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中的主体表达

这一章探讨了三个方面的微观过程:家居设计和建构中的个性体现与主体性追求，家居生活中的媒体使用和家居对媒体使用的中介，以及家居空间格局中的性别角色实现。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解读，我试图呈现人们在家居营造过程中对自己内心的认同和归属感的追求，在家居的布局中镌刻她们的社会和文化角色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首先，这样的自我意识，即“我是谁”的意识，包括了性别的角色、对于社会文化角色的意识(如生活阶段的意识)等。家居的设计装饰因此是一个文本，它与被访者关于家居设计的话语一起表达着个体身份或身份的转换。其次，个体实现其主体性实践行动，也体现在家居空间的建构过程中。这个过程不仅包括个体运用来自媒体的话语资源以想象并建构自己的家居空间，而且包括他们在如此建构出来的空间中有意识地运用媒体的资源，并使得它成为家居的一部分，比如，在安全舒适的家中进行网络购物。同时，个体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落实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角色，譬如，女性意识的表达。一方面，厨房的空间格局成为性别表达的重要空间;另一方面，女性也会在家中单独辟出符合她们职业角色的空间。

通过以上对经验观察材料的描述和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家居是交织着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私密”空间，它并非有天然的内外或公私分别的屏障;恰恰相反，建构这个“私密”特性的过程，充满了与“公开”流通着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相勾连的协商，充满了人们对自我和社会角色的期许;构成家居这个空间的基本经纬的各种社会关系，又成为人们使用媒介——包括作为技术或物件的媒体，以及它们所承载、传递的意义——的中介场景。

【注释】

[1]通常，对于媒介与日常生活研究的主要取向有:一是将媒介看作容器或是渠道，考察它所承载并传送的内容与信息，它们如何得到受众的接收并因此产生影响;另一是考察媒介作为人们使用的物件(object)以及媒介形态。

[2]显示这个理论课题，两位作者提出这样的具体问题:在各种家居空间布局形式中的电视机如何得以摆放?如何得到使用(p．34)?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问题，其实涉及日常生活的空间和社会关系场景形塑的一系列问题。对此，莫利和西尔弗斯通(Morley＆Silverstone，1990)提出，研究者需要关注三个宏观的动态机制以及它们的交织:①基于市场模式的(电视节目、受众)生产和它所规定的各种关系(如市场与消费者);②通过政策和规制的设定而展开的政府行为，由此界定的私人与公共领域内的各种关系;③对于各种多样的同时又相互有重叠的社会群体的归属与区别的文化表述。

[3]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及了domestication这一概念，并对应了“家居化”的翻译。关于这一概念在媒介研究领域中应用，可参见莱斯利·哈登(Haddon，2006，2007)对于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有关domestication的研究框架衍变的介绍。不同的研究者，以及出于不同的研究项目目标，对于这一概念的具体应用和侧重则也有着相应的不同。但在哈登看来，这一研究框架的核心要素是:对于场景的关注(家居或是家居之外的场所)，人们在其中体验信息传播技术。基于此，domestication所强调的是媒体在家居领域中被“驯化”的过程。在已有的中文翻译中，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如“驯化”“归化”“家庭化”“家居化”等。具体到本书对这一概念的应用，我们采用“家居化”，以凸显出媒体在家居领域内的驯化或归化，以及媒体被纳入日常生活轨迹中的特性。

[4]具体而言，麦卡锡(McCarthy，2001)认为，绝大多数关于电视使用的研究聚焦于电视观看实践以及这一实践与观众日常生活和感知的关系，他们忽视的往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电视机并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接收器，接收从其他地方发送来的信息，它同时也是一个坐落于具体的时空结构中(如家居)的物体。麦卡锡认为此前多数的电视理论的研究是聚焦于电视所创造的“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情境，尤其是电视所具有的将家居的空间与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件相连接的能力。但是，这样的关注，往往会使得研究者忘记了电视作为一个物件，与其他物件一样，它通过物质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即时的空间。为了引入电视机的物质文化的维度，她认为需要的“不是仅仅聚焦于电视形象的非物质的内容，如‘无地域性’‘去现实性’这样的词汇所体现的观点，电视理论必须同时也要考虑到电视技术的物质维度，包括一种媒介非常特殊的对于时空的再组织化——‘媒介事件’的现场直播，也包括更为司空见惯的电视机本身的物质维度，以及其作为一件家具摆放的普通功能，这也就是说，需要思考的是最为基本的和常见的电视机的物理的形式”(McCarthy，2001，p．96)。

[5]可参考阎云翔(2009)，《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

[6]关注媒介所带来的边界的渗透，迈克尔·布尔(Bull，2004)考察了在私家车这样的移动空间内的不同声音的使用。布尔认为，在车内播放喜爱的音乐，即是由车和音乐共同建造了一个移动的起居室(living room)，一个内在的幻觉景象。听者沉醉于一个由音符构筑的“围墙”中。但是，一旦放到另一个背景中，同样的媒体则完全改变了其意义，譬如在车内收听新闻广播。

