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心理健康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2000年我国就已进入老年型国家行列（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全国总人口的10%）。截止2006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3%，并继续以很快的速度增加。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增长，必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健康和医疗是其中的一个突出方面。心理健康不但关系精神疾病和心身疾病的防治，而且影响到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老年期是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与人生前几个阶段一样，也会出现与年龄有关的特殊心理问题。现从以下5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离退休和社会角色的变化

一般说来，退休意味着收入一定程度的减少、社会地位的某种变化、生活内容与意义以及人际交往等的巨大变动。退休标志着人到老年的重大转折。调查结果表明，退休老年人出现不适应反应的占10%～40%；不适应时间主要在1年或1.5年以内，3个月内最为明显，2年后绝大多数人即可适应。

（一）离退休老人的心理和躯体反应

1．心理反应　主要是情绪波动，常见的有失落感、孤独感和自卑、抑郁感。

失落感指一种心理上感到若有所失，没着没落，无所事事，又无所适从的感觉。这是从有职、有权的社会职工突然变成闲散老人的正常反应，原职务较高者的失落感最为突出。研究表明，原职业是决定退休者能否更好地适应退休生活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干部、教师不愿退休的较工人为多；工人多愿退休且易适应，他们自觉退休后社会地位没有明显变化。

其次是孤独、寂寞感。这是由于老年人退休后，工作上的人际交往没有了，子女长大成家后很多独立分过，和老人的接触少了。而在子女婚后仍与老人共同生活并和睦相处的家庭里，老人的孤独感就明显少些。

再次是自卑感和抑郁感。部分老人退休后感到自己在社会和家庭的地位下降了，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了，年老无用了，从而产生自卑感和抑郁感。由于自卑，老人会变得过于敏感，这也易引起烦恼和抑郁。据调查，约20%的老年人存在各种不良情绪。

2．躯体变化　主要表现为：睡眠不安、食欲缺乏、血压波动、动辄发怒，以及疲劳等心身障碍。退休适应期是老人疾病的高发期。报道显示，此时老干部中患有各种疾病者高达39%，约1年后绝大多数人恢复正常。

（二）影响离退休适应的因素

1．思想准备和计划　对退休有思想准备和切实可行的退休生活计划者适应较好。

2．工作对自己的意义　对工作主动投入的老年人，被迫退休后，如果无机会继续类似活动，则适应差。我国高校教师较军队干部退休适应为好，可能与退休后他们能部分保持与过去工作有关的生活方式有关。

3．个性特点　Naugarten将人的个性分成整合型、防御型、被动依赖型和非整合型4个类型，并认为整合型对退休适应最好，非整合型适应最差。国内外研究均发现，外向性格者和非神经质者容易适应环境，自觉幸福。

4．健康状态　一般说来，平时健康不佳者容易接受退休。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往往对退休不甘心、不安心。但是，健康的状况可使他们有条件从事其他各种活动，如旅游、学习、再工作、访问亲友等，因而他们的不适应情绪持续时间较短。

5．经济水平　退休后的收入能基本维持过去生活水平者适应较好。

6．社会支持和提供的机会　社会对老人的爱护和尊重、原单位的关心和提供的文化娱乐活动等情况，对退休适应有重要影响。

二、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及心理状态

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以及心理状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大量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随人群的不同而不同，但总的是好的或较好的。

项曼君等对北京市代表性人群的研究表明，农村生活满意度高于城市，城市老年人满意度最低的是住房，农村最不满意的是健康。影响因素主要是自评健康、家庭和睦和经济收入。自评健康比实际躯体健康，对收入的满意程度或够用程度比实际收入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更大。3项影响的重要性随人群不同而不同。研究还发现，我国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家庭问题对老人心理状态的影响更明显。

王洵对天津、杭州和无锡3个城市约3000名老年人采用PGC心境量表调查发现，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三大因素仍是健康自评、同居家属对老人的心理援助和经济收入自评，这都是老人对实际状况的主观评价或体验。

李淑然等调查了北京市城区居民的心理状态，发现其中有不良情绪（如发脾气、烦恼、孤独、生活没意思）者占23.4%～5.1%，其主要影响因素仍是健康自评、家庭关系和婚姻状况等。

许淑莲等发现，非神经质和外向型个性特点的老年人幸福度较高。

刘更新等发现访问朋友、主观健康、社会支持以及躯体综合功能对心理满意度的重要作用。

尹丙姣等调查了武汉市某社区千余名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发现年轻老人较年老老人，男性老人较女性老人，干部、科技人员较工人和无职业者，高文化程度者较低文化程度者生活满意度高些。影响因素包括健康自评、经济收入、PULSES评分（健康状况的客观反映）、就医条件和职业等。结果表明，主观和客观的健康状况都对生活满意度起重要作用。

王海军等研究河北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发现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依次是经济状况、主观健康和家庭支持，其中经济状况列第一位。

