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反省与希冀

本书围绕家居营造(或居家)的三个方面而展开各章节的编织:①所考察人群如何依照对于中产生活方式的想象而展开家居的选择、设计和装修;②围绕住房消费而凸显的都市中产生活方式如何又受到了政治和资本力量的共同制约;③个体又如何通过这一消费实践过程参与到宏观规制建构当中，并且获得主体性的呈现。

本书的研究特点可以用以下几点来概括:①它采用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②它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媒体和文本，而是包括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具体为人们如何建构日常生活的场所——家。③与此相关的是，研究的取向不是以传统的传播学所关注的视角提问，而是以更接近于文化社会学和都市人类学的方式提问。④也因此，本书试图将通常被传播学研究所排除或边缘化了的考察对象纳入传播学考察的范畴。譬如，日常生活场景中如何嵌入媒体?人们建构这一场景所运用的想象资源以什么方式呈现并流通?以及人们建构的这一场景以及建构的过程，又是如何发生在宏观的结构话语场景当中?⑤相应地，这项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核心是深度访谈以及现场(包括入户)考察，同时还包括了对历史材料、媒体报道、房产销售广告等文本的分析。

这项研究也有很多的不足。首先，访谈对象的选择，受限于本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虽然在滚雪球式的访谈对象选择过程中加入了加大差异性的努力，试图涵盖居住在上海不同区、具有不同背景、处在人生不同阶段等的访谈对象，但与上海居民的整体相比(用社会科学抽样的术语说，“样本”与“母本”相比)，显然同质程度太高。因此，访谈对象群体并不构成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这对我们将分析解读的抽象提高到“当代上海居民”或“都市中产阶层”来说，带来了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其次，经验观察的方式和范畴比较单薄。这具体是指对访谈对象的访谈多于对他们在家居空间内所展开的日常生活实践的观察;我对小区、它周边的环境和内部空间的格局，以及它的居民在其内部所采用的交往工具、所展开的交往活动等也缺乏细致、动态的观察。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所体验到的最大的困难在于入户观察，在有些小区，这个接入(access)的困难甚至扩展到进入该小区，因为，绝大部分小区都是以“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y)的模式在管理，其中，有些小区对“门”(gate)的把关更严。因此，我所进入的户数不够多，次数也不够，所观察的时空点也很有限。也因此，我的经验材料缺乏了“民族志”(ethnographic)的实地感，以及对访谈对象在其“自然生态”中的观察。这使得我所获得的资料比较单一，不够鲜活，解读也缺乏了现场的生动感，尤其是缺乏在现场的移情式体会。

在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中，我对此状况作了探讨和反思。一方面，这样的结果是本书的不足所在。作为对访谈对象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转述和解读，并将它们置于宏观场景中而整合成为一个当代都市中产对家的建构和经营的叙说，书中的探讨有其意义。但是，因为缺乏更为鲜活的“民族志”式的“深描”，从而使得这样的探讨少了些经验的厚重和实在性。但另一方面，入户的困难以及由此带来的上述欠缺，其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佐证了本书的理论解读:我们进入或多次进入访谈对象的家的困难，恰恰是一种表征，体现了本书所考察的“都市中产阶层”对隐私和安全等的强调、对自己的家这个“私密”空间以及在其中所展开活动的守护的特征。也就是说，在事实上，没有与访谈对象长期的交往、建立亲密关系，想要多次入户并参与、观察被访者在家居内的日常生活(譬如如何使用各种家庭媒介资源等)，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而这也是与在乡村所展开的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和研究的不同之处。相比较而言，乡村生活由于“私密”和“公开”的空间之间缺少明晰的区隔而更加具有“开放性”，于是，如人类学家阎云翔(2009)对中国东北乡村生活的考察所显示的，居住条件所带来的家居空间格局的变迁，为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的表现形态创造了条件。他的研究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将入户困难解读为中产阶层及其生活方式的表征之一提供了佐证。

