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中介与联结

首先，我们可以考察作为物件(object)的媒体，它们所具有的符号象征性，并在这个基础上，考察媒体如何通过人们对它们的使用而中介并连接了都市中产的家居生活。这个视角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的考察:①媒体作为物件，在家居空间摆放中的位置所具有的文化社会意义;②媒体的内容呈现(媒体作为信息获取和交流的平台与渠道)经由家居这个场景的中介而被消费和解读;③媒体的消费(社会交往和沟通、与市场的联结等)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内容之一，成为不仅是家居场景中镌刻和沉淀着的社会文化关系的实现，而且是连接家居及其所处的社会空间结构的纽带。

1．媒体作为家居场景中的物件及其文化社会意义

媒体首先是“物件”，具有物质的维度。它在空间的摆放，占据物质的空间，也影响着整体空间的格局。通过人们的选择和在家居空间中的摆放，这些物件及其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构成了个体展开日常生活的场景;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具有表意潜力的文本，因此具有象征性。体现这个理论观点的是一项对家中媒体的摆放、使用和消费与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的研究，即我在第一章提到的瑞典传播学者斯蒂娜·本特森(Bengtsson，2006)的题为《日常生活的象征空间:家中的工作与休闲》(Symbolic Spaces of Everyday Life: Work and Leisure at Home)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本特森运用了象征互动论的理论框架以及戈夫曼的情境定义、“前台”与“后台”等空间概念，具体考察了三个人的家居布局以及日常生活安排，以探讨他们如何通过家居的空间布局——包括比较固定的空间区隔(如电视机、电脑的陈放)和运用常规的活动(比如打开电视机等)而象征地建构而成的区隔——以及日常活动的类别(如工作与休闲)与之的关系。本特森以此入手，来探讨人们如何处理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关系，并据此而建构家居的空间和时间节奏。从中可见，虽然空间的布局受制于经济条件，因此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体现，但是，在这样的宏观结构下，家居的空间布局是人们能动地建构起的意义体系，并因此结构化他们的日常生活。其中，各种媒介，既是构成上述格局(包括场景空间的格局以及与之相对应但又可能超越空间区隔的各类型活动)的“基础设施”之一(如电视机可能是客厅的必要构成物件)，也可以是实现上述规划的平台与工具(如电脑及互联网的摆放成为区隔“书房”或“工作室”等空间的物体标志，又是实现这一空间的职能的工具)，它们以不同形态被整合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本特森的这项研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家居场所的“中介”功能，具有物质(具体物件的摆放和使用)和象征(物件作为意义呈现的符号)这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

在中国，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和电冰箱等的家用大件清单逐渐更新，到如今，这一清单中还应包括的便是持续更新中的媒介技术产品，譬如手机、电脑和数码相机。除了它们具有的功能之外，这些以电子技术构成的媒介产品也作为使用和消费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并因此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譬如，在访谈中，从事老洋房租售经营的琳达一边拿起放在桌上、用粉色水钻装饰着的手机，一边对我说:“这是我先生给我买的最新的一款iPhone，16个G的，我不是很喜欢，比较复杂，我喜欢能打电话发短信就可以了。而且手机网速太慢了。”