三、家庭和家庭关系

老年人退休后主要的生活圈子是家庭，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气氛都对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有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调查发现，我国家庭结构以三代主干家庭占大多数，如张庆铭等对武汉市约1000名散居老人的调查发现，主干家庭占77.9%。20世纪90年代开始，三代主干家庭比例已减少至不足或接近一半。李淑然等调查北京市五千余老人，其中三代家庭占48.8%。五大城市的调查统计发现，核心家庭占66.4%，主干家庭24.58%。黑龙江、四川农村的调查表明，核心家庭占66.9%，主干家庭占29.9%。以上调查结果均表明我国家庭结构向小型化、核心化发展的趋向。

美国的主干家庭更少。1990年资料显示，美国有31%的老人独居，54%的老年夫妇自己生活，13%与亲属（主要是与孩子）一起生活，2%与非亲属共同生活。老年人生活在和睦的三代或四代家庭里是有好处的。有报道发现，生活在主干家庭中的老人孤独感较少，自评健康差者也较少。

老年夫妻关系绝大多数是好的。据常德市调查，80%老年夫妇关系好。在婚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丧偶者。但也有报道显示，城市老年夫妇的离婚率有增加趋势。大多数家庭的两代关系是好的。前述北京调查发现，90%以上的家庭两代关系和睦。但也有调查（常德市）发现，33%的家庭两代关系不和睦，这会给老人造成心理压力。有研究发现，导致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的首要因素是与家人关系不协调。家庭不和是老年人自杀的第二位原因，仅次于慢性疾病。钟声等调查了安徽省三千余老年人的家庭关系，发现其中家庭和睦者占63.3%，一般者占28.1%，不和睦者占8.1%，其中女性、身体健康差、离婚、无职业、收入较少、家庭地位低者，家庭和睦比率较低。两代人间的不和谐，常因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经济问题而引起。如何增进老年夫妻间以及他们和下一代之间的理解和调适，以促进家庭幸福、和睦是老年心理卫生工作的任务。

四、疾病与心理社会因素

由于机体老化，老年期是疾病高发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医院调查北京1520名65岁以上老人，发现他们全部患有某种疾病，而一个人常常患有两三种甚至更多疾病。据卫生部1986年调查12399名60岁以上老年人发现，其中慢性病患病率为58.84%，显著高于各年龄组慢性病平均患病率23.72%。疾病使老年人常常经受精神压力，且难以排解。

（一）老年精神疾病和心理社会因素

老年性痴呆和老年抑郁症是老年期常见病，前者致残率高，对家庭及社会危害大，后者有自杀的可能，急需对其发病规律及有关防治问题进行研究。10年来，北京、上海、武汉及成都等地都对老年性痴呆的筛选工具、发病率以及有关因素进行了研究。多数研究认为，MMSE是老年性痴呆的较好筛选工具，但需结合文化程度加以判别。由于诊断方法不一致，各个研究所得发病率也很不一致，7.54%～6.2%，随年龄增长而增加。沈渔邨等对老人群体进行了3年随访研究，发现中、重度痴呆年平均发病率为0.3%，躯体活动能力差和有既往脑血管病史为危险因素。闻立斗等发现高血压性脑动脉硬化病，脑力、体力活动少和家族史是老年性痴呆的危险因素。其中，高血压和脑血管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防治的，脑力和体力活动量也是可以干预的，这为老年性痴呆的预防展现了一些希望。

关于老年性抑郁的研究较多。各研究报道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为10%～23%。孟琛等对北京有代表性人群的研究发现，标化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为12.9%，女性高于男性，山区高于郊区和城区；健康自评好、有亲近子女、过去1年没有住过院、对经济状况满意和在婚者抑郁症状较少。自觉健康状态和实际生活能力及躯体健康、家庭关系、经济状况满意程度、精神压力等因素与老年抑郁的发生有关。范振国等对老年抑郁生活事件的研究发现，抑郁组生活事件发生率明显比正常对照组高，其社会支持又明显比对照组少。陈耀根等比较了老年期与中青年抑郁症的生活事件，发现老年组病前生活事件比中青年组严重。在生活事件类型中，老年组以家庭方面和躯体疾病2项最为重要，而中青年组则以工作学习和个人问题为主。老年抑郁症常常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因此，不可忽视内因的作用。

（二）老年常见疾病与心理社会因素

1．冠心病　多数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中A型行为类型者较多。但吴爱勤等研究发现，冠状动脉选择性造影阳性组敌意和竞争性因子分值及A型行为总分均高于对照组，而时间紧迫感因子分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冠心病组的生活事件发生频率总值、生活事件应激强度总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焦虑、抑郁和疑病等负性情绪反应也明显高于对照组。Eisdorfer及Wilkie（1977）认为，A型行为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机会至少2倍于B型行为者，非A型行为者在70岁以前不可能得严重的心脏病，不管其他危险因素情况怎样。但问题看来没有那么简单。Ragland及Brand（1988）随访了Friedman及Rosenman原先研究的257名男性心脏病患者22年的死亡率，1983年随访观察到，其中128例已死亡，91例死于心脏病，37例死于其他无关原因。而且结果表明，在急骤死亡病人中，A型行为者和B型行为者的死亡率几乎相等。在长时死亡病人中，A型行为者的死亡率是每千人年19.1人，而B型行为者则是每千人年31.7人，即A型行为死亡人数少。此结果也表明，A型行为者如在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活下来，则能长时间活下去，与原来人们估计的相反。还有其他作者也得到类似结果。A型行为者比B型行为者有较多的患心脏病的危险，而后来却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这个问题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可能是A型行为中的某些特征既使他们开始得病，又发动他们去战胜疾病。上述作者就曾观察到A型行为者更能坚持饮食和运动的健身规定。国外学者和前述吴爱勤等研究均发现，并非A型行为整个类型或其所有特征都是危险因素，其中敌意、发怒或竞争性过强特征才是危险因素。总之，A型行为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尚待认真研究。此外，我国王敏霓等研究发现，冠心病组生活事件发生的频率和感受强度均高于对照组，其社会支持也显著低于对照组。王敏霓等的另一研究发现，对冠心病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是体育锻炼、吸烟量、冠心病家族史、A型行为和社会支持。可见心理社会因素对冠心病的发生有重要关系，但要作出结论，尚需认真地做纵向研究以证实。

