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房的故事

想象的、物化在住房中的“家”作为“中产生活方式”的具体指标，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阐释的，体现了某种通行的文化共识。在这座城市购房安居，不是每个人都很顺利。购房经历上的不同体验和路径，也反映了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个人在这个结构中的位置。但无论多么不同，购房是人生中的大事，是进入中产阶层的“门槛”，获得中产生活方式的标识，也是进入“家”这个自我归属地的必要途径。人们谈论起来，会有自豪，会有满足，会有安全(稳定)感，也会有遗憾和焦虑。所有这些，都蕴含了共同的追求标准:需要有舒适、稳定、安全的居住环境。因此，这些感受都来自于人们对中产生活方式的追求，并以这目标衡量自己后的一种情感判断。有些人会因此觉得还在追求中，有些人会因此觉得可以宽慰自己了。

被访者的购房经历，主要有上海人与外地人的区分。前者因为父母居住的历史或是资源的积累和时机的把握等而相对更加顺利些，而外地来上海安居的也主要有两类:①有资本的(如本章已经引介了的康皓天、陆文帆、康太太);②无资本的(如从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学，毕业留下来工作的)。后者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中产的尴尬状态:不上不下。如第二章对于被访者所做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到，样本中年轻一些的(28—36岁)这群人的特点:经济实力不够，买房子所受局限多，因而，房子也大多偏小。在访谈中，时有对于购房所带来的“遗憾”的体验的表述，比如夫妻俩都是外地来沪定居的韩杰、米恬夫妇，以及吕楠和他来自上海本地的夫人陶晨。为了更加完整地呈现各自购房故事的讲述，在下文中我将大段地引述被访者的话语。

从外地考入上海外国语学校，硕士同班同学韩杰、米恬夫妇，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2004年购买了位于虹口区的一百平方米两室两厅的房子。韩杰告诉我:吕楠、陶晨夫妇是大学同学，俩人从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就一起回到了太太的老家——上海。而夫妇俩对于买房的经历的描绘，看上去并不美好，甚至有点残酷，但它孕育了理想和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中产生活方式的诱惑力。吕楠从房子的装修——“一个遗憾工程”——开始讲起:

最后选中这里，与此前看过的几套房子相比，觉得房型挺好的，南北阳台可以通风，而且价格也能接受，当时只有三四千。但是这里的房子，来定的时候，只剩下了1、2、3层，所以要说到有什么不满意的就是，楼层偏低，还有就是还是觉得房间小了些。主要是因为她的父母一起住(米恬是独生子女)，还有孩子长大了也最好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再考虑到经济上的承受能力。所以，如果换房的话，比较理想的是一百八九十平米。虽然小区里也是有联排别墅，当初开盘的时候也就1万2左右，现在一套也得六七百万了。(在一旁的太太米恬插话说)我们这套房子现在也得2万5以上了，早知道这样，当初买房的时候，哪怕是贷款、借钱也买个10套，现在就不用上班啦。

94平方米，两室两厅一卫，两个阳台，其实这个阳台也用不上。其实装修是一个遗憾工程，没有完美的，你永远都觉得有不满意的。2005年搬进来，那是(20)03年的期房，(20)04年的12月拿到房子，(20)05年的春天开始装修，5月1日搬进来，几乎没有通风。当时是租房子的，计划很紧，一环扣一环。租的房子是在德平路那边，离这里公交车大约10分钟。

当我问他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里的房子，太太陶晨接过话题:

我们有个朋友，她就住在河对面那个小区，知道我们在买房子，她大着肚子，然后有一天散步到这里，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排队买房子、买号，疯涨的时候。而我高中是在建平中学，离这里也挺近的，觉得这块也不错，听到朋友这么说，我们也过来排队领号，然后5分钟就决定了。那时候买房就是这样的，那种大环境下买房子就是这样子的。(20)03年5月份一直在看，看了半年，看到一套很满意的房子，张扬路的地铁口，52万也不贵的，就是现在的一个零头。但是，销售已经卖给别人了，再卖给我们稍微贵个几千块，等于是赚一些差价，当时我们就因为这个因素，没有买那套房子。