检视媒体的物质和象征维度的交织，早在电子媒体如电视出现后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美国纽约大学文化与影视学者安娜·麦卡锡(McCarthy，2001)强调，电视(机)作为坐落于具体的时空结构中(如家居)的一个物件，通过物质的形式塑造它的即时空间的特性^[4]。延续麦卡锡所阐发的逻辑，我们需要解读电视机的物质维度以及位置摆放所具有的意义，即人们是如何运用物质文化以占用并赋予其日常生活空间以意义。在几乎所有接受入户访谈的被访者的家中，进门后可见的客厅布置，往往凸显的是与客厅沙发正对着的电视柜或是悬挂的电视机。客厅面积的扩大，是伴随20世纪90年代住房商品化而发展起来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符号，表达了住房条件以及伴随住房条件的主人的社会地位、品位。同时，它还是一个对生活方式的表述，即区分了家居内“开放”(如客厅)和“隐秘”(如卧室)的空间，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活动类型，这些都与传统的中国家庭关系以及在这个关系中的家庭生活有很大不同^[5]。家居的空间格局，也表达了构成家庭的社会关系异于传统的变化(譬如夫妻俩的主卧，父母住的“客房”，子女的卧室等)。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解读媒体的摆放。除了在装修时强调和坚持“卧室就是休息的地方，不放电视机”的萧濛之外，几乎所有我入户考察过的家庭都在卧室里装有电视机。正在搬入第四套房子的琳达告诉我，她和丈夫打算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装电视，3岁儿子的房间也会装，“我们会在主卧里装投影仪看，42英寸挂壁的电视。我们喜欢躺在床上看，比较舒服。在客厅会装个更大的挂壁电视”。但是，电视机的置放本身就可能部分地“规范”了在以它定位的空间所展开的活动，因此，对于康太太来说，由于三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内可以容纳两个客厅，所以，“电视放在其中一个客厅，另一个客厅没有”。相应的，空间的使用也“应着需要。算是生活小空间，如果不想看电视，那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2．家居场景中的媒体内容呈现

基于媒体的技术特性及其内容呈现，媒体成为中、西或内、外意义体系(参见第四章第三节中，访谈对象以西方发达国家或是上海过往为参照从而反观现实和自身的分析)之间的中介。但这个中介，又发生在使用媒体这个活动所发生的具体时空中，这样的时空场景及其中的活动结构和社会关系，因此反过来中介媒体的内容及其意义的实现。凸显这一点的是访谈对象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网络和手机这些电子多功能媒体的使用及其作用，并经常将它们与传统媒体比较着谈论。

在知名外企担任生产线运营主管的袁立则，2010年上半年刚由公司外派德国三个月回来。在家的客厅沙发上，他告诉我，家里的报纸会零星从报刊亭买些，但不会订阅。新闻都是在网上看的，因为，“报纸上的新闻太假了，都不看了”，“网上的新闻也不一定事实准确，但没那么假。网络上可以翻墙了，直接到国外网站上去看，这样就比较客观了”。绝大多数的被访者，尤其是年轻些的，家里都没有订阅报纸。在他们看来，从报纸上获取信息的功能完全可以从网络上得到。对比而言，在前一章提到的在外企工作的邵文恺认为，除了“要有网络来更新信息”外，“网络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到)正规渠道你是看不到的信息”。袁立则告诉我，在网上看的东西，时常会和同事交流讨论，这成为上班闲余时间的主要话题。访谈开始前，还有在我关闭录音笔之后，袁都一直兴致勃勃地讲着前一晚熬夜看完的一部纪实小说，这是在他“翻墙”而登录的一个论坛转载的。从这些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网络连接成为家居的组成部分后，家居和在这个“私人”场所展开的网络信息获取和内容消费活动，就具有了一种可能，即进一步颠覆或淡化人们通过使用媒体而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宣讲体系发生的关系。

姜晖、萧濛夫妇对于媒体内容呈现的观点，则更好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夫妇俩经过“争论”，最终决定不在卧室安装电视，42寸液晶电视就摆放在了客厅。但是，因为太太萧濛曾在美国短暂留学的经历，他们又在家里安了卫星电视，以方便收看到她喜欢的CNN和Discovery频道。而让他俩有些意外的是，“由于玉树地震(他后来解释说，所有接收到的国外的频道与国内的频道一样，电视画面都变成了黑白色)，发现国家对卫星电视也是有控制的，能把信号截断，我觉得也就有筛选了”。萧濛以美国的YouTube被封闭为例，继续补充了这样的“筛选”和“控制”。