2．癌症　有关癌症患者生活事件的研究较少。高北陵等以结核病人作对照，发现癌症病人病前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明显较多，其病前的负性情绪也较对照组显著，癌症患者的神经质、抑郁、焦虑等得分都显著高于对照组。邓德光等以配对调查方式，对包括乳腺癌、鼻咽癌、胃癌等400余例患者的心理社会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吸烟是多种恶性肿瘤共同的社会影响因素，而患病后的恐惧情绪是导致病情恶化最强烈的心理因素。以上研究初步表明心理社会因素与癌症的发生、发展有重要关系。

综上所述，许多疾病都有心理社会因素的作用，尤其是某些精神疾病和心身疾病。切实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改正与健康不利的性格特点，适当应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生活事件，调整消极的心理状态，对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五、活动、闲暇与心理健康

（一）关于活动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理论

国外曾有3种理论，即撤离说、活动说和继续说。

1．撤离说　Cumming及Henry（1961）认为，人们失去其社会角色或活动后，活动减少，这使得老年人逐渐更加关心自己而较少注意他人和外在世界；并认为，这种心理过程是自然的，老年人的自我感受是满意的。

2．活动说　Havighurst（1963）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与撤离说相对立的活动说，认为除了生理和健康方面的变化，老年人与中年人的心理和社会需要是相同的。从社会性工作和社会交往中撤离并非老年人的愿望。保持活跃并能阻止社会交往减少的老人生活是满意的。但这种理论仍然存在局限性：老年人由于健康和精力的减退，常常不能维持中年期的全时工作，同时，也有一部分退休老人并不愿意再参加工作或其他类似活动。

3．继续说　指在人的一生中很少可察见的个性变化，亦指一个人在整个一生中将保持其个性的某种统一性。例如，以工作为中心的人，退休后将尽量继续原来的工作，如不可能，则设法寻找其他的活动替代；原是被动依赖性格的人，如果条件允许又有人推荐鼓励，则也会从事工作或活动，否则将闲散地过日子。人的个性各不相同，满意的晚年生活也会不一样。

（二）我国关于老年人活动与闲暇的研究

老年人退休后闲暇时间多了，在这些闲暇时间内安排什么活动，对老人心理健康甚为重要。

1．工作与学习　据调查，我国老年人仍继续工作的占20%～60%，包括在原单位或就聘其他单位继续工作、参加社会公益性工作、个体劳动和其他。程志华等研究发现：低龄退休老年人（平均61.2岁）再就业者比未再就业者的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明显要好，他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经济收入、自我生活感受和整个生活感受都优于未再就业者。孟家眉等调查了北京市散居老人的贡献（包括参加全日或部分时间社会劳动、参加社会服务或学术活动以及家务劳动），分析不同贡献与老人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参与贡献的老人在经济收入、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家庭及社会支持等方面均优于未做贡献者。

实践表明，老年人参加老年学校，不但能增长知识，促进与同龄人的交往，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水平。李淑然等研究了老年大学学员入学前后心理状况的变化，发现入学后各种不良心理状态均有明显改善，其中以生活单调、孤独、不受尊重、前途悲观、抑郁、焦虑等情绪改善最为明显。

2．家务劳动　家务劳动是老年人活动的重要内容，与他们的身心健康有重要关系。郭华对湖北省1‰的老人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主要社会活动是家务劳动的老人占46.9%。如果将或多或少参加一些家务劳动的老人也包括在内，则参加家务劳动者占85.7%。老年女性从事家务劳动者比男性多，占参加家务劳动人数的68.3%，而且劳动时间也较长。低龄老人参加劳动的时间比高龄老人更长些。绝大多数从事家务劳动的老年人，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尊重，不受子女尊敬的为5.4%，受虐待的仅占1%。老年人从事家务劳动能使他们精神愉快，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适度的家务劳动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但过度的家务劳动将成为老年人的负担，对身心健康不利。

3．体育锻炼　由于防治疾病和延缓衰老的需要，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特别重要。近年来，提倡有氧代谢的中等强度运动，这对加强心脏功能甚有好处。余询等对上海市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的心理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运动后产生以下心理效应：充实生活、增强健康长寿的信心、促进人际交往、调节情绪、丰富兴趣爱好和改善记忆，亦即提高了老年人的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关于气功锻炼提高老年人的记忆、智力、反应速度、改善睡眠质量等有不少报道。关于门球、冬泳等运动对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也有少量报告。总之，适当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身心健康，但必须注意过度运动可能导致相反结果。