对以上归纳的这项研究的特点和不足，我们可以在更宽泛的理论和经验的层面上做出再思考。第一，本书的理论出发点是日常生活空间的社会生产。一方面，只有在人们使用、生产空间的实践过程中才能真正看到空间与实践的相互构成。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地进入到实践展开的现场并有一个时间段的参与，而不仅仅是依靠时间横切面上的某一点的即时观察。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罗尔(Lull，1980)对于观看电视的家庭活动的“现场”考察，瑞典传播学者斯蒂娜·本特森(Bengtsson，2006)对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使用不同媒体来区划家居空间以及在该空间的不同区域活动的考察，正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凡、单调重复往往使得人们几乎是在半无意识的状态下展开活动，也因此，对于个体而言，日常生活往往缺乏所谓的“结构性”(特指个体有意为之的认知结构和运用概念、论证等表述的话语结构)。这一点具体地体现在我们的访谈中，譬如，当问及日常生活中手机、互联网的使用时，被访者所给予的通常都是一些概括性的描述(如“我觉得很重要”“越来越离不开了”等)，比较雷同。而这本身也反映出，媒体的使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在常规化的(routinized)、自然化的状态下发生的，远不如学者们所想象或是理论上所概括的，这样的使用是有意识的、策略性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而做出选择，而是说，这样的选择通常过于微观，它往往是与具体的时空点相连接才会得以显现。这些微观的时空点包括:日常依赖的手机突然坏了;与同事、朋友或家人约好了在网上视频(如家住浦东证大花园的郁秋琳时常会和远在美国求学的姐姐通过Skype聊天);迁入新居或重新摆放家具时商议如何将媒体嵌入到家居的特定格局空间中(如第五章提到访谈对象姜晖、萧濛夫妇对卧室是否该摆放电视机的争论);等等。结合上述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将媒体嵌入日常生活空间和仪式性活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协商的过程(a negotiating process)，它体现出个人的想象和期待。譬如，前面提到的本特森(Bengtsson，2006)对于三个日常生活案例的考察，其中人们使用媒体来实现在家居空间不同区域间的转换，以及从工作到休闲之间的转换。这样的转换及其意义，访谈对象自身不一定能描绘或概括出来，而是需要研究者通过一段时间的现场观察才可提炼出来。

第二，一如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的强调，本书将研究的视角转向通常不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理论考察范畴之内的、看似单调平凡的日常生活。如此的日常生活事物似乎不足以蕴含或体现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秩序、权力和意识形态霸权等社会和文化理论所针对的宏观力量。在运用这些理论概念而建构的宏大叙事中，日常生活显得过于琐碎而微不足道。但是，列斐伏尔(Lefebvre，1991)却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恰恰是如此细微、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才具有原初性(primacy)，蕴含着源源不断的抵抗(结构、体系)的源泉和力量。也就是说，所有的结构性的力量，都是从日常生活的规范、伦理和常规中衍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它们的落实又受制于(contingent upon)日常生活的具体情境^[4]。譬如，在本书所论及的范畴，都市房地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日常生活空间发生着变化(小区的位置与都市商业、文化和其他活动场所之间的关系，小区内的空间格局，住家内的空间规模和格局等)，也引发展开于相应空间的生活的变化(如日常生活的常规流程，子女成长的模式，三代人共在的家庭关系的处理方式，认同的形成和表达的形态，等等);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和社会权力机构所发生的变化，如理论上位处公共权力和服务领域的居委会的隐去，位处市场以盈利为目标的物业管理公司的凸显。这样的结构性变化，在宏观的层面上，体现着人与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要考察这种宏观—微观相联结的界面，就需要以小区为单位，考察其内部的空间格局、社会构成、服务设施，访问那些建立并维系这些服务和社会结构的人员(如店铺主人、居委会工作人员、物业管理人员等)，并将这个层面的观察，与居民层面的入户观察和访谈材料结合起来分析并解读。

