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生活方式

1．谁是“中产”?

在访谈中，对于什么是“中产”以及“中产生活方式”，绝大多数是通过间接观察(包括访谈的时空安排、被访者的话语表述等)而得，但也有被访者直接就这一概念本身回答作者的访谈提问。

居住在古北国际花园小区的丁一鸣，上海人，四十来岁，中等个头，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上一章中所描述的小区的会所——“古北新家园”。他穿着休闲，浅灰色的运动衣裤，红色的羽绒背心。在访谈过程中，丁经常会不自觉地夹杂着上海方言。他中专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国营单位工作，期间在上海某大学读了夜校。1997年辞职“下海”，自己开公司至今，主要从事的是电力系统配件的代理销售。因为与客户“谈生意”刚结束，他把第二次的访谈地点临时改在茂名南路上的花园饭店玫瑰咖啡厅内。在他感叹时下社会的仇富心理，并且强调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我也只是稍微好一些而已”之后，我问他，觉得自己属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他想了想，回答:“我们都是说，金领，就是做金融的、律师呀，这是金领;然后就是白领了，还有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像我们这样的，好像都不能归入到这个里面。”丁一鸣所介绍的好友加中学同学——赵斌，目前在浦东某大型购物商场负责进出口食品管理的工作。到了赵斌工作的地点，当丁介绍我们相互认识后，赵用上海话问丁:“侬讲咯就是让伊到偶屋里厢来咯?介绍偶算中产阶级，偶算无产阶级好伐，侬是中产阶级，好伐(你说的就是让她到我家里来吗?你介绍我算中产阶级啊，我是无产阶级，你才是中产阶级)。”赵斌高中毕业以后(1985年)进入宝钢集团，工作了大约10年左右，后到沪上某五星级宾馆负责餐饮管理，1995年进入目前的商场工作。赵斌的家在杨浦某一中档小区，一家三口住在10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里。赵的工作时间安排是工作一天休息一天，休息的时候，也包揽了家务活。他笑称自己是上海好男人，“买汰烧”全包。

将丁一鸣与赵斌对于中产的表述进行比较，可见，丁所从事的是我们所泛称的“商业”领域，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在他自己看来，既非从事金融、律师行业的所谓金领，或是在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更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这其中，丁对于自己所属阶层的认同，体现出了“中产”这个概念的描述、概括性和作为社会学概念所具有的效度(validity)。而赵斌，虽是用一种有些玩笑的口吻来表述，但可以看出，对于好友将自己介绍为“中产阶级”还是很开心的，尽管与丁相比之后，他仍旧觉得自己只能算是“无产阶级”。俩人是初中同学，最初都是居住在杨浦一带，20多年之后，丁自己做老板，而且搬到了“有钱人住的”古北那边居住，而赵则还是居住在杨浦。最让赵感到骄傲的是马上要准备中考的女儿，“女儿成绩很好，全年级160多名学生，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准备保送交大附中了”。于是，在访谈中，当赵说到自己的女儿时，会转向丁，然后开始“抱怨”女儿虽然成绩好，但是不懂得体恤父母，对家长冷漠等叛逆的表现。对于赵的“抱怨”，丁多是附和着。在此前对丁的访谈中，得知他的女儿还在读小学四年级。

与丁对阶层所作的划分相类似，在一家外企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邵文恺将收入的多少作为是否属于“中产”的标准。但是在他看来，中产是一个相比较的概念，“如果按照收入的比例，最高的一批10%为高收入者，30%为中产阶级，50%为工薪阶层，再下面的是困难的。国家没有出台这些东西，而且各个城市的又有很大区别。收入还有消费层次也有很大不同”。而因为平时工作接触的缘故，所以在邵看来，电力、水等垄断行业内是“隐性的高收入”，在国家征税体制上反映不出来。邵引用在网上看到的关于高收入人群纳税的讨论，称相比较而言，普通的白领、经理等往往是“被高收入者”。他给我举了这么个例子:“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如果一户人家，全职太太，老公月收入税后1．8万，8千要还贷，还要养车，还要孝敬父母，等于每个月全部是花完的，那也得是一般外企的中层以上，才有1．8万的月收入”。在这样的论述中，也透露出了中产的不上不下、缺乏有足够安全系数的“缓冲带”(buffer)的状态。邵文恺很健谈，他对于媒介话语的熟练运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于中产阶层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也印证了我们此前讨论的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指标，如将收入作为对“中产阶层”划分的核心指标之一(可参见陆学艺、李春玲等的研究)。而在熟练运用媒介话语的同时，通过比较以及举例等方式，他也在表达着自己的阶层和生活方式归属。