4．消闲活动　老年人有很多时间从事消遣、娱乐和其他感兴趣的活动。据报道，老年人最常进行的消闲活动是看电视、阅读书报、下棋玩牌、种花草等。郭晋武研究了老年人闲暇活动与健康的关系，结果表明，老年人经常从事的闲暇活动是生活必需活动（如干家务）、娱乐性活动（如看电视）以及健身性活动（如散步）。从事闲暇活动的男性老人显著多于女性老人，年轻老人显著多于年老老人。从事闲暇活动与生活满意度和抑郁症状等心理健康指标有关，而与身体健康关系不明显。还有报道表明，从事愿意进行的消闲活动可促进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整天无所事事、自寻烦恼是对心理健康的最大危害。

综上所述，老年人面对的心理问题主要包括4个：退休适应、家庭关系、防治疾病和活动安排。第一个问题持续时间可以较短，而后3个问题需要老年人长时间的努力调适，调适得当，则即使已患慢性疾病，生活也能比较满意。此外，经济收入对很少数城市老人和部分农村老人是一个问题，需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贯彻实施而逐步解决。开朗乐观，豁达进取，改变对健康不利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沟通理解，搞好家庭关系，必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达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许淑莲　吴振云）

专栏15-1　心理功能的老化

一、认知功能年老化

认知功能是人们认识外界事物和改造外部世界的各种心理功能，如感知觉、注意、学习、记忆、思维等。它对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至关重要。成人随着年龄增长，机体的生理功能逐渐衰退，认知功能也相应地出现老化。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展心理学家提出一种新观点，即毕生发展观，认为人在一生中，心理功能都是既有获得又有丧失，有生长也有衰退。这个过程不是单向、线性、均匀的，而是双向的动力学过程。这是发展心理学中的新理论，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

下面仅就一些主要认知功能的正常年老化作一介绍。

（一）记忆年老化

在年老化过程中，记忆的变化是容易发现和比较敏感的指标，也是老年心理学研究中较多受到关注的领域。老年期记忆过程的不同方面发展变化是不同的，有以下特点。

1．初级记忆和次级记忆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人在成年后，初级记忆随增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或者变化很少。许淑莲等曾在研究中给青年（20～25岁）和老年（80～90岁）组序列呈现两组画有各种常见物品（如汽车、轮船、脸盆等）的图片，每组15张，呈现完毕，要求受试立即自由回忆。结果看到，老年人对最初呈现的图像正确回忆率和年轻人相比，差异很明显（35%︰95%）；而对末尾的两个图像，老年人的正确回忆率却达到了74%和65%，与年轻人（78%和82%）接近。分析原因，末尾的图像是刚刚呈现完毕就回忆，其表象还留在脑子里，可以直接提取，属于初级记忆范畴，这是老年人新近律明显和初级记忆受损较少的表现。老年人对始端刺激的正确回忆率虽然比中间位置上的多数刺激略显高些，但比青年组低得多，可能由于始端刺激已落入次级记忆范围，老年人信息加工编码受损较明显的缘故。一项顺背数字测验，也看到60～90岁间的年龄差异不显著，80多岁的老年人也只是略有减退。表明老年人的这种含初级记忆成分较多的记忆活动保持较好。这与国外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但是，关于初级记忆内容的搜索速度，老年人不如年轻人。斯腾伯格（Sternberg，1966）和安德尔斯等人（Anders，1972）对这个问题都做过系统的研究，发现搜索反应时间与短时记忆储存中搜索的项目有关，项目越多，逐项审核花费的时间就越长。在搜索项目的数量上，各年龄阶段的成人有明显差别，即年轻人搜索得快，平均每秒可搜索25个项目，而老年人平均每秒只搜索14个项目。这种搜索速度影响老年人记忆活动的效率。

有些记忆材料需要组织加工处理（如知觉性加工、理解性加工）才能存入记忆仓库，提取时大都需用词来表示，即为次级记忆。这种记忆不容易产生遗忘。正是在对材料进行加工处理上，老年人大多数不如年轻人主动，组织加工的效率也要差些，所以记忆活动的年龄差异主要表现在次级记忆方面。

2．再认和回忆　不少研究者将再认和回忆的年龄差异作了比较研究。肖恩菲尔和罗伯逊（Schon Field，Roberson1966）对20～75岁的成年人进行了词表的自由回忆和再认实验。记忆任务是对24个词的词表在呈现1遍后不拘顺序地自由回忆，并对每一个听过的词混入4个没听过的干扰词，要求受试者在这5个词中辨别出听过的那个词来。结果表明，回忆的成绩随年老而明显下降，而再认的成绩则是60～75岁组和20～29岁组相等。可见老年人的再认保持得远比回忆好。

