中产阶层实现阶层认同的重要推动力量——媒介文本建构的“中产”形象为该群体成员提供了阶层认同的参考[4]。而中产阶层的兴起、媒介由市场化转型而起的对高端受众的追逐、全球化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松动是媒介话语积极参与建构中产形象的根本动因[5]。
进一步而言，中产人群的凸显或是所谓的“中产崛起”，这既是一个经济、社会学的现象，也是一个话语现象。这两者相互交织，构成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趋势和话语的一部分)、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主题。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克·莱锡特(Liechty，2003)的著作《适宜的现代:在新消费社会中建构中产阶层的文化》(Suitably Modern:Making Middle-Class Culture in a New Consumer Society)为我们展开讨论提供了经验研究的借鉴。基于他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所展开的民族志考察，莱锡特探讨了这个国家中产阶层的生成过程。消费行为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构成了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在他看来，消费文化的兴起，一方面是中产阶层生产的表象，另一方面又是中产阶层生成的催化剂。而在全球化的场景中，那些原本的“第三世界国家”内这两者的关联，正是服务了全球资本的渗透、全球市场的扩张。这个理论分析同样适用于对当下中国都市的考察。
在经验的层面，本章采用媒体表征(media representation，又译再现)的理论概念以展开对于房产广告和媒体报道等文本的分析。依据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2005)关于表征(representation)的社会建构和不同的文本解读立场及进路(Hall，1980)的论述[6]，我们对于媒介表征的考察，包括了对于媒介文本结构、符码等的分析，并将之与文本生产/消费的场景(contexts)相结合，由此解读文本的意义。
文本，是符号按照特定结构规则形成的集合，即符号体系。由此，城市、建筑、地方广告等作为表意过程中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以进行符号学的分析(semiotic analysis)。采用社会符号学——连接的是符号和符号场景——的分析方法，杰弗瑞·霍普金斯(Hopkins，1998)考察了广告商与消费者共同协作，如何使然了地方营销(place promotion)的实践，策略性地塑造了“乡村”形象——乡村深陷于地理想象之中，从而时空得以象征地远离日常生活。霍普金斯强调了在这个过程中，广告是这一空间建构或生产的有力工具，即吹嘘乡村性的迷思，将乡村建构为意念化(想象的)、非物质的、再现式的空间。
同理，都市日常生活中的住房选择和家居营造，在时间、空间以及象征的维度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深陷于地理学的想象之中。由此，围绕家居营造展开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所构成的具有内部异质性但又以“中产阶层”的共同身份而凸显的社会人群，经由各种文本(如，媒体报道和广告等)的参与，构成了一个文化景观，一个意念的(想象的)、非物质的和再现的空间，也即一个文化社会学的现象。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一象征性的空间(再现的空间)又是如何社会地建构或生产出来的?文本中呈现了怎样的形象?在这一建构和生产的过程中，哪些符号资源的运用会激起人们的/消费者的想象，承载着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各种符号由此又会传递怎样的迷思(myths)，从而点燃人们的想象力并且鼓励其穿越象征性景观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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