与丁一鸣、邵文恺不同，也有访谈者以体制内外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在日本工作多年后又回到上海的高鹏飞，在听我解释了所要做的访谈内容后，很直接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或者说上海，“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因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应该是以民主、自由等理念支撑的，不单单是指经济上，在政治上也要有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如果说到国内的阶层划分，他认为只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体制内的人，整天看着上面的、防着边上的、踩着下面的，才不会去管这样的政策是不是会对老百姓有利。但体制内的人，现在也因为反腐败的缘故，所以也就是整天的吃饭、吃饭，吃坏了身体，反正也有公费医疗。”

访谈中，更多的被访者往往避开对于自己是否是“中产”的话题。我们通过他们的话语表述和现场的观察而来判断他们对于中产生活方式的界定。譬如被访者“实事求是地”(matter-of-factly)讲述自己住的什么洋房，自己进出中国或上海的自如，以及约定在什么场所会面等。在用电话与陆文帆约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电话那头，陆便用略带台湾腔的普通话，质疑我将他列入访谈对象，因为在他看来，他不属于“中产”。当作者在电话里对自己的项目进行解释之后，他勉强答应了。几天后联系我，约在了他公司附近的一家他常去的会员制会所。在后来的访谈中得知因为自己公司资金周转的缘故，陆和家人正在计划卖掉一家人所居住的位于静安区的老洋房，然后再在附近租住另一套老洋房。多次接触后，陆文帆仍旧不接受入户访谈，但是表示愿意推荐朋友接受访谈。

取得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硕士学位，回到母亲出生地——上海，此前曾在驻上海的某国际知名咨询公司任职的陆文帆，对我的调研提出了具体建议。在他看来，我需要确定，是否能够最多分两次共两小时左右就把访谈做完，但是不保证可以入户，因为他以及他所能够推荐的朋友对于“隐私和时间都非常重视”。他以他的律师朋友为例，工作时间是以小时收费，年薪高达几十万美金。另外，陆称自己的朋友绝大多数是在公司高管层工作，对他们而言，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得很清楚，下班后，都希望把时间留给家人。而这一点，在后来与陆的访谈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陆文帆因为目前与朋友合作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时间比较弹性些。太太在美国获得学士学位到上海后一直在某私立医院工作。虽然家里有保姆，但是陆文帆和太太仍旧会轮流接送孩子，周末也有固定的家庭活动。陆文帆给予我调研的另一个建议是:“是否可以像我昨天在银行所接受的汇丰保险的填单那样，有一串相关的问题一一填答，也不会问及具体的财产数额。”在第三次的访谈中，在我请他帮我联系被访者的时候，他介绍说“我的朋友要比我成功”。他向我做了这样的描绘:这位朋友也是台湾人，娶了日本太太，有家族生意。

陆所认为的社会构成显然与前面所描述的丁一鸣、邵文恺都不同。在他的视野中，“中产”远不是丁一鸣眼中的“小康”。同时，他似乎也印证了邵的说法:超越了那“紧巴巴”地顾上又顾下(上有老，下有小)的层次才是真正的中产。通过陆文帆的表述，在他心目中，中产在物质上资源比较充裕，在时、空两个层面都更有控制力，因此有愿望和能力强调“隐私”，也即生活中的社会和象征的区隔。但与丁、邵类似，虽已达到各自所感知的中产这个社会处位，他们依旧看到自己的“不足”，隐含了“更成功”的愿望。他们的表达也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即“比较”是自我定位的一个主要思维逻辑和话语表达特征。