许淑莲等（1985）用无意义图形作材料，对20～90岁成年人进行再认测验。先依次呈现20个无意义图形作为目标刺激，然后依次呈现40个（包括20个目标刺激和20个混入刺激）再认图片，要求受试者辨认出先前看过的目标刺激的图形。结果看到，再认也有随年老而下降的趋势，但70岁以前各相邻年龄组间的再认成绩都没有明显的区别。根据各年龄组智力测查成绩抽出一部分受试者，使各组智力水平基本匹配再作分析时，再认成绩的这种随年老而下降的明显趋势则不显示，而同时进行的其他回忆作业成绩却均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根据国内外的这些研究来看，和回忆比较，老年人的再认活动减退较少，因为再认时原识记材料仍在眼前，是有线索的提取，难度小些，老年人保持较好，这充分表现出记忆老化的阶段性和选择性。

3．机械记忆和逻辑记忆　记忆材料的性质和难度也是影响老年人记忆成绩的原因之一。许淑莲等（1982，1985）曾对20～89岁的成年人进行对故事的回忆研究：用录音机放送100字左右的故事，要求受试者听完故事立即回忆故事的内容，越准确越好。有2种计分方法：分节分（即机械记忆）和意义分（即逻辑记忆）。结果：65岁和70岁组分节分为青年组的60%左右，75岁和80岁组仅为青年组的45%左右；但65岁和70岁组的意义分可达青年组的75%左右，75岁和80岁组仍为青年组的60%。另一项对联想学习的实验研究看到，80岁组有关联想成绩是20岁组的75%；而无关联想成绩只是青年组的30%。可见成人与年龄有关的记忆差异表现出对作业的选择性。

4．日常生活中的记忆　已有的研究（1986）认为，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记忆的衰减要比实验室传统的字词测验成绩下降小一些。Kirasic（1985，1991）的研究认为，如果到某一具体地方做具体事情（例如到超级市场买东西），假设是熟悉的路线和环境，老年人与青年人没有差别。老年人对熟悉环境的记忆比不熟悉的要好一些，而青年人则无论对新环境还是老环境，熟悉与不熟悉的都同样记忆得好。

记忆活动分两种，一种是自动就可以完成的作业，不需要认知努力（如复述作业的名称），也就是非常熟悉的、不需要认知加工的活动，老年人的这种记忆好些。另一种是需要认知努力，需要组织、加强活动的记忆，老年人就差一些。

5．记忆策略与可塑性　对所要识记的材料进行组织加工、运用策略予以识记，是对记忆信息编码的加工过程。而老年人较少主动运用策略，可能是其记忆成绩较差的原因之一。这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得以改善。吴振云等（1992，1995）采用“位置法”对少年、青年和老年人进行了记忆训练的研究。按熟悉的地点顺序，让受试充分运用想像和联想等记忆技能，把需要记忆的内容（字词和图形）与顺序固定的地点逐个相结合，形成一幅幅有趣的画面以加深印象。回忆时，这些地点就成了线索，帮助提取所结合的要记的内容。结果看到，经过“位置法”记忆训练后，各年龄组对字词及图形的记忆成绩均有提高，老年组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不如年轻人提高的幅度大。此外，还看到老年组训练后的标准差很大，表明其个体差异加大。另一明显的结果是，不同年龄组在记忆作业中运用记忆方法和行为特点不同：青少年表现出自信心强、反应敏捷，前测验时自发地运用记忆方法者竟达90%；而老年人运用方法者仅占40%，表现出自信心不足、反应缓慢，这些表现与成绩成正相关。训练后老年组的记忆成绩可达青年组训练前的平均水平。可见老年人的记忆策略有很大的个体差异，表现出记忆的变异性。认知功能有一定的可塑性，但是储备能量有限。表现在作业难度增加时，训练后成绩提高的幅度远不如青年训练组高，因为策略与组织加工、编码储存相联系。

（二）智力年老化

1．智力的正常年老化　对于智力正常老化问题至今各说不一。韦克斯勒（Wechsler，1939，1955，1958，1981）编制和修订了“成人智力量表”。测查结果表明，全量表分在20～34岁达到高峰后即逐渐平稳下降，60岁以后急剧下降。语言量表分比作业量表分成绩的下降速度要缓慢得多。人们把此研究结果称为“智力的经典老龄化模式”（classic aging pattern），并在后来的大量横向研究中给予了反复验证。

夏埃等人（Schaie，Hertzog，Strother，Cronbach，1956，1963，1970）做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纵向研究。他们应用基本心理能力测验（PMA）测量了Thurstone提出的5种基本心理能力（数字、词语流畅性、言语理解、归类推理和空间定向）。结果表明，总体智力水平60岁以后下降不明显，就智力的不同侧面来看，言语和计数能力在60岁以前继续上升，空间能力在60岁大致呈高峰状态，推理能力则在40岁表现为上升，以后才缓慢下降。布拉姆等人（Blum，Jarvik，Clark）在后来的纵向研究进一步发现，65～73岁老年人的智力只有微弱减退，而73～85岁则减退明显；在纯知识方面，直到85岁还未见衰退迹象；当测验要求速度或空间知觉的推理时，则65岁开始明显下降。在智力发展的一般模式上，无论是采用横向研究，还是纵向研究，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即智力在成年期达到高峰后，在中年期还有所提高，随后才逐渐以缓慢的速度减退，而且不同方面的发展变化是不均衡的。