[7]我们可以电视为例，透过电子媒体如何构筑和渗透家的边界来理解。在多数对于电视的研究中，通常都是将电视与“家”捆绑在一起研究(莫利，2005;Spigel，1992)，所考察的是外部的世界如何经由小小的屏幕而得以进入到家中。与此不同，格兰·波林(Bolin，2004)则考察了在购物中心的各种电视屏幕及其广告话语，购物中心这样的外部世界，经由小小的电视屏幕而带领观者进入想象的家中的生活世界。具体而言，商场中的电视作为一种媒介，通过关于家的画面和话语的呈现，从而与作为一个象征类目(signified category)的“家”相连接，而这样的类目，也即意识形态的构成材料。

[8]在英语的表达中，这一逻辑关联比较清晰。作为形容词的是domestic，即“家居的”或“家庭的”;由此构成的动词，domesticate，即“驯化”或“家居化”，对这个过程的名词概括即domestication。

[9]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小英(2002)在对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的述评中，引述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将社会性别理论概念的含义概括为: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的核心，也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某些现象与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联系起来的性别认知。这种认知开始于童年时代，而建构一个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进程终其一身。二是结构性别，也就是作为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总体特征的性别。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都体现了这种制度性的性别，还有教育、司法、宗教、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体系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符号或文化性别，也就是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例如，在正文中所引述的所谓“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分别。

[10]伊芙琳·那卡诺·格伦(1999)做了这样的概括:许多历史女性主义和社会学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将这一概念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以指围绕人类再生过程中的(生理和角色)差异而形成的社会的建构的意义、关系和身份认同;或是将性别作为这样一种概念:它远远超出了人类再生中的生理差异，而是社会地位的一种区分、社会系统的一个组织原则;另有研究者是把社会性别看做是一日常社会实践的持续产品。

[11]这部分得益于2010年8—12月秋季学期，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访学期间，参加的社会学系教授Myra Marx Ferree所开设的“政治、社会和性别”的课程。

[12]可参考Stuart Hall．Race:The floating signifien(1997)2012年10月31日，从土豆网站教育下载所得http://www．tudou．com/pro8rams/view/Y8AriolrMjo/．

[13]体现这样的分析逻辑，且侧重微观“场景分层化”(situational stratification，Collins，2000)，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Collins，1992)分析了男性和女性在阶级—地位(class vs．status)这两个相面上和工作与家庭(work vs．home)这两个场景(situations)中的不同。对女性而言，作为白领劳工阶级，却又处在公司或组织的前台，因此内化一些文化特征，包括仪表，以呈现出高于劳工阶级的地位。但是，这些外观或前台的呈现，并没有改变女性接收指令(order taking)而非发布指令(order giving)的行为特征，而这后一个行为特征才为白领女性所归属的阶级或阶层所共有。在家庭这个不同的场景下，女性扮演着看起来不同的角色，她们转换到了“后台”(相对于在外工作的丈夫而言)，通过消费和家庭管理，而从事着地位维系或生产(statusmaintenance or production)的工作。这种遵循特定的脚本(scripts)、从事具有表演性或仪式性(从具有象征意义这个角度而言)、但在不同微观场景下具有不同形态的劳作(labor)，被称为“戈夫曼式的劳作”(Goffmanian Labor)。而通过这个劳作的过程，人们内化社会规则或规范，从事自我约束(譬如，女性的打扮与穿着以适合在前台的“呈现”工作)，使得女性白领劳工不如男性工人阶级——同样是在职场以接收指令为特征——那样具有反抗或抵抗意识(因为自我的认同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在戈夫曼那里，指令发布和指令接收是脚本中的行动规则，本身又具有表意功能。所以，并非前台表演者才是权力拥有者。制定脚本——制约前台表演者的行动的、让前台表演者的存在或行动作为符号(面子)、起到给人赏心悦目作用——的那些人才是权力拥有者。行动者也可能转换前台与后台的划分，也就是说，这个划分并非一成不变。

[14]这些表述和呈现，在当代，往往通过大众传媒的内容，包括广告形象和通俗文化产品而广泛复制、大量传播。同时，对于男女区别/差异的呈现，以及这呈现中的理想型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强调。在当下的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文化杂合的一个表现，就是西方女性的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消费品的流传所呈现的建立在西方女性特征基础上的理想型的女性特征，成为一个时代日常话语中所共享的女性理想形象(比如，高档时装、香水等的品牌代言人多是白人女性)。由此可见，当差异转变成为呈现，就体现为意识形态和权力争斗(女性呈现中沉淀着男女之间权力关系)。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男女之别、女性形象的呈现，如何体现了社会的建构性?这些形象的呈现，如何体现了一个历史时空中的意义体系?这些形象的呈现，如何维系了一个历史时空中的社会结构，比如，男女关系的类别、应对的策略和手段等。这些形象的呈现，如何又通过物质生产和消费(比如服饰、首饰、汽车造型、住宅建筑、消费品的性别特征赋予)等而得以物化、固化?

[15]她们整合了性别与空间，以及性别与实践的研究，以考察食品和饮料店男性与女性顾客、雇员和雇主们，通过在这些公共场所中的常规的社会实践，如何结构、占据、使用和控制物理意义上的和象征意义上的空间。她们的研究发现，在所谓的“公共”场所，通过性别的社会空间实践，男人和女人创造了适当的位置(niches)，而这些位置通常是等级化的、性别化的，也因此是排外的(排斥不适宜的“他者”)。同时，她们的研究也显示了在性别实践中，商业雇主们和经理们的对其商业点内的空间布局，是影响了而不是完全地操纵了空间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