赵斌和陆文帆通过与朋友的比较来自我判定是否是中产或成功与否。也有访谈对象则是用更加感性的语言，以居住区域周边的生活环境的比较，从而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做出判断。目前在上海两个少年宫兼职并在家教授小提琴课程的乔亚莉就是这样。我们的访谈就在她位于杨浦区的家中进行，她丈夫任教职的大学也就在附近。乔说，1993年从东北老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她就喜欢上了上海这座城市，并最终决定把家安在这里。但是尽管已经在上海这么多年了，每当带着女儿去音乐学院或是音乐厅去听音乐会，自己开车回家，经过了华山路一带的时候，时常会有这样的感受:“过了华山路，然后就是越来越差，我们还是属于边缘的，没有真正走入人家精英的阶层。”

不同于通过比较而做出的自我判定，15年前就来到上海的康皓天，用一串数字回答我的提问。康从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日本生活了三年，选择到上海“自己创业”，而不是直接接手父亲的生意。在徐家汇某商业中心高档写字楼二楼的茶屋里，中午时分，康从位于大楼高层内公司的办公室里下来，给我算了这么一笔账:“住在那里的(古北某高档住宅小区)，每个月单单在房子上，每户的开销就得一两万，那么可以住在那里，也就是夫妻两人每月的收入至少得是在三四万，年薪得在50万以上。”与康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夏扬——我的另一位访谈对象，接受访谈时，他刚辞去某国有房产公司副总一职，并准备重新进入到金融领域工作。而这也是康将他介绍给我的原因，因为在康看来，“朋友中，也就他现在比较空一些”。夏扬认为自己不是“有钱人”，因为“这是有国际标准的:除了住宅外，净可支配收入是100万美金才算，而真正能称为富豪的，应该有1 000万美金以上才算”。他着重强调了“是净可支配收入”。康皓天不愿回答自己的年收入数值，他间接地回应，称自己不选择购买朋友推荐的花园洋房，不在于经济收入，而是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并不适合。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相配套的life style的，譬如要有家佣打理、要请朋友在花园烧烤。我自己的孩子还小，功课很重，不可能经常请朋友来。你要说住在花园洋房的那种感觉，我完全可以通过类似的酒店，花个几千块也同样能够得到，没必要买嘛。

琳达和丈夫，经营着各自的房产中介公司，分别在静安区和长宁区从事老洋房和别墅豪宅的租住买卖。中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非是内容与形式的单一化、标准化，恰恰相反，是在拥有了足够的物质资源基础上对个性的追求。在这点上，琳达与康皓天等追求时、空的区隔一脉相承。而与康、夏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的表述不同，30多岁的琳达，注重个性、喜欢有历史感的事物。她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还行，还挺舒服的，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称与朋友相比，目前自己家的生活“只是属于中等吧”。在琳达那里，中产生活方式是追求的目标，也是生活的状态。而这样的追求不是无止境、无边界的追求，是有限的。她所希望的是“我们可能做个十年就不想做了，我们可以收租，可以花销，我想要这样的生活。如果做到年纪很大的话，我已经玩不了了，吃不动了，要那么多钱干嘛呢!朋友中已经有达到这样的了”。琳达所说的“我们”是指她和丈夫。而因为俩人的工作时间相对弹性，儿子也已经3岁多了，所以开始安排多些外出旅游的计划，以东南亚一带为主。