吴振云等（1984）采用中国修订的“韦氏成人智力量表”对20～89岁，性别、教育条件等均相匹配的140例受试者进行了成人智力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语言量表分在30岁组是高峰，70岁前较稳定，70岁后才下降。其中“知识”“词汇”和“领悟”3项测验，70岁组的成绩仍高于20岁组，直到80岁才有明显减退；作业量表分也在30岁组是高峰，50岁后逐渐下降，60岁后下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动作反应缓慢，知觉整合能力下降，致使与操作技能方面有关的智力减退较早。此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语言测验和作业测验成绩的下降不同步，所以，不能笼统地说成人智力随增龄而减退。

2．晶态-液态智力理论与老化　晶态智力主要与知识、文化及经验的习得和积累有关，如词汇、知识等方面；液态智力指获得新概念，洞察复杂关系的能力，如知觉整合能力、近事记忆力、思维敏捷度，以及与注意、反应速度等有关的能力。研究发现，健康成年人晶态智力并不随增龄而减退，中年人某些方面仍在继续提高，老年人的这种能力通常也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提高，直到70岁或80岁以后才出现减退。有人称此为“支持得住的智力”，是老年人智力结构的长处所在。液态智力主要与神经系统、生理结构和功能有关，这种智力从成年期就开始下降，老年期下降更为明显。有人称此为“支持不住的智力”，是老年人智力结构的薄弱方面。总之，晶态-液态智力理论是过去以因素分析为基础的智力结构理论的概括、整合和深入，揭示了老年期智力发展的不同趋势，为老年人智力的发掘提供了理论依据。

3．老年人专长与智慧　Smith和Baltes（1990）的实验研究让不同年龄的成年人对是否“提升”或“退休”这一对人们来说是两难的生活安排问题作出反应，参加者必须说出做决定的理由。结果发现，年龄和智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各年龄阶段都有明智回答的证据。

4．智力的可塑性　巴尔特斯和夏埃（Baltes，Schaie，1974）从毕生发展观点出发，认为老年期智力减退并非必然、普遍和不可逆转。相反，随年龄增长，知识和经验不断积累，理解、推理能力不断提高，老年智力结构的发展具有多维性和多向性特点，在个体内和个体间具有可塑性和可变性。国内外对老年人的认知训练研究，证实了老年人经过认知训练，即使属于液态智力任务的成绩也可以有一定的提高，可达到未经训练的青年组的平均水平。吴振云等（1992，1995）曾将100例受试分为青年和老年组，在性别、教育等条件匹配情况下，又分训练组和对照组，进行“数字符号”等具有液态智力成分的测验。结果看到，训练前，老年组各项作业的测验成绩明显低于青年组；训练后，老年组各项测验成绩明显提高，同时也明显好于未经训练的青年对照组的成绩。说明训练对改善老年人智力是有作用的，也表明老年人智力确有一定的可塑性和一定的储备能量。

认知心理学家和发展心理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试用信息加工观点解释智力理论，认为老年人适应复杂环境的效率，不能单纯依赖于每一单位时间所加工的信息量来直接说明，而应把它看成是个体经验的概念化组织和其加工时间的一种联合功能。80年代又出现了复合智力理论（Gardner1983），从系统的、整体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智力由语言、音乐、数学逻辑、空间、身体动觉和人格等6种形式交织而成。启示人们对老年人智力应作全面考察，充分重视所谓非智力因素在智力结构中所起的作用。

（三）思维年老化

1．概念形成　韦尔斯马和克劳斯默（1965）曾对20～51岁成年人，分成3个年龄组，研究概念形成的年龄差异。结果看到，形成概念所需时间和在其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数都随增龄而增加。以后的研究又发现，记忆力减退是概念形成的效能随增龄而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种作业对记忆要求很高。有人发现，对于肯定和否定实例共同具有的特征，老年人比年轻人容易作出错误的解释。有研究表明，无关刺激增加时，老年人容易分心，即随着无关变量的增加，概念形成的年龄差异更明显。

许淑莲等（1993）曾对经过“位置法”记忆训练的青年和老年组及其相匹配的对照组研究发散性思维的年龄差异，结果看到，所涉及分类课题的年龄差异与国外的结果相一致。孙长华等（1996）采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法，对20～89岁90例受试者进行了分类概括力水平年龄差异的研究，结果显示，青年组分类概括力成绩明显高于老年组。

2．问题解决　有一些实验表明，老年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往往不像年轻人那样选定最有效的策略。里摩迪等进行了一项研究，让9～79岁的受试者按自己的顺序回答10个问题，结果20多岁组的成年人认定的解决办法最接近于理想的办法，50岁以后成绩随增龄而下降。丹尼等在一项触觉匹配作业中也发现，老年组的成绩明显不如青年组和中年组，原因是老年人采用的往往是效能较低的办法。老年人在解决问题策略上表现的效能低，如果是发生在准备阶段，那么老年人由于记忆力较差，不能保持和利用与课题有关的知识，也不能把握课题要求的条件，困难在于选定恰当的办法，而不仅在于解决时不能使用恰当的策略。有研究（1994）采用瑞文测验对青年人和老年人进行类比推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组作业成绩明显高于老年组；当作业难度加大或限定作业时间时，则年龄差异扩大。