不少访谈对象还将网络的功能附加到更加便携和移动的电话媒介上，使得“在线”成为一种生存的常态。在某信息公司担任管理日常事务副总一职的程桦，三十出头，一见面就能感觉到北方女孩的直爽和热情。而就在一年多前，新婚不久的爱人突然因病离世。此后，“在线”开始在她的生活中具有特别凸显的作用。她开始通过网店，如1号店，购置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去年下半年发现了网上1号店，日用品就在上面买，餐巾纸啊什么的，我都在上面买，楼下有个华联也很方便。油和米啊，酱油、醋都在网上买，而且他们还送货上门，一次性会买个两三百元。”程桦在访谈的时候还告诉我，自己刚开始用手机上网，请朋友帮忙装了MSN、QQ等即时聊天的功能，“5元包月。我偶尔用MSN上网。有时我们(公司)的司机找不到地方(不知道怎么开去要拜访的客户的地方)，我用过两次Google地图，真找着了，还挺管用的”。某种程度上，从网上购物再到手机上网，也反映出程桦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生活圈的日常实践。而与程桦等绝大多数对于手机上网带来的便利性和实用性的肯定外，也有被访者则反对手机的多样功能(除了上网，还有拍照等功能)，认为手机就类似于移动的固定电话。在外企担任项目经理的邵文恺看来，“手机嘛，只要打电话能找到人就行。发十条短信，还不如打个电话，(发短信)讲不清楚。问题在于，你可能更享受打字的过程，你可能只是觉得好玩，而不是方便”。

除了在家中使用互联网或是手机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或是用以有意识地拓展生活圈，再或是享受“打字”的体验过程之外，在家居场景中的特定媒体内容的呈现也往往会随机触发生活的灵感。家住浦东兰高小区的年轻夫妇——杨洋、陈志华夫妇在访谈中告诉我，某个周六晚上八点多钟，俩人在家看到电视上的《生活时尚频道》的美食推荐。那一期推荐的是在五角场商圈“百联又一城”商场后面那条街的“盆盆哇”(离俩人居住的小区开车需要二十多分钟的路程)，特别想尝尝，于是就决定立刻开车去了那里。在你一句、我一句向我讲述的时候，俩人都显得非常兴奋。

另外，由于无法进入每位访谈对象的家，也无法在进入的那些家庭多做停留，因此没有直接观察到他们使用媒体时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各个不同角色的演绎。但通过媒体设备的摆放(在客厅、在卧室、在书房等)，我们还是可以想象空间的利用，在这些空间所展开的活动以及空间格局对活动/互动的结构性作用。譬如，在空间足够的情况下，被访者在家中都会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来置放电脑，这个地方主要是在书房，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譬如，与在外资公司负责出口部分管理的施旭的访谈就是在他的书房进行的。他告诉我，自己回家后，通常都是在书房这里上网，下载喜爱的影片或是查看股票行情。也有部分被访者会在客厅一角或是把阳台封闭以形成的一个较为独立或半独立的空间，用来放置书桌和电脑。在这样的状况下来上网或是学习，可以想象会时常被家中成员所打断。被访者中也还有因为空间较狭小，没有可以单独辟出的地方用来上网，所以就会比较“流动”而不是固定的地方。譬如，家住黄陂南路上石库门老房子内的秦家安，有需要回家通过网络处理的工作事务(譬如查找资料)或是在网上给家里或是女儿“淘东西”，更多的时候就是倚靠在床上完成这些的。

3．日常生活中的媒体消费

在访谈中，生活方式(譬如，简单或是丰富)往往与媒体使用形态密切相关。譬如，同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上海某高校从事出版事宜和任教的韩杰、米恬夫妇在访谈中，向我描述了简单、规律的日常生活。在买房时，除了收入预算的考量之外，他们的另一个考虑就是“直径几公里之内，离学校近的。现在我们也是骑自行车去上班的，也就十五分钟就到了”。米恬告诉我，自己的手机只是作为“电话簿”在使用，“需要打电话时就用家里或是工作单位的固定电话就可以了”，这也体现了她相对简单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米恬认为相比于“哪怕一年、二年的不用，对我也没什么影响”的手机，网络还是很重要的。

前阵子开始用淘宝，你看，电视机下面抽屉上的那个就是在淘宝上买的，还有，有时也在网上玩“斗地主”。买手机的时候，也会在网上先看好，因为以前直接去(商场)买，到了那边，被你一句、我一句的就说得不知道买哪一个好了。现在，我会在网上看好了款式和价格再去买。