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在夫妻俩共同接受访谈的案例中，也有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的定位明显不同。1997年从浙江考入同济大学的姜晖，本硕连读，毕业后，与同门师兄一起合作开公司至今。太太萧濛也是浙江人，从沪上另一大学硕士毕业后，也留在上海，任职于某知名外企的法务部门。期间，曾自费去美国留学一年。在我问到俩人对于生活状态的感受时，姜晖认为自己是“中等偏上，就是吃穿不愁，但对奢侈品还是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萧濛则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从访谈中可以看出，俩人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不同的定位，是因为不同的参照标准在起作用。姜的老家在农村，当谈到购置现在这套位于浦东的120多平方米三室两厅的房子，而放弃了萧濛更为相中的联洋国际社区内的“仁恒滨河”的房子的原因时，他自嘲说，自己还带着泥土味，决策只用了几个小时，原因就在于，坐在一旁的太太接过话题，“他说，乡下亲戚来的话，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陆家嘴、东方明珠啦”。萧则出生成长于城市，大学本科学的是英语，而去美国游学一年的经历，使得她在话语间时常将美国的生活方式作为参照而体现出想要“扭转”丈夫的思路，或是“改造”丈夫的愿望。在她看来，姜晖那么给自己定位是因为他“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

全职持家的丁佳琪，一家三口住在古北，儿子已经上幼儿园，家里又请了保姆，所以在所居住小区的物业经理看来，她会有空接受我的访谈。30岁不到的丁佳琪，上海人，快人快语。在访谈中，她多次用“我们”这样的话语明确表达自己的阶层归属。“其实，我们这样的人是挺正常的生活，并不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打麻将、瑜伽、购物啊。走在街上，你可能都看不出来的，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对于“我们”的强调，似乎也是在特意要向我——访谈者——澄清自己属于一个群体，有着“挺正常”的生活。这样的表述，也传达出她所具有的一定的敏感，即对他者如何看待她所属群体的敏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试图“解读”所属的群体。与她的访谈是在小区外的一家咖啡馆内进行的。访谈结束时，当我感谢她愿意接受我的访谈，她笑着回应:“那倒也是，平常也不太能遇到的，因为我们出门要么打车要么就是司机接送，偶尔也会去坐坐地铁吧”。这样的自我描述——“打车或司机接送”，显然不属于上海的“大众”。而其中所折射出的“区隔”意识也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中产”特征的呈现。

2．“中产生活方式”的时空节奏

从访谈的时空安排中，我们也可解读出中产或期望进入中产的人们的生活节奏，以及在生活中所看重的价值。也就是说，从访谈展开的场所及其转换与时间一起交织在被访者对于自我阶层的归属和表达当中，构成了可供我们解读的文本。

总的来说，被访者都很忙，因此，有些人很难联系好访谈的时间，需要多次确认;还有些人需要在工作地点访谈，也有时间灵活机动的人(不仅是全职在家者，有些在外工作的人也有比较弹性的时间安排)。但他们都对时间比较在意，相互间也有差异，那些在国有事业单位工作的还是少了些时间紧缺的压力感。访谈多是在工作日的白天。而入户的时间，主要分为工作日的晚上7点以后或是周末的白天。访谈地点，有会员制的会所(如陆文帆)、办公室(如马骁勇)，或是咖啡馆、茶屋等开放的休闲场所(如康皓天、夏扬、琳达)。这些场所或时间的选择，多是由被访者提出或是可接受的，于是，这些也构成了供我们解读的文本。也因此，我们从田野考察中找出两个具体案例加以详细描绘。

案例一:陆文帆把第一次见面的地点约在了靠近他公司的一家会员制会所——鸿艺会的咖啡厅，也是高档住宅小区鸿艺豪苑的会所。后来在网上查阅才知道这里被称为上海十大顶级会所之一(有室内室外游泳池、篮球、台球和壁球等，美容美发、健身体操运动，餐厅有中式、日式、意式和美式，咖啡厅休息室等一应俱全)。会所的地点就在淮海中路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租界内著名的“霞飞路”。或许也正是因为它的特殊历史，这一带也是多国领事馆云集的地段。陆文帆称自己只有10点半到11点半之间有空，于是在周五的上午，我一早从位于杨浦区的学校出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时间还早，我打算先在附近的湖南路武康路一带走走。与淮海路上车来车往，行人匆匆相比，一转弯，进入到湖南路，立刻就融入周遭的静谧当中，路人并不多，车辆也少。映入眼帘的是路两边高大的梧桐树，刷成白色的高高的水泥墙。沿街而行，抬眼可以看到高过围墙的两三层的小洋楼，被常年的绿树环绕，显得更加幽静。身处其中，脑海中关于旧日上海风华的想象立刻鲜活了起来，原来它并非是虚幻的，而是就镌刻在了这一栋栋被翠绿拥绕着的静静的房子里，这里成为历史的积淀处或是发掘地。而它们作为对上海过往风华想象的物化呈现，在当前上海都市发展中也成为经营的一个热点，房地产商也用此为消费者想象中产生活方式提供了象征资源。走到湖南路武康路路口，遇见了一位在等客户看房的房产中介人员，于是我们就在路边聊了起来。他向我介绍了周边花园洋房的大致类型，以及目前以千万元为计量单位的房产售价。