3．逻辑推理　Gilinsky等（1994）关于工作记忆与逻辑推理能力（三段论）的研究认为，人的这种推理能力随年龄增长而部分受损，原因是老年人脑子里原有的知识信念和逻辑推理有冲突，而青年人则不受此影响。莱特（1981）研究认为，逻辑推理能力到老年期下降，同解决问题时表现出来的能力下降一样，即因为工作记忆有所减退。随着记忆负荷和课题难度的增加，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差距加大。在记忆负荷较低或课题较为简单时，这种差异并不出现；只是在课题对记忆要求很高，或难度很大时，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差异才最为明显。

4．发散性思维与想像　许淑莲等（1993）在探讨发散性思维的年龄差异时看到，在图形、符号、语义等3个方面的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上（尤其是后者），老年组均显著地比青年组差，老年组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也比青年组大。流畅性、变通性及独特性都和想像力有很显著的正相关。吴振云等（1991）从对图形想像的丰富性和特点方面比较想像的年龄差异，看到了对图形想像的总数、种类和新颖性以及想像的整体性，都随增龄而减少。不同年龄组想像的内容有不同倾向。可见老年人的发散性思维和想像力均不如青年人。

二、死亡与濒死

死亡是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人的生命终结。虽然青年人甚至儿童都有死亡的可能性，但是过了35岁以后，这种可能性就逐年增加。因此可以认为，死亡也是老年人必须面对的最后一个课题。

（一）死亡的定义

有3个法定的死亡标准：临床死亡、脑死亡和皮质死亡。长期以来一直使用的是临床死亡，标准是心跳和呼吸停止。而现在被广泛接受的是脑死亡的概念，其标准是：①对任何刺激都没有自动动作反应；②至少1小时没有自主呼吸；③对最疼痛的刺激也完全缺乏反应；④没有眼的活动，如眨眼或瞳孔反应；⑤没有姿态的活动，没有吞咽、张口或发声的活动；⑥没有运动反射；⑦至少10分钟脑电图是平直的；⑧24小时后再测时，这些指标中的任何一项都没有变化。必须所有8项标准都符合才能宣告一个人脑死亡。而且必须排除诸如深度昏迷、体温过低或药物过量等假性死亡的混淆。

脑死亡的这项定义，大多数医院认为必须解释为脑干和皮质两者活动的完全缺如。而有的人可能仅仅是皮质死亡，即皮质功能死亡而脑干活动继续。皮质死亡的概念包含有人类所特有的思维和人格的破坏，它们是定位于皮质的。有学者认为，这些功能丧失，人之所以为人也就不存在了。不少人拥护这种皮质死亡的观点，但并未得到法律的承认。

（二）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aia，是来自古希腊的一个词，意指为了仁慈的目的，采用某种动作或方法终止一个人的生命。实施安乐死在道德上的两难处境是明显的。在我们的社会中，通常是在病人用机械（如呼吸器）维持生命或者是当病人患有濒死的不治之症时才会考虑到这一点。安乐死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主动安乐死指主动采取某种方法使病人无痛苦地死去，被动安乐死则是对实际上已无恢复希望的病人，终止其延长生命的医学处置。有的国家，如荷兰已定出如病人病情已没有改善的希望，并处于不能忍受的状态中等5条标准，作为医生可以帮助病人自杀的条件。但这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这种主动安乐死行为。我国有作者对185名老人调查了他们对安乐死的看法，支持主动安乐死的占69.7%。他们认为这可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减少家庭的负担和不必要的浪费。另有学者调查了16～81岁市民732名，询问当其本人、子女、配偶及双亲处于晚期癌症、植物人、脑死亡3种临终状态时，是否要求继续治疗的意见。结果表明，要求继续治疗的青年组明显多于中老年组。脑死亡时要求继续医疗者老年人明显少于中青年。另看到，文化程度较低者要求继续医疗者较多。可见，似乎我国老年人主要赞成被动的安乐死较多。

（三）死亡恐惧

多数人对死亡有恐惧感，这是正常现象。老年人虽然想到死亡的时间较多，但对死亡的恐惧却较青年人为少。我国有作者调查了1003名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发现37.8%的老人对死亡有恐惧感。另有2项对185或175名老人的调查看到，对死亡有顾虑或非常害怕的分别占到15.68%或6.8%，无所谓或有点害怕的占9.19%或18.3%。同时发现，文化程度较低，患病较重，相信灵魂，子女不够关心、尊重，无独立经济来源者易对死亡有恐惧感。

国外曾对死亡恐惧包含什么内容进行过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死亡恐惧包括怕疼痛、躯体功能紊乱、惭愧、被抛弃、不再存在、被惩罚、目标不能实现和对亲人的打击等。死亡恐惧的表现从人们有时不愿意参加葬礼，对一个人死去说他“走了”等可以看到。人们积极锻炼身体，注意保健也是一种对死亡焦虑的防御反应。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把握今天，认识生和死的辩证法，学会应付和面对死亡。