坐在一旁的吕楠忍不住接着说:

(但是)造成两个错觉:一个是房子其实很好买的;再一个是房价也还可以。过了半年，房价已经涨了很多。优柔寡断错失了。于是这边是我们同时定了下来，这边也属于闹中取静的，没有靠杨高路，旁边也有公园，环境很不错，而且又是学区房。小区里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是小区里后来新建的……现在这边的房价2万8。当时买的时候8千块。我们当时排队买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选择的，如果我们财大气粗的话，买下来的话，现在已经发掉了，做什么投资都没有这个来得快。(20)03年的时候开始涨了，但是还是我们承受的范围之内，尤其是相比现在，太能承受了。那个时候也是刚毕业两年。

与外地来上海购房定居的人不同，上海人的购房故事则相对“美好”些，其中更多了些投资而非寻找一个落脚点的动机。从事老洋房租住买卖的琳达的故事就是生动的案例。1996年，琳达从上海某大专旅游专业毕业，先后在虹桥、浦东机场工作，2003年左右开始从事房产业。目前正在换置自己的第四套房。而在琳达看来，自己之所以从事这一行业与自身的换房经历也是密切相关的。

第一套房子其实是(19)99年，那个时候想自己搬出来住，买的是老公房，在斜土路上，那个时候是9万6买的二十几个平米的一室户。选择在那里是觉得比较方便，有班车经过。那个时候也没想靠这个房子赚钱，只不过是买个房子而已，过了一年不到，中介找来问房子卖不卖，说可以卖到13万6。

然后到了2000年，当自己的积蓄越来越多，那个时候商品房也开始造得多了，已经不局限老公房了。(19)99年能买的，只不过是公房和一点点的商品房，那个时候像古北那边的外销房我们是不能买的。2000年6月，我记得很清楚，看了一张《新民晚报》。那个时候把房子卖了，钱都在手上，干什么呢?还是买房子吧，我有一个概念，要买个房子离淮海路和南京路要近，方便逛街。那么我就想不能太贵，也不能买太便宜的，总归买当中一点的，第一套买的是斜土路，那次买的也是斜土路，靠近制造局那边。那时候世博会已经批下来了，而且门口的地铁9号线10号线已经有规划，信息都有登。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登的房产广告，有许多楼盘介绍，我自己就看了看，地理位置，各方面都还可以，开发商也不错，是新黄浦集团开发的，一家挺大的开发商，然后我自己就去了，也没和父母商量。

我选了个三房的，115平米的毛坯房，那个时候有贷款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收入还贷不是问题，每个月还三千多，房子是50万，那我就付了定金买了，回来被爸爸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么年轻就背债问国家借钱啊，那个时候对贷款是什么概念还不是很清楚。然后就买了，买了以后还没交房，房子要一年多以后，当中也战战兢兢的，父母都很担心的，那时候烂尾楼很多，但是我们也蛮幸运的，房子也没有成为烂尾楼，后来也交房了。2000年底的时候房产业已经上来了，一起买房子里的有个男孩子和我差不多岁数，他说你有钱你就多买几套，当中你可以转掉转给别人，加点钱卖给别人。我说转不掉怎么办，他说转不掉你就只有自己买了，我说那不行。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也做这个事情，赚了很多钱。

第二套房子自己住了一段时间，大概三年以后卖了一百六十几万，中间我也一直在工作，后面么我就自己买买房子，从事房产业。认识了很多人，有时候，参与在一起投资一下，觉得这个行业还是蛮好的，因为我比较喜欢老房子，所以我现在专门卖老房子。(第三套房子)考虑到先生那边的原因，住在莘庄那里，138平米的，三房的，也就我们两个人住，现在也已经搬出来了。(第四套房子)那个小区是分为一期、二期、三期，每一期都是独立分开的，我们是二期的，一共才有六七幢房子，18个门牌号。买了个顶楼复式带露台的，九楼、十楼，185平米左右。