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刻钟左右，我开始往约定的那家会所走去。会所的大门就在淮海中路上，推开门，看到高悬的水晶大吊灯，挂在墙上的色彩浓烈的抽象画作。整个装饰给人一种富丽堂皇之感。走进大门，再往右转，便是咖啡厅。一个敞开式的吧台，有两位女性侍者站在里面，见到我进来，微笑问好。整个大厅，空间宽敞，三三两两的座椅，但因为是上午所以人并不多。我选择了一个转弯进来便能看见我的座位坐下，斜上方悬挂着一个液晶电视机，正在播放着CNN的新闻。没一会儿便看见陆文帆，有些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四十岁左右，中等个头，深色牛仔裤，淡色的休闲外套敞开着，里面是一件淡黄色格子衬衫。他拿着手机，进来后，四周看了一下，然后准备打电话(我直觉他是想确认我是不是电话里那位和他约定访谈的学生)。于是，我站了起来。眼前这位正是在上文中所提及的陆文帆。也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下，他向我表达自己对于“成功”“忙碌”以及“隐私”的理解和强调。

案例二:马骁勇的办公室。可能因为他曾是复旦大学EMBA班的学员，所以当我在电话里做了自我介绍并和他预约访谈的时候，他立刻就同意了，并且和我定下了几天后某工作日的下午到他公司的办公室。而我也“谨记”帮我联系到马的另一位访谈对象的“告诫”，最好不要在一开始就提出要入户，这样往往就会被直接拒绝。“这个会比较困难，因为现在大家越是有钱，防卫的心理越重”。

按约前往位于黄浦区的马骁勇公司所在的大厦。这里紧靠外滩，地铁一、二号线入口处就在附近，交通便捷。与大多数写字楼相似，整个大厦的外墙采用复合铝合金板，以及高级玻璃幕墙构成。进入大理石铺就的大堂，身穿制服的一位保安站立在旁，但并没有上前询问或是阻拦我。我径直往里走，大堂里面共有六台电梯。马的公司在30层。我告诉身着深色职业套装的前台接待员，已与马总约好。她请我稍等，然后通过电话与马骁勇确认后，便带我往公司最里面的一间办公司走去。办公室很敞亮，落地的玻璃墙面，视野开阔，东方明珠、黄浦江沿岸一览无遗。暗红色木质的办公桌椅，会客的长椅凳，还有办公桌后几乎占据了整面墙的书橱。这样的格局和装饰，在窗外阳光的映衬下，给我一种精致大气的感觉。书橱的一侧摆放着被访者参加的一些商业课程的书籍和整理的笔记，还有他参加的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合影。坐在办公桌后的马骁勇，看到我进来，便站了起来。寒暄过后，他指着对面的一座尖尖顶楼的办公楼说，“这是以前的办公的地方，更加靠近黄浦江”。五十多岁的马，声音洪亮，也很健谈。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陆文帆将访谈地点约在了他公司附近的一家高档会所。这也是他常来的场所之一，因为离家也近，而且“(八岁的)女儿喜欢这边楼上的游泳池”。马骁勇则是把访谈地点定在了他的宽敞的办公室，落地窗外可见黄浦江两岸的建筑与风景。这样的访谈的时空安排与上文中被访者的话语表述，共同构成了我们可观察和解读的关于什么是中产，以及中产生活方式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