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对媒体使用的中介

以上的经验资料显示，媒体的中介和联结作用都发生在家这个场所。而此前我们已经论述了家是人们主动营造或建构的场所，是蕴含了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逻辑的行动场景，因此，家也就起到了中介媒体的功能。我们所描述的，也就是说，是相互交织着的双重中介(double-mediation)。家，是媒体技术使用和消费的场景，同时也是规训这类技术的场所。如上文中所述，新媒体技术的引入在互动实践的基础上，跨越了家的内外，从而拓展了家的边界(Morley，2006)。而这也就是我们为何要去考察“家”的原因:它作为一个已有的和变动中的环境，作为媒介使用和体验的场景，一方面影响到媒介的使用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因人们运用来自媒介的象征资源对家的打造而重塑这一场景。这样一个动态的双向过程，既是技术的，也是社会的。这个理解，建立在莫利与西尔弗斯通(Morley＆Silverstone，1990)的传媒技术“家居化”，但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更强调，在家居的场景下，个体展开消费和使用媒体的实践活动，跨越了家的内与外之间、私人与公共之间的边界。

1．家的边界: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跨越

对于媒介使用与空间形塑，莫利(Morley，2006)认为，广电等传播媒介所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在于公与私域之间关系的转变。而同样的空间内，因为媒体使用和消费内容的不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体验和感受^[6]。譬如，访谈中，多数访谈对象在开车上下班途中，喜爱收听音乐电台的节目来“打发”这段时间(在合资企业担任部门经理的苏望告诉我，自己爱车的广播频率一直都是“锁定在FM 101．7上海音乐广播电台”);也有访谈者则是偏爱收听新闻时事类节目。由此，“车内”这样相同的移动空间，给予了收听者不同的体验和感受:一个是私人音乐欣赏空间，一个是与外界公共空间的时事联结。

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提及的，媒介对于私人与公共边界的重构过程是双向的。这一过程既包括了私人空间被媒介的渗透(如通过电视或网络，外界信息，包括支撑和制约着它的市场、政治和官方意识形态，进入人们的家居空间)，也包括了试图将公共空间私有化的实践。譬如，访谈对象中，也有选择乘坐地铁上下班的，而他们通常在地铁上最常做的事情，便是使用手机。与在车内听自己喜爱的音乐或是收听新闻广播不同，地铁上手机的使用，往往都是在与“不在场的他者”的通话，或是以收发短信、阅读手机报、网络小说的方式，无声地将自己置于私人的领域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地铁这样的公共空间切分成了各个私人的领域。而这个过程中，作为媒体的手机也通过人们对之的使用而成为空间区隔的实体标记。换句话说，不论身处何处，通过手机可以在使用者周遭创造出一个私人的空间。有时，手机的使用者不是将注意力放在物理位置上近在咫尺的人，或者是地理意义上“在场”的人，而是在与遥远地方的人“交流”。也因此，某种意义上，对于使用者而言，运用手机所塑造的不仅仅是一个“心理的蚕茧”(psychic cocoon)，甚至也是一个移动的“封闭式社区”(Morley，2006)。于是，手机，像是蜗牛的壳，使得我们得以与家——或更广义地说，私人空间——随时相伴。譬如，在访谈中，多数访谈者的手机的屏幕上所设置的是孩子或家人的图片，而因为手机拍照清晰度越来越高，手机里也储存了更多的这样的图片或录像。

进一步而言，手机、笔记本电脑和iPad等这些移动媒体，不仅仅是用以联系远近的工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流动的”和“去地域化”的全球文化中，给我们提供了家的安全感和位置感。这是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在时空中流动，它们可以使我们感觉处在与家、家人常在的联结当中。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技术在带来赋权个体(个人可以选择，可以随时调用各种社会、物质甚至文化的资本以实现具体情景下的生活目标)、起到中介和联结功能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与权力对个体的监控。后者也体现在了透过电子媒体而发生的对于家的边界的构筑和渗透^[7]。如美国学者林恩·斯皮格尔(Spigel，1992)考察了战后美国电视如何置入家居的空间。她认为，电视和家，是与家居和家庭的理想所密切相连的，但是，通过市场逻辑的推动，经由市场这个场域的流通，家居的物质区隔之外的元素——如商品、形象、符号等——不断深入，使得家的私域的边界不可避免地变得“渗漏”了。前文所提及的杨洋、陈志华夫妇，因晚上在家观看到的电视节目——美食推荐——俩人一时兴起即刻驱车前往寻找节目中所推荐的美食铺子，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2．家的场景对于媒体使用的中介