与太太不同，韩杰认为因为工作的缘故需要即时与客户沟通，手机和互联网(收发邮件、查找信息)都是离不开的。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特定形态的媒体使用服务于相对应生活方式的维系。反映这个解读，试图“脱离”(de-link)日常使用的媒体也会成为一个人生活方式和内容的一部分。对于与人合作开信息咨询公司的姜晖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需要给自己和家人留出空间的时候，他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暂时离开”互联网和手机。他笑言，自己已经有些“手机强迫症”了，即只要有可能，就会要查阅邮件或是短信、收听或拨打电话联系商业伙伴、朋友、客户或潜在的客户等。姜晖告诉我，自己的一大爱好是潜水。而之所以在第一次尝试后便喜欢上这项休闲运动的原因在于:

在平地上，你放不开。潜水的时候，很多时候要么在海上，要么在水底。把手机放在房间，回来的时候再看有几个未接电话。潜到水底的时候，与这个世界脱节了。当你下了水了，整个世界非常安静，唯一听到的是你自己的呼吸。你会发觉周围的世界非常安静，你会看到很多在陆地上看不到的东西，非常漂亮，甚至可以和鲨鱼待在一起。

同样从事商业活动，且同时运营多家公司的康皓天，快人快语，且有时“语出惊人”(作者注:与其他访谈对象相比较而言，康在访谈中时常会用十分肯定甚至略带强势的语音语调给予回应)。在他向我大致描述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频繁的媒体使用状况之后，我请康设想一下没有手机、互联网这样的媒体存在的一天的生活会是怎样的。他习惯性地笑了起来，然后很快地说:“如果没有资产负债表、现金流，不用看股票，有没有媒体又有什么关系呢?哪里发生了地震，哪里发生了暴动，和我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这样的回答有些半开玩笑的意味，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似乎媒体(手机、互联网)对他而言，在其日常生活中，更重要的是扮演着物质资本再生产的工具的角色。

上文中的讨论，来自功能主义的角度的审视，它呈现了特定形态的媒体使用与或丰富或简单的生活方式往往紧密关联。但另一方面，从社会生活和意义的建构这个理论视角看，特定形态的媒体使用不仅表述和构成一定的生活方式，而且还使然了特定生活方式与市场、公共生活等特定形态的勾连(譬如，网上消费即为一种家与市场之间的勾连，它经由了网络媒体的中介)。与韩杰、米恬夫妇类似，同样觉得“如果没有网络，就会比较难适应生活了”的张昊、周漫夫妇，俩人从法国留学归国，目前在政府部门工作。对于网络在生活中的功用，周漫体会颇深，因为孩子还小，所以在朝九晚五的上班时间之外，其他时间都是用来照顾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实在没有时间去逛商场，我现在特别喜欢网络”，“我平常买东西都是在网上，主要是给宝宝买的。我的手机也是在网上买。还有一些小的家电也都是在网上买”。

从这样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网上购物在家里发生，服务于这个家的经营和符合这个家在特定人生阶段的生活方式。在与市场的联结、社会关系的启动与巩固方面，网络购物进一步展示了媒体的中介和联结的功能。会在网上“逛”，但是不习惯网络支付的小提琴老师乔亚莉告诉我，自己在网上看中了要买的东西后，会请“那些特别喜欢在网上购物的朋友，帮我付掉，然后我再给她现金”。用这样的方式，乔亚莉从网上购买了车上的座椅、衣服等。某种程度上，乔亚莉在享受“网上逛街”的乐趣的同时，也在担心网络支付的安全问题。大学期间主修通信工程专业，如今就职于通信行业的知名外企市场部的章江则认为，“现在互联网和手机，除了获取信息，已经是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了。而至于大家所谈论的网络安全，那是从互联网一出生的时候就伴随着的问题，我倒是觉得这是我们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因为网络”。章江以一种肯定的口吻，如此回应了我所提到的互联网和手机的日常使用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