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同的表述

把家安在了这座城市，意味着将对这座城市的想象与感受交织进了安家的过程中。这也是一个寻找家园的过程。

“不喜欢很多高楼，喜欢逛小店”的康太太(本章第一节第一次所提到的那位随丈夫到上海定居的台湾女性)，认为自己所居住的原法租界内的复兴西路、镇宁路一带，有着属于上海的独特气息，具有“时尚”的元素。她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台湾人聚集居住的古北新区一带，尽管她的很多朋友就住在那边。

我不喜欢住在古北，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特色。和其他地方的大都市居住环境没什么两样。在台北都有，就是这样一个商圈，很方便，很多台湾人居住在那里是因为它的方便性。那里跟在台湾生活没有太大的差别。

全职持家的康太太，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所以属于自己的时间比较多，她笑称自己是给丈夫所开设的7家风格迥异、档次不一的餐馆“打杂的”。闲适安逸的生活也给予她对于这座城市更多怀旧式的感受。对于上海曾有的过往繁华的想象，以此为参照，也成为康太太对于当下这座大都市商圈的“方便性”的某种排斥。

与康太太以对过往的想象来感受今日上海类似，因为教育和生活经历带来的对上海历史的“了解”——想象，也使得从事老洋房租住买卖的琳达，会从想象的过去来感受当下。琳达如此解读自己眼中的上海:

上海是一个中国和外国的混血儿，我们可以穿着旗袍，听着爵士乐，喝着咖啡。我们可以喷着国外的香水，打中式麻将，抽国外烟，融入中西文化。

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感觉像是《花样年华》《金粉世家》里的那样，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现代化的东西失去了原先的元素在里面。一种讲不清的感觉。我觉得中国人的话，就是应该有一种中国元素在里面，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

琳达对上海(作为自己的生态环境)的感受和想象，也是对自我身份认同及其文化底蕴的想象性建构。想象中的过去的风华，成为建构个性、经营自己所期冀的中产生活方式的象征资源和解读框架。在琳达这里，这种来自想象的过去，又成为“民族的”和“现代的”规范性参照。犹如构成“怀旧热”的媒体对老上海的再现(如媒体呈现中的“《良友》热”“张爱玲热”等)和上海商业场所中对“老上海”的重构和消费(如新天地、淮海路等)，琳达对上海的规范性想象(即什么为应有的追求)，混杂了本质化上海的特性和“海派文化”的特征，而被本质化的却掺杂着在西方列强入侵条件下进入上海的西方消费和时尚文化(於红梅、潘忠党，2011)。

访谈对象中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感受，最常见的评语是“国际化”“现代”。譬如，小提琴老师乔亚莉曾经在妹妹所在的城市——厦门的歌剧院工作一年，然后又回到了她“很喜欢”的上海。

我在厦门歌剧院，工作一年，我不喜欢那座城市，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待了四年，我喜欢那种繁华的、很上海的感觉:读书啊、听音乐会啊，蛮小资的。很喜欢这座城市，才会选择再次回来。对这座城市，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就觉得她非常繁华，而且很先进。

乔亚莉对上海这个生态环境的感受和想象是“国际化”“小资”。有不少访谈对象也是如此想象和感受上海。这其中蕴含了比较，将上海跟国内其他城市(尤其是被访者的原居住地)的比较，将上海跟经历过的(有海外经历的人)或想象中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这同时又体现了上海中产阶层的一大文化心理特征:杂合与开放。因此对上海人与外地人各自的定义、之间的差异等，都表达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势。

程桦是从新疆到上海读大学，然后留在了上海，因为工作的需要时常去国内其他城市出差。“我觉得在上海待久了，就不会再适应待在其他城市。我也知道，他们外地也有看不惯上海。上海比较先进、新潮的，也有说是崇洋媚外。上海还是有一点国际化大都市的感觉。”在程的表述中，显然已经将自己归入到了与“他们外地”相比较而言的“上海人”。更加具体地将自己以往工作生活的城市与上海进行比较的，如高档汽车培训师钱辰。钱辰告诉我，“与广州相比，上海更加国际化些，在语言上，还有人种的构成上。广州那边，多是以东南亚为主的小商小贩，上海还是跨国企业居多”。钱辰将上海的“国际化”阐释为上海的特色文化已经“很淡了”。而广州之所以不够国际化，在他看来，也是因为“它保留了很多传统的文化。广东人都喝早茶，晚上吃宵夜，吃的东西啊，都是很有广州特色的茶餐厅。对比来看，上海更多的是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对于上海传统文化的淡化，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上海的丁一鸣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在他看来，与他和家人去日本京都旅游所遇见的，已经传承到第四代的自磨豆腐这样的“传统文化”相比，“现在上海哪有什么传统文化呀。我们这边，想起小时候还有那么好吃的苏州豆腐干之类，现在到哪里能吃到那么好吃的。还有什么‘百年老店’，都已经被流水线作业了。老字号，说卖就卖了，吴良材眼镜店，现在又不是吴家的”。在这些案例中，一个是用想象中的传统想象上海，一个是叹息上海传统的消逝;一方面是对“国际化”的赞赏性评价，一方面是对它“必然”伴随传统特性/风华消逝的无奈。贯穿它们的，都是一个对家园的想象，用这个想象来感知并评价现实，以及安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感受，包括欣慰、满足、无奈、期待等等。