家居场景以及家庭媒体是“家居化”这个表述过程的概念的核心关注^[8]，而“家居化”这个概念也包含了家因为媒体的嵌入而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发生的变化。在家中使用或消费媒体，首先意味着我们选择适合“家居”或符合我们对“家居生活”想象的媒体形态;其次意味着选择在符合家居生活节奏的时间使用媒体，或消费特定的媒体内容，使得“媒体使用”是在特定家居时空情景下的社会实践，而非去情景的(de-contextualized)的抽象行为。这些选择就意味着家居对媒体的中介，而在消费媒体内容时，这也是对“他处”的驯化，即将遥远的或是家外的，置入家居的环境中。譬如，我们在家中观看电视旅游节目，从电视上获得的知识与真实的体验之间存在着不同，如同媒体带给我们的往往是“二手的”认识和情绪。还有第三个层次的中介，即宏观场景中的社会角色和关系得以在嵌入了媒体的家这个场所发生或演练。譬如，一家人从宁波来到上海定居的张霞告诉我，上小学的女儿正在学习上海话。“她自己通过百度搜索，找到不同级的上海话来学。现在，爸爸和女儿(在家)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就互相学说上海话，他们会扮演医生和病人的角色。”

“家”的中介作用，不仅体现在或影响到我们对媒体如何使用、如何消费媒体内容等方面的选择，而且体现在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而形塑家居这个场所。我们的“家”，不仅因为媒体的在场而具备开放、渗漏和多功能的特征，而且因为我们根据部分地来自媒体的想象所展开的建构实践而独具特色。乔亚莉对于自己家居风格——“美式田园风”的界定就体现了这一点(参见本章第一节中对于家居装修风格的解读)。同时，相比于在美国定居多年的吴川芳对于美式家居风格的体验，未曾到过美国的乔亚莉对于何为“美式田园风”的想象则更多地来自于媒体(比如我们第三章所分析的房产广告中对于不同建筑风格的宣称)。与此同时，家庭关系等也会围绕着媒体的使用而发生着。这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罗尔(Lull，1980)早年对电视收看的研究中，被称为“电视的社会使用”。类似的例子在我的访谈对象中也多有体现。譬如，苏望、戴小雅夫妇给我介绍了一家三口的电视观看的“秩序”。在初中任职英语老师的戴小雅告诉我:

平常儿子放学回来，作业做完了，就会先看一会儿动画片(电脑的话，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让他玩)，然后等到他(丈夫)下班回来，就会掌握了遥控板。他会看一些新闻，然后就开始看体育台。而我只有等到他看完了，才能看电视，我比较喜欢看纪实频道。

(在一旁的丈夫苏望插话)她呀，她就喜欢看什么台剧、韩剧的，看到一两点，有时还会看通宵。

这个案例也显示，梅罗维茨(2002)在电视作为家用媒体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对“消失的空间感”的探讨，需要进一步理解为这样一个问题，即媒体如何影响到我们建构并体验自己所处的互动的场景。

如我们在第一章所分析的，日常生活是一个意义制造和消解相交织的地点(site)，而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中包含了中介了的体验和感受、自我的呈现以及社会交往。前面提到的西尔弗斯通等人(1992)对于媒体技术进入家居的四大步骤的探讨，进一步论证了:外来的商品一旦被带入到家居的领域内，就会被镌刻了私人的意义，转换成可以让人接受的象征性的物品，被整合进家居这个日常生活的场景，从而表达着关于家的价值。这种将物质与象征的维度相结合地考察内与外、私人与公共、物品消费与意义建构等之间的勾连(articulation)的研究取向，按照西尔弗斯通的同事索尼娅·列文斯通(Livingstone，2007)的说法，是所谓“双重勾连”(double articulation)的研究传统。这个解读路径引导着这一节的讨论，在其中，我们解读了作为文本的“家中的媒体和媒体的家庭使用”，以及这个文本中蕴含的跨越公与私域，对于“家”的象征性建构，以及家庭成员得以展开想象之旅及家庭关系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