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与新上海人之间的边界

在上文中，我们对几类边界穿越者做了一个大致的描绘。并且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象征意义这三个维度来解读他们的穿越经历及其话语表述。访谈对象大多属于第一代进入中产的人，他们都有创业的艰辛(即前面所指出的“边界穿越”或“向上社会流动”的投入)，但是“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家”，如同从杭州来到上海，目前在某高校从事行政事务的桑叶在访谈中所说。

与边界穿越相关的是社会流动。综合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流动方式:①工作迁移(调动)(如张为鸿);②上学，包括读MBA(如张霞、黎江海);③跟随资本(如康皓天、夏扬);④跟随家人/亲戚(如康太太)。总的来说，对外地人迁徙到上海的过程，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寻求机会的过程，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上行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mobility)的过程。无论是哪个类别的动机在起作用，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个人伴随、实现资本流动的过程，这里的资本包括了布尔迪厄所指的各个形态。譬如，通过陆文帆和康皓天这样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边界穿越性的社会流动可以得益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在这座城市，伴随资本的社会流动以及穿越有形或无形的边界，追求中产生活方式的人群的内部异质性和差异性则容纳了上述几类边界穿越者。他们相互之间又是如何界定彼此的呢?借用时下常用到的“新上海人”的概念，他们不少都是从外地进入上海工作、生活、定居、安家的人们。这些不同类型的边界穿越，也体现了政府政策、社会结构的作用，即政策和结构“规制”出了一些“流动”的渠道;也赋予一些符号特定的作用，即区别“本地”与“外地”人。但是，这些“边界穿越者”会对这些符号有自己的解读，也就是说:一方面认可了“本地”与“外地”作为被使用着的类别;另一方面又是在颠覆这样的类别体系。

在上海出生长大，期间去日本生活多年又回到上海的高鹏飞，以自己所理解的“新上海人”来表达身份认同中的杂合与开放。

1993年的时候，我刚毕业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新上海人”的说法，因为户口本的缘故，非上海人也不太容易留在上海。而且，按照周立波的说法，哪有什么真正的上海人，所谓的上海人，三代前要么是宁波的、要么是苏北的、要么是苏州的。而那些上海本地人，住在南汇、青浦、松江等，也被现在的上海人看不起，只会称他们是南汇人、松江人等，住在松江的会说:“我要去上海”。

上海人施旭对于“新上海人”的理解则更好地诠释了杂合与开放的文化心理特征。在访谈对象中，只有施旭一个人是把在上海居住的外国人也纳入到“新上海人”的范围内，并且按着自己的感受对“两拨新上海人”做了比较和分析。

先说老外，这个圈子(我)接触比较多。15年前的老外来的都是有一定级别的，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来的人、住下来的人，都是公司的高层。其实现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素质和消费能力，是在逐渐由高往低走。现在有很多老外是来上海讨生活的。再说国内其他各大城市，我觉得是一个由低往高走，上海原来是一个大工地，现在也是。上海原来还是很排外的，这个我们必须都得承认。那个时候大学生要留在上海是很难的，有名额限制。真正能在上海打拼并留下的，是精英的，付出的要比本地人多得多。

与施对国内其他城市来沪的新上海人的评价相似，上海人丁一鸣也觉得，“现在说的新上海人，我觉得，能够在上海买起房子、车子，学历又高，能够在上海生存下来的，都是很能干的”。而同样在上海出生长大的邵文恺，并不认可所谓“新上海人”的说法。在他看来:

上海这个城市像美国一样是舶来的，真正的上海人几乎是没有的。我也不认可“新上海人”的概念。上海人就是上海人，原来的上海人不也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只不过更集中更快一点，只不过要给他们一个名称，实际上，像我们这样的只不过来得早一些，落了一个户口。只不过现在户口相对来说难落一点。

如果按着施旭的分类，钱辰应该是属于“由低往高走”的从国内其他城市过来的打拼并留在上海的“新上海人”。钱对于这座已经工作生活了6年多的城市，仍旧表现出不适应。譬如，他对于上海人的评判:

上海人啊，我尽量用一种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吧。事实上，说话方式，就不太喜欢。说话的语气，戏谑不满或者是挑剔，就是这种感觉。年轻人倒还好，中老年人，特别是中年人，感觉很明显的上海特色，比如说售货员，不管男的女的，四五十岁的，说话的方式总像是要吵架似的。

在某知名外企担任生产线运营主管的袁立则，在我按下录音键的时候，问我“咱这说话要正式些吗”?2004年从河南考入上海某高校硕士班就读，然后留在上海工作，袁称自己对上海更熟悉、适应了，开始融入这座城市，但是，融入是以“外地人为主的上海人的圈子，对本地上海人的，不愿意去参与那个圈子。需要花很大的努力去适应很不相同的文化，不愿意”。“上海人的优点是讲规则、文明，但是，有些事，怎么讲，职业道德上，某些方面心胸狭窄，不愿意跟他们交往。反正，咱不主动，人家主动的话，不排斥”。

与钱辰和袁立则辗转来到上海不同(前者是跟随公司的老板从广州到了上海，后者则是在老家河南工作多年后再以考学的方式来到上海)，姜晖是在上海上的大学，本硕连读，毕业后与师兄一起合作创业，在他自己看来，“还是挺顺的”。他告诉我对于自己外地人的身份的心态的变化:

原来，觉得上海人就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优越感。上海话，我还刻意的学过一年。后来我觉得，我就是外地人又怎么样。这可能也是一个心态的变化。你们说的上海人无非也就是卖票、开出租车。我为什么要迎合你们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我们这样的外地人也越来越多了。

这是以教育和职业这类阶层区隔的标志来对抗以地域归属作为阶层区隔标志的一个表现。遵循同样的逻辑，还有的是将表示文化资本的标志类似来使用。譬如，姜晖的太太萧濛对上海人的看法是，上海人也会分成不同的层次。在她看来，“所谓的标准典型的上海人，是电视中的石库门出来的上海小市民，就是比较斤斤计较，但人不坏。上海人还是比较崇洋的，对钱看得也比较重”。在我的访谈中，多数外地来沪的被访者，评价上海人“比较物质”“人情味淡了点”的一面，也有肯定上海人“有秩序”“讲信用”“效率高”的另一面。作为上海人，施旭这么评价包括自己在内的上海人，“我知道，上海人的，未必被北京人和东北人认同。上海人，我觉得:一个是精致，讲究上海品质;另一个是恰如其分，润物细无声，也是我们所追求的，过分热情也是一种负担”。

这些案例，呈现了并非互斥的四种类型的边界穿越。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具有边界穿越性质的社会流动，伴随了资本(包括布尔迪尔所区分的各种形态的资本)的流动。不仅如此，这些案例还体现了，作为社会流动的过程，“进入中产之列”或是“维系中产生活方式”，具有对于差异或异质的很大容纳力。如此的边界穿越，包括了地理意义上的跨越，以及相伴随着的社会文化意义层面的身份及其区隔体系的变化。譬如，从外地进入上海定居的“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边界跨越在符号体系层面的记录;而另一方面，访谈对象们对它们的不同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边界穿越者运用这种类别体系的自我解读，也是他们对这一类别体系的某种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