概括来说，本书将研究的视角转向看似琐碎、微观、平凡单调的表意、交流和协调的活动，并因此针对这样的活动提出了一系列传播学意义上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包括:人们家居布局、设计装饰表达着什么?它构成了怎样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环境?在由此建构的家居场景中，人们如何结构自己的媒体使用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所需要的想象的资源又是来自何处?人们如何组合使用这样的资源?他们又如何表达、叙述自己的建构、生产日常生活空间的活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化表演意义上的象征资源的使用、自我的表达和意义建构，也就更加接近詹姆斯·凯瑞(2005)的“仪式观”的传播观念，也更接近互动建构视野下的文化观念(Eliasoph＆Lichterman，2003)^[5]。循此思路，我们可以再思考或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考察一系列的课题，譬如，对坐落在市场运作中的家的内部动态(internal dynamics)的研究^[6];对我国当代构成中产生活方式的消费和休闲活动的考察;探讨人们如何通过居家的过程参与到整个社会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意义体系的建构当中，或是从公共交往的关系的视角来探讨城市、小区或是家内的空间格局等。与此相应，我们需要探讨传播学如何对这样的研究和考察做出贡献，以及空间性和“中介化”的理论前景等理论议题。

【注释】

[1]具体可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和第二章第二节中对于陆学艺、李春玲、周晓虹等社会学家对于中国社会分层以及其中的中产阶层形成的研究文献的介绍。

[2]这个解读，体现了格尔茨(1999)的文化的符号观(semiotic view of culture)的两个基本观点:首先，“文化是一个有着结构层次的意义的体系或意义的结构(a stratified hierarchy ofmeaningful structures)”，因此，人们“悬浮于”这个意义体系中;其次文化是“一部被实践的文稿”(acted document)，即人们通过行动来构造、再生的一部文稿(参见潘忠党，2007)。

[3]2012年8月13日下载于凤凰网(资讯)第135期自由谈:《蜗居》背后:那些可怜又可恨的房奴。http://news．ifeng．com/opinion/topic/woju/。

[4]这样的思路还体现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理论建构中。譬如，德赛图(2009)在其对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逻辑所做的分析中，就包含了这样的意念:日常生活对与社会结构相勾连的意识形态规制所发生的种种削弱、挪用、瓦解甚或蚕食，并由此而实现——相对于葛兰西(2000)的侧重而言——对主导意识形态或权力的某种抵抗。再如，瑞典传播学者彼得·达尔格伦(Dahlgren，2009)认为，公民性(citizenship)是由公民能动性和素养(能耐，competence)所构成。在他看来，要理解这两个在公共空间(领域)内表现出来的公民性特征，需要结合来源于私人空间中的日常生活体验，以及公共与私人空间互动中与政治参与相关的各种经验和主体性。换句话说，公民性的根基在特定的日常生活形态中，民主的价值和规范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社会交往伦理规范的升华或系统化。而这样的公民性特征的来源正是日常生活世界的原初性，在那里，人们获取并运用可以落实、挪用，甚至抵抗体系的资源(能动性)，也只有在那里才是人们获得解放(emancipation)的力量的源泉。

[5]在《互动中的文化》(Culture in Interaction，2003)一文中，美国社会学家尼娜·伊拉娅索夫(Nina Eliasoph)和保罗·里克特曼(Paul Lichterman)指出，传播在当前关于文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culture)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因为正是在日常交往中，人们通过耳濡目染和认同的协约，呈现出所归属的“群体的风格”，或者说，人们通过群体内的互动而过滤作为“集体再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的文化。

[6]譬如美国经济社会学家薇薇安娜·翟利泽(Zelizer，2005)对于商业逻辑与家居亲密关系之间关系的研究。区别于试图将经济交易排除出家庭亲密生活关系或是认为前者完全主宰后者的两种观点，翟利泽从夫妇(couples)、家庭照顾(caring)和家庭组合(household organization)这样三个方面以大量法律上的案例来呈现并分析经济交易(economic transaction)与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在(美国)家居生活中的相互交织。在翟利泽看来，日常生活中，经济交易活动(如家庭预算、购房、家庭医疗保障、节日礼物购物等)是亲密关系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亲密关系又给这样的经济活动赋予了特定的重要意义(如以此划定了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