与钱辰相同，施旭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同时，与钱辰将上海的“国际化”理解为“国际化的生活方式”相比，施则更加扩展了这个概念，并且强调了“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上海这么多省份(的移民)就像欧洲那么多国家”。曾经在欧洲工作生活两年的施，认为“很上海”的原租界区域所融合的就是国内江浙一带再加上特别欧洲的文化。他向我解释说，“‘新天地’就是欧洲，它不是中国的”。“其实我很不愿意用一个词，西方化，应该叫国际化。”“海派文化，本来就是融合性的文化，从我个人理解上来看，有好的就有不好的，文化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过滤沉淀的。”同样认为“上海这座城市如美国一样是舶来品”的邵文恺(在第三章第三节初次提及的那位在外企担任项目经理，且一直生活在浦东的上海“本地人”)，觉得上海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的文化，所谓的海派文化“其实就是各种文化的汇总，没有什么具体的定义说，这个就是海派文化”。在他看来，从作为“冒险家的乐园”开始，上海比国内其他城市要早一些接触“先进的东西”，然后，“吸收、放大”并且由所谓的“新上海人”们再带回到自己的城市，从而“传播、影响”到其他城市。这在邵看来，也称不上“崇洋媚外”。

显然，在施旭和邵文恺的表述中，海派文化的特质是融合性，具有国际化的内涵，而不是西方化。这一点，与上文中，琳达以“民族的”规范性参照来反观当下上海相类似。同时，与琳达表述不同的是，施旭的表述多了由外而内的观察视角。

同样地，张昊、周漫夫妇留学法国的经历以及以发达国家作为规范性的参照，由此而产生的由外朝里的视角。夫妇俩的着眼点更多的是在“艺术”方面。他们对上海城市规划和建设的评判也着眼于艺术的设计、保存上海的独特。张昊告诉我，从巴黎回来后，最大的感受是:“(巴黎)那边艺术氛围要好。我回来就觉得艺术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不是说要附庸风雅，他们那边好像艺术比较普通的东西，对我们这边来说艺术是高尚的东西。”对此，周漫补充说:“文化的东西，追求的不一样，那边的人的追求和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属于比较安逸，我们这边浮躁型的，竞争激烈一些。中国不管任何层次，都是有压力。”张昊做了这样的比较:在国内，“我们”讨论“艺术”会有被看作“附庸风雅”“故作高尚”的顾虑，而在“他们”那边，则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周漫认为，这是因为不同的生态环境(“安逸”vs．“浮躁”)而呈现出的不同的追求。夫妇俩都在以外(发达国家、文化艺术氛围、安逸)来评判内(上海、附庸风雅、浮躁)。同样采用由外而内的观察和思考的视角，如上文中我们所分析的在日本留学或工作多年又回到上海的田静(日本的“文明”与“安全”)和高鹏飞(日本的“合理”消费)。在这样的视角下，上海成为“异邦”，发达国家成为规范性的参照系。而这又与跟上文中琳达和康太太用想象中的上海的过往风华作为规范性参照系有了异曲同工之处。

与上述被访者相似的是，“穿越边界”的经历，以发达国家作为规范性参照、上海作为“异邦”的体验，同样体现在方斐的话语表述中。而同时，与这些在海外工作或生活相对较短暂的被访者相比，拥有新西兰国籍后又多数时间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方斐，在访谈中，更多地呈现出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某种“情结”。1995年，方斐开始在新西兰的大学攻读本科和硕士学位。她硕士论文的研究主题便是关于到新西兰的中国移民的身份认同。从2001年开始，方斐时常往返于新西兰和上海之间。而因丈夫工作常驻上海，一家人也多在上海生活。她目前在上海某高校攻读博士学位。

第一次见到方斐的时候，当得知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女儿12岁、二女儿9岁，还有一个2岁的儿子)，着实吃惊不小。身材娇小，皮肤白皙的她，短发，穿着牛仔裤和淡蓝色的休闲外套，运动鞋、黑色的双肩包，整个装束与在校大学生无甚差异。在访谈中，方斐这么来解释自己的“新西兰情结”:

因为已经加入了新西兰国籍，所以，每次当说到“我国”或“我们国家”的时候，自己的心理就会有下意识的停顿，有一个油然而生的关于认同的问题:“我是谁?”我既然加入了新西兰国籍，还是有认同的，(认同)它的生活方式。我也有新西兰情结。当别人攻击新西兰的时候，我就会反对。而且要向他们展示我的新西兰情结。

方斐告诉我她展示的方式，是通过一个“倒置”的地图，她说可以在网上找到“top-undermap”。她一边在桌面上比画着，一边向我解释这个地图与“通常的”地图的不同之处。

我们都会说，老牌的帝国，还有中国，都是在北半球，中国在上面，而且新的帝国，像美国，也是在北半球，这样的地图来看，新西兰、南非、澳大利亚这些也很先进的国家就是在下面。很少有人会把南半球放在上面来看。但是，top-undermap就是把新西兰放在了上面。谁说北就一定是在上面的，而南就是在下面的。

这样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并非与“安家”的体验完全重叠。方斐和家人在新西兰和上海都有一套自己居住的房子。她的生活，虽然跨越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却时时体现出上海作为她出生和成长地的牵扯，以及她在这座城市的根基。

以上这些话语表述中都有一个对城市“本真性”(authenticity)的预设和追求(Zukin，2008，2011)。而这样的本真，恰恰是“家”的感受的基础。“家”是熟悉的，不受玷污的，是本原/本真的，在这里，人们感受到自我的归属。以上所呈现的访谈对象对上海的话语表述，本身就体现了他们作为边界跨越者对上海既身处其中又将其外化为话语分析对象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人们对“家”的构造也是在这样的张力中展开的:一方面是身处其中并因之而生发的归属;另一方面家又是建构(包括了话语的建构)的对象。在这样的建构中，以上这些访谈记录显示，访谈对象们采用了在公共话语和流行文化中流通着的象征资源，并糅合了自己个性化的生活体验。它所产生的是具有物质基础的想象的本真，经由了建构者们所使用的象征资源以及推广它们的、坐落于特定政治经济坐标点的媒体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