琳达的购房故事体现出刻板印象中的上海人的精明、入世、眼光和实干。同时，伴随这一购房经历是琳达进入中产之列的轨迹。

与没有任何资源的外地人或是凭借自己对于历史机遇的把握等相比较，施旭的购房故事也体现了绝大多数上海人的购房经历。

我一直都是与父母住在一起的，结婚后也是，太太也是上海人，比我小四岁。这套房子是1999年购买，2000年搬进来，130平方米左右，属于浦东碧云社区板块。去年又重新装修了一遍。买房的时候，贷款了20万，那个时候很可怕的，一辈子要还的。现在看看也就如此。

现在碧云社区板块里，三万到十几万不等，我们这边是最便宜的了。之前住在静安区石库门的老房子，居住条件也不是很好，旧的房子，厨卫都是合用的，也没有这样的环境，想要买房。跟这套房子也算是有缘或是什么的吧，当时看了很多很多，这套房子是我父母看中的。我在外地出差，我爸打来电话，说是订金都付了。我说你怎么没让我看一下就定了。我爸说喜欢这套房子。

喜欢的是它的错层。楼下是公共区域，客厅、厨房和餐厅都是在楼下，所有的居住区都在上面，这个书房原来是个小卧室(作者注:访谈就是在书房进行的)。比较方便，比如说我的父母的一些同事来玩，我又不想参与，我就到楼上把门关上，就可以了。

施旭的购房故事也体现出了代际的差异。现在居住的这套房子是父母看中的，也考虑到要为两代人各自在家中留出社会交往的空间，而不会相互干扰。

安家的追求中，购房会给人带来遗憾，而家则是给人一种安定感，尤其是对外地人而言，是一种“归属感”。在某信息公司担任管理日常事务副总一职的程桦解释道，“大学的时候，也没有归属感的问题，住宿舍的时候没有归属感，有自己的房子就越来越有归属感”。而郁秋琳、赵恒夫妇则表现出，安了家并非就一定有归属感，“阴差阳错地买了房，当时其实是想回江苏的”。对张为鸿(第四章第二节初次提到的那位从湖北作为人才引进来到上海，目前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的女士)而言，家的“着落”在哪里，则是流动的。一家人买房的考虑是跟着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来定，“如果儿子能够考上北京的学校，我们就打算在北京买房，然后就举家迁往北京”。张为鸿和丈夫的父母都已经去世，而张的兄弟姐妹们则都在北京定居。于是，当张说到这里的时候，特意从客厅电视机旁摆放着的一张“全家福”拿来给我看，并且一一告诉我照片里的人是谁。

我在家排行老二，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都在北京工作、生活。哥哥是做投资的，最小的弟弟是在军乐团，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礼上，我弟弟就在里面呢。我们以后也还是打算到北京的，你看，我娘家人也都在北京，这就有了着落了。

安家是追求的目标，家居又是安定的港湾。担任房产项目建筑师、负责设计的李裴，20世纪90年代初跟随父母从湖北一同到了上海，如今在上海已经“安定”了下来。在他看来，正在准备婚房的同事陈小南，“比如他现在，刚刚在上海买了房子，他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作者注:不安定，没着落的阶段)。接下来看他怎么样，即使做得不好，也不怕。家在这里，也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安了家，也开始对这座城市有了归属感。跟随丈夫从台湾到上海已经生活十年的康太太，如今把自己的生活重心放在了上海，偶尔回台湾去看看亲戚朋友，“慢慢地，觉得上海也是一个家了。家人(丈夫与三个孩子)都在这里，你所关心的人在哪里，那就是你的家”。

以上的这些访谈，呈现了被访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和体验，以及他们在这座城市所经历的购房故事。购房，可以是因为在上海有“家园”的根基或感觉(如琳达的故事)来落实这个感觉;也可以是“安家”的过程，犹如植物的移植，落地生根。而后者当中的有些人，一次“移植”就意味着可以再次“移植”，维系着这些过程的是“家”与“家人”的密切和实在的关系(如康太太、张为鸿)。物化在家居住所中的，是所有访谈者对于中产生活方式的想象和追求。与此同时，具有开放与杂合的心理文化特征的他们，在“安家”的过程中，也是在寻找都市中的家园，寻找心灵的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