（四）死亡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开普勒·罗斯（Kubler·Ross）根据对200名濒危病人的临床谈话，将这些病人面对死亡的应付机制总结为关于死亡的5个阶段的学说。①否认：病人拒绝承认已临近死亡，不管医学权威告诉他已处于病危状态或自己已感觉得到，他都要否认；②愤怒：有时病人常脱口而说“为什么是我必须死呢？”充满怒气、敌意，甚至妒忌；③交易：这时病人改变策略，要求延长生命推迟死亡，如说“我不搞什么浪费的墓葬，把钱留给人们，让我活得长些吧！”④ 抑郁：病人已不可能否认他的病，愤怒就会被麻木、抑郁所代替；⑤ 接受：斗争已经结束，事实上病人已经解决面对死亡问题。开普勒·罗斯（1974）指出，死亡过程有明显的个体差异，并不是所有人都顺序经历这些阶段。亲友或医务人员不应对病人的这种防御心理展开争论或使之破灭，否则简直是残酷的。这就是关于死亡的阶段理论。

帕提森（Pattison，1977）、崴思曼（Weisman，1972）将死亡看作包括一个急性的、一个慢性濒危的和一个临终的3个时相的过程。急性时相从病人察觉他已处于病危状态开始，这个时相以高焦虑、否认、愤怒，甚至交易为特征。此后，病人逐渐适应了病危状态，焦虑降低，进入慢性濒危时相，这时病人有很多矛盾的感觉，包括怕孤独，对未知的恐惧和预感到失去朋友、身体、自控力和个性的悲伤。这种恐惧、悲伤和希望、被判决和接受的感觉同时或交替出现。最后，临终病人离开世界，以死亡告终。这个时相最短。这就是关于死亡的时相理论。

虽然对死亡的阶段和时相还没有经过非常透彻的研究，但可以认为，人们如何应对自己的死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孙长华　吴振云　许淑莲）

专栏15-2　许淑莲教授与医学心理学、老年心理学

1945年，许淑莲教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心理系，先后在中国生理与心理研究所、南京中央医院、南京精神病防治院任职。1951年8月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直到2005年病逝，在科研岗位上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心理学事业。

在20世纪50年代，许教授在医学心理领域从事过很多开拓性研究，其中有对儿童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对神经衰弱、高血压、溃疡病等患者的高级病理心理特点研究，对慢性病快速综合治疗的研究，以及对克汀病患者智力落后的研究。

70年代，她又对针刺镇痛的心理学问题和先天性无痛症患者的心理生理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针麻研究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进步奖（二等奖），先天性无痛症研究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些成果显示了医学心理学在社会实践中强大的生命力。

许淑莲教授也是我国老年心理学事业的奠基人。80年代初，已年过花甲的她以科学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正在加速的趋势，而当时我国老年心理学研究尚一片空白。社会的需要促使许教授立即全身心地投入老年心理学研究。她以年轻人的活力，白手起家，带领课题组共4人，在这片处女地上辛勤耕耘，开垦一块块新的领地。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坚持亲临科研第一线，深入实际，获取第一手资料。从记忆年老化开始，逐步拓展到智力、思维、言语的年老化研究，以及老年心理健康等方面，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科学资料，为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70年代末，由于科研和实践需要，心理测验在国内慢慢复苏。当时临床急需记忆的测量工具，在同行呼吁下，1982年许淑莲教授勇挑重担，组织全国97个协作单位，主持编制了国内第一个测量工具—临床记忆量表，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缺。20多年来该量表在国内推广应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84年该量表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进步奖（三等）。

许淑莲教授是我国心理卫生事业的创建者之一，为此她倾注了大量心血。80年代她与同仁们发起成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随即又主持老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积极开展活动。为表彰她所做的杰出贡献，1997年中国科协授予她第一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殊荣。

许淑莲教授进入老年，疾病不断困扰着她，但她强忍着躯体的各种病痛，克服重重困难，依然坚持科研工作。由于视力减退，看文献十分困难，她只能用放大镜阅读一个个小字，后来诊断为白内障，双眼做了手术，视力才有所恢复。当她因双手出现颤抖而无法握笔时，她毅然开辟艰难的新路程—年近古稀的她从拼音学起，用不灵活的双手，缓慢地在电脑上敲打一个个字母，她终于成功了！从此她高兴地“换笔”，学会电脑打字，又可以写作了。后来她又因心动过缓，供血不足，影响工作和生活，安装了起搏器……她面临这些困难，从不气馁，以坚强、乐观的精神应对，顽强地与病魔抗争。生命不息，笔耕不辍，她在80高龄时，带病主编完成《成人发展心理学》。此时她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只能口述，请人笔录，完成书稿。她在病重期间还念念不忘这本书。遗憾的是，她没能看到此书的出版。许淑莲教授离我们而去1年多后，该书才出版。她的遗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令人欣慰的是，她亲手建立、悉心培育的老年心理课题组，经过20多年努力，逐渐发展、壮大，由全组4人，扩大到10余人（包括在读研究生），成为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内容有认知年老化和老年心理健康；研究方法不但有行为研究、心理测量研究，还有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性磁共振等高新技术；研究对象由正常老年人扩展到老年病人（主要有轻度认知障碍和糖尿病病人）。

我们为许淑莲教授对老年心理学事业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她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时时激励着我们，老年心理研究中心正以前辈为榜样，在科研道路上奋勇前进。老年心理学研究后继有人，我想这正是许淑莲教授最大的心愿！

